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國革命道路是怎麼來的
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這條與蘇聯十月革命完成不同，具有開創性的革命道路，被後人稱之為「井岡山道路」。但這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卻不是在井岡山，而是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形成的。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斗爭的實踐經驗深入分析、思考，不斷提煉，進行理論概括而逐步形成的。她與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過程密切相關，是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踐經驗的結晶。
一、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始於井岡山，但未能在井岡山完成。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的道路該怎麼走？這是全黨都在思考的問題。眾所周知，蘇聯十月革命是以城市為中心，無產階級是首先在中心城市發動工人武裝暴動，奪取革命政權的。受這一革命成功經驗的影響，幼年的中國共產黨沒有正確地對待蘇聯革命經驗，而是機械地把蘇聯革命的成功經驗照搬過來，效仿蘇俄十月革命，把革命中心定位在大城市。隨即領導、發動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一系列城市武裝起義。但這些起義，在強大敵人的圍攻下，都先後歸於失敗。實踐證明，中國革命不能簡單地模仿蘇聯革命的模式。一部分善於思考的共產黨人開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內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傑出為代表。
1927年秋，毛澤東等領導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在起義軍進攻長沙周圍的幾個城市遭受挫折後，他沒有附和大多數人繼續攻打長沙的主張，而是說服其他的起義領導人，毅然將起義部隊帶到羅宵山脈中段農村，保存革命力量。接著，他又成功地取得了井岡山農民武裝王佐、袁文才的支持和幫助，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隨即在井岡山區領導農民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贏得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在實踐上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湘贛邊界山村正是敵人統治力量的薄弱地區，工農武裝和革命力量獲得了較快的發展。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上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和前委書記）進一部壯大了井岡山的革命力量。
從1927年10月到1929年1月，毛澤東在井岡山領導革命斗爭一年零兩個月時間。在這期間，毛澤東在總結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斗爭經驗和自己對國際國內形勢的認識基礎上，首先創立工農武裝割據理論，科學地解答了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中國紅色政權能夠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正確革命道路問題上一個非常了不起的進步。但在此時，毛澤東尚未擺脫城市中心論思想的影響。當初毛澤東引兵井岡山，更多的是被迫和無奈，還不是自覺的行動。他創建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僅是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作為將來配合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重要因素而已。為什麼這樣說呢？就在紅四軍下井岡山之前，1928年11月毛澤東代表井岡山前委寫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中曾明確地說過：「我們對以『贛南為退步』的話，非經濟上到了絕路，非往贛南就無法維持時，決不走此一路，萬不得已時也許要往贛南，但完全是為經濟計，而不是政治的意義。」①他認為，贛南地處贛江上游的偏僻山區，只能影響江西一省，政治影響遠不如井岡山，對奪取中心城市政權的幫助不大，所以，不到萬不得已，紅四軍是不到贛南去的。這證明，在井岡山，毛澤東還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論的束縛，還未確立中國革命的中心從城市向農村轉移的思想。
二、對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正確認識來源於紅四軍游擊贛南、閩西的斗爭實踐。
1929年1月，為了打破敵人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三次「會剿」，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實行攻勢防禦。紅四軍1月14日離開井岡山，經遂川進入贛南的上猶、崇義。1月20日，佔領大余縣城。因與尾追之敵交戰失利，原定「圍魏救趙」的計劃被打破，紅四軍只得向贛粵邊境山區撤退，後在平頂坳、崇仙圩、月子圩、吉潭等地又數次與追敵交戰，皆失利，紅四軍只得以每日八、九十里急行軍速度擺脫敵人的追擊，轉戰於信豐、定南、安遠、尋烏、會昌、瑞金等縣山區。2月9日，紅四軍在瑞金北部的大柏地設伏，利用當地的有利地形，全殲追敵劉士毅部兩個團，俘敵800餘人，繳槍800多支，徹底扭轉被動局面，並乘勝進占寧都縣城。在寧都黨組織的幫助下，得到了初步休整和補充。2月18日抵達東固革命根據地與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第四團會師。在東固休整一星期，體力得到完全恢復。因得知井岡山已失守，原定內外線結合打破敵人「會剿」的計劃已不能實現。紅四軍吸取紅二、四團的經驗，取道廣昌、石城向贛閩邊界挺進。於3月14日在長汀西南部的長嶺寨殲滅閩西土著軍閥郭風鳴的第二混成旅，擊斃旅長郭鳳鳴，並進占閩西重鎮汀州。在汀州城籌措了大批給養，完成了部隊的改編，紅四軍又恢復到3600多人，還幫助建立了長汀縣革命委員會政權。
從1月14日下山到3月14日進占汀州，紅四軍在贛南、閩西地區轉戰整兩個月，轉了一個大圈，對贛南、閩西地區的自然地理，經濟狀況，革命基礎，敵人兵力等情況都有了切身的全面的了解。毛澤東在井岡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存在發展必須具備五個基本條件即「（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②在這一地區都基本具備，特別是東固根據地「用打圈子」對付敵人跟蹤窮追的辦法，使毛澤東深受啟發，他強烈地感到在贛南、閩西地區完全能夠建立新的更大規模的革命根據地。3月20日，毛澤東在長汀「辛耕別墅」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果斷地作出了「四軍、五軍及江西紅軍第二第四兩團之行動，在國民黨有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餘縣為范圍從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相連接」戰略決策，會議還特別強調，不管形勢如何發展，「惟閩西贛南一區內之由發動群眾到公開割據，這一計劃是決須確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③
當時，蔣桂戰爭即將爆發，國內政治局勢出現了有利於革命力量發展的新形勢。紅四軍按照前委的這一戰略部署，利用敵人無暇顧及紅軍的有利時機，在長汀工作一段時間後，於4月1日，返回瑞金、於都、興國等地分兵發動群眾，並幫助建立了於都、興國、寧都三縣革命政權。毛澤東還親自指導興國土地革命訓練班，並主持制定了《興國縣土地法》，極大地推動了贛南土地革命運動健康發展和革命武裝的發展壯大。同年5月和9月，紅四軍兩次入閩，通過三打龍岩城，基本上消滅了閩西的軍閥勢力，極大地促進了閩西土地革命運動的蓬勃開展。經過半年多時間的努力，在紅四軍的幫助下，贛南閩西廣大貧苦農民已廣泛發動起來，土地革命深入開展，紅色政權象雨後春筍一樣不斷涌現。至1929年底，閩西的長汀、龍岩、永定、上杭、連城、武平和贛南的瑞金、於都、興國、贛縣、寧都等縣都先後建立了革命政權。1930年春，以閩西蘇維埃政府和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成立為標志，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基本形成。1931年9月，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反革命「圍剿」後，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1931年11月以「一蘇大會」召開，成立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為標志，中央蘇區正式形成。
創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實踐，使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色政權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毛澤東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及其發展前景有了新的更高的認識。1929年4月毛澤東在瑞金代表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回信中，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意義和作用已有了很高的評價。他針對黨內一些人輕視農村根據地建設的問題，深刻地指出：「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勝利的唯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建立、中心區域產業支部的創造，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務；但是在同時，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斗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重要條件。所以，拋棄城市斗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來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④在這里，他第一次強調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農村發展壯大革命力量對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意義和作用。隨即，他在認真分析了當時江西的敵我態勢後，認為贛北、贛西、贛東、贛南等處，革命勢力都在向前發展，這些地區紅色區域的不斷擴大，「就造成了包圍南昌的形勢。」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把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與奪取城市政權聯系起來，初步閃現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的重要思想火花。
實踐出真知！毛澤東領導紅四軍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實踐，使他對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認識產生了新的飛躍。
三、東固根據地的建設經驗對毛澤東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思想有很大幫助。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不斷受到湘贛兩省敵人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造成根據地軍民生活極端困難，有時連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應不足，這是毛澤東深感頭痛的問題。這次紅四軍下山向贛南遊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解決經濟出路問題。但2月18日，到達東固革命根據地後，毛澤東發現這里與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受到敵人嚴重摧殘的境遇完成不同，這里「反動勢力已驅逐了，權利完全是我們的，但公開的政權機關和固定的赤衛隊都沒有，郵路是照常的，商業貿易是照常的，邊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沒有。」⑤這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興趣。在東固休整期間，他認真考察東固根據地的斗爭歷史，詳細詢問了東固根據地各方面的情況，認真聽取了李文林等關於東固根據地革命斗爭經驗的介紹。東固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經驗使毛澤東深受啟發。
在1927年至1929年2月南方白色政權轉為暫時穩定，各根據地的紅軍和游擊隊，都遭受敵人接連不斷的進剿和「會剿」，普遍受到嚴重損失或挫折之時，東固革命根據地卻不斷得到發展壯大。根據地由東固、延福等小塊地方，發展到東西達34公里南北達60公里的廣大范圍，革命武裝也由25支槍起手，穩定地發展到500支槍。這塊根據地所以順利發展的原因，就在於他們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依據客觀情況，採取了一系列適合本地實際情況，適應敵強我弱客觀條件的根據地建設策略。這就是公開斗爭和秘密割據相結合的形式。這種形式，「敵軍到來尋不到目標，黨的組織和群眾組織（農民協會）完全秘密著，在接近總暴動之前，這種形式是最好的，因為這種形式取得群眾不致失掉群眾，武裝的形式不是守土的赤衛隊而是游擊隊。」⑥「他們的戰術是飄忽不定的游擊，……敵人完全是奈何他們不得，用這種方法，游擊區域可以很廣，即是說發動群眾的地點可以很多，可以在許多地方建立黨和群眾的秘密組織。」⑦這在敵我力量懸殊，革命力量還十分弱小的情況下，不失為是一種有利於革命力量發展的靈活策略。這與井岡山根據地受到敵人連續不斷的軍事進剿和經濟封鎖，造成嚴重經濟困難形成鮮明的對比。善於學習、總結他人成功經驗的毛澤東，深刻地感到：在敵我力量十分懸殊，群眾又沒有完全發動的情況下，不能象固守井岡山那樣搞「固定區域的公開割據」，而應象東固根據地那樣採取靈活方式進行武裝割據，要用「變定不居游擊政策（打圈子政策）」來對付敵人的進攻。這使毛澤東找到了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對付敵人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的有效方法，增強了他建立、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在農村發展壯大革命力量，奪取全國勝利的信心和決心，進一步堅定了他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思想。
四、中央九月來信和古田會議的勝利召開對毛澤東確立這一革命道路發揮了重大作用。
1929年秋，中共中央在聽取紅四軍的情況匯報後，於1929年9月28日給紅四軍前委發出一封指示信。信中不僅肯定了毛澤東「在政治上比較正確」，要求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並明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而且還充分肯定「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⑧這對毛澤東是極大的鼓舞和支持。在來信的正確指導下，1929年12月，中共紅四軍「九大」在上杭古田勝利召開。會議認真地總結紅軍創建以來黨內斗爭的豐富經驗，統一了思想認識，一致通過了大會決議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這個決議結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靈活地、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初步回答了在黨員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入手，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問題；初步回答了在農村進行革命戰爭的環境中，如何將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會議決議在軍隊建設方面，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這個軍隊必須服從於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服務於人民革命斗爭和根據地建設；會議決議在黨的建設方面，著重強調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並從紅四軍黨組織的實際出發，全面指出了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糾正的辦法。這次會議根據中央指示，選舉產生了新的紅四軍前委，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紅四軍黨內達到空前的團結，戰鬥力大大加強。
中央的指示信和這次會議形成的決議，進一步清除了在農村發展革命力量思想障礙，使毛澤東能集中精力思考如何加快革命力量發展的問題。他回顧在贛南、閩西地區一年時間革命斗爭過程，看到這一地區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和紅軍力量的壯大，看到廣大農民群眾革命斗爭的無窮力量，看到當地紅色政權的日益鞏固和贛南、閩西根據地不斷擴大，與在中心城市革命力量屢屢遭受挫形成鮮明對照。這使他進一步看到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壯大革命力量，取得革命勝利的光明前景，毛澤東走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已開始形成。
1930年新年伊始，他在給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復信中明確指出，那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實情不適合的。」⑨這是因為中國是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由此就發生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現象，有了紅軍和游擊隊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權中小塊紅色區域存在和發展的可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即局部地區內的革命政權）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結果，並且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評把堅持無產階級領導與發揮農民的革命主力軍作用對立起來的觀點，重申1929年4月紅四軍前委復中央信中提出的中國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發展超過工人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思想。他總結了各地紅軍、游擊隊和革命根據地建設的經驗，指出執行「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必須採取「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革命斗爭路線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並且強調「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瓦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知，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⑩這在實際上，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關於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思想。以毛澤東給林彪的這封黨內通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發表為標志，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道路的思想已從實踐上升為理論。
綜上所述，中國革命走上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是毛澤東領導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實踐中不斷探索和總結出來的。沒有創建中央根據地的偉大斗爭實踐，就不會有對中國國情的正確認識，也就不會有中國正確革命道路產生。她再一次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正確認識來源於實踐的基本原理完全正確。
在一條是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