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請問福州碧蓮盛植發靠譜嗎脂溢性脫發植發多少錢
1、脂溢性脫發：常常出現在中青年身上，表現為頭皮上有較厚的油性分泌，頭發光亮，稀疏而細，或者頭發乾燥，頭屑多，無光澤，稀疏纖細。 解決辦法：應注意飲食清淡，少食刺激性食物，多吃水果、青菜或內服維生素B6、B2等。
2、病理性脫發：主要由於病毒、細菌、高熱對毛母細胞有損傷，抑制了毛母細胞正常分裂，使毛囊處於休克狀態而導致脫發，如急性傳染病、長期服用某種葯物等。 解決方法：多休息，身體康復或停葯後頭發會重新長出。
3、化學性脫發：有害化學物質對頭皮組織、毛囊細胞的損害導致脫發 解決辦法：不使用刺激性強的染發劑、燙發劑及劣質洗發用品。
4、物理性脫發：空氣污染物堵塞毛囊、有害輻射等原因導致的脫發。 解決辦法：不要使用易產生靜電的尼龍梳子和尼龍頭刷，在空氣粉塵污染嚴重的環境戴防護帽並及時洗頭。
5、營養性脫發：消化吸收機能障礙造成營養不良導致脫發 解決方法：加強營養，多吃蔬果、海帶、桑葚、核桃仁。
6、肥胖性脫發：大量的飽和脂肪酸在體內代謝後產生廢物，堵塞毛囊導致脫發 解決方法：少吃油膩重的食物，加強體育鍛煉。
7、遺傳性脫發：脫發也是有遺傳性的，一般男性呈顯性遺傳，女性呈陰性遺傳。
巧治落發：
1.柚子核治落發：如果頭發黃、斑禿，可用柚子核25克，用開水浸泡24小時後，每天塗抹2~3次，以加快毛發生長。
2.生薑治落發：將生薑切成片，在斑禿的地方反復擦拭，每天堅持2-3次，刺激毛發生長。
3.蜜蛋油使稀發變軟：如果你的頭發變得稀少，可以用1茶匙蜂蜜，1個生雞蛋黃，1茶匙主烏有或蓖麻油，與兩茶匙洗發水、適量蔥頭汁兌在一起攪勻，塗抹在頭皮上，戴上塑料薄膜的帽子，不斷地用溫毛巾熱敷帽子上部。過一兩個小時之後，再用洗發水洗干凈頭發。堅持一段時間，頭發稀疏的情況就會有所改善
Ⅱ 論述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入華傳教的影響
傳教士與中國之最
1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醫院
中國此前也許有太醫院之類的東西，但那與現代的醫院概念相差甚遠。外國傳教士在進入中國後就開始醫葯活動。利馬竇開創了傳教與醫療並重的傳教路線，法國傳教士張誠曾用金雞納霜治癒了康熙皇帝的瘧疾，馬禮遜也曾澳門開辦西醫診所。 但最早在中國建立現代意義上醫院，對中國的近代醫學產生深遠影響的是美國傳教士彼得?伯駕。
伯駕（Peter Parker）1804年生於馬薩諸塞，1831年畢業於耶魯大學，1834年被美部會派遣來華，成為基督教第一個來華傳教醫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廣州新豆欄街7號的豐泰洋行內租屋開設「廣州眼科醫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稱「新豆欄醫局」。這是中國第一所新式教會醫院，西醫自此正式傳入中國。
1837年，伯駕在醫局內向關韜等3名中國人傳授西醫知識，使關韜成為中國第一個「西醫學醫」 。從這個意義上講，伯駕又是第一個向中國人傳授現代醫學的外國醫生。
後來的一些教會醫院在中國非常有名氣，湘雅醫院，齊魯醫院，協和醫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國最好的醫院，雖然它們的名稱可能已經改了。
2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圖書館
中國古代也有藏書樓，但是其功用是儲藏，與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大相徑庭。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庫教堂北堂圖書館。 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機構和教會大學中 創建了一座座令中國的藏書家瞠目結舌的明顯居於先進水平的新式圖書館。其閱覽規則，圖書的管理方法和先進技術 ，圖書在民眾中的流通狀況和藏書利用程度與當時大清帝國的古代藏書樓狀況形成強烈的反差,對於開啟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國以前不是完全沒有女子教育，但限於富裕人家的家庭內部，且內容狹隘。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傳教士郭實臘的妻子在澳門收容了幾個窮人家的女孩，開辦女子讀書班。這可以說是傳教士在中國開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嘗試。西方傳教士開辦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對當時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封建體制是一個很大的沖擊與挑戰，它突破了幾千年來的禁錮，開了中國女子受學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是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機構。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曾培養出許多傑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畢業生丁淑靜曾擔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1919年的畢業生李德全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衛生部長；1920年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正式合並到燕京大學中，燕京大學遂成為中國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學生的大學之一。燕京大學在五十年代初又成為北京大學的一部分，所以當今中國第一名牌大學－－北京大學亦曾得益於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華北女子協和大學，傳教士還在南方開辦了兩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校，這就是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女學的發展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教育問題，而且也與一個國家的興盛有關。誠如梁啟超所說"女學愈盛，國家愈強"，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於個人，"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於國家，"保國保種"，使國富強。
4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中國的所謂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學、國子監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現了。然而這種高等教育只是相對於當時的初級教育而言，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大學的出現則是在十九世紀，並且最早的大學都是由傳教士開辦的。
基督教大學在中國的出現是在1880年前後，當時的大學主要是在教會中學基礎上添加的大學班級。基督教在華的第一所大學是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登州開辦的登州文會館。登州文會館原是一所小學，後演變為教會中學，1882年登州文會館正式升為學院。十九世紀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會館外，1888年美國衛理公會在北京開辦了北京文匯書院；1889年美國公理會建立了通州華北協和大學；1890年美國聖公會在上海的聖約翰學院設置大學課程；1893年美國長老會在杭州設立杭州長老學院。
和醫院一樣,中國的基督教大學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當今中國最好的大學.
5 傳教士與最早的東學西漸
大部分人知道傳教士對於西學東漸的貢獻，但是未必知道中國的論語，四書五經等翻譯成外語，介紹給全世界的也是傳教士。 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中學西傳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攜帶中國文獻回歐洲；選擇翻譯漢語典籍；著述評介中國文化學人的思想；以報告、書信、日記方式記述日常見聞；編著中英對照字典；編輯出版西方報刊等。1682年，柏應理帶走中國書籍400餘冊。1694年，白晉代走300多卷中國典籍贈送給路易十四。其中有影響的典籍包括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等，還包括明《永樂大典》和清《古今圖書集成》。漢語典籍最早的西譯是《明心寶鑒》於1590年在菲律賓譯成西班牙文，譯者就是多明我會會士高毋羨（Juan Cobo,?--1529）。「明心寶鑒」是童蒙讀物，內容主要是訓誨幼童的格言。文獻不具有經典性，具有隨意性，沒有目的性，但確是開先河的。但到了耶穌會士時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選擇性。翻譯中國學術經典，是耶穌會傳教士入華傳教「適應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瑪竇之前，羅明堅就進行了西譯漢語經典的嘗試。1578年，他輾轉來到廣東肇慶，用拉丁語試譯了《大學》的部分章節和《孟子》。譯著雖然影響不大，但有開創之功，成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1662年間，郭納爵、殷鐸澤、柏應理等人，陸續將《大學》、《中庸》、《論語》譯成拉丁文，在法國出版。正是由於傳教士們的努力,中國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國傳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啟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後改名為北京盲校），這是我國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國盲教員（據說是山東人，叫朱德光；另一種說法是一們姓沈的盲教員和外國傳教士合作），將盲字排出北京話的全部音節四百一十多個，人們稱它為「康熙盲字」（也稱北京盲字「或協和盲字」）。這是最早的漢語盲文的開端.一八九八年，女傳教士岳艾美（國藉不詳）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過一套拼寫閩南話的「福州盲字」。這種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個，每個音節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點符。一九一一年前後，她又加以改進，字母增加到五十三個，聲調符號七個，每個音節由聲、韻、調三個點符級成。一九二0年前後，她還提出過一些簡寫的方法，簡寫詞的前後都有空格，可以說是我國盲文有分詞形式的先聲。
8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漢英、英漢字典
1815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澳門為了翻譯工作，編寫了中國第一部英語學習字典《華英字典》。《華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漢－漢英對照的字典，篇幅大內容豐，有豐富的例句及解釋，並收錄大量成語、俗語。1844年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華韻府歷階》及1847年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漢字典》都把它當作參照基礎。
9 傳教士和中國最早的聾啞學校和手語
中國的聾啞人用手語進行表達一直是隨意的，不規范，不統一。我國最早創建規范的手語並建立最早的聾啞學校的是西方傳教士。�
1887年(清光緒13年)，美國傳教士梅里士在山東登州(今蓬萊)創辦聾啞學校，並搜集中國聾人手勢，同時將手指字母傳入中國。這是我國手語應用和聾人教育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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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麻風病院
麻風病是一種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國許多地方發現了麻風病人就要被燒死，聖經中基督曾經多次治癒了麻風病人，成為傳教士們的榜樣。1921年，美國傳教士愛伯特和義大利傳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創建雲南省麻風病院，以後伯格理在雲南， 在以後其他傳教士在中國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風病院，給他些被家人，鄰居拋棄的可憐人帶來希望。
11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現代天文學和歷法
傳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歷算，其中最傑出者為湯若望和南懷仁。湯若望在明末參與修訂歷法，編纂成《崇禎歷書》，並製作天文儀器。清初湯若望、南懷仁相繼主持欽天監，湯若望增訂《崇禎歷書》，康熙賜名《西洋歷法新書》，後收入四庫全書改名《新法算書》。他還著有《新法表異》、《歷法西傳》和《新法歷引》等，製作了渾天儀、日晷、星球儀、地平儀、望遠鏡和地屏。南懷仁於1669年改造觀象台，製成新儀6種：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紀限儀、象限儀、天體儀和地平儀，並將各儀器的製法及用法繪製成圖，予以解釋，名為《靈台儀象志》。他又把湯若望所遺《百年恆表》相繼推至數千年，名為《康熙永年歷》。
12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幾何原本
在數學方面，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為歐洲數學傳入中國之始。他們還編譯有《測量法義》、《對數表》、《測量異同》和《勾股義》等。利瑪竇與李之藻合編《圜容較義》等。湯若望撰《割圓八線表》，介紹平面三角，鄧玉函撰《大測》，介紹弧三角學。穆尼閣以對數表授薛鳳祚，薛氏譯有《天步真原》。
13 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世界地圖和現代地理學
在地理學方面，傳教士介紹西方地圓學說和世界輿圖的測繪，矯正了中國人天圓地方的觀念，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利瑪竇曾繪成名為《山海輿地圖》的世界地圖，向士大夫們展示，並把所攜《萬國圖志》作為貢品獻給朝廷。他在《天主實義》和《乾坤體義》等書中介紹了地圓說，並把西方經緯度線測繪技術介紹到中國，開中國以科學方法測繪地圖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職方外紀》，記述海外風土，利類思等著有《西方要紀》，介紹西方國土、風俗人物，物產及海程遠近。1708年康熙令白晉主持對全國實地勘測，中西學者合作，歷時11年，測繪完成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此圖至今仍為全國各種地圖的重要根據。
14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漢語拼音
古代沒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兩個認識會念的字,取第一個的聲母,取第二個的韻母,拼合起來就行了. 另外就是直音法。《說文解字》中對漢字的讀音常常說「讀若某」或者「某聲」，就是這種情況。例如《說文》中的「材，才聲」，意思是說「材」這個字的讀音應該讀成「才」。
利瑪竇根據拉丁文發明的二十六個聲母和四十四個韻母的拼音方案，然後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匯，由於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稱「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現對當時中國的音韻學者有很大的啟發。
明末學者方以智開始思考中國的拼音文字問題：「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字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學者楊選杞看了《西儒耳目資》大受啟發：「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進了中國傳統的音韻學研究方法的革新，為反切法開辟了一條「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途徑。這兩個方案是最早的漢語拼音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准寫的，適合於拼寫北京音。它「引起了漢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漸演進，形成二百年後製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15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反鴉片運動
大家也許都知道林則徐的戒煙運動,但是他那一把火並沒有把吸煙的危害闡述明白.
鴉片開始時並部像今天這樣臭名昭著，當年它是作為鎮痛劑被發明出來的。中國人甚至給它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福壽膏」。許多人包括傳教士在內對它的危害並沒有明確的認識。
然而，面對煙毒在中國流布越來越嚴重，「煎膏日夜煙熏天」，「殺人不下億萬干」的情勢，傳教士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們作調查、統計，發表論述鴉片危害、敦勸戒煙的文章，出版專門性宣傳書籍。在華新教傳教士的全國大會，也把禁煙作為主要議題之一。教中人士還組織起戒煙團體，如北京的「戒煙大會」、廣州的「勸戒鴉片公會」等，都有些影響力。光緒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國大會，通過的關於戒煙的議案中，有一條即建議在全國設立禁煙總會，各地設分會，對禁煙組織的發展頗有促進作用。他們還利用教會醫療機構對煙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會醫院、診所特設此一門診業務，甚至有專設醫院。像英國新教人士德貞（J?Dudgeon）在北京從事這項醫務，成效就頗突出。有些傳教士還努力促使本國禁運鴉片，以斷絕禍源。19世紀70年代，英國國內人士組織「反鴉片貿易協會」，德貞、李提摩太等人積極聲援支持、此時已回到英國的理雅各，更直接作為發起人之一。在一次大會上，他慷慨陳詞，反對鴉片貿易，認為這是一項罪惡的交易，它使成千上萬中國人受害，也不利於英、中之間正常貿易的發展，呼籲鴉片貿易者「停止作惡，學習行善」。傳教士們的努力沒有白費，最終促使英國政府通過決議使鴉片貿易非法化。
我認為,傳教士們為中國走向文明進步所作的貢獻遠遠超過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所有群體，他們是對中國的近現代化貢獻最大的一群人。我們中國人不是忘恩負意的民族,有良心的中國人應當紀念這些與我們無親無故的人為我們所做的.
當然,之所以他們有這么大的能量,並不是因為他們三頭六臂,而是因為他們有耶酥的生命,有十字架的榜樣,他們是天上來的種子,他們帶著耶穌基督的榮光.
明清時期的北京教堂與中西文化交流
北京是我國的首都，是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聞名的大都會。她歷史悠久，規制宏偉，人造物化，衣冠畢集，人文薈萃，文物古跡眾多，是中國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據史家考證，至今她已有3060年的建都史。[1]從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四年（1267）正式建都大都（今北京）算起，作為全國的首都，至今也有737年的歷史了。她「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形勢甲於天下。」[2]明清以後，作為全國的首善之區更加得以發展、保護，許多文物古跡至今還保存完好。宮殿、園林、廟宇、陵寢舉目皆是，就連基督教教堂也還保存不少，今天已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本文試就北京教堂的建立，以及傳教士的活動，闡述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清軍入關,清朝統治者為了籠絡傳教士和教民，防止他們與明朝殘余勢力結合，同時也為了利用傳教士的科學技術，如製造火炮、編制歷法等，因此對天主教採取了寬舒和容忍的政策，允許其繼續傳教，一直到康熙晚年的一段時間內，雖然有小的反復，但基本上是天主教順利發展的階段，其影響較大。在此期間許多傳教士進入宮中，為皇室服務，主要從事天文歷法、外交翻譯、教學、繪畫、鍾表製造與修理、建築、醫療等。康熙晚期至道光中期清政府採取了禁教政策，天主教的活動基本停止了。在近代，大致可從嘉慶十二年（1807）以羅伯特·馬禮遜來華為前導，後來一批接一批傳教士，隨著殖民主義的炮聲紛紛來華，其中有天主教（舊教）的傳教士，也有基督教（即耶穌教、新教）的傳教士，他們在北京以及中國各地紛紛建立教堂，發展教徒，這種情況一直到解放前均是如此。北京地區當時是重要教區之一（如在羅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方面，屬於第一部第一教皇代理教區），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北京是基督教在華活動的中心地區之一。
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明朝萬曆年間，利瑪竇一行來北京後得到了萬曆皇帝的歡心，不但允許他們長住北京，而且還賜地給他們修建教堂。從此北京便陸續地建起了一批具有各式建築風格的基督教教堂。其中主要有宣武門內的天主堂（亦稱南堂）、西安門內天主堂（亦稱北堂）、王府井北八面槽的天主堂（亦稱東堂）和西直門內橫橋的天主堂（亦稱西堂）以及阜成門外二里溝滕公柵欄的天主堂（即救世堂）、東交民巷的彌厄爾堂[8]。再有，在海淀地區還專門建立了女子教堂[9]等。此外，尚有東直門內東正教聖尼拉教堂（即北館，今改為俄羅斯駐華大使館）、崇文門內東交民巷的奉獻節教堂（即南館）、馬市大街路東的救世軍教堂以及西市缸瓦市、米市大街、崇文門內東城根、朝陽門內、交道口、燈市口史家胡同等地的基督教教堂。
康熙初年，安徽徽州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在輔臣鰲拜和蘇克薩哈等人的支持下，向禮部呈《請誅邪教狀》，指控湯若望等傳教士造傳妖書，煽惑民眾，潛謀造反，請求朝廷早日剪除禍害。康熙四年春，湯若望被捕下獄，安文思、利類思亦被捲入其中，因此教堂也遭到破壞，直到康熙皇帝親政，湯若望等人才得到平反。後來傳教士費隱來京，在此掌教。康熙五十九年時，他籌資擴建了這座教堂，由傳教士莫哥擔任設計，郎士寧負責繪畫、裝飾，該堂門窗鑲嵌了彩色玻璃，四壁點綴了各種油畫，顯得格外壯觀、美麗。同時還附設了學校，利用教育擴大影響。
三、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末清初之際，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隨著新航線的發現，已經登上了歷史舞台。與此同時，歐洲社會也從中世紀步入了近代，生產力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都呈現出一派突飛猛進的局面。而此時中國由於長期受封建主義的桎梏，社會發展遲滯白前，雖然有些領域還處於領先地位，但總的說來開始落伍了，與西方的差距逐漸拉大了。在當時的條件下，傳教士作為西學東漸的橋梁，給中國的知識界和文化界帶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新刺激，對明清之際乃至有清一代的學術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極大地鼓舞著大多數先進的中國學者們，以追求科學真理的行動准則。例如，對徐光啟、李之藻、王徵、王錫闡、梅文鼎、薛鳳祚、何國宗、明安圖和阮元等人都產生了一定影響，這些人本著「欲求超勝，必須會通」的思想，學冠中西。在天文歷法、數學、光學等方面受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穆尼閣、蔣友仁等人的影響，撰寫出一大批有關學術著作。如，《渾蓋通憲圖說補訂》、《中西算學通》和《西國日月考》（以上三部著作作者為梅文鼎）、《天學會通》（薛鳳祚）、《歷象考成》（何國宗主編）、《割圖密率捷法》（明安圖）等。
除天算外，當時在科學文化領域受西方影響的另一個學科是地理學和地圖學。傳教士來華，帶來了不少地理學知識，如，由於傳教士介紹，中國知識界開始對地球的形狀、陸地表面有幾大洲、海上有幾大洋及其方位等都獲得了初步確切概念。特別是對美洲過去中國人一向不大了解，這時也開始有了了解。此外，康熙皇帝對地圖非常感興趣，他曾親自在北京郊區參加地理實測工作。還讓傳教士雷孝思、張誠、白晉、杜德美、馮秉正等人分赴各省測繪，完成後並由傳教士馬國賢制銅版刻印成《皇輿全覽圖》，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地圖之一，並在中國和歐洲曾多次翻印，不但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地理知識，而且成為此後直到近代中國地理學和地圖學的依據。乾隆時期又在此基礎上，由傳教士蔣友仁等與中國學者合作再一次繪制了全國地圖。除此之外，傳教士還帶來了有關火炮、水法、鍾表、機械、建築、醫葯、繪畫和音樂等方面的新知識。在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就是由傳教士郎士寧、蔣友仁、王致誠與中國學者何國宗等人主持和設計的圓明園北區的一組稱作「西洋樓」的西式石建築群，其中包括偕奇園、儲水樓、萬花陣、方外觀、海宴堂、遠贏觀和線法山等。再有，座落在京城各地的教堂也是西方建築的代表之一。這些建築給中國傳統的建築設計注入了新的成分。
傳教士們同時也擔當起了中學西漸的任務，他們是最早中國文化和思想西傳的媒介。西方有關中國的知識，幾乎都是由傳教士們首先傳過去的，因而，西方對中國的研究最早也始於這批傳教士。這是西方漢學的起源，也是中國學術文化西漸的開端。例如，利瑪竇寫的日記，即《利瑪竇中國札記》，對17世紀初葉的中國有頗為詳盡的描述，曾使西方知識界為之轟動；也使他們耳目一新，引起了對古老中華的嚮往。此書曾出版了四種拉丁文本、三種法文本以及德、西、意、英多種文本。另外，傳教士卜彌格的《中國植物志》、曾德昭的《中華帝國史》、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和《中國史初編》、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志》、白晉的《康熙帝傳》、殷鐸澤的《中國哲學家孔子》、馬若瑟的《中國語言札記》、馮秉正的《中國通史》、宋君榮的《唐史大綱》與《成吉思汗和蒙古史》、錢德明的《孔子傳》、《滿法詞典》、《滿蒙文法》、《漢、滿、蒙、藏、法文字字匯》、《孫吳、司馬兵法》等。其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是杜赫德編纂的《中華帝國志》一書，該書46卷，是18世紀西方有關中國知識的一部網路全書，為當時歐洲知識界了解中國文明，提供了重要資料來源。此外，傳教士們還把中國的一些古典文獻翻譯、介紹到了西方。如，殷鐸澤和柏應理等人曾把《論語》、《大學》譯成拉丁文，名為《中國的智慧》，殷鐸澤還把《中庸》譯成了拉丁文和法文，1672年在巴黎出版。此外雷孝思把《易》經譯成了拉丁文，使其在西方的影響至今不衰。馮秉正把《通鑒綱目》譯成了拉丁文，為歐洲知識界了解中國歷史提供了方便。
再有，傳教士們在向西方傳播有關中國知識方面還作了一些工作。例如，他們最早把中國古代的繪圖知識，特別是傳統的網格繪圖法，介紹到歐洲，並很快被他們應用於軍事地圖的測繪上；其次，中國的園林藝術、中葯知識（如大黃、蓖麻油、樟腦、何首烏、麻黃）等，也由他們傳入了西方。總之，在當時的條件下，傳教士確實對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媒介作用，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
余 論
明清之際是西方殖民勢力向世界各地大規模擴張的時期，也是東西文化開始猛烈碰撞的時期，同時又是近世基督教伴隨著殖民勢力向東方發展的高潮時期。由於當時中國的國力還比較強盛，故傳教士還能遵守中國的規矩，融合中國人的習俗，制定了一套傳教政策。更重要的是他們利用西方的科學技術，其中包括天文歷法、代數、幾何、望遠鏡、鍾表、地球儀、地圖、醫葯、水法、機械玩具以及音樂、美術等方面的知識，作為敲門磚，贏得了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士大夫的好感與同情，並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因此，當時是基督教在中國發展比較順利的時期。這一時期是中國與西方的正式思想文化交流開始的時期，傳教士在其中所起到的媒介和橋梁作用也是功不可沒的。他們重視觀察和實測的科學精神，確實對中國學者產生了影響。但是也應當指出，傳教士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並不是最理想的，因為他們來到中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傳教，並不是為了傳播科學文化。並且他們深受宗教神學的限制，傳給中國的只能是西方中世紀的教會官方的神學宇宙構圖，而不是近代科學的宇宙構圖。例如，伽里略——牛頓體系、笛卡爾的解析幾何、巴思伽的概率論和牛頓、萊布尼茨的微積分學等，雖然在歐洲早已為人熟知，但在中國卻是直到近代才為學者了解。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由傳教士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傳播者，確實是一件遺憾的事情。至於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列強紛紛入華，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傳教士們也隨之卷土重來，不但紛紛向中國政府討回失去的權利，而且還要求新的特權。他們到處重建、新建教堂和其他設施，擴大教會的影響，現今北京的基督教教堂，絕大多數都是在這一時期重修或新建的。與此同時，傳教士們到處拉人入教，包庇教民，強買強占土地、房屋，不斷製造教民與非教民之間的矛盾，並且欺壓中國人民，他們還甚至控制了各級政府，干涉中國內政，已經成為了殖民主義勢力的幫凶與助手，基本喪失了中西文化交流媒介和橋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