⑴ 哲學的角度看廣告的論文，或是如今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家庭收入狀況改變的論文
改革開放三十年，老百姓最切實的體會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腦子一天比一天活了！三十年的改革春風，吹動了人們對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無比嚮往與追求，而由此引發的生活熱詞深刻地標示了那個時代百姓的生活記憶。當然，這些詞，有一些流行至今，成為人們總結工作與生活的代名詞，有一些則被歷史的潮汐淹沒，成為標記歷史的過去，回望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事變遷，歷經三十年的不懈追求，如今我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改革開放三十年，除了給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的物質精神財富外，更在歷史的軌跡上留下了許多令人刻骨銘心的詞彙，得以讓三十年後的我們用冷靜的審視態度去重溫它們，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熱詞經過歷史的沖刷竟顯得如此意味深長……
萬元戶
意指一戶人家有了一萬元人民幣。這一20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出現的新名詞，很快席捲大江南北，並演變為第一批「先富起來」的人的代名詞。
萬元戶，是我國改革開放之初最流行的一個詞彙，是勤勞致富的代表。改革開放前，在那個「越窮越光榮」、「越窮越革命」的時代，誰要是萬元戶那一準是專政的對象。改革開放後，政策的改變，使「致富光榮」的意識日漸深入人心。
上世紀八十年代，包鋼的一名普通學徒工一個月的收入只有18元，提起萬元戶，大夥眼睛都放光，很多鄉鎮、工商行業以出現了多少個萬元戶為光榮指標。展現了人們在改革開放初期，致富的強烈渴望及富裕後的空前喜悅。
改革開放三十年，是包頭人民家庭收入飛速發展的三十年。截至2007年底，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7876元，農牧民人均收入達到6000元以上。
如今，萬元戶這個曾經代表富裕的詞彙已經成為過去。17876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早已將財富的標尺提高，如今，只有擁有一套住房、一輛私家車，這戶家庭的固定資產至少達到50萬元，才算小康。
下海
改革開放初期，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許多人不滿於現狀，轉而經商，稱之為「下海」。
在包頭，有太多借著改革春風勇於下海採金的企業家，陸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包頭本土企業家，他曾這樣形容自己最初下海的情景：「那時，親戚、朋友都知道我去深圳下海了，常讓我捎一些電子表、襪子等包頭很難買到的物資，所以每每回家鄉，我總要大包小包地帶，其中一部分是送人的，剩下的在包頭賣掉了，差價很大，在深圳、廣州那裡只需幾元錢的商品，到了包頭可以賣到幾十元，甚至上百元，而且供不應求。」內陸城市與沿海城市部分商品的巨幅差價讓這位下海人士抓到了商品貿易的挖金點。
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的今天，下海這個名詞依然在熱用，說明下海依然有效地影響著人們追求財富的人生。
計劃生育
拿包頭市青山區為例，作為全國一個普通區（縣），青山區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由70年代初的15.78％。和13.6％。，下降到2007年的8.27％。和4.84％。。30年，該區少出生人口20多萬人。
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總結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深刻分析了中國的基本國情，指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考慮中國國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點，揭示了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必須協調發展的客觀要求。鄧小平在解決中國人口問題上主要的貢獻是，把人口問題放到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全局中來考察和處理，明確提出中國的人口政策是帶有戰略性的重大政策。根據鄧小平的這一思想，中國政府把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作了明確規定。
改革開放30年來，全自治區區累計少生913萬人，為社會節約撫養費5295億元，促使人均GDP提高了6886元，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達到27.52%。
從曾經的超生游擊隊，到有計劃的生育再到選擇丁克，人們的生育觀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科教興國
1985年前後，李老師已經當了10多年的高中班主任，他一個月工資只有80元，只比在工廠當家屬工的妻子多10元。夫妻倆要用這150元，養活年老的父母和一雙兒女上中學。當時，李老師的鄰居在火車站當裝卸工，每個月能賺200元左右，還有一個鄰居趕馬車跑運輸，一個月能收入300多元。
1987年，李老師也利用星期天做起了小買賣。周末一大早，去批發市場，批發兩筐水果沿街叫賣。剛開始有些拉不下面子，戴了一頂草帽和一副大墨鏡。怕遇到熟人和學生家長顯得尷尬。雖然辛苦，但是每月能多收入六七十元。這筆錢相當於他一個月的工資，可以為家裡解決不少問題。
當年，「教授賣燒餅」、「醫生擺地攤」的現象常為人們談論，這種「腦體倒掛」的現象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90年代，留給那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生活烙印。曾有人算過一筆賬：1985年，一個茶葉蛋的成本為0.15元，市場售價為0.40元，一天只要賣100個茶葉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而當時二0二廠的李冠興月薪才掙500元。「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成為那個時代的一個怪現象。
1977年，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從7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期，鄧小平同志堅持「實現四個現代化，科學技術是關鍵，基礎是教育」的核心思想，為「科教興國」發展戰略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簡單的小作坊生產和粗放的商品經營模式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越來越沒有競爭力。「科教興國」發展戰略的提出與深入實踐讓擁有豐富科學知識的科技人才，擁有先進管理知識的管理人才，逐漸成為香餑餑，人才戰略也成為各級政府必抓的重要工作。
高考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當時的考生李明華這樣形容自己：「前腳放下大錘，後腳便進了考場。」無數知識青年終於盼到了回歸校園的日子，然而，當時想要走入最高學府，難度非常之大。全國共有570萬人參加高考，每29個考生中才能有一個人考上大學，我市1982年高考報名人數為8788人，錄取1090人，每12個人里才有一個人考上大學，到了2008年，報名人數為25120人，錄取比率達到78％，我市與全國一樣，高等教育已經從三十年前的精英教育發展到成為大眾化、普及化教育。
國家對人才的日益尊重，已經讓越來越多的百姓明白知識的重要性。「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已不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是指導人們奔向富裕的康莊大道。曾經「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怪現象徹底成為歷史的一個玩笑。
如果說萬元戶、下海、計劃生育、科教興國、高考這些熱詞標示了改革開放之初人們對財富、思想、生活的迫切追求，那麼下崗、黃金周、跳槽、房奴則從另一個層面上展示了近年來人們生活、思想的巨大變化，人們可以主動更換自己的工作，有了長假可以旅遊，有金融機構借錢給你買房……這些都是改革開放之初人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一件件都已變成了現實。
下崗
1995年，下崗風潮終於在包頭的大中小企業全面開花。「那時候大夥兒都怕，有個固定工作不容易，一旦沒了，歲數也不小了，誰願意啊？」同在東河區一家小企業工作的王阿姨和愛人遇到了相同的問題，「下崗還是不下崗？」王阿姨開始動搖，也許下崗並不可怕。當時兒子已經16歲，上學也要用錢，愛人堅決不同意，「兩個人賺錢多好，下崗你幹啥去？」兒子卻格外支持，「媽，你下來也沒事，你有能力！」
後來，王阿姨主動要求下崗，這個舉動在當時讓很多人都無法理解。然而13年過去了，王阿姨下崗後經營的小吃店早已變成了一家規模不小的飯店，她不僅供兒子念完了大學，還將兒子送出了國。曾經不理解王阿姨的老姐妹們現在都很欽佩王阿姨當年的魄力。
下崗，職工下崗的簡稱，是我國勞動力長期供大於求造成的一種客觀現象。我國人口多，勞動力總量大、增長快，遠遠超過社會生產的需求，就業崗位相對不足，結果造成不少需要分流的企業富餘人員暫時找不到就業機會而成為下崗職工。在過去統包統配的就業制度下，國有企業承擔了過多的安置就業任務，結果造成冗員充斥、人浮於事、效率低下。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要求得生存和發展，就必須把以往積存的富餘人員分離出去。
下崗，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一個必然產物。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上流傳著這樣一句口頭禪———捧著鐵飯碗，吃著大鍋飯，干好乾壞都一樣。那時，能進工廠當工人就算捧上了鐵飯碗，無論干好乾壞，都有口飯吃。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下崗以及其延伸出的詞彙競爭上崗，有效地提高了人們工作效率，並分流了部分剩餘勞動力，對於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黃金周
2001年「十一」黃金周前夕，王小帥帶著妻子到旅行社報了團准備去上海旅遊，這也是他和妻子的第一次長途旅遊。平時，王小帥和妻子工作很忙，每天8個點的上班，想出門走走也沒機會。終於等來了7天的長假，王小帥看到周圍的親戚朋友都在張羅黃金周旅遊，他也想趕回時髦。然而，7天的長途跋涉後，王小帥和妻子除了帶回來大包小包的旅遊紀念品外，就是厚厚一摞布滿人影的「風光照」。
為了拉動內需，1999年9月國務院出台新的法定休假制度，每年國慶節、春節和「五一」三個法定假期與前後雙休日「搭橋」，形成三個連續7天的長假。從此，黃金周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休閑方式，也造就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假日經濟」。
從2008年起，「五一」法定假期從3天改為1天，意味著「五一」黃金周被取消。
從1999年到2008年，黃金周已經走過10個年頭。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長假消費熱潮，從最初的備受追捧到現在的飽受爭議，它雖然給人們帶來了大量休閑的日子和消費的日子，但近年來，黃金周的問題也在顯現———環境的破壞、物資的過度浪費等等。因此，黃金周的去與留一時成為人們的熱點問題。然而，隨著「五一」黃金周的取消和帶薪休假制度的建立，黃金周現在的問題已不那麼刺眼了。
跳槽
就是指調換工作。原來，在計劃經濟時代，人們是不能夠隨便跳槽的，單位把人死死地束縛著，不少人甚至一輩子都在一個廠子里干到退休。想要跳槽換個單位，難度可大了，兩個單位和兩地人事局之間，要跑好多次才能辦妥手續。
在包頭的一家媒體工作近十年的張先生去年跳槽了，朋友們稱他有魄力，守在一個穩定且收入不錯的事業單位，是多麼令人羨慕，可張先生卻放棄了這份穩定的工作，跳槽去了企業，也許更高的收入、滿意的職位和不同的人生追求是他跳槽的原動力。
俗話說得好，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可要將跳槽這件事放在二三十年前，難！要通過層層批准，要在一紙調令上蓋無數的印章。跳槽到了今天，已經不再是什麼新鮮事了，只要你樂意，接收單位樂意，再也沒人能拖你的後腿了。跳槽、炒老闆的魷魚也已經成為許多白領們的口頭禪。
房奴
2007年5月，結婚5年的張女士決定為剛出生的兒子換房，她在保利花園買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價格是3400元/平方米,她用公積金辦理了20年的住房貸款，每個月的還款額度是2400元，這要佔到家庭收入的1/3。對於這筆貸款，有一定積蓄的張女士表示，雖然能夠承擔得起，但如果考慮到孩子將來的教育開支，這個貸款買來的房子多多少少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品位。
2006年，房奴這個閃現著智慧光芒,也透著辛酸的新詞彙開始在民間流傳。它指城鎮居民抵押貸款購房，在生命黃金時期中的20到30年，每年用占可支配收入的40%至50%甚至更高的比例償還貸款本息，從而造成居民家庭生活的長期壓力，影響正常消費。購房影響到自己教育支出、醫葯費支出和撫養老人等，使得家庭生活質量下降，甚至讓人感到奴役般的壓抑。
在房價不斷攀升的2005年到2006年第一季度，市場上已經無法找到中低價格的房地產，導致很多購房者背上了沉重的還貸負擔；同時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2006年先後宣布的加息進一步加重了人們對房貸負擔的擔憂。對高房價和高利率的雙重擔憂導致人們擔心會像奴隸一樣為銀行工作，房奴這個詞應運而生，成為房地產泡沫的象徵。同樣的詞還有「負翁」。
貸款買房實現了很多人「居者有其屋」的夢想，但貸款買房也讓很多人背負了巨額的經濟負擔。當然，房奴這個名稱如今看來尷尬而辛酸，如果放到三十年前，人們還都住在「筒子樓」、「鴿子籠」的時候，房奴，那又是怎樣一個幸福的詞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