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五代吳越國時期,錢氏五王篤信佛教,佛教盛極一時,杭州被譽為什麼
五代吳越國時期,錢氏五王篤信佛教,佛教盛極一時,杭州被譽「東南佛國」
『貳』 佛教盛行於哪個朝代
佛教自西漢末傳入中國以後,至魏晉南北朝期間大盛,其盛行原因,可有以下數點,現詳述。
首先,是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政治黑暗,時局動盪造成佛教大盛。魏晉南北朝三百餘年,政權更換快速,篡弒頻仍,故政治混亂,民不聊生;加上外族入侵,造成生靈塗炭,人民生活艱苦。普通百姓在現實生活既找不到出路,乃寄心於宗教,尋求心靈的慰藉,於是各種宗教均甚盛行,而佛教也就在這背景下興起。
另一方面,在東漢黨錮之禍後,士人在政治上屢受摧殘,加上魏晉以來,篡弒頻仍,政治黑暗,士人為求明哲保身,多不談政治,於是儒家所崇尚的綱常名教及積極入世的思想大受打擊。士人精神無所記托,於是講求個人逍遙的道家哲學及出世的宗教思想隨之興起。
佛教之所以能在眾宗教中而特別盛行,主要是因為它的教義適合時代需要。早期,佛教傳入中國以小乘為主,其教義主要為;(一)人死後精神不滅,(二)因果報應,(三)輪回之說,(四)布施。一般來說,小乘是專修個人的,此等教義,正好給予在現實生活中受盡折磨、困苦和災難的人民對來世有所企望,因而大盛。
另外,也因為儒佛思想並無大沖突,故佛學得以為傳統的儒子及人民所接受。佛教教義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並無根本上的大沖突:兩者均主張依賴自力而不依恃他人的幫助,佛教之眾生皆可以成佛與儒家的人人皆可以成堯舜非常接近。主要分別則在於出世與入世之不同,在當時的環境中,現實生活與政治狀況,均不容許人在世上有所作為,因此儒家思想根本無法實現,較消極的佛教思想,乃當時得令。
其次,佛教者傳教方法得宜,也有助其興盛。佛教在傳入之初即巳注意爭取社會上層人物的信仰和支持,在當時的博士弟子景盧、楚王英、漢桓帝、魏文帝、孫權以及南北朝的大多數君主,都好佛事。佛教因得君主的提倡及上層士子的支持,故得廣泛流傳,不受摧抑。
還有的是兩晉時期,清談玄學盛行,僧侶支遁、慧遠等時與名士辯論玄理,亦深為士林所敬重,因此主流思想也沾染了不少佛教思想。此外,東晉末年,慧遠致力於融佛入儒,其著有<喪服經>及<三禮毛詩注析>,以及後來的法顯西行尋求戒律,此等人的行徑,均豐富了佛學,有助於弘揚佛法,贏得了人民的普遍信奉。
而且,當時漢代神仙方術流行,他們往往透過符咒治病、占星等來吸引群眾;而佛教中人為迎合當時俗尚,也兼用占驗,預卜吉凶、治病等方術以接近群眾,作為傳教方法。例如西晉末年,西域僧人佛圖澄來華,他用方術感化石勒,阻止了他的殘殺,其後亦為石虎所崇信,此等方術,極能吸引一般民眾,使中原人民逐漸奉佛。
最後,佛教既得君主的崇信的優待,所以君主常將財產捐於佛寺,天下更從風而化。北朝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南朝豪貴亦常舍其邸宅,以起佛寺,至於以金錢貨贄田地捐給佛寺者,為數尤多,故佛寺財產年年增加。佛教寺廟既有大量財富,亦能致力於社會福利,以收攬人心。政府又容許附屬於寺廟的土地及人戶免國家賦役,而投歸佛寺,故造成佛寺財力豐盛,勞力大增,故在社會經濟上有一特殊地位,確保其勢力發展。
總括而言,佛教之能在中國盛行, 有其主觀條件與客觀因素的配合. 對中國文化發展影響深遠.
『叄』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史
佛教的傳入和發展大約在兩漢之際，佛教開始傳入漢地（約在公元紀元前後）。據文獻記載，佛像可能與此同時傳入。但在中國西部的新疆地區（古代稱之為西域），佛教和佛教藝術的傳人則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藝術，經過中國的藝術家和民間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創造，形成了更具中國特點的佛教藝術，從而更容易在中國社會流傳和發展。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為佛教徒供奉和禮拜的對象，因此佛像藝術的發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隨著中國佛教的興衰而興衰，兩者之間的密切關系是顯而易見的。漢魏之際，佛教雖已傳入中原，可在史料中，關於佛像的記載卻極為鮮見。在出土的佛教文物中，有四川樂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內發現的陶制佛像，這些據考證都是漢代的作品。但是這時的佛教文物遺留下來的為數極少。東漢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個規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據說可容三千餘人，其中還安置了身穿錦綵衣物、銅質塗金的佛像，這是中國的造像立寺首次見於正史記載。
中國佛教藝術的飛躍發展，是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中國社會大動盪的時代。來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國迅速發展，與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這種交流不僅對中國思想史的發展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中國美術和雕塑藝術的發展也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在繪畫方面，顧愷之、陸探微和張僧繇等畫家，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漢畫的技藝和風格，一方面又受到了來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繪畫表現手法的影響，在繪畫理論和表現手段方面，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這一時期的繪畫、雕塑等藝術作品中出現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帶，神采飄逸，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審美情趣的真實寫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風格，成了具有明顯時代特徵的南朝畫風的代表．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造像藝術。也有了極大的發展。以東晉戴逵為代表的佛像雕塑家的出現，標志著中國佛教藝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戴逵的創作態度認真，據說有一次他為了製作一尊佛像，曾潛藏在帳中，傾聽眾人的褒貶議論，然後加以詳細研究，積思三年，才得以完成。因此他所作的佛像，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像，包括塑像和畫像，已經不再是單純地模仿西方傳來的佛像圖樣，而是融合了中國的民族風格，開始走上了獨立的發展道路。
遺憾的是這一時期佛教寺院的各種塑像以及畫像，現在大多都已盪然無存，我們只能從傳世或出土的一些金銅佛像以及當時開鑿的一些石窟寺中，來了解和研究當時佛教造像的一些情況。
現存最早有明確紀年的金銅佛像，是後趙建武四年（338）造的釋迦佛銅像。此像現藏美國舊金山市博物館。像通高 39.4厘米，身著通肩大衣，衣紋以身體胸部為中心，向左右對稱雕出作平行下垂狀、兩手在腹前作禪定印，肉髻較大，臉部輪廓清楚。佛座為四足方座，這是大多數早期金銅佛像所採取的形式。整個佛像身體略向前傾，衣紋形式化，左右對稱，略顯呆滯，帶有早期還不成熟的佛像製作風格。
南朝佛像，傳世遺物較少。但從現在僅有的一些造像來看，其風格有著明顯的特點。例如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所造的佛坐像，其衣紋、手印、背飾等基本上還保留著較早的傳統手法，但其面部表情則安詳柔和，與其他一些顯得強有力而充滿感情色彩的佛像相比，尤為幽雅靜溫，具有更多的中國傳統色彩。
北魏時期，是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發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由於政府的保護和提倡，佛教有了迅速的發展，佛教藝術的發展也是蒸蒸日上。這一時期留傳下來的金銅佛像數量很多，此外，聞名於世的大同雲岡、洛陽龍門兩大石窟，都是這時由國家主持開鑿的，所以規模巨大。空前絕後，顯示了非同凡響的宏偉氣勢、大同作為當時北方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佛教藝術發展過程中，還形成了被稱為「平城模式」的藝術風格（大同古稱平城），對當時中原地區佛教藝術的發展起著指導性的作用。雲岡石窟第二十窟的大佛像，歷來被視作雲岡石窟的代表、由於這一洞窟的頂部和前壁已揭，佛像成為露天，使我們能更清楚地瞻仰這一大佛的雄姿。佛像高13.7米，面部豐滿，高肉髻，鼻樑挺直，嘴部輪廓清楚，嘴角處略帶微笑、眉眼修長，眼睛瞳孔部鑲著黑釉陶器，看來炯炯有神。雙耳垂肩頸部肥短，兩肩寬闊厚實、雙手作禪定印，手肘外張，顯示出力量和威嚴。造像整體看上去端莊凝重。身披袈裟，偏袒右肩，衣紋成階梯狀排列，線條簡潔，顯示出一種粗重厚實的質感反映了當時生活於北方寒冷氣候中的少數民族服裝的特點，也具有犍陀羅佛教藝術的某些特點。
北魏孝文帝於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並且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加速了北方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的融合過程，同時也促進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因此，標志著這一時期藝術水平的龍門石窟，具有更加濃厚的中國風味、其中如古陽洞、冥陽洞、蓮華洞等，都顯示了極高的藝術水平。
隋唐的佛教藝術，有了明顯的轉變，形成了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一個新階段。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教造像，在風格上已擺脫了以前的那種呆滯、平板的表清和神秘氣氛的寵罩。開始出現一種新的，顯得溫和圓潤、生動柔和的風格。人物造型也從南北朝時的清瘦飄逸轉向豐滿端麗。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菩薩像，顯得雍容華貴，頗似唐代宮廷貴婦的形象、衣紋皺折也是線條流暢，富於節奏變化，同時顯出衣物的質地輕薄、緊貼身上，更顯得肉體的豐腴和體態的婀娜多姿。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有龍門奉先寺的盧舍那佛以及敦煌石窟中唐代壁畫和塑像等等。
五代宋以後的佛教造像，以四川和雲南各處的石窟中保留得較多。這時的像有許多是密宗的造像，反映了這一時期佛教密宗的流傳情況。元代盛行藏傳密教，藏密寺院中，也塑有不少密宗的造像。此外，杭州飛來峰的摩崖石刻造像，也多為佛教造像，可以說是這一時代的代表作。其中又以笑口彌勒（布袋和尚）的像最為著名。它那憨厚質朴、純真無邪的笑容，看來是發自內心深處的笑，吸引著一群群的遊人和朝拜者，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五代宋以後，還出現了許多羅漢像以及各種各樣的觀世音菩薩像。有些完全是根據中國民間傳說創造出來的。這些像的出現，大大豐富了佛教藝術的表現內容。從造像的風格上看，則更加貼近了生活，世俗化的味道也更濃，這樣也更容易為群眾所接受，特別是各種各樣的觀世音菩薩像，大多從唐以前的面部留有蝌蚪形小髭的男相，轉變成風姿綽約、美麗端莊的女性形相，而且更具有世俗的風韻。這時的佛教藝術，無論從表現內容還是藝術風格上來看，都已是地道的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產物。
『肆』 杭州歷史
杭州是中國著名的風景旅遊和歷史文化名城。從新石器時代的蕭山跨湖橋文化開始，杭州已有8000年的歷史文化積淀。
杭州最初的名稱為「禹杭」，曾用名有「餘杭」、「錢唐」、「錢塘」、「臨安」等，歷史上先後在五代吳越國和南宋時期成為都城。隋朝開皇九年(589年)廢錢唐郡，置杭州，杭州之名首次在歷史上出現。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南渡至杭州，升杭州為臨安府。紹興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臨安，歷時140餘年。民國元年（1912年）以原錢塘、仁和縣地並置杭縣。民國十六年（1927年），析出杭縣城區設杭州市，杭州置市始此。元代初年，來過杭州的義大利旅行家馬可• 波羅稱杭州為「世界上最為美麗華貴的天城」。 1949年5月3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杭州一直是浙江省的省會城市。
杭州的民俗風情，與杭州的自然環境、人文積淀和發展歷程，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一項項頗具生動性、獨特性、參與性的新鮮有趣的民俗活動和地方風情的表演和展現，令人驚奇、感動而難以忘懷。
文化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國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館施昕更先生首先發現於餘杭市良渚鎮而命名。距今約5300－4000年。
經半個多世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初步查明在餘杭市良渚、安溪、瓶窯三個鎮地域內，分布著以莫角山遺址為核心的50餘處良渚文化遺址，有村落、墓地、祭壇等各種遺存，內涵豐富，范圍廣闊，遺址密集。八十年代以來，反山、瑤山、匯觀山等高台土冢與祭壇遺址相復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禮器為特徵的顯貴者專用墓地的發現，莫角山大型建築基址的發現，顯示出良渚遺址已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並將成為東方文明聖地。
茶文化
杭州的茶文化可追溯到宋代。宋室南渡，建都臨安，把中原的儒學文化也帶到杭州。據宋吳自牧《夢梁錄》記載：「臨安巷陌街坊，自有提壺拎水者沿門點茶。或朔月望日者，如遇凶吉一事，點杯鄰里茶水。」宋《咸淳臨安志》中記有「歲貢茶葉」，可見當時杭州的茶葉已列為貢品。其實最早關於杭州茶葉的記載見諸於唐代陸羽《茶經》中提到的「錢塘天竺、靈隱兩寺產茶」。作為名茶之鄉的杭州，自古茶肆林立。《夢梁錄》裏這樣描述：「茶館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門面。四時賣奇茶異湯，冬月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葯。夜市於大街有車擔浮鋪者，點茶湯以便游觀之人。茶起之時，需奏樂鳴鼓，非同尋常。」明《西湖游覽志》稱：「老龍井產茶，為兩山絕品。郡志稱寶雲、香林、白雲諸茶，未若龍井茶之清馥雋永也。」清乾隆下江南時，曾到龍井胡公廟。品茶後，贊不絕口，遂封胡公廟前18棵龍井茶樹為御茶。龍井茶葉由此聲名大振，盛譽久享。
絲綢文化
杭州素有「絲綢之府」的美譽,距今四千七百年的良渚出土絲織物就已揭示了杭州絲綢的歷史之久,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絲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的詩句又道出了當時杭州絲綢的水準之高,舊時清河坊鱗次櫛比的綢庄更見證了絲綢經濟的繁榮。而今杭州的絲綢更有著巨大吸引力,「千里迢迢來杭州,半為西湖半為綢」,特別是坐落於下城區西健康路上的杭州中國絲綢城,為全國最大的絲綢專業。且絲綢質地輕軟，色彩綺麗，在漢代，已通過舉世聞名「絲綢之路」遠銷國外。現代已發展到綢、緞、綾、羅、錦、紡、絨、縐、絹等十幾類品種。層次豐富的粉牆黛瓦、古樸淡雅的民居、清新素雅的街道、古香古色的城市傢具與各類時尚絲綢精品完美融為一體,既具有古樸典雅的建築風格、底蘊濃厚的歷史文化氣息,又顯出江南婉約之風、絲綢柔性之美和絢麗多彩的都市商業氛圍。
早在5000年前，杭州地區已有絲綢存在，出土於良渚文化遺址中的一塊灰褐顏色、薄如蟬翼的絲織品，足以證明杭州是中國最古老的絲綢出產地之一。
宗教文化
杭州自古有「東南佛國」之稱，最早的佛寺出現在東晉初年，道教遺跡更可上溯到三國時期。佛寺、道觀加上大量民間俗神祠廟，以及始於南宋並在元代以後形成規模的伊斯蘭教的傳播，為杭州歷史文化充實了內涵，留下了豐富多彩的藝術情趣。
東晉咸和元年（326年），印度高僧慧理在西湖北高峰與飛來峰之間創建了靈隱寺，成為揭開西湖佛教景觀史第一頁的開山之祖。
南北朝時期，佛教發展很快，西湖孤山、玉泉等地出現了更多的寺廟。到隋朝，靈隱附近新辟了上天竺寺和中天竺寺。到唐朝，西湖上的佛寺更加興盛。建寺造塔，鑿岩造像，客觀上美化了西湖，為杭州帶來了中世紀的佛教文明，西湖不再僅僅以湖光山色著稱，還具有了閃耀著人的智慧與創造的人文內涵。
除佛寺盛景外，杭州還曾有過為數可觀的道教宮觀和民間俗神祠廟。在南宋前期道教宮觀之盛一度超過佛寺，而民間俗神祠廟自南宋以後一直在杭州城區特別是西湖山水之間佔有一席之地，並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尤以吳山一帶最為集中。
南宋時期，杭州作為國都，出現了為數可觀的來自海外各國的大批使節和商人，其中有許多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商人。
運河文化
中國的大運河與萬里長城一樣，被列為世界最宏偉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這是中國勞動人民和一大批水利專家利用自然與改造自然的偉大創造。中國大運河是世界上開鑿時間最早、流程最長的一條人工運河。它創始於春秋時期，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吳王夫差開鑿的從江都（今揚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溝，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歷史。從此以後不斷地開鑿整修，直至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完成了一條由杭州直達北京縱貫南北的人工大運河。大運河全長1782公里（東西走向的浙東運河及其他局部地區的小運河未計在內），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四省二市，溝通了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比巴拿馬運河（1914年竣工，全長81.3公里）長21倍，比蘇伊士運河（1869年竣工，全長172.5公里）長10倍，比這兩條運河開鑿的時間早二千多年。
大運河的開鑿與貫通，營造了新的自然環境、生態環境、生產環境，極大地促進了整個運河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
傳說
西湖民間文學向來以西湖山水、名勝古跡為背景，其體裁包括故事、歌謠、諺語、謎語。其最大特色是與山明水秀、風光綺麗的西湖自然環境融匯在一起，如故事《明珠》、《西湖女神》等；又如洶涌澎湃的錢江潮，誕生出《文潮與武潮》、《六和鎮江》、《錢王射潮》等神話；斷橋、雷峰塔，演繹出由《斷橋相會》、《鎮壓雷峰》等片斷組成的《白蛇傳》故事；鳳凰山，為故事梁山伯與祝英台「杭州求學」、「草橋結拜」、「十八相送」提供了景色綺麗的場景；龍井有「烏龍傳說」；虎跑有「兩虎跑泉故事」。另外，民間世代相傳還有不少有關民族英雄、清官廉吏、文士靚女的傳說故事，如《精忠報國》、《張煌言寫正氣歌》、《白公堤》、《蘇堤六吊橋》等。民間故事還與杭州工藝特產、風俗民情相結合，使「西湖醋魚」、「杭州織錦」、「張小泉剪刀」等增添了不少傳奇色彩。
『伍』 明清時期佛教的發展
當後漢魏晉南北朝之時，玄學大行，帝王學士，高談名理；又以社會紛亂，智識敏感之人多憂生之嗟嘆；而「胡族」入主，諸色人種融會同化，則佛教因之而傳入並大張。至隋唐二代，國家安定，文化大同，而高僧之艱苦努力，不減於六朝，且教理昌明，組織漸完，玄奘、智
、吉藏、弘忍、慧能、神會諸師人物偉巨，故佛法之盛過於六朝，此則因其本身之真價值，非僅憑借統治者之支持也。隋唐以後，佛法廢弛，思想不進，罕有大師，雖有宋初之獎勵，元代之尊崇，然精神非舊，佛教僅存軀殼而已。
��五代後周世宗滅佛，僧紀盪然，典籍散失，佛法趨衰。至宋初而中興。北宋諸帝，多承祖宗(太祖、太宗)成規，保護佛法；然道學漸盛，佛教受其影響。徽宗奉道抑佛，為佛法之又一厄。南渡以後，孝、寧諸帝事佛甚謹，至遣散道民，為佛子張目，然終不敵道學之盛，佛教在學術界之勢力日薄。元代則有喇嘛教之代興，其勢力強大，幾同國教，卒致弊害百出，促元朝之滅亡。當喇嘛教盛時，漢地其他諸宗派備受壓迫。明代諸帝大都尊崇佛教，而加以保護，同時又監督僧侶，以謀其興隆。惟世宗崇道排佛，由是佛教漸衰。入清以後，康熙、乾隆二帝盛獎儒學，佛教則除保護喇嘛教外，曾未嘗有所盡力，釋教益式微。臨濟、曹洞、華嚴、凈土及律宗五大宗派，萎靡保守，全乏朝氣。寺院之大者則衣食於原有之莊田，小者則多賃租余屋，或以募化為生。僧人既乏學力，且多壞規戒，故宗風漸頹。然清代士人研究佛學者漸多，清初王船山治法相學；乾隆時彭紹升、羅有高篤信佛法；後龔自珍學於彭紹升，晚受菩薩戒；魏源亦兼修佛典。此等風氣，至晚清更甚，予近代之學術發展以大影響。
��此為宋元明清時期佛教發展之大概。荊楚地區本時期佛教發展之基本軌跡與此相類。而本時期內在荊楚地區有影響的佛教宗派、大師(居士)有如下兩端：
��(1)楊岐派。臨濟義玄後，中經五世，傳至石霜楚圓，楚圓有弟子方會(992～1049年)，俗姓冷，袁州宜春人。得法後先後於袁州楊岐山(在今江西宜春)和潭州(今湖南長沙)雲蓋山「開堂說法」。因他首住楊岐，所以禪宗史上稱他為「楊岐方會」；實際上他住在潭州雲蓋山的時間更長些。楊岐方會的思想，在《古尊宿語錄》卷19《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錄》中有集中的反映：
��楊岐一要，千聖同妙；布施大眾，果然失照。楊岐一言，隨方就圓；若也擬議，十萬八十。楊岐一語，呵佛叱祖；明眼人前，不得錯舉。楊岐一句，急著眼覷；長連床上，拈匙把箸。「十萬八千」正是禪宗「一念三千」的另一種表達，而「呵佛罵祖」則是佛性無物的體現。
��方會的再傳弟子法演，俗姓鄧，綿州巴西(今四川綿陽)人，遊方十五年，得法於方會弟子白雲守端。因他較長時間在蘄州(今湖北蘄春)五祖山開堂說法，所以禪宗史上稱他為「五祖法演」。史稱法演能「中興臨濟法道」，凡「住世四十餘年」，「於舒、蘄二郡，四坐巨剎」。[1]但實際上，臨濟傳至法演，已成就為「俗和尚」。《古尊宿語錄》卷20《舒州白雲山海會演和尚初住四面山語錄》記其拈香祝願雲：
��升座拈香雲：「此一瓣香，先為今上皇帝。伏願常居鳳扆，永鎮龍樓」。次拈香雲：「此一瓣香，奉為州縣官僚。伏願乃忠乃孝，惟清惟白，永作生民父母，長為外護紀剛。」又拈香雲：「此一瓣香，卻為我現住白雲守端和尚……」
��釋迦拈花微笑的義旨，早已拋棄。在他的語錄中，還有這樣的詩作：
��丫環女子畫娥眉，鸞鏡台前語似痴。
��自說玉顏難比並，卻來架上著羅衣。
��鴛鴦綉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和尚風流，風流和尚，「美女懷中抱，佛祖心中留」，原是頓教演變的必然。
��法演弟子克勤(1063～1153年)曾長住湘西道林。所著《碧岩錄》10卷是禪宗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以注釋「公案」機鋒為主。克勤弟子宗杲(1083～1163年)是一位愛國僧人，初住杭州徑山，因反對秦檜的投降路線，受到迫害，發配衡州，在南嶽居住了十年。克勤、宗杲對於臨濟宗在荊楚地區的影響都有很大作用。
��(2)凈土宗。凈土宗初創於北魏曇鸞，以修持而借他力以往生凈土為主旨。初行於北方，漸播及南方。唐天寶間有承遠者，初居廬山，後往至南嶽，世稱彌陀和尚。其弟子法照，大歷中(766～779年)止衡山雲峰寺，開五會念佛之說，謂五日為一會。代宗尊為國師，世稱為五會法師。有唐一代，凈土之教深入民間，且染及士大夫階層。蓋凈土宗講求往生凈土，與各階層人士營求「來生之計」的欲求相合，故多得信仰。白居易晚年患風痹，專志西方，畫西方變相一軸，為之願曰：
��極樂世界清凈土，無諸惡道及眾苦。
��願如我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正道出了人們信仰凈土宗的原因。故而至宋代，凈土宗逐漸成為佛教各派的「共宗」。到了明代，更是如此。這原因，除了各宗傳人對自宗的「解脫之道」喪失信心，覺得只有歸心凈土才較有把握之外，更因為普通的勞動大眾，更容易為「往生凈土」的來世歡欣所吸引。因此，宋代以後，無論何宗何派的寺院，都打出了「清凈國土」之類的招牌。在荊楚地區，也是如此。凈土的影響深入人心，在明代著名的「公安三袁」身上有突出的表現。「三袁」，即袁宏道及其兄宗道、弟中道。「三袁」都好佛，尤好凈土。所謂「袁氏一門，向心凈土」，[2]便是這一情況的寫照。袁宏道所著《西方合論》(10卷)是一部宣揚凈土思想的重要著作，在當時佛教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註解：
[1] 《古尊宿語錄》卷27，《舒州龍門佛眼和尚語錄》。
[2] 〔明〕甘翼爾語，見《西方合論》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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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佛教發展新趨勢
內容提要：
本書試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用歷史來說明宗教」，力求將神學問題還原為世俗問題，以此來研究斷代宗教史（明清的佛教問題），進而再認識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以求「窺一斑而知全豹」，以宗教為切入點來揭示歷史的真實面目。 全書首先介紹了明清時期的佛教政策，繼而闡述了明代佛教發展的兩大新趨勢，由明及清佛教發展的新趨勢，晚清佛教發展的新趨勢，最後得出結論，並進行了總結。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明清時期的佛教政策
第一節 明代統治者推行佛教政策兩重性的原因
第二節 明清統治者對佛教的限制措施
第三節 明清統治者對佛教的利用措施
第二章 明代佛教發展新趨勢之一——居士佛教的興盛
第一節 明代佛教發展新趨勢產生的原因
第二節 佛教向世俗化發展
第三節 佛儒融合——陽明心學的誕生
第三章 明代佛教發展新趨勢之二——三教合一論和諸宗融合思想
第一節 四大高僧的三教合一論
第二節 四大高僧的諸宗融合思想
第四章 由明及清佛教發展的新趨勢——邊地佛教的興盛
第一節 蒙古地區的邊地佛教
第二節 西藏地區的邊地佛教
第三節 雲南地區的邊地佛教
第五章 晚清佛教發展的新趨勢——「人間佛教」的興起
第一節 晚清佛教的峰迴路轉
第二節 僧侶佛學的變革
第三節 仁人志士的佛教救世情懷
第六章 結論及啟示
主要參考文獻
書摘：(這對你或許有用,請細看)
第一章 明清時期的佛教政策
學術界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明清時期是中國佛教的衰落期。其實不然，明清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上承隋唐五代佛教，下啟近現代佛教的「關節點」，直接影響到近現代佛教的發展。如果說魏晉南北朝佛教以經籍翻譯、摩崖刻石為代表，隋唐佛教的繁榮以宗派林立為標志的話，那麼，明清佛教的繼續發展則表現為一種深層次上的發展，即是以其深入人心為其典型特徵。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什麼明清佛教會繼續發展呢？這就得從明清統治者對佛教的政策談起。
第一節 明代統治者推行佛教政策兩重性的原因
作為意識形態的宗教，歷來為統治階級所重視，明初統治者也不例外。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有作為的皇帝，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但他與歷史上的其他皇帝不同：他年輕時因家貧出家當過和尚；利用明教發動起義，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之後，採用「以儒為主，輔之以佛」的統治思想。
『陸』 佛教文化為何在杭州如此興盛
杭州佛教文化源遠流長
冷 曉
偉人毛澤東在長征途中曾與洛桑活佛交流時評說：「佛教源於印度,昌於中國，揚於四海」。中國和杭州佛教的發展，完全見證了這一論斷。
佛教傳入中國尚無確切年代，通常認為於西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傳入，東漢永平「白馬馱經」首建白馬寺，成為中國的「釋源」。唐僧玄奘到印度那爛陀（Nalanda）求法時，正值印度大乘全盛時期，他和此後的義凈從印度取回的也都是大乘經典。「乘」，即梵文Yana,意為運載工具（車、船）。公元一世紀，印度主張改革的佛教徒認為，以前的佛教只追求個人解脫，就像只能運載少數人的小船，故稱「小乘」。這些改革者認為：人與一切眾生平等，皆屬同體關系，應發菩薩大慈悲心，普度眾生，利益群眾，將拯救解脫一切受苦難的人作為目標；任何人只要無休止地利他，便是涅盤，就能成佛。這就像運載一切人出苦海的大船，故稱「大乘」。
大乘北傳後，經眾多高僧傳譯和研究，形成了有中國特點的漢語系大乘八宗。
在中國，由一寺或數寺共同研究不同宗派的教義，使佛教廣泛流傳；當佛教在印度衰微時，就依靠中國億萬信眾支持這座佛教大廈，才保持佛教世界性地位。
杭州佛教，始於東晉，興於五代，盛於南宋，素稱「東南佛國」，流傳千古。
杭州自古佛剎林立，遍於湖山。唐與吳越時360寺，宋時480寺。靈隱寺為創建最早的古剎，已有1670餘年歷史，全盛時住寺僧眾過2000餘人，蘇軾贊稱：「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鍾擊鼓喧朝晡」。北宋高僧明教大師譽為「東南第一山」。
杭州佛學興盛，高僧大德前後接踵，流派紛呈，名傳海內外，為世界佛教祖庭之一。
杭州佛教盛行中，形成了北山、南山兩大寺廟群。在北山，唐代書法家鍾權為靈隱題「佛國」，宋代書法家張即之為天竺題「佛國也」；在南山，慧日峰下，以慧日永明院（凈慈寺）為中心，寺廟林立，梵唄相聞,被稱為「佛國山」。
詩人們盛贊西湖是「龍宮」、「蓬萊」，「地是佛國土，人非俗交親」。就連清帝乾隆也念念不忘「游佛國」、「憇僧寮」。這「東南佛國」成為日本、韓國、東南亞各國佛教和遊人嚮往的祖庭和勝地。
杭州佛教，既有伽藍相依，又有賢聖相繼，歷代高僧在修持和研究弘揚大乘理論時推陳出新，源遠流長。其主要宗派有：
華嚴宗 以《華嚴經》為主要經典，因創始人法藏被賜號「賢首大師」，又稱「賢首宗」。該宗以發揮「法界緣起」為宗旨，以「圓融無礙」為最高認識境界，發展了古印度大乘思想，調和了佛教內部各派紛岐。該宗於唐代盛行杭城。以靈隱寺為中心，不少寺廟的高僧專修華嚴，並經常結社誦經，聚眾講法。白居易於長慶時守杭曾撰《華嚴經社石記》：稱當時靈隱寺道峰常至各寺講經，在龍興寺開講《華嚴經》時，聽眾竟達數千人。
凈源為北宋華嚴學者，於宋神宗時來杭，先後住大中祥符寺、慧因寺，悉心致力於復興本宗，被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凈源的著述甚多，如《金師子章雲間類解》、《華嚴疏鈔》、《仁王經疏》等等，名傳海外，受到高麗文宗王重視，於宋元豐八年（1085年）派王子、高麗僧統義天入宋，並攜來久已散佚的賢首章疏要求咨決所疑。次年，宋哲宗命主客楊傑陪同來杭，參訪各宗名師，並從凈源受賢首教法。義天回國後，又遣使者送來金書《華嚴經》三種譯本一百八十卷，凈源特建華嚴大閣收藏。元佑三年（1088年）奉詔改為教寺，成為弘布華嚴的道場，人稱「高麗寺」。
南宋乾道初，平江（今蘇州）名僧圓澄義和來杭住持惠因寺，倡導圓融念佛，認為「佛與眾生都具法界心」，只因此心「不守自性，故隨迷悟之緣，作業受苦」，如果「修道證真，遂名諸佛」，他把佛與眾生的區別歸之於能否證得此心，實際上承襲了永明延壽「以心為宗」的宗旨。但該教在元、明時期被朝廷一禁再禁,華嚴正宗也因此長期陷於沉寂。
清初，康、乾盛世興佛，華嚴宗在杭州又有重興之勢。民國之初，在新文化思潮影響下，華嚴學者月霞顯珠為振興華嚴在上海創辦華嚴大學，後會同名僧冶開將華嚴大學遷杭在海潮寺續辦。受其影響，弘一在招賢寺修《華嚴疏鈔》，一些文化學者相繼研究華嚴學說，如馬一浮、章太炎等，以華嚴六相圓融等原理作為認識的最高境界，並以「法相唯識」作為判教依據，探索佛教的發展和出路。
天台宗 該宗於陳隋之際由智顗創立於浙江天台山，以《法華經》、《大智度論》、《中論》等為依據，奉行教觀並重，將佛教內容分為「化法四教」（藏教、通教、別教、圓教），認為空觀、假觀、中道觀可於一心獲得，三諦圓融無礙，故自認為「圓教」。宋時，知禮非常重視以《觀無量壽佛經疏》用天台觀佛三昧的理觀方法來闡揚凈土教義。與知禮齊名的遵式（964-1032）在杭州下天竺創建精舍，推行凈土懺法，率眾修持念佛三昧，並作《往生凈土決疑行願二門》，通過「行願」與「決疑」，確立正信，堅持修持，勸大眾老實念佛，奉行口念佛，身禮佛，意念佛「三業清凈」，體達一心三觀的圓乘而直趨涅盤寶所，使懺法與禮佛融合求生凈土。民國十九年（1930年），名僧諦閑法嗣摩塵就在梵天寺建「天台宗佛學院」，講習天台宗《四教儀集注》。民國二十二年（1938年）諦閑弟子靜修也在聖水寺舉辦「性宗佛學院」，主講天台宗《教觀綱宗》、《教儀集注》、《法華經》等，並著有《始終心要講義》、《教觀綱宗講義》等，只因時局動盪，經費困難，學人不多，傳播不廣。
南 宗 又名南山律宗，以其創始人道宣居終南山而名。唐末廣明時（880-881），律宗開始傳入杭城。原在長安（今陝西西安）西明寺參與法寶講席的元表律師首先來浙傳南山律鈔，錢塘（杭州）佛子紛紛前去聽講，其門人景霄深得奧理，著《簡正記》二十卷，逐漸形成南山正宗。另一法寶弟子慧則也於此時來杭傳授律法。
律宗東傳，五代吳越國提供了必要的弘法條件，錢元瓘當政時，在廣建禪院同時興建律寺，設置戒壇，先後建有菩提院（昭慶寺）、六通、法相、靈芝（崇福）、廣化等律寺，昭慶寺所設壇場定期引導僧人依律受戒。錢弘俶還率先受「菩薩戒」，於是引來各方律師來杭，其中被稱為「僧中三鳳」的道宣、道定就在著名律寺法相、六通弘揚律學。
贊寧（919-1001），為五代後梁至北宋間律學高僧，也是佛教史學家。他於後唐天成年間在杭州祥符寺出家，後在天台山受具足戒，精研三藏，住杭州靈隱寺時，慧則律師來杭傳授律學，贊寧盡得其要，精通南山律法，「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人尊其為「律虎」。錢弘俶重建孤山廣化律寺，特邀贊寧住持該寺弘傳律法。贊寧除內學之外（內學，指佛教經典範圍之內的學問），並善儒、老百家之言，博聞強記，擅長詩文，聲望甚高，錢王封他為「兩浙僧統」,賜號「明義宗文大師」。
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錢弘俶「納土歸宋」，贊寧同時到達汴京（今河南開封），受到宋太宗禮遇，賜號「通慧大師」，從此他轉入佛史著述和全國佛教事務管理。著有《大宋僧史略》、《三教聖賢事跡》等。
在贊寧的傳承影響下，北宋初，著名律師靈芝大師在昭慶寺建壇，成為南方著名的律宗道場。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又由永智律師在昭慶寺建「萬善戒壇」，每年三月三日，海內緇流，雲集於此，惟其長老能通五宗諸典者登壇說法，敷陳具戒，其徒跪而聽之，名曰受戒。由此，南山律學在杭發揚光大。元豐初（1078年），靈芝尊者元照主持昭慶寺時，博究南山律學，著《行事鈔資持記》一百多卷，高麗僧統義天入宋求法時，曾叩請元照開示律義。隨後又有允堪律師在杭著《行事鈔會正記》，使南山律分成「資持」，「會正」兩派，律學研究十分活躍。只是元照後期因病盡棄平生所學，專修凈業，而在當時條件下又無名僧倡導，元、明時期，漢地律宗出現萎靡不振，弘一法師稱之為「八百年湮沒無傳」。
清初康、乾兩帝崇佛，私度僧尼悄然興起，宜潔玉書從寶華山分席來杭在昭慶寺重興律學，著有《梵網經菩薩戒律》、《毗尼日用切要乳香記》、《沙彌律義要略述義》等。清帝乾隆視巡杭州後，於乾隆十九年（1754）下詔取消僧尼官給度牒制度，對佛教開禁。
民國時期，弘一法師初修凈土轉向專弘律部，被佛教界尊為「重興南山律宗的一代高僧」。民國七年（1918年）在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法號「弘一」。他原為凈土法裔，但卻專研律部，披閱《四分律》和宋代元照律學著作，並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然後游歷各地，參謁名師。民國二十年（1931年）二月在上虞法界寺佛前發願弘傳南山律，並在慈溪五磊寺創辦「南山律學院」，又至泉州開元寺集學者十多人研究律學，稱南山律學苑，親自圈點從日本請回的南山律三大部：《行事鈔資持記》、《四分律行宗記》、《羯摩疏隨緣記》，後在南普陀講律修持，主講含注戒本》、《律學要略》、《彌陀經》等，也至青島等地講律，同時精研《華嚴》。律宗在佛教宗派中最重修持，非常嚴謹，他一生嚴於律已，實踐躬行，後學者難望其項背，被奉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
禪 宗 南朝宋、齊間，古印度僧人菩提達摩航海來華入嵩山少林寺面壁靜修九年，摒絕雜念，悟得佛理，並對當時佛學進行革新，被奉為中國禪宗初祖。該宗主張證悟本自心性，尋得佛心，故亦稱「佛心宗」。該宗以《楞伽經》、《金剛般若經》等為傳法依據，但長時期奉行不立文字，不立語言。禪宗於唐代大興，初分出牛頭宗，五祖弘忍後分南、北兩宗，分支甚多，迅速發展成為中國佛教最大宗派之一。對杭州形成影響的有初期的牛頭宗。
牛頭宗（禪）由四祖道信弟子法融創立於金陵（今江蘇南京）牛頭山。該宗以為「心境本寂，非今始空」，「迷之為有，即見榮枯貴賤等事」，強調人生如夢，故應超塵脫俗。唐天寶元年（742年），該宗弟子法欽雲游至餘杭徑山；披荊上山，結茅而居，時遇寒冬大雪，法欽堅心不動，於是「鄉民給奉，僧衲相從」。唐代宗大歷三年（768年）奉詔入京，賜號「國一大師」，大臣李泌等三十二人皆投法欽門下，名聲大振；翌年創建徑山寺，後轉住杭州龍興寺，在杭州佛教史上，唐長慶時棲息於鳳林寺（古定業院）前人稱「鳥窠禪師」的圓修就是法欽弟子。只是由於該宗主張過於虛空，唐末時趨於衰微。
禪宗南、北分宗後，北宗（神秀）受到「安史之亂」摧殘，南宗（慧能）則在神會努力下資助平定「安史之亂」，逐漸在北方取得地位。南宗禪的興起，是我國佛教的一大轉折。人們認識到，成佛並非只有面壁坐禪和讀經念佛與世隔絕的道路；而且強調「頓悟」，「佛即本心，不必外求」，佛徒可居山林寺院，也可居於「市朝」（稱作「市隱」），這就為佛徒成就功業開了方便之門，佛教由此大為興盛。於是出現禪宗南宗五家兩系：
南嶽系（懷讓）：溈仰宗，臨濟宗（黃龍派、楊岐派）
青原系（行思）：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
連同臨濟宗的黃龍、楊岐兩個分派，在佛教史上統稱為「禪宗南宗五家七宗」。在歷史變革中，大多衰絕不傳，唯臨濟、曹洞獨盛。
凈土宗 凈土宗源於東晉名僧慧遠在廬山設「蓮社」，信奉往生凈土，故亦稱「蓮宗」。該宗依 「三經一論」為弘教主要經典，提出只要一生至誠念佛，臨終時便可依阿彌陀佛或觀音之力（即借「他力」）往生西方極樂凈土。因簡單易行，無須深諳佛學佛經便可進入佛門，故普及四方，傳播極廣，成為中國佛教中影響最大的宗派之一。慧遠被尊為初祖，唐時該宗在中原地區盛行，直至五祖少康於唐元貞時入浙在古睦州（建德）烏龍山建立道場，凈土法門始在杭州傳播。
凈土宗在杭廣為流傳並形成凈土文化中心是各種因素凝聚而成，其中主要的因素有：一是佛教各宗紛紛歸流，諸多高僧共傳凈土。二是五祖少康來杭創立道場，稱名念佛，勸人急修凈土；六祖延壽以《禪凈四料揀》吹響「禪凈合流」號角，於是「天下翕從」外。此後各代凈土宗師均在杭州建立道場力弘凈土。
整個宋代三百多年時間，杭州凈土宗十分盛行。進入元代後，杭城一些臨濟宗高僧也多主修凈土，並將禪宗的「自禪性」與凈土的念佛法門結合。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頒布榜文，從此採取限佛政策。由於凈土易修易行，不少禪僧和各宗僧人轉奉凈土。
凈土先賢自唐代少康至清代實賢前後七代宗師皆以杭州為凈土道場。此後十二祖際醒受永明影響棲心凈土，在北京紅螺山資福寺弘傳凈土，他認為「永明乃禪門宗匠，尚歸心凈土，況今末代，尤宜遵承」。十三祖印光於清末在紅螺山入堂念佛，然後南下往來於蘇、浙、滬講經說法，著有《凈土決疑論》等大量凈土文章，並先後組建「凈業社」、「弘化社」等，發行《凈業月刊》，弘揚凈土信仰，後住蘇州報國寺，專事念佛，於1940年12月在靈岩山去世。他一生立誓不作寺廟住持，不收出家徒眾，而廣收在家居士弟子，對蘇、浙、滬居士持戒念佛影響甚大；據稱他所收海內外在家弟子不下十餘萬人。有佛學專家認為，以凈土結合，融攝各家，千餘年來各宗合流歸於凈土的趨勢至印光集其大成。
以上大乘宗派在杭傳承影響較大。其中禪宗派生的臨濟宗逐漸成為杭城佛教的主流。宋室南渡，北方臨濟宗高僧紛紛南下，其中愛國高僧大慧宗杲是一位著名的佛學理論家，他曾受秦檜迫害兩次流放，又兩上餘杭徑山主法，竭力主張以「看話禪法」調動禪者全身心思索，對人生、對社會、對宇宙決疑開悟，並在實踐中發揚自尊自信，隨緣放曠，自獲解脫，他的主張被佛教界奉為「圭臬」。正是由於大慧以「看話」改換原來的「捧喝」門風，使臨濟宗代代相傳，直至清代具德中興，使臨濟宗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大慧也被尊為「劃時代禪匠」和「甘露門」。
永明延壽大師也是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他原屬法眼正傳弟子，但他深感禪宗有「空疏之弊」，畢生致力於扶衰救弊。他引領各宗派分居博覽，互相質疑，輯錄成《宗鏡錄》百卷，流傳國外；又提倡「禪凈雙修」，他撰寫的《禪凈四料揀》成為禪凈合流的「號角」，「登高一呼，天下翕從」，被尊為凈土六祖。
在北宋時期，靈隱寺主法的均為雲門宗高僧，其中重顯致力於佛教文學創新；契嵩著書平息了儒家排佛的爭論，對佛教文化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但雲門宗「孤危聳峻」的隱晦說教方法制約了該宗的發展，自南宋開始也都轉奉凈土。
由於杭州地處東南沿海，千百年來，杭州佛教與各國佛教長期保持友好交往。據《佛光大辭典》稱：日本禪宗二十四流中有二十一流均屬臨濟，這與杭州佛地長期傳承有著很深的淵源關系。正如中國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朴初所指出的，我們共同信仰的佛教已經成了一條「黃金紐帶」。在新的歷史時期，加強世界佛教的國際交往，互相切磋交流、理解包容，它會對增進友誼，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柒』 佛教分布在哪些地區
影響佛教地理分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區位條件起著重要作用。自然條件包括多種要素，對佛教地理分布構成影響的主要是地形，如平原、盆地、河谷、山地、丘陵、綠洲等。區位條件包括地理位置、交通條件以及空間關系，本文所謂區位條件主要指交通條件和政治地位或與政治中心的空間關系。一佛教各要素的分布受地形的影響不盡一致。比如，高僧籍貫分布的密集帶都是在平原、盆地或河谷地區；而山地、丘陵地區所出高僧就不多，根本的原因是這樣的地區人口稀疏，信奉佛法的人少（指絕對數），高僧難以產生。有人會問，唐代河東道的潞州（治今山西長治）那樣地勢高亢的地區不是在唐前期出了10個高僧嗎？其實，潞州雖地勢較高，卻也處在盆地之中。自秦漢以來，此地便是晉東南的政治、經濟、交通中心。總的來說，高僧籍貫的分布主要不是受地形的直接影響，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經濟和交通條件。但是高僧駐錫地的分布，寺院（含石窟寺）的分布，與地形的關系就密切得多。平原、盆地和河谷地區當然也是這些要素的集中分布地，所不同的是，不少風景優美、環境清幽的山地、丘陵地區高僧薈集，寺院林立。「天下名山僧佔多」這句話，透露的就是這個道理。佛教為法本在出世，靜修參悟，最宜山林。故山地、丘陵每為高僧駐錫之所；而且常具山水之奇，能吸引遊人，弘法亦便；又因遠於政治影響。法事活動多能歷久不衰。故與佛法有緣之山（也有高竣廣遠景色秀麗之山，佛法不興，此則無緣也。）就成為重要的佛教勝地和佛教傳播擴散的基地。 唐代尤其是其後期，禪宗興盛，禪宗僧侶更喜歡四處尋找幽境勝地，在大自然中陶冶禪性。《：楞伽師資記》記載，有弟子問弘忍（禪宗五祖）：「學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忍答日：「大廈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間有也，以遠離人故，不被刀斧損斫，——長成大物後，乃堪為棟梁之用。故知棲神幽谷，遠避囂塵，養性山中，長辭俗事，目前無物，心自安寧，從此道樹花開，禪林果出也。」由此可以推斷，禪宗在南方山地、丘陵地區的興起、發達與該地區秀美的山川大有關系。《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說：「江漢之南，山川秀麗綺錯。見便忘返者，土地之然也。」據僧傳所記，喜歡山居的高僧為數眾多，如玄策，「睹黃陂九井山奇秀，乃結茅為舍」；唐州（治今河南泌陽）紫玉山，「峰孤林密，四絕人煙，實有塵外之趣」，道通法師居此。 佛教開展於山地，可分兩種類型，一是城市附近的山地，一是離城市較遠的山地。城市附近的山地，兼有城市和山地的長處，常常成為僧侶駐錫和建造寺院的首選地，特別是一些大都市附近的山地。著名的有：唐長安附近的終南山，「帶秦川之眇眇，接隴岫之蒼蒼，東觀浴日之波，西臨懸月之浦，......豈獨岩松撥日，抑亦澗竹捎雲，實四皓養德之場，蓋三秦作固之所」。道宣等高僧大德駐錫於此山，至為有名。離洛陽不遠，有中嶽嵩山。該山太室少室東西對峙，有輟轅之險、伊朗之塞，常為歷代帝王巡幸之地，故加意經營，佛教興盛。後魏孝文皇帝為佛陀禪師立寺於少室山，即後日之少林寺，中華禪宗初祖菩提達摩曾面壁於此；唐玄奘法師見此「遠離廛落，泉石清閑」，亦曾想就此翻譯佛經。又洛陽南三十里有龍門山，乃嵩山的支脈。崖壁石窟造像，有名於世界。杭州因山水之盛，甲於天下，如靈隱山等，加之物產豐饒，佛法亦大盛。離都市較遠的佛教名山也不少見，如五台山，《古清涼傳》引《括地誌》雲：其山層盤秀峙，曲經縈紆，靈岳神溪。非薄俗可棲。止者，悉是棲禪之士，思玄之流。及夫法雷震音，芳煙四合，慈覺之心，邈然自遠，始驗游山者，往而不返。此外，衡山、天台山、廬山、太行山，等等，皆此類也。今贛、湘、浙、閩等地區在唐後期襻宗之發達，境內諸山地、丘陵幽靜秀麗，亦有以助之。隴右道廣大地區自然條件惡劣，特別是戈壁、沙漠地區，唯綠洲地帶有人煙可言，佛法就在這些地方發展起來。現在看到的新疆境內的石窟，一般前面都有一片不小的綠洲。而佛教興盛與否，與各綠洲面積的大小、自然條件的好壞、人口的多寡、經濟的盛衰等都有關系。二交通條件對佛教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交通便利之地，人物輻湊，常有僧侶來往，佛教易於興盛，而同時也成為佛法向周圍地區傳播的根據地；交通方便還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為佛教的隆盛提供物質上的保障。 佛教源於印度，因此，古代中印之間的交通直接關系著佛教的傳播與分布。中印交通有陸海兩路。陸路經中亞細亞及今新疆，沿河西走廊，到達今西安市，即古代絲綢之路。沿線佛教的發展及分布情形，筆者已有過論述，並由今日新、甘、寧等地區石窟之分布可見一斑。若走海路則須在廣州或交州（治今越南河內）登陸或放洋，所以此二地佛法的盛衰與各自交通地位的變遷甚有關系。 唐代的國內交通十分發達，有水陸兩大系統。陸路以長安為中心，水路則以揚州為中心。一些重要的交通線沿線往往就形成發達的佛教分布地帶，如：（1）邗溝——江南運河沿線分布帶。揚州地處運河與長江的交匯點，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佛法相當發達。潤、常、蘇、杭四州都是江南運河經過的地方。湖、台、婺、明四州不緊靠運河，但都有便利的交通與之聯系。由明州還可泛海去到日本，唐後期入唐日本僧人就有經過這里的。（2）河渭分布帶是在最繁忙而重要的東西二京之間的交通要道及其東西延伸線兩側，僧俗過往最為頻繁。東端的汴州還是運河上的重鎮，其佛教發達的基礎最主要的就是四通八達的交通。長安——太原干線經過同州，河中府更是此線的重鎮。河中府有一救苦寺，地處沖要，九衢都會，惠仙法師住此，信眾蜂擁而至，「百疾相投，萬禍憑救」。風翔和長安之間如果不是交通便利，像憲宗、懿宗時期那樣規模宏大的迎奉佛骨活動就不可想像。（3）漢水下游分布帶是指荊、襄、鄧三州。荊州位於長江中游，可以控制長江中的航運，溯江而上，可至成都；順江而下，可至揚州。荊州又是由長安南下，南至湘中、交、廣等處必經的途徑，東上西下，南來北往，僧侶絡繹於途。由荊州北上經襄州、鄧州可至長安或洛陽，襄州因緊連荊州，又瀕漢水，其交通又較鄧州便利。（4）四川盆地西部分布帶則是在以成都為中心，北通長安、南連西南各處道路最繁忙地段的兩側或附近。萬里長江，成都最居上游，沿江各處都能到達，因此而成為西南地區最大的水陸交通樞紐。由長安東北行，可以很方便地到達汾州和太原府。太原處於太行山和黃河之問，又位於河東道的中部，是這一地區的交通樞紐。僧侶前往五台山也常要經過太原，以之為歇腳之地仰。唐後期形成的江贛佛教發達地帶包括袁、撫、洪、江、鄂諸州，中心是洪州。鄂州的交通主要是靠一條長江，西北行亦可達到襄州。江州位於鄂州下游，不僅瀕江，且當彭蠡湖（今鄱陽湖）水入江之處，交通方便。洪州位於贛水下游，是一方交通的中樞所在。溯贛水而上，經吉州（或撫州），越過大庾嶺可以達到韶州、廣州；順贛水而下，轉入長江，下行可直達揚州。這是當時中原與嶺南交通的最便捷的道路。在今湖南境內的澧、朗、潭、衡四州在唐後期佛法十分發達。衡州佛法的興盛自與南嶽衡山關系最近，再輔之以交通。長安至荊州通達廣州有一條大道就是經過湘水之濱的潭、衡二州的。澧州瀕澧水，朗州近沅水入洞庭湖處，均不當要道，但是。北到荊、襄，南達潭、衡，也還是很方便的。不過，這二州佛法發達較潭、衡二地為晚，當也還是與交通不無關系。又晉東南澤、潞二州佛法之興，恐怕交通起了相當的作用。澤州在隋為長平郡，潞州為上黨郡，都屬太行山西的高亢山地。據《隋書·地理志》的記載，這里的人們也頗重農桑，為佛教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經濟基礎。由洛陽往北，經過懷州，越太行山，經澤州、潞州，可至太原，這是當時一條重要道路。不僅如此，澤、潞二州與太行山東的相州也有密切的聯系，清初的顧祖禹說：「夫相州唇齒澤、潞，臂指邢、洛，聯絡河陽，襟帶澶魏，其為險塞，自關以東，當為弁冕。」洛陽、相州、太原都是佛教發展很早且十分發達的地區，澤、潞二州必受其影響不小。至於在唐後期衰退下去，那是與北方廣大地區佛教的命運一致的。 《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鑒真行蹤頗詳，由此可以進一步明了佛法傳播與交通的關系。鑒真曾六次東渡，其中第五次繞了一大圈，循當時的交通路線，水陸兼行，從揚州出發，歷時兩年，途經萬里，最後未能到達日本。又回到了揚州。雖然東渡沒有成功，但鑒真於沿途各地，皆弘傳佛法，促進了佛教的傳播。<東征傳》稱「和上從南振州來至揚府，所經州縣，立壇受戒，無空過者」。三政治中心的地位及一地與政治中心的空間關系，往大處說是政治因素，從非政治角度立論，不過是一種區位條件。這樣的區位條件足可以造成佛教發展的空間差異。政治中心往往能夠成為佛教中心，政治地位的高低一定程度上決定佛教興旺的程度，此種情況，各歷史時期概莫能外。其原因主要是： 首先，統治階級運用佛教作為工具維護其封建統治，以各級政治中心為宣揚佛法的據點。政治中心級別有高有低，政治影響力也參差不齊，在佛教上的地位也就顯示出差異。比如，設壇度僧的地點，唐代規定：初在兩京及各諸大州，其餘地方必須請敕特准。唐宣宗大中二年（860）恢復佛教，也是敕令上都、東都、荊、揚、汴、益等地立方等戒壇，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唐代是個崇奉佛法的時代，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常常出資出力修建佛寺，組織翻譯佛經，舉辦其他各種法事活動，這些大多是集中在各級政府的治所，長安、洛陽當然是最重要的。玄奘從印度取經回國，太宗為其在京師造宏福寺居住，翻譯佛經，所需人、物、吏力，均由政府供給。玄奘從而在長安開始了他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譯經生活。太宗還為玄奘新譯佛經作《大唐三藏聖教序》，太子李治也寫了一篇《述聖記》，太宗父子的這兩篇文章對佛教發展的影響非同尋常，「自二聖序文出後，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回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有以也」叻。玄奘譯出《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太宗當即敕令秘書省，把新譯經論繕寫九部，頒發給雍、洛、並、相、兗、荊、揚、涼、益等九州，以「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從這里就可以明白重要都市佛法易盛的原因。武則天特別崇奉佛教，有其政治目的，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她長期居住在洛陽，洛陽及附近龍門、嵩山的佛教達予極盛。就連僅做過一會兒臨時軍政中心的靈州，其佛教發展也與此大有關系。又如太原，為唐代龍興之地、國之根本，建為北都，佛教頗為興盛。兩京建寺且有以太原為名者。又有大同，後魏建都於此，佛教鼎盛；孝文遷都，佛法驟衰。唐在此置雲州，佛教僅屬一般。可見政治條件影響之一斑。而像柳州、祥舸這樣一些與內地懸隔，政治、經濟、文化均十分落後的地區，也因地方官員的提倡，佛法得以傳播、發展。 其次，政治中心集中了大大小小的官僚貴族（包括皇室），他們經濟條件優越，卻害怕仕途風險，憂慮人生無常，於是紛紛信奉佛教，熱心於功德，散財布施、舍宅為寺、捐財建寺、度人為僧，蔚然成風，促進了佛教發展。此種現象以長安最為突出。如太宗貞觀元年（627）舍高祖在通義坊的「龍潛舊宅」為興聖寺。睿宗景雲元年（710），把長樂坊的在藩舊宅立為大安國寺。章懷太子為藩王時，把安定坊的邸宅舍為千福寺。中宗女新都公主舍宅為新都寺鋤。高力士舍翊善坊宅為保壽寺。王縉舍道政里第為寶應寺。等等，不一而足。京師以外，各地多所效仿。如潭州麓山寺建於晉太始四年（268），至唐玄宗朝400多年問，晉竇後，宋王僧虔，梁夏侯祥、王琳、肖沆，陳吳明徹，隋晉安王、樂陽王等達官顯宦先後為此寺檀越。正是由於這些有勢力的檀越前後相繼地崇修功德，此寺才歷久不衰回。有了寺院，還得有僧人。史載唐中宗時，「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千萬」。又如大歷三年（768）正月乙丑，代宗幸章敬寺，度僧尼就達千人之多回。 再次，佛教界為了爭取政治勢力的支持，爭取王公貴族為信徒，盡力在政治中心開展活動。東晉高僧道安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這是他的經驗總結，到了唐代，這經驗依然被僧人們奉為至寶。且看玄奘所為：當他聽說皇後武則天分娩難產時，心裡火急火燎的，旋即上表，表示「深懷憂懼，願乞平安」。而當武則天生產之後，他競予生日、三日、滿月接連四次（滿月連上兩表）上表祝賀。 又次，依佛教徒所說，苦海茫茫，端賴拯濟，故欲弘法，一定要向政治中心發展。因為一地區之政治中心，一般即經濟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人口密集中心。 社會動亂特別是較大規模的戰爭，會改變一些地區佛教發展的區位條件，破壞佛法賴以發展的經濟和人口基礎，並直接迫使僧人遷徙他方，從而使佛教地理分布發生變化。隋煬帝時在東都建了四個道場，召天下名僧居住，「是故法將如林」。隋末國亂，各道場「供料停絕」，於是僧人「多游綿蜀」。<續高僧傳》卷一五《義褒傳》說：「大乘至教，元出渭陰；中原播盪，乃興揚越」，所說似是隋末之事。唐中葉爆發的安史之亂對北方的破壞是極其嚴重的，引起了北方人口的大舉南遷。在這滾滾的移民浪潮中，應有許多逃難的僧尼。貞元四年（788），「奔閩之僧尼士庶，僅五千人」。據筆者統計分析，唐後期駐錫南方的高僧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北方人氏，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受動亂影響而杖錫南下的。安史之亂以後，南方佛教發展的整體水平超過了北方。
『捌』 哪個中心城市的佛教最盛行
我在上海，而且我修行佛法；個人認為上海的佛教最興盛；其他城市不是很了解，但是我這樣說也不是無的放矢。因為上海的大寺院，道場很多，而且周圍蘇州，杭州的大道場也很多，遙相呼應，小寺院更是不計其數。最重要的事情是上海人很信佛法的，哪怕沒有信仰的人也多少都有這方面的考慮，平時寺院里人非常多，而且新的大的寺院也慢慢增多，比如剛建起來的寶山寺，據說花費有1-2個億。上海人去世之後基本上家裡都會做法事為老人超度的。而且有些家庭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內，沒到一個七都會做法事超度，有些是去寺院去做法事。這些很平常的。而且上海很多寺院定期舉辦法會，放生，燈光活動。很多居士也組織了很多團體，利用周末放生，朝拜等，在這邊很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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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佛教流傳了多久了有多少年的歷史了
佛教誕生始於約公元前565年，截止2019年，已有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
是由古印度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王子喬達摩·悉達多所創（參考佛誕）。西方國家普遍認為佛教起源於印度，而印度事實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聖地」形象。
佛教起源於印度，逐漸流傳到亞洲廣大區域內，成為亞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伴隨著佛教的傳播，佛像藝術也隨之傳播到喜馬拉雅地區，成為喜馬拉雅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相關地區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風格與時代特徵。
公元7世紀以來，印度佛教進入中國的青藏高原。在隨後的一千多年中，佛教在這片雪域高原上經歷了漫長且曲折的發展過程，形成了獨特的佛教分支，被稱之為「藏傳佛教」。
(9)佛教盛行在杭州有多久了擴展閱讀：
歷史派別：
1、原始佛教
佛教產生於公元前5世紀的古印度。創始人名悉達多·喬達摩(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20歲時離家成道，此後被尊稱「佛陀」，意為覺悟者，簡稱「佛」，所傳宗教被稱為「佛教」。佛陀示現涅槃後的數百年間，佛教傳遍印度次大陸，稱為原始佛教，這段時間稱為原始佛教時期。
2、南傳佛教
在第一次佛教分裂後，原始佛教分成了上座部和大眾部。上座部諸派向南傳播，盛行於斯里蘭卡，遍傳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地區，後傳入中國雲南，廣西等地。稱為南傳佛教。
3、漢傳佛教
北傳的佛教分陸路和海路兩條線進行。陸路經西北印度和西域諸國古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印度大月氏貴霜皇朝等時代，其勢力范圍曾直接覆蓋到西域諸地，與中國西部邊境接壤），另一路由海路直接傳入中國南方，如達摩，真諦等大祖師，均從海路直接來到中國在廣州登陸後北上。
4、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主要流行於西藏、雲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肅、內蒙古等省、自治區，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門巴族、珞巴族、土族群眾普遍信仰。
藏傳佛教及其藝術是中國佛教的重要分支，在以青藏高原為核心地區的廣大區域內流傳，具有廣泛的影響力。由於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文化背景的差異，兩種佛教無論是在教義、圖像和藝術風格上都存在明顯的差異。
它是多種文化影響的結果，但是卻始終紮根於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的土壤，是南亞的佛教文化與雪域高原的游牧文化融合的產物。它的流傳范圍是以喜馬拉雅文化區為中心，延伸至蒙古高原、橫斷山脈、天山南北等廣大地區。
『拾』 杭州靈隱寺距今有多少年的歷史了
至今1700多年歷史，國內眾多寺廟中，杭州靈隱寺香火之盛，人氣之足，是其他寺廟無法比的。靈隱寺坐落在飛來峰與北高峰之間靈隱山麓中，從山上往下而看，層層疊疊，當之無愧一個「靈隱」之地。寺廟建於東晉，高僧慧理來錢塘漫遊，對靈隱峰巒競秀的景色驚嘆不已。他說：「此天竺靈鷲峰之一小嶺，不知何時飛來？佛在世日，多為仙靈所隱，今復爾耶？」「靈隱」的名字由此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