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成祖朱棣為什麼要把首都遷到北京
公元一四二一年，大明永樂皇帝在萬眾矚目之下做出了遷都的的決定，自此之後北京成了明清兩朝的都城，奠定了其歷史地位，不過原來的都城南京，依舊保留「京城」名號，說起遷都由來已久，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定都南京，廣封朱氏子孫，北京作為大明邊界位置，經常就會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襲，比起安穩富庶的南京要差很多。
說起遷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雖然南京是都城，不過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北京顯然要比偏安一方的南京更加重要，朱元璋定都南京，不過從很多方面來看他並不滿足，起初在南京成立大本營是為了與元朝對抗，如今天下歸一，自然要作出調整。
值得一提的是朱棣遷都後，奠定了北京的歷史地位，南京依舊是名義上的都城，存在完善的內閣機構，被稱為「小朝廷」，明朝初期太子常常在南京居住，明朝中葉以後，南京的地位逐漸下降，成了許多大臣養老的地方。
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領農民軍逼近北京城，危急之下，崇禎皇帝曾想重回南京，不過群臣大多反對，不得已只能作罷，最終李自成攻下北京，崇禎留下了「文臣皆可殺」的遺言之後上吊而死，傳承276年的明朝走向了末路。
2. 元明清為何會定都北京，而不是古都長安和洛陽
清朝地圖
等到了清朝時期，那就更不用說了。除了蒙古和中原之外，北京這座城市，又成為了可以連接東北之間的樞紐，它的首都地位變得更加牢不可破，所以你看，短短一篇的都城變遷史，卻完美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社會的格局變遷。
3. 為什麼定都北京
首都首先是一個政治中心，也是一個軍事中心。所以首都的位置是極為重要的。
第一按照現在的東亞政治版圖來看，東亞地區的幾個主要大國的力量交匯之處其實就是東北和朝鮮半島。所以北京這個位置定都是非常合適的。這樣北京的幾十萬衛戍部隊就可以成為東北地區的二線預備隊，如果是定都南方的話這幾十萬衛戍部隊可就真的無事可幹了，而且為了應對北方威脅同樣還得在北京地區駐扎重兵，這樣在國防上才比較合理，熟悉歷史的朋友可能發現了，這是不是和靖難之役前的形勢特別相像？長久下去是必然出事的。這是從防範國外威脅的戰略布局角度來說的。
第二點，從確保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角度來說，北京也是比較合適的位置。在現在人看來所謂的滿獨，蒙獨都好像從不存在一樣，可是在定都南京的民國歷史上來說這兩股分裂勢力曾給中國帶來過滔天巨浪。而南方本就是國家傳統根據地，還沒聽說過有什麼分裂勢力。政治中心的設置需兼顧國家安寧。
第三點就是，北京這個位置既比鄰大海，又由於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的鉗制而非常安全。這樣一旦國家強大而向遼闊的海洋開拓時這個位置也能夠使上勁。
第四點就是，北京這個地方經濟相對發達，基本具備能夠支撐起作為一個國家最重要核心之地的經濟基礎。現在好多人都說北京人口太多，水資源嚴重不足等，污染嚴重等問題。其實這是規劃執行上出了一些問題。為什麼緊挨著北京又劃出了一個天津直轄市呢？其實原本規劃上也沒想讓北京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中心，當初規劃時北京大小隻到二環為止。誰承想現在六環都要頂不住了呢。北方經濟中心本來是要放在天津的。
4. 元明清三朝的統治者 為何都把首都定在了北京
《春秋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
這天子住的地方，是國家的樞要命脈之地，它的起名，也必須高端、大氣、上檔次。地盤要廣，用「京」形容其大；人口要多，以「師」描繪其眾。後來京師也稱作國都、都城、首都，雖名稱不同，但其作為一國核心的地位沒有變。
韓愈說，「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孫中山說，「都城者，木之根本，而人之頭目也。」自古至今，那些具有遠見卓識和戰略眼光的政治家們，無不將都城視為關乎國家安定的根本，亦無不把國都的選址和布局，看作牽系著天下氣運的關鍵。
在古時候，由於國家的疆域相對較小，不用考慮太多復雜的因素，古人一般會把都城建立在居中的位置，一來便於對全國進行統治，二來可以遠離前線戰場。《呂氏春秋》中就有提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
但隨著王國版圖的不斷擴張，統治者們需要面對更為復雜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地理形勢和環境。在國都的選址問題上，需要考慮的重點變成了如何把握國家的「重心」，而非簡單地尋找地圖上的「中心」。
比如在漢朝建立之初，劉邦曾想在洛陽建都，並就此詢問婁敬的意見。婁敬認為，洛陽為周朝舊都，雖是「天下之中」，但其作為四戰之地，已經不再適應漢朝初年的形勢。要想國祚長久，不如選擇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可威懾天下的關中之地。他建議道，「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斗，不?~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最終在張良的附議下，劉邦決計放棄洛陽的選項，定都長安。而且從此以後，婁敬的「拊背?~亢（按住脊背，掐住咽喉）」理論，也成為了後來大一統王朝國都選址的重要戰略指導思想。
自漢唐以來，隨著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北方邊疆地帶民族融合，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重心也持續北遷和東移。當大一統王朝建立之時，統治者必須把更多的著眼點放在北部和東部地區，來維護天下的安定。
在明朝崇禎年間，有一名學者叫做劉侗。據說他就曾提出一個有趣的理論，「（洛陽）中宅天下，不若（長安）虎?天下，虎?天下，不若（薊城）擎天下為瓶，而身坻其口。」
這里提到的薊城，是戰國時期燕國都城的稱謂，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劉侗把中國地圖形象地比作一個瓶子，長安倚仗天險，就像瓶腹中隨時出擊的猛虎，能夠震懾天下。
而北京，則是抵住了瓶口，以此為國都，對內，能俯察天下，對外，能抵禦外敵。也正因如此，劉侗得出了「洛不如關，關不如薊，守洛以天下，守關以關，守天下必以薊」的結論。這實際上也是他對明朝皇室「天子守國門」的一種認同和褒揚。
在元明清三代中，1267年，元朝忽必烈在北京地區建立國都，稱「元大都」；1420年，明朝永樂皇帝從南京北遷；1644年，清朝順治皇帝從盛京南遷。
三朝的統治者，都不約而同地決定定鼎北京。雖然在當時，各自所面臨的情況都不太一樣，定都的目的也不盡相同，但他們最終作出這樣的共同選擇，已足以充分體現在那段特定歷史時期里，北京對全國和全民族而言所具有的極為特殊和重要的戰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