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試述清代狀元,近代著名實業家,教育家張什麼字吊了的貢獻
張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號嗇庵，漢族，祖籍江蘇常熟，生於江蘇省海門廳長樂鎮（今海門市常樂鎮）。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他創辦我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開中國紡織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的工作；以家鄉為基地，努力進行發展近代紡織工業的實踐，為中國民族紡織工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張謇[jiǎn]1853年出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1869年科舉考中秀才，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來通州的（今南通市）知州孫雲錦。 1876年（光緒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吳長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1880年（光緒六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1882年（光緒八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 1884年（光緒十年）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離開慶軍回鄉讀書，准備應試。 1885年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1894年（光緒20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考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被推為江蘇咨議局議長。1910年，發起國會請願活動。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起草退位詔書，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1914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走上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歲。
早年求學
1853年7月1日(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出生於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後被稱「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直到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時，才在務農之餘兼營一個製糖的作坊。張謇4歲時啟蒙，5歲入塾，清咸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聰慧過人，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12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了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上了中秀才。 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這場訴訟延續數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 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鮮發生了「 壬午兵變」，張謇隨吳長慶到了漢城，他所撰寫的政見和議論很快傳回北京，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引起了高層官員的注意，並受到了光緒的帝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餘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繼續攻讀應試。這大約是一個舊時讀書人內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張謇終於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後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4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於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於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自1868年中秀才以來，張謇已經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與荒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狀元的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復雜，當天的日記中幾乎沒有興奮之情。喜訊傳到家鄉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這似乎預示著他終將與仕途無緣。 張謇曾言：「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罷官，心知官場險惡難測的張謇，決心遠離官場，走上實業之路，「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隨軍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借機發動侵略戰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則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里，繼續攻讀應試。
蟾宮折桂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33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迴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特別是「期許甚至」、「薦而不中」，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更說明了提攜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試時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試卷為無錫孫叔和所冒，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試卷又被武進劉可毅所冒，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禮部恩科會試。二月，禮部會試，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復試時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師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後，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還在光緒帝引見時，特地介紹說： 「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中一甲一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興辦實業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沖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斗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餘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後，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范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范，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的母親金氏，原籍東台。清末明初他在母親的故里東台也舉辦過不少企事業，對東台的地方經濟和文化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於民國8年（1919年），在東台獨資創辦一所師范學校，取名「母里師范」。校址在台城東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餘間。其創辦的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至今保留在東台市玉帶橋邊。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台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謇 （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 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台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用戶照明的困難。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台，再由東台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台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台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黃金時代
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閃躲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就連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這是一個天賜良機，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據《南通縣圖志》記載，1920年，唐閘人口近萬戶，已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繁榮。有人看到過當年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因為一個叫張謇的人，進入了世界的視野。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不過，張謇作為掌舵人即便在盛極之時也不是沒有警覺，他曾發出過這樣的通告：「營業之道，先求穩固，能穩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今吾通實業正在此時機。唯望吾實業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須堅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在長久之道也。」
與政治共舞
雖然張謇從商之後，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經營，卻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政治和社會聲望實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巨富，但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所以被稱為「紳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他應該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經理人兼公益家。像這樣一個中國早期商業經濟領域教父級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發言，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政治立場的迅速轉變為他引來爭議：是否有政治投機之嫌？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於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今天的歷史教科書傾向用「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來概括孫中山的立場，但在當時的商人眼中，孫中山卻未必完全是他們利益的代言人。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中帶有部分公有制和共產主義色彩。很多年以後，張謇之孫、出任過南通副市長的張緒武翻看祖父的日記，發現裡面記述了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會面，對於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用張緒武的話說，孫中山某種程度上的確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張緒武說。於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甦。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時，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系。
危機終於來臨
張謇進入歷史視野的身份是晚清狀元、棄官從商的中國實業先驅。這個帶有轉折性的身份蘊涵的內容很多。中國士大夫階層一向恥於經商，張謇棄官而從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對儒家傳統的背離；但是經商之後的張謇又從來沒有放棄「堯舜之治」、「聖王之道」的儒家社會理想。張謇生活的時代對商人來說是一個艱難時代。此時的商人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後來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庄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加上寧紹幫和鎮揚幫競爭激烈，他們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來借。那時，大生在銀錢業眼裡，簡直就是香餑餑、搖錢樹。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有熟悉當年金融行情的人說，「中國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貸款方式借錢與外商銀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於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 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不料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他常引為驕傲、賴以保障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對於股東的責難，古稀之年的張謇同樣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將擱淺時，他在給股東的宣言書中表示，大生一、二兩廠的股本只有369萬兩，而紗錠的市值在900萬兩以上。27年來大生僅官利就付出了1348萬多兩，股東所得已數倍於投資。即使大生徹底失敗，他也無愧於股東。如果不是為地方自治，不是為教育、慈善、公益，對專制朝廷的高官厚祿尚且不動心，哪裡會低聲下氣為人牛馬？自己70多歲了，為人牛馬30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股東對此不滿，股東會不歡而散。張謇曾說過，他「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事實上，當時的政府對企業家行為也基本不聞不問。一個典型的例子，張謇的失敗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張謇常說自己一生辦事做人，只有「獨來獨往、直起直落」8個字，「我要去做東家，難有伙計，要做伙計，難有東家。」他一生孤獨，最大的精神支撐是內心崇高的社會理想，是一個狀元告別仕途後仍念念不忘的興國之夢，為了這個夢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大生投資擴張過多，用張謇自己的話說就是「本小事大」、「急進務廣」，他建學堂、開交通、造公園、興水利、辦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就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佔用的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張謇辭世，在他臨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轉機。
教育為民
1905年，張謇與馬相伯在吳淞創辦了復旦公學，這就是復旦大學的前身。1907年創辦了農業學校和女子師范學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1912年創辦了醫學專門學校和紡織專門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海大學前身），並陸續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1909年，張謇創辦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船政科，因地處吳淞，曾一度稱「吳淞商船專科學校」。解放後，學校改組為上海航務學院。 1958年，交通部決定在上海恢復上海航務學院建制，隨委託上海海運局負責教室校舍等基礎設施籌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學校正式開學，並命名為上海海運學院，2004年，經教育部批准，上海海運學院更名為上海海事大學。1912年，張謇在老西門創辦江蘇省立水產學校，1913年全校遷往吳淞，故稱』 吳淞水產專科學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學的前身。 1917年，張謇支持下，同濟醫工學堂（同濟大學的前身）在吳淞復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學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學前身是南京師范高等學校，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擴展為國立東南大學，張謇是國立東南大學主要創建人之一。視職業教育，師范學校的測繪、蠶桑等科發展成為十幾所職業學校，其中以紡織、農業、醫學三校成績顯著，以後各自擴充為專科學校，1924年合並為南通大學。 與近代南通大學有著同源血脈關系的高校還有：東華大學、江蘇農學院（後並入揚州大學）、蘇州醫學院（後並入蘇州大學）等。中國的第一所師范學校——南通師范學校（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一部分系科遷入揚州成立揚州師范學院）及中國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聾啞學校。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軍山氣象台。此外還陸續創辦了圖書館、盲啞學校等。張謇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全力投入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18年10月23日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和平期成會」。
身後贊譽
張謇中國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我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為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毛澤東同志在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時曾說：「輕工業不能忘記海門的張謇」。
⑵ 德清壬思實業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 2010年09月29日,公司名稱由「上海壬思實業有限公司」變更為「德清壬思實業有限公司」。 2011年06月01日,公司名稱由「德清壬思實業有限公司」變更為「德清壬思能源實業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8日,公司名稱由「德清壬思能源實業有限公司」變更為「德清壬思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德堂
成立時間：2003-01-07
注冊資本：226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330521000043650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資或控股的法人獨資）
公司地址：德清縣鍾管鎮橫塘橋路81號
⑶ 當代中國從晚清戰爭中吸取了哪些經驗教訓
具體的：
社會生活的變化 清末民初，經過辛亥革命的沖擊，中國社會風尚急劇變化。最大的變化是剪去了發辮。清朝強迫漢族男子束發留辮，晚清的進步人士把辮子視為民族的恥辱。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動員群眾剪除發辮。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發布法令，要求人們剪辮易服。其次是服飾變化。封建社會，以服飾區分人們的身份地位。辛亥革命後，千百年來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會廢棄，於是人們的服裝樣式開始多樣化。當時人們對沿襲已久的纏足之俗進行了嚴厲批評，出現了不纏足運動，各種不纏足團體和禁纏足宣傳，遍及全國。1912年3月13日，南京臨時政府頒布《勸禁纏足文》，對改變纏足陋習起到重要作用。南京臨時政府還發布了《嚴禁鴉片通令》，嚴厲禁煙。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國社會眾生相 服飾變化與衣冠之治的解體 從習俗和觀念的變化看中國近代社會
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出現了鼎新革故的社會潮流，社會風尚新舊並存，而革命新潮流涉及領域廣泛、氣勢之大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氣象。 清末民初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
思想觀念的更新 南京臨時政府發布法律，要求民眾革除前清腐朽生活習俗，革新禮儀稱謂，廢除叩拜、作揖、請安、打千、拱手等舊式禮節，改行鞠躬、脫帽、握手、鼓掌等禮節。婚喪禮節也改為新式，廢除舊式婚喪的各種落後禮俗。人們的稱謂，不再使用「大人、老爺」，一律以「先生」、「女士」、「君」相稱。傳統觀念逐漸被新觀念代替，認識到封建君權、神權、族權、夫權是對個人人格的摧殘，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力求打破封建枷鎖，給人民平等權利和地位。 晚清帝國的「市民社會」問題
南京臨時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給各種職業的人們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權利，取締買賣人口及賣身契約。當時全國反對賣淫納妾，要求實行一夫一妻制，要求有財產獨立權，個人自立，不苛待傭工等。各種以人道主義、解放人權為宗旨的社會團體紛紛建立，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錮人的個性發展的封建枷鎖。這時，人們開始對國事政事發生興趣，各種集會、結社、選舉活動得到廣泛發展。知識婦女也開始投身於政治。
當時人們重視工商業的作用，認為辦實業是救國的重要手段。人們打破了傳統的四民觀念，為發展實業殫心竭慮，投資設廠，各地出現工商業大發展趨勢。 清末的工商金融 民初，新學大倡，學生選擇專業，考慮其實用價值及利益，法政科招生，成千上百人報考，傳統的作詩填詞、習經讀史、心學理學，不再受人重視。社會上也出現了追求奢侈浮華的風氣，社會各類消費性行業得到發展，對封建社會傳統道德倫理觀念進行沖擊。與此同時，中國固有的學術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清末學術觀的變革 晚清學術分科觀念及方案 學術史：清末民初的顯學 王國維：國學與西學 晚清國學大師王國維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與敦煌學的發展
文學藝術的繁榮 清末民初出現了揭露社會腐朽黑暗的「譴責小說」，如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和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揭露了清朝各級官吏、衙門的腐朽黑暗。還出現了一些反映革命的小說，如《廣州亂事記》、《新漢演義》、《血淚黃花》，描寫了黃花崗起義和武昌起義。
知識分子積極研究和宣傳歐美的思想和文化，出現了許多譯著，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約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從中吸取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西方近代政治方案，作為反對封建專制的思想武器。文藝作品也被大量翻譯，莎士比亞、狄更斯、巴爾扎克的作品，陸續翻譯出版。最著名的翻譯家是林紓，他根據別人口譯，把外國作品翻譯成中國的古文。 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 莎士比亞全集 狄更斯作品選 巴爾扎克作品選
此外，出現了現代話劇和新式音樂，當時「學堂樂歌」的創作大為盛行，出版了不少課堂歌曲的教材。在美術方面，涌現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於創新的畫家。如李叔同、吳昌碩、高劍父、劉海粟等。蔡元培則第一次提出了必須對國民進行美術教育。
新聞出版業的進步 清末民初，西學得到很大發展，加上新印刷技術的普遍使用，新聞出版業步入新的發展時期。1897年，夏瑞芳、鮑咸恩等人聯合創建上海商務印書館，開始時只有印刷所，後成為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體的綜合性出版企業。1921年1月，陸費逵、戴克敦、陳協恭、沈知方等人創辦中華書局。它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身，是民國初年影響極大的近代出版企業。民營出版發行業的發展，很快就超過了教會和官辦的出版機構。
革命派在活動期間，也促進了出版活動。如1902年陳范創辦《蘇報》，聘請章太炎任主筆，發表了大量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的文章。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創刊《民報》，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據推算，當時全國的各種報刊雜志有1000餘種。中國近代新聞出版事業的興起和發展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分不開。 清末民初的中國文化情形（圖片）
近代教育的發展 清朝末年開始建立新的教育體制。1903年清朝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規定了在全國范圍內實際推行的學制，稱為「癸卯學制」，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礎。章程頒布後，各類學堂迅速發展，到1909年，全國各類小學已達5萬多所，高等學校123所。在創辦新式學堂的同時，清朝廷還先後派遣青年學生和官員出國留學，民間也大量出現自費留學生。留學生在在國外大大開闊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識，成為中國社會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分子。 張之洞與晚清學部 京師大學堂章程
民國政府對清末的教育體制又進行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設置新教育機構。如將學堂改稱為學校，男女可以同校，廢止讀經，禁用清學部頒行的教科書，禁止體罰，取消清朝貴胄學堂等。改定教育宗旨。把清學部教育宗旨中關於「忠君、尊孔」的內容取消，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為教育的根本宗旨。重訂學制。初小4年為義務教育，高小3年，中學4年，大學本科3年或4年，師范學校本科4年等。又陸續頒布各種學校令，補充已公布的《學校系統令》，全稱為《壬子癸丑學制》。民國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促進了中國新式教育的快速發展。
簡略的：
剪發辮易服飾,改稱謂廢跪拜,禁纏足倡女權,大眾傳媒的興盛,物質文明的進步,民族工業的發展,社會習俗的變化,新式教育的發端,科學技術的發展,思想文化的演進
參考資料：http://..com/question/19756304.html 中國近代社會習俗的變化
一、近代民俗變遷的基本脈絡
近代民俗變遷是近代社會變遷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與近代社會轉型相始終。近代民俗變遷涉及到社會各個角落、各個層面。以下從禮儀、消費、服飾、飲食、居住、出行、節日、婚喪等八個方面進行概括，大致可以窺見近代民俗變遷的基本脈絡。
1.禮儀習俗的變化：在鴉片戰爭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傳統的社交禮俗和祭典禮俗，包括稱謂、見面禮等仍在社會上占據主導地位。人們見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請安等禮。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勢，但在封建時代成為敬重、臣服的一種禮節，以體現封建社會的等級尊卑，跪拜主要對尊長，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禮，平輩之間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與此相適應還有一套「大人」、「老爺」、「太太」、「老太太」等稱謂。然而，開國以後，在沿海通商地區，受西方平等觀念影響，先是在新式知識分子內部，逐漸採用握手、鞠躬等見面方式，並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稱謂。1912年民國成立後，明令祭孔時「除去拜跑之禮，改行三鞠躬，祭服則用便服。」（註：《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報》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廢除社交中實行的叩拜、相揖、請安、拱手等舊禮節，改行鞠躬禮為主。同年8月17日，民國政府公布了《禮制》，用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新式禮節的合法地位（註：《東方雜志》第9卷第4號，1912年9月。）。行鞠躬禮，使用「先生」、「君」的稱呼，反映出近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總之，脫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禮俗逐漸成為中國通常的「文明儀式」、「文明禮」，反映出社會禮俗的進步趨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際舞的流行、生日聚會以及同事宴請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際習俗的新變化。
2.消費習俗的變化：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以及中國新式商業的產生和迅速發展，對傳統消費習俗產生巨大沖擊，並直接導致了消費習俗的變遷。在鴉片戰爭後的道光年間，享用洋貨在上層社會已漸成時尚，不過開始僅限於通商口岸等少數地區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紀末，隨著通商口岸增加到70餘個，於是洋貨消費遍及各階層，即使在雲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裡，也可見到不少洋貨，包括各種哈剌呢、嗶嘰、羽紗、法蘭絨、鍾表、玻璃等，一應俱全，而且其售價「並非貴得驚人」（註：姚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頁。）許多「農民亦爭服洋布」，中產之家更是「出門則官紗紡綢不以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註：宋延齋：《蒲圻鄉士志》，轉引自嚴昌洪：《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頁。）。此外，賽馬、賽船、網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點心、西式飲料、業余劇社、公園、室內音樂會、電影、電燈、電話、自來水、郵政、電車等西式生活方式無不影響到中國人消費方式的改變，使中國人消費結構、消費內容均發生重大改變。此外，以上海為例，色情消費、游樂消費也成為商人、富人等消費方式中的重要內容。
3.服飾習俗的變化：中國服飾習俗源遠流長，各時代都有絢麗多彩的服飾。至清代中國服飾則多以長袍馬褂為主，女子則穿旗袍。民諺有「孔雀翎，馬蹄袖」之說。服飾具有體現等級森嚴、褒衣博帶特點，這些弊端與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很不協調。為此，部分中國人開始接受西式服飾。在19世紀50年代，香港、廣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華商更多有穿洋裝者。戊戌時期康有為力倡「易服」。20世紀初，當時青年穿西服的人漸多起來。1903年胡漢民任教的廣西梧州中學允許學生可以在歲時年節「披洋衣揖孔孟」（註：《胡漢民自傳》，〔北京〕《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可見在學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數。當時的出「洋」留學生更多著洋裝。清亡後，曾出現過「洋裝熱」，在通都大邑，人們「趨改洋服洋帽，其為數不知凡幾」（註：《潘月樵請用國貨》，〔上海〕《申報》1912年3月4日。），在偏遠小城，「文武禮服，冠用氈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歐式」（註：民國《慈利縣志》卷17，風俗。）。此外，洋式襯衣、絨衣、針織衫、西褲、紗襪、膠鞋、皮鞋等都漸漸普及推廣，總之，中國服飾中的西方因素不斷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裝則是近代中西服飾合璧的最典型標志。
在廣義的服飾民俗中，穿著和「打扮」是有機的統一體。例如紋身、化妝、發式、飾物、纏足等。鴉片戰爭前後，西方人到中國，首先看到的就是蓄著長辮子的男人和裹著小腳的女人，「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發、蓄辮、斜眼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毀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製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註：〔英〕哈利：《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王維周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男人拖著大辮子、穿著寬大的褂袍，女人裹著小腳，這是清代中國人的基本裝束。然而，19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人這種裝束形象有了顯著改觀。首先，一批來華的傳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維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對纏足，主張放足，1883年康有為在廣東南海縣成立不纏足會，1896年又在廣州成立不纏足會，1897年梁啟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纏足會，不久不纏足會遍及東南沿海地區。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還發出上諭禁止纏足。1901年慈禧太後下達了勸禁纏足的懿旨，1912年民國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下令內務部通飭各省勸禁纏足。從反對傳統道德，爭取婦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纏足運動帶有反封建的政治意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辮發雖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標志，但卻是滿族習俗同化漢族的結果，在外國人面前，卻又成為中國人的民族標志了，而這種民族標志，在近代又成為與開化世界趨向短發的世界大潮相背馳的「落後」、「不開化」的標志而體現的。
戊戌時期康有為在給光緒皇帝的《請斷發易服改元折》中公開要求清政府「斷發」易服，一般開明人士也發出了剪辮的呼聲。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許官民自由剪發了。辛亥革命爆發後，辮子陸續剪掉。當時甚至出現了眾多的理發店取代了眾多的「剃頭匠」。連袁世凱也剪掉了辮子。民國的成立更帶來了短發的普及。
4.飲食習俗的變化：中國是世界上飲食文化發達的國家，至清代已逐漸形成了川、粵、魯等各種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風味菜餚及小吃。至鴉片戰爭以後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社會的飲食習慣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但隨著西方文化的進一步滲入，西方的一些飲食也逐漸傳入中國，至19世紀中葉以後西式飲食開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開設在上海虹口一帶的西餐館有「華人間亦往食焉」（註：葛元煦等：《滬游雜記·淞南夢影錄·滬游夢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頁。）。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館也相繼開設，名聲愈來愈大。翻閱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常可看到「品升樓」、「德義樓」等「番茶館」的廣告，稱它們專辦「英法大菜」、「請得巧手外國廚房精調西菜」（註：《大公報》光緒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飯店檔次很高，象「六國飯店、德昌飯店、長安飯店，皆西式大餐矣」（註：胡樸安編：《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一，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2頁。），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間。辛亥之後，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為一種時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濱竹枝詞》中寫道：「番菜爭推一品香，西洋風味睹先嘗，刀又耀眼盆盤潔，我愛香檳酒一觴」（註：顧柄權：《上海風俗古跡考》，〔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頁。）。總之，在以「洋」為時尚中，具有西方風味的食品漸受中國人的歡迎，如啤酒、香檳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麵包、西點、蛋糕等皆被國人接受。說明西式飲食已引起了中國飲食習俗的較大變化，豐富了我國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習俗的變化：中西居住習俗差異較大，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問題，也有不同的風俗問題。皇家建築是中國古代建築中的傑出代表，不過它與民居存在著明顯的等級差別。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窯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數民族的吊腳樓和土樓、北方草原的氈包等，都是中國傳統民居的典型形態。通常中國傳統民居以平房為主，這主要與中國有廣闊的土地以及建築材料、建築技術落後有關。在近代，由於受西式建築風格的影響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國人也開始建築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現「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風尚。鄧子琴在《中國風俗史》中稱，「晚清園亭，亦參以西式建築，而通都大邑，幾於觸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樓漸漸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為當地居室建築的新潮流；在沈陽「建築宏麗，悉法歐西，於是廣廈連雲，高甍麗日，綿亘達數十里」（註：《奉天通志》卷97，禮俗三、居室。）；在青島，「市內住屋多屬歐式建築」（註：袁榮叟：《膠澳志·民社志》，第72頁。）；在漢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廠肆，角勝爭奇」（註：民國《夏口縣志·序》。）；在上海除了興建了大量西式建築外，還出現了西洋建築風格影響下的中國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響，漢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島等地也相繼在租界、碼頭、商業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與西式建築的引進，鋼鐵、水泥、機制磚瓦、建築五金、自來水、電燈等也大量應用。使近代中國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習俗發生重大變化。
6.出行習俗的變化：出行習俗是與交通工具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傳統社會，代步工具主要是馬車、牛車、肩輿（轎子）、木船以及騎馬、騎驢、騎駱駝等。其共同特點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動范圍小。交通落後，必然造成社會的落後。在近代，隨著西方的火車、輪船、電車、汽車、自行車、摩托車等的引入，逐漸導致了中國傳統交通工具的變革。人們出行一下子就由「鄉人」而變成「國人」。汽車興起後，「男女授受不親」的陳腐觀念被打破了「男女雜坐不以為嫌」（註：民國《夏口縣志》卷二，風土志。）。使傳統的交往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
7.節日習俗的變化：中華民族的節日習俗獨具特色，近代的歲時令節從總體上仍然沿襲自古以來的民間形成的節慶習俗，如元旦（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臘八節等，但這些節日是依據傳統歷法而來，屬於封建農業文明的產物，且多有傳統民間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適應近代工業社會的落後性也是非常明顯的。清末已有改歷的呼籲，梁啟超於1910年就撰寫《改用太陽歷法議》一文，主張採用太陽歷代替陰歷（註：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頁。）。民國政府成立後，斷然於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國改用陽歷，以求與國際上通行歷法相一致。改歷後，必然引起歲時節日習慣的變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義的新式節日、紀念日相繼出現在人們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國初年的新紀念日除了民國成立日（元月1日）和國慶（10月10日）紀念以外，還有革命先烈紀念日（3月29日）、國恥日（5月9日）、植樹節（清明節）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國際婦女節（3月8日）、兒童節（4月4日）、國際勞動節、學生運動紀念節（5月4日）、教師節（8月27日）等等。特別是受西俗影響，聖誕節、情人節等也在城市中普及。這些都為中國的節日時令習俗增添了異彩。
8.婚喪習俗的變化：婚禮是標志與慶賀結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漢族主要的婚姻形態仍然是封建包辦買賣婚姻。受男女平等觀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響，19世紀五六十年代，少數與外國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禮結婚的現象，「前日為春甫婚期，行夷禮」（註：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頁。）。光緒年間，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出現了婚姻論財不問門第的現象，西式婚禮漸有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明結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開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結婚，倡於都會商埠，內地亦漸行之」（註：徐珂：《清稗類鈔》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頁。）。文明結婚，除婚禮地點不在教堂，不用牧師主婚外，許多儀式大致從西禮中移植過來，雖然雜有中國傳統婚禮的某些內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總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鎮「文明結婚」的流行，畢竟反映出中國婚俗的變化，代表著晚清婚俗變化的正確方向。
⑷ 壬鼎實業(上海)有限公司怎麼樣
壬鼎實業（上海）有限公司
企業基本信息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名稱:壬鼎實業（上海）有限公司注冊號:310113001115584法定代表人姓名:王翠萍住所:上海市寶山區富錦路3158號1幢1樓-132室注冊資本:10.000000 萬人民幣實收資本:10.000000 萬人民幣企業狀態:確立公司類型:有限責任公司(國內合資)成立日期:2013年12月24日營業期限:2013年12月24日 至2033年12月23日登記機關:寶山分局受理機關:寶山分局
⑸ 中國歷史上總共有多少位狀元
共有649個，隋朝7位，唐朝144，五代十國25，宋朝120，遼朝56，西夏1個，金朝39個。元朝36，明朝90個，清朝114個，大西國2個，太平天國15個。
一、隋朝狀元名單
張損之、孫伏伽、侯君、素楊纂、房玄齡、溫彥博、黃鳳麟。
二、唐朝狀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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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著名狀元簡介：
1、鄭顥
鄭顥（817~860年），字奉正，鄭州滎陽（今河南滎陽縣）人。唐朝大臣，唐憲宗朝宰相鄭絪之孫。
出身滎陽鄭氏，幼而爽悟，博聞強識 。會昌二年（公元842年），考中狀元 ，累遷右拾遺。唐宣宗即位，迎娶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 授銀青光祿大夫，充任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秘書監。大中十三年，拜兵部侍郎，出任河南尹。
咸通元年（860年），去世，時年四十四，追贈太師。
2、趙楷
趙楷（1101年－1130年），宋徽宗第三子，封鄆王，母懿肅貴妃王氏。跟他的父親宋徽宗一樣是個琴棋書畫皆有所成的人，自小聰明伶俐，深得徽宗寵愛。
生平主要成就：進士第一名，善畫花鳥。
3、王維
王維（701年－761年，一說699年—761年），字摩詰，號摩詰居士。河東蒲州（今山西運城）人，祖籍山西祁縣。唐朝著名詩人、畫家。
王維出身河東王氏，於開元十九年（731年）狀元及第。歷官右拾遺、監察御史、河西節度使判官。唐玄宗天寶年間，王維拜吏部郎中、給事中。
安祿山攻陷長安時，王維被迫受偽職。長安收復後，被責授太子中允。唐肅宗乾元年間任尚書右丞，故世稱「王右丞」。
王維參禪悟理，學庄信道，精通詩、書、畫、音樂等，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尤長五言，多詠山水田園，與孟浩然合稱「王孟」，有「詩佛」之稱 。
4、傅善祥
傅善祥（1833年—1856年？），南京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女狀元。出生於書香世家，自幼聰慧過人，喜讀經史。
1853年（清咸豐三年）太平天國開創科舉女科才，傅善祥報名參加女科考試後，高中鼎甲第一名。
太平天國天京事變之後，傅善祥下落不明，一說傅善祥在亂軍被殺被拋屍大江，東流而去。
5、張謇
張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號嗇庵，漢族，祖籍江蘇常熟，生於江蘇省海門市長樂鎮（今海門市常樂鎮）。
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上海海洋大學創始人。
張謇創辦中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開中國紡織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工作。
以家鄉為基地，努力進行發展近代紡織工業的實踐，為中國民族紡織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
2015年4月18日，以我國近代著名狀元實業家、教育家、上海海洋大學創始人張謇命名的萬米級載人深淵器科考母船「張謇」號開工建設。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狀元
⑹ 歷史名人張謇簡介
張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號嗇庵，漢族，祖籍江蘇常熟，生於江蘇通州海門長樂鎮（今江蘇省南通市海門市常樂鎮）。
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上海海洋大學創始人。
張謇創辦中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開中國紡織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工作。
以家鄉為基地，努力進行發展近代紡織工業的實踐，為中國民族紡織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
(6)上海壬鼎實業在哪裡擴展閱讀：
1911年，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張謇順應歷史潮流，實現了一生中最大的轉變，毅然由推崇立憲轉向擁護共和。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成立，任命張謇為實業部長。
1913年，張謇為實現夢寐以求的「棉鐵主義」，就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水利局總裁，主持全國農林、工商政務，編訂頒布有關工商礦業、農林水利、漁牧業、度量衡、銀行證券、引用外資等法規條例20餘個，以促進我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
1915年，袁世凱稱帝陰謀漸露，張謇憤而辭職，返回南通。從此他傾注全部精力辦實業、辦教育、辦社會文化慈善事業、推行地方自治。
1916年，張謇被推為中國銀行股東聯合會會長，1918年，「主張國際稅法平等會」在滬成立，張謇被推為會長。
1920年，張謇被推為中國礦學會及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並為中國科學社籌謀社址。1921年，被推為遠東運動會名譽會長。1922年被推為交通銀行總理。1926年8月24日因病逝世。
張謇一生經歷甲午戰爭、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等重大歷史事變，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一身兼有儒生、狀元、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領袖、地方自治實踐家、政府高級官員和資本主義企業創始者的身份與經歷。
後半生，他投身實業，熱心教育，堅持不懈地提倡、試驗、推廣實業教育。1917年5月6日，張謇還參與知名人士48人在上海簽名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
張謇為實業教育發展提供了豐富而寶貴的思想財富，是近代中國企業家辦實業教育的先驅，在實業教育史上譜寫了輝煌的一頁。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張謇
⑺ 清末張謇是什麼階級代表人物他主張政治改期嗎
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光緒二十年(1894)應科舉考試,得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後返回家鄉興辦實業,並積極參與立憲事宜,在清末民初的社會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張謇與翁同龢
翁同龢於大紅大紫之時賞拔張謇於布衣之中,這本身就是一部充滿激情、令人感慨的傳奇。戊戌前二人之間深厚的情誼,海內外人士撰述不少,筆者也曾在拙著《一代巨賈》中進行過描述,此處不再重復,著重想談談戊戌以後他們的患難之交。
張謇在戊戌年(1898)的閏三月進京參加散館試。按照清朝的制度,殿試以後,一甲三名的狀元、榜眼、探花分別授予翰林院修撰及編修之職,另外的進士有一部分也被擇優錄選為庶吉士。經朝廷特派的翰林官教習,3年後進行考試,原為二甲的授編修,三甲的授檢討,次等的則委以主事及知縣之職。因庶吉士學習之地名為庶常館,考試為學習期滿後大家解散的象徵,故名為散館試。一般來說,像張謇這種有狀元身份的人是用不著參加考試的,他來參試另有原因。
清政府自甲午慘敗,元氣大傷。除割地以外,還得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萬萬兩,對於財政收入早就捉襟見肘的中國來說,這筆錢是很難籌集的。清廷為此發行了中國的第一筆公債「昭信股票」,戊戌年初發行總額庫平銀一萬萬兩,年息五厘,本息定為20年還清。消息傳來,輿論大嘩。國窮民貧,銀兩又何從募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舉國上下沸沸揚揚,又傳開了要徵收「間架稅」的消息。什麼叫「間架稅」?原來,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因軍費不足,規定天下民房兩架為一間,上等收稅2000錢,中等收1000錢,下等收500錢,隱匿一間杖六十。此事後因舉國反對、涇原發生兵變而中止。平心而論,「間架稅」實乃歷史上少有之苛稅。
清朝副都統景棋見黃中元、思元奏准了「昭信股票」,惟恐錯過了立功的機會,居然拾得千人咒、萬人罵的「間架稅」的余唾,上奏朝廷,建議依樣畫葫蘆地徵收,這一主張給國家帶來的混亂可想而知。
作為新興民族工業的代表,這時的張謇正在商海大潮中苦苦掙扎。他所辦的紗廠已處於進退維谷之間,聽說又要強買公債,強征苛稅,不啻「屋漏偏遭連夜雨,船傾更遇頂頭風」。他受商界同仁的委託,借赴散館試的機會進京摸底,並向他的恩師,光緒帝的師傅、時任協辦大學士的帝黨領袖翁同龢反映民意,希望翁能給皇帝以積極影響,取消這兩項措施。
張謇的活動相當成功。他三月十六日一到北京,即馬不停蹄地四處活動,其中最主要的是與翁同龢商談如何取消這些弊政。二十八日光緒帝即頒旨中止昭信股票;只隔了兩天,翁同龢又親自出馬,於四月初一正式通知戶部停止徵收間架稅。張謇得知這一喜訊後,趁熱打鐵,請翁乾脆電令各督撫立即停徵。因為張謇自奪魁以後,為辦實業,一直在民間活動,對各地州縣衙役人等狐假虎威、借端發難、坑害百姓的劣跡有著深切的了解。翁相國聽了他的建議,深以為然,當即予以採納。
現在頌揚張謇的文章頗不少,惟獨在請停「昭信股票」及「間架稅」的問題上,他與翁同龢發揮關鍵作用、充當無名英雄的軼事卻無人提及。翁同龢之所以被慈禧罷黜,一般認為與戊戌變法有關,這種看法自有一定道理,但推原論始,直接的原因卻起於此次的免除「昭信股票」和「間架稅」。慈禧是個窮奢極欲、巧取豪奪慣了的人,眼看從百姓身上榨取的巨額錢財失之交臂,其憤怒之情可以想見。於是,四月二十七日,有旨令翁開缺回籍。通緝康梁、捕殺戊戌六君子則是4個月以後發生的事。
翁同龢被免職,實際也是慈禧殺雞儆猴的把戲,一時間正直的士大夫無不人心惶惶。張謇預言:「朝局自是將大變,外患亦將日亟矣!」
四月二十九日,光緒帝在乾清宮召見一批大臣,張謇也在其內。斯時百日維新剛剛拉開帷幕,翁同龢的免職無疑令皇帝極為惆悵,他心中的沉痛自不難想像。張謇因見聖顏凋索,退出宮門時,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淚。第二天他送恩師回常熟,特寫詩一首相贈,寄寓無限感慨。
回到常熟故里的翁同龢深知慈禧的陰毒狠辣,他對自己處境的危險十分清楚,乾脆來個隱而不發,著著把握,步步慎重,連自己的故居「綵衣堂」也一步未曾踏入,一直借住在張姓朋友家中。自罷黜之日起,他即作出一副久有歸隱之思,現蒙「聖恩」放歸,正遂宿願的樣子,以「松禪老人」自號,迷惑慈禧及其他政敵。
張謇對恩師遭罷黜之事十分不滿,心中倍覺痛苦。他與翁同龢之間信使往還不斷,以這樣的方式慰撫著老人痛苦的心靈。這年七月初四日張謇所作的《寄呈松禪老人》一詩充分表現了自己的心情。
詩曰:
樓台無地相公歸,
借住三峰接翠微。
濟勝客輸腰腳健,
憂時僧識鬢毛非。
尚湖魚鳥堪尋侶,
大澤龍蛇未息機。
正可齊心觀物變,
蒲團飽吃北山薇。
是年八月初六日,慈禧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恢復垂簾聽政。翁同龢此時正在南昌侄子處,得知這一噩耗後,知道今後更險惡的命運在等待著自己,於是即刻乘輪返回常熟。途經九江,他心潮澎湃,寫詩三首抒發自己對慈禧等人的憤懣,內中有句雲:「寄語蛟龍休作劇,老夫慣聽怒潮聲。」
返回常熟以後,翁同龢即接到革職永不敘用的命令,隨即被「削籍編管」起來。每月的初一、十五兩日,即所謂的朔望日,他必須到管轄常熟的昭文縣署去匯報自己的狀況,接受訓誡。好在時任昭文縣知縣的許桂祥是一個知書識禮通達時勢的人,其父祖皆與翁家有通家之誼。他非但沒有遵照上面的命令,對松禪老人有一絲一毫的刁難,還千方百計地給予關顧和幫助。為此翁松禪在感激之餘曾書聯相贈,以表謝意。聯曰:「吳中續見新詩本,海內知尊古均樓」。據說許桂祥當時每逢朔望日接見翁時,為避人耳目只談詩文,一言不及國家大事,二人彼此之間默契甚深,只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不久,許知縣看出形勢對松禪老人越來越不利,派心腹之人密告翁,叫他離城山居,作出徜徉林壑的歸隱之態。翁接受勸告,立即移居西山白鴿峰墓廬,以避免清廷更進一步的迫害,偶而才回城小住,日常也不外出,只在黎明之時去「得意樓」茶樓品茗,日出即歸家,暇時惟與山僧、野鶴、松濤、閑雲為伴。為報茶樓主人對他的殷殷照拂之意,翁欣然揮毫,為「得意樓」書寫了匾額。
第二年春天,張謇為自己創辦的大生紗廠籌借營運資金,到上海去找洋人福開森,中途特意去常熟拜謁恩師。這一次,他們置煩惱於度外,在虞山一帶痛痛快快地暢遊了一番,虞山之興福寺、連珠洞、三峰之清涼寺、翁家在老塔前的寓宅、白鴿峰的墓廬都走到了。師弟兩人手摩三峰門外翁一直引
以為自豪的四株幾十丈高的巨松,感慨萬千,因為「松禪老人」的「松」即來源於此。
站在虞山之巔隔江北望,南通的狼山在江雲縹緲之中顯得那樣的可愛和親切。張謇見在宦海風濤中搏擊了一生的恩師睜大著昏花的老眼,兀自隔江遠眺個不停,崇敬與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這一天他們徘徊了很久很久,直到酉時才回去吃飯。
後來翁同龢聽到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歷經千辛萬苦終於開車運轉的喜訊,興奮之餘,特將張謇所撰的一副對聯書以相贈,聯曰:「樞機之發動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東南」。
光緒三十年(1904)翁同龢逝世後,張謇為銘記恩師的業績及他對自己的知遇之恩,特在靠江最近的馬鞍山上築「望虞樓」,以為永久的懷念。
張謇與李鴻章
張謇與李鴻章相差整整30歲。
張謇26歲那年,清政府派崇厚與俄國談判,崇厚自作主張,與俄國簽訂了里瓦幾亞賣國條約。張謇當即替江蘇學政夏同善代草了「瀝陳時事疏」,同時又替自己的幕主、慶軍統領吳長慶擬寫了「陳中俄戰局疏」,一時間聲名鵲起。這兩份條陳雖為張謇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奠定了基礎,但同時也得罪了作為洋務派首領的李鴻章。
慈禧太後是個不學而有術的女人,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下去後,她眼見地方勢力日漸坐大,對漢大臣極不放心。為了達到遏制漢臣的目的,她採用了以清議維大局的權術,鼓勵培養一批正途出身、自視甚高的士大夫放膽專揭「洋務派」的短處,以使漢人互相牽制,從而便於自己駕馭那些靠「制械、練兵、籌餉」迅速擴張的實力派。
張謇在兩疏中公開指責洋務派「歲糜百千萬金錢,日日議自強,而有事曾不能一戰,且捐數百萬於仇敵,緩詞而乞和」,可謂快人快語,一針見血。於是乎清流派的達官、名士無不為這位寄人籬下而無甚功名的青年才俊鼓勁叫好。
張謇在《嗇翁自訂年譜》里記述:「同光兩朝,京師所謂清流者,奉李高陽為魁,而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黃體芳皆其傑。友好中盛昱,王仁堪、仁東,張華奎,梁鼎芬,黃紹箕,文廷式皆預焉。」張謇這些志同道合的師友,除張之洞以外,自始至終幾乎一直都是李鴻章的政敵。清流派指名道姓地說:「李鴻章高勛重寄,歲糜數百萬金錢,以制機器而養淮軍,若不能一戰,安用重臣?」
李鴻章則反擊道:「清議之禍,與明季同出一轍」;「都中群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輕外重為患,鰓鰓然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又僅挑剔細故,專采謬悠無根之浮言」,「大言高論,不顧國家之安危」。他還公開譏諷清流派為「書生腐官」、「窮京官、爛名士」。
光緒八年(1882),朝鮮愛國軍民因不滿日本強加的「江華條約」,義憤填膺,群起攻擊日本公使館,釀成歷史上著名的「壬午兵變」。清政府應朝鮮王室之請,派淮軍大將、慶軍統領吳長慶率所部出援朝鮮。吳長慶委派幕中年方三十的謀士張謇負責謀劃前敵軍事,張謇又任命時在慶軍隨營、跟從自己讀書的學生袁世凱負責前敵營務處。由於指揮得力,將士用命,有效地遏制了日軍的氣焰。
軍書旁午之際,張謇寫下了著名的《壬午東征事略》,同時向清廷呈遞了名噪一時的《乘時規復琉球策》和《朝鮮善後六策》。
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一方面欣賞張謇的才幹,一方面又對張每遇重大國事都要給自己放幾箭的行事極為不滿,於是乘機指斥張的兩策為「多事」,並因此而與自己的愛將吳長慶結怨。慶軍進駐漢城之際,立下了蓋世之功的吳長慶竟被李鴻章來了個杯酒釋兵權,調往金州。再加上袁世凱「露才揚己」,經常向李鴻章打小報告,吳長慶雪上加霜,竟被活活地氣死。
為此張謇對李鴻章極為痛恨,對官場的黑暗無比憤慨。盡管李鴻章擺出一副不與他計較,相反還欲請他人幕的寬宏之態,張謇卻毫不領情,聲稱「南不拜張,北不拜李」,斷然予以拒絕。
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慈禧太後六十大壽,清廷增開恩科會試。張謇二月十一日啟行,二十三日抵京,住在如奉會館。四月二十二日殿試欽點第一名,兩天後金榜題名,大魁天下。
就在這時,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李鴻章一味避戰求和,戰局朝著不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舉國上下一片憤慨。張謇舊仇新恨一同進發,他和大家一樣切齒痛恨並斥責李鴻章的畏避行徑。這一時期,他的日記甚為精彩,摘抄如下:
六月六日,聞朝鮮事,言人人殊。上常熟師書。
二十六日,卯刻詣太和殿恭行朝賀禮,晤叔衡、止潛、仲弢,知中國兵東渡,為日突擊,壞二船。
八月十六日,隨班人賀上皇太後加徽號禮,朝鮮正使李承純、副使閔泳喆猶奉表而來也。為之感喟無已。
九月一日,芸谷領銜合翰林院五十七人上請恭邸秉政奏。是日,上召恭邸,太後延見六刻之久,有會辦總理海軍之命,人心為之一舒。芸谷入見,上甚憂勞,且諭北洋有心誤事。北洋之肉其不足食也!
四日,叔衡領銜合翰林院三十五人上請罪北洋公折。余單銜亦上推原禍始防患將來請去北洋折。均由掌院代奏。
「北洋之肉其不足食也」,張謇對李鴻章的痛恨躍然紙上。
然而世上任何事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戊戌(1898)以後,張謇對李鴻章的看法漸漸起了變化。李鴻章畢竟是一位不同凡響的政治家,在變法失敗後,他並沒有落井下石,對那些攻擊過他的人進行陷害和報復,相反還冒著風險鼎力救下了維新派人士徐致靖的性命。
徐致靖是變法失敗後被捕的重要人犯,慈禧親擬的判罪名單上第一個就是他,接下來才是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當時所有的有識之士都為徐的命運擔憂,這就是為什麼張謇日記中提及「有徐、楊六人已罹刑戮之謠」時徐排在楊銳之前的緣故。可以說若無李鴻章援救,「戊戌六君子」難免就要變成「戊戌七君子」了。
張謇與李鴻章的關系趨於平緩,應始於庚子年(1900)的「東南互保」。經過多年的宦海風波,將及知天命之年的張謇看人看事已十分老成練達。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下之際,他為兩江總督劉坤一定策:「乞公與南中將帥公推合肥總統各路勤王之師,入衛兩宮。」
是年八月半,張謇復為劉坤一劃策,請他與李鴻章、張之洞商量,聯名上奏,請罷斥端王載漪及剛毅等禍首以謝天下。第二天劉即依計而行,發出電文。
這時候李鴻章的處境亦十分微妙。他是一個老於世故的人,深知慈禧對自己純粹是在利用,內心裡實際上一萬個不放心。所以盡管慈禧一再命他趕快入京,他卻以生病為由徘徊於香港、上海。這時又聽說慈禧知道了英國有策動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擁戴他搞兩廣獨立的企圖,決心把他誘騙至京加以殺害,益發託故不行,
靜觀待變。
張謇不知其中內幕,一面指望李鴻章火速勤王,一面又指斥他老謀深算。在給劉坤一的信中,張謇寫道:「私心竊計,以張魏公戡定苗劉之功望之合肥也。事會蹉跎,聶公死,敵殲我良將,諸軍奪氣。合肥駐節滬上,聞命徘徊。若以朝局兵機、敵情賊勢合察統計,未遂無辭。然君父懸刀俎之上,生靈陷湯火之中,惟是逭暑避囂,散服容與,雖充國之重臣,亦高克之逍遙,以雲忠愛,未敢深信……」
但不管怎麼說,由於李鴻章、張謇、盛宣懷、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人聯手協作,「東南互保」得以定局,終使東南半壁河山免遭兵燹,這是值得欣慰的。
張謇在70歲時親自編定了《嗇翁自訂年譜》,實際上此亦是他日記的縮簡本。在自序中他說:「謇年二十有二,始有日記,至於七十,歷四十有八年,視讀古史殆易數姓。」這時的張謇已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齡,回觀往事,心境澄明,於是乎年譜中剔除了以前對李鴻章的痛斥之辭,除個別字句稍有訾議外,其餘部分相當平和。斯時李鴻章已死多年,清朝亦已讓位於民國,憶往追昔,嗇翁的內心當別有感觸吧!
張謇與鄭孝胥
在張謇的一生中,鄭孝胥和他有著很深的交誼。鄭孝胥字蘇戡、太夷,福建閩侯人,在科舉場上的最高功名是舉人。鄭孝胥人很聰明,寫得一筆好字,當時面對外侮日亟的局勢,他與許多有識之士一樣,有著變法圖強的願望。
在赴京趕考的日子裡,家境同樣貧寒的張謇與鄭孝胥不得不依靠替寺廟抄經來維持生活。後來鄭孝胥的字越寫越好,官運也不錯,在幾個省當過按察使、布政使一類的三品大員,字也隨著名貴起來,別人輕易求不到了。
鄭孝胥在張謇籌辦大生紗廠及預備立憲公會的成立等許多大事上,是自始至終跟著張的為數不多的人之一。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張謇與盛宣懷簽訂「通滬(日後之大生紗廠)合辦協約」時他即擔任了見證。
光緒二十六年(1900)紗廠建成,只等開車,但因資金無法維持,原本答應幫忙的人又全都撒手而去,張謇一生中遇到了眾叛親離的最大險境。他後來回憶道:「上海之慰惜者,獨何眉孫、鄭蘇堪二君。每夕相與徘徊於大馬路泥城橋電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籌莫展。」
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廷命載澤等大臣「出洋考察一切政治制度,以期擇善而從」,考察結束不久即頒布詔旨,表示要仿行憲政。張謇聯絡東南士紳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立憲政團,初推朱福洗為會長,繼推鄭孝胥為會長,張謇對鄭表示了無比的信任。隨後各省紛紛響應效尤,一場聲勢浩大的要求立憲運動在全國各省展開。張謇一直是各省咨議局開展聯合請願行動的主持者,而鄭孝胥則是他親密的夥伴。
聽活著的老輩講,鄭孝胥因系張謇密友,又為「大生」股董,以前常到南通訪張,也愛與張一同到大生紗廠所在的唐閘閑住,一般都住在時屬資生冶廠的一座典雅的二層樓上。早起用過餐後,鄭即看張謇練字。一般來講,鄭孝胥是輕易不動筆的,他只是一隻手托著水煙台,一隻手拿著點火的媒子,時不時「咕嚕嚕」抽上一通,待看到他順眼的字時,才站起身,帶點老氣橫秋卻又不乏真誠地誇上一句:「此字又有了進步!」
張謇在習字時,總是極重視鄭孝胥的意見,虛心向他討教,由此可見他們的關系確不一般。
張謇與袁世凱
張謇的一生由於種種機緣,曾結交了許多朋友,其中不乏一些當時頗能呼風喚雨、左右乾坤的人物,不過這當中來頭最大的還得數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
袁世凱不但過足了大總統癮,還當了八十多天的洪憲皇帝,但這都是後話,在此三十多年前,若沒有張謇、吳長慶的慧眼識珠、破格提拔,他能不能平步青雲、飛黃騰達,還很難說呢。
袁世凱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氏。他比張謇小6歲,自小即喜歡騎馬舞刀,堅信槍桿子底下出政權的真諦,在家鄉得了個秀才身份之後,感到再考這些勞什子不會有出頭之日。盡管騎馬射箭時曾從馬上摔下來跛了腿,他還是在光緒七年(1881)興沖沖投奔到淮軍系統的慶軍吳長慶處,尋找發展的機會。
張謇早在光緒元年(1875)經原任通州知州的孫雲錦介紹,即認識了孫的安徽同鄉、淮軍提督吳長慶。吳時任長江下游的國防工程鵝鼻咀的總負責人,深得李鴻章的信任。
盡管吳長慶身為武職,但素來禮賢下士,對讀書人十分敬重,軍幕中容納了不少有真才實學的人。他對張謇的學識尤為敬服,光緒二年(1876)誠懇邀請張到他的幕中擔任機要秘書,隨部隊駐在浦口。為了讓張謇早日登科,吳長慶特地為張築了五間冬暖夏涼的茅屋,讓他專心攻讀。月俸從優定為二十金,不久又增為二十四金,解除了張謇養家的後顧之憂。
光緒五年(1879)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是很不平靜的一年,清廷派崇厚向俄國索還被霸佔的伊犁,結果崇厚反而與俄國簽訂了賣國條約十八款,消息傳來,舉朝震驚。接著日本又佔領了時為中國藩屬的琉球,對中國構成嚴重挑釁,民族危機日益加深。
其時張謇的生母金太夫人不幸病故,處此國難家憂之中,張謇拍案而起,一氣呵成地寫下了兩篇振聾發聵的疏文,讓人眼目一新。這兩疏一是代江蘇學政夏同善擬的「瀝陳時事疏」,一是代吳長慶擬的「陳中俄戰局疏」。兩文一出,朝野傳誦,張謇的名字在士大夫中不脛而走。清流派首領李鴻藻和張之洞、張佩綸等人對他都十分器重,引以為同志。
應該說對時局的演變,當時擔當朝廷大任的洋務派實權人物李鴻章等人還是洞若觀火、有所警覺的。張謇倡導「儲才」備戰,指責洋務派十多年來「歲糜百千萬金錢,日日議自強,而有事曾不能一戰,且捐數百萬於仇敵,緩詞而乞和」,懇望朝廷能乾綱獨斷,以戰為和,拒絕帝國主義的無恥要求。李鴻章一方面斥之為多事,一方面把淮軍中能征善戰的勁旅慶軍派駐到與朝鮮隔海相望的山東登州,密切注視著時時覬覦中國的日軍的動態。
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張謇隨軍來到了登州,與一代裊雄袁世凱相遇,為波詭雲譎的中國近代史添上了別有機趣的一筆。
袁世凱為何特地跑來投奔吳長慶呢?原來他的嗣父、曾做過江南巡鹽道的袁保慶與吳長慶是結拜兄弟。袁保慶本是袁世凱的叔父,因無子而將袁世凱過繼來承嗣。袁世凱的生父袁保中本無功名,但他的叔祖父袁甲三卻非等閑之輩,在洪楊金田起義、北方捻軍崛起之時,他創立的毅軍成為捻軍的勁敵和淮軍的友軍。袁吳兩家原就是世交,吳長慶為人忠厚,治軍有方,是朝廷寄予厚望的統兵大員。袁世凱是十分精明的人,要不是看準行情的話,他又豈會到此來浪費時間?
也是袁世凱時來運轉,不久朝鮮就發生了「壬午兵變」。自光緒二年(1876)日本逼迫朝鮮訂立「江華條約」之後,日、俄、英、美諸國競相攘奪朝鮮的利權,朝鮮人民義憤填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奮起反抗,部分軍民向製造陰謀的日本公使館發起攻擊,日本巴不得事態擴大,好乘機干涉,它的胃口越來越大,不久又強迫朝鮮訂立了「仁川條約」。
清政府對這次事件的嚴峻性、危險性還是清楚的,為了遏制日本向朝鮮進行更大的訛詐,命令駐守登州的吳長慶率部援朝。命令下達之際,正好是家家戶戶忙於過年的時節,作為統帥的吳長慶有事請假,恰巧不在營中。好在他辦事例有規矩,委託了張謇代他料理營務,暫掌三軍。但對一介書生的張謇來說,事起倉促,委實也太突然了。
初到登州的時候,吳長慶見袁世凱相貌不凡,喜歡閱讀兵法、好以「知兵」自詡,還是很喜歡他的,但見他國學功底不深,做事浮誇,有點文不像秀才、武不像兵的樣子,為把他培養成能上馬殺賊、下馬草檄的文武全才,決定首先幫他把文化功底打扎實,於是命他拜幕中的泰興朱銘盤、通州張謇二人為師,好好地跟從學習,並要求他把老師布置的功課認真完成,由老師圈讀評閱。因張謇兼任營務秘書,這項工作起先全由朱銘盤負責。
朱銘盤專治小學,學識淵博而與世無爭,性好詩酒,為人坦誠。他閱人極多,看到袁世凱那種鋒芒畢露的樣子,知道他不是盞省油的燈。起先他還認真地指出袁世凱功課中的缺點,後來見袁越來越不耐煩,為了免得作對頭、生閑氣,索性把袁呈交的作業點上不少紅點,故作贊許之態。
如此一來,連素來嚴肅的吳長慶也對朱老夫子這位好好先生的做法忍俊不禁,就不再難為他了,轉而讓張謇來負責督管袁的學業。張謇處世接物歷來是一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派頭,對人不苟言笑,再加上他文筆老辣,行事果斷,待人從不過分親昵,總是一副高低長幼分明的樣子,所以袁世凱很買他的賬,對他總是異常恭敬地以師禮待之。慶軍的紀律比起清軍的其他部隊來要嚴明得多,但自同光中興以來,內亂少了,也就缺了戰爭期間那種枕戈待旦的臨戰氛圍。現在主帥不在營中,又逢年節將至,許多軍官也都按太平時節的老例回家過年去了;加之第二年春天又逢大比,不少入營贊劃、權充幕僚的秀才們也都請假回去准備八股文章,以為自己蟾宮折桂鋪平道路,所以援朝之旨到達時竟是營中空空。當兵的一見此情,不免流露出茫然之色,大家的目光都盯在留守的張謇身上。
張謇沒有辜負吳長慶和將士們對他的期望,年方三十的他手書口說,晝作夜繼,運籌帷幄,充分發揮出指揮若定的干練長才。
袁世凱此時才24歲,熱血沸騰,躍躍欲試,丈夫處世立功名的奮斗欲給了他一種挺身直前的勇氣。張謇立即著手組建領導慶軍入朝的營務處,任命袁世凱為該處幫辦,袁也自告奮勇,願當全軍的開路先鋒。其時吳長慶已回到部隊,委派張謇籌劃前敵軍事,並任命袁世凱指揮前敵先鋒營,帶領部隊首先入朝。
慶軍剛進入朝鮮時,部分兵士把淮軍的一些陋習也帶了出來,有些兵油子不遵守紀律,聚眾賭博,外出不請假,逾期不歸隊,甚而調戲婦女的事也間有發生。吳長慶聽從張謇舉薦,把維持部隊秩序的執法大權交給了袁世凱。
袁世凱率領執法隊出營,沒有多久便拎來七八顆鮮血淋淋的首級,交給吳長慶。原來袁世凱對部隊的動態是時刻在關心著的,他知道有幾位頭素來難剃的老營棍子正公開在營中嘯聚賭博,軍官無人敢禁,當即帶人趕去,將執法大令請出,不由分說,猶如秋風掃落葉一般親手將他們的頭顱砍下。慶軍上下何曾見過這等聲勢,首級一經示眾,將士無不畏憚,從此袁世凱一炮打響,大家都知道了他的厲害,吳長慶也連聲稱贊他不愧為將門虎子。
壬午援朝後,清廷對有功人員進行銓敘,由於吳長慶力薦,袁世凱被保舉為五品同知銜,賞頂戴花翎,只花了一年的功夫,便功成名就,勝過了數十年的苦讀。從此袁世凱變得目中無人,居然在李鴻章面前打恩公吳長慶的小報告,至於張謇等其他人那就更不在他的話下了。
光緒十年(1884)由於朝鮮局勢表面趨於緩和,李鴻章命吳長慶率兵三營回國,駐防金州,另有三營交袁世凱統帶。從此吳長慶一直鬱郁不得志,當年即不幸去世,明眼人都認為是袁世凱在李鴻章面前進讒所致。
出於義憤,張謇、朱銘盤、張督(張謇之兄)等人具名寫信給袁世凱,責備他自結李鴻章,露才揚己,處處使吳長慶難堪,實屬大不應該。
在這封切責信中,他們指責袁世凱忘恩負義,有三可笑處,所言頗耐人尋味。原信稱:
仆等與司馬雖非舊識,要亦貧賤之交,而往春初見,雖詡詡作公孫子陽見馬文淵之狀,一再規諷,不少愧悔,此一可笑;謇今昔猶是一人耳,而老師、先生、某翁、某兄之稱,愈變愈奇,不解其故,此二可笑;詧司莜公(吳長慶字筱軒)支應所,司馬既有領款,應具領結,辱因司馬問領結格式,遂即開寫,輒斥為何物支應所,敢爾誕妄,不知所謂誕妄者何在?勿論公事矣,辱與司馬平日交情何如,而出此面孔,此三可笑。……願司馬息心靜氣,一月不出門,將前勸讀之《呻吟語》《近思錄》《格言聯璧》諸書字字細看,事事引鏡,……腳踏實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莜公之知遇。……此信不照平日稱謂而稱司馬,司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復三年前之面目,自當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氣與詞涌,不覺刺刺,聽不聽,其司馬自酌之。
此信一望便知出於張謇手筆,然而張謇等人卻小覷了袁世凱。此時袁自覺羽翼已豐,再也不把這些從前的師友放在眼中,哪怕從此絕交,他也是在所不惜的。等到因母喪回籍守制的李鴻章復歸北洋大臣任上,袁世凱認准了這棵大樹往上攀,由此開始,多年直接與李打交道,憑著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本領,居然給自己弄來了欽差大臣會辦朝鮮營務處的頭銜。
也就在這一年,日軍不斷在朝尋釁鬧事,袁世凱率領部下把侵入朝鮮宮廷的日軍部隊打敗,將朝鮮國王李熙護送回宮,維護了朝鮮與中國的尊嚴,名聲大震,李鴻章稱贊他是智勇雙全的將才。於是乎袁世凱益發有恃無恐,更不把曾經患難與共的張謇等師友當回事了。
從此張謇與袁世凱斷絕交往長達20年。在這些年裡張謇也由一介窮書生變成為甲午恩科狀元,身價大增。隨著人望的不斷上升,張、袁二人各自的地位皆越來越高,俱已成為當時社會的棟梁。雖說不通聲氣,但大家都是呵氣成虹的人物,對方的一舉一動彼此都是瞭然
於心。
光緒三十年(1904),張謇因為所辦的大生紗廠經營得法,大獲利市,對社會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一座新興的工業與文化城市南通遂開始崛起於長江人海口的北岸。張謇成了當時中國傑出的實業巨子,為世界上不少著名人士所矚目。
「戊戌變法」失敗後,對康有為、梁啟超深為同情的張謇等人對中國的立憲事宜由關心轉為積極實施,他們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