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為什麼會有百萬人逃港事件發生
。謠言說，在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還在當日 「大放河口」，允許群眾自由進出香港。
Ⅱ 曾經深圳逃港潮出現的原因
對面干一天 抵得上這邊一年 不誇張
Ⅲ 1979重大事件和深圳的關系
1979年7月15日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這就是著名的中發[1979]50號文件。
1979年百萬人四次大逃港事件！
1979 深圳元年 鄧小平第一次叫出「深圳」這個名字
1979年大事輯錄1月13日，廣東省向國務院報告，在三、五年內把寶安地區建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商品生產基地和將寶安縣改為深圳市，屬省轄市建制。
1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將深圳的蛇口辟為香港招商局蛇口工業區。
3月5日，國務院批復同意廣東省將寶安縣改設為深圳市。
4月5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第一次提出試辦「出口特區」。深圳、珠海兩地可以先行試辦。
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文件，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汕頭三市試辦「出口特區」。
8月2日，下午1時30分，8號特大強台風在深圳沿海地區登陸，中心風力在12級以上，死2人，受傷47人，這是深圳市解放以來遇到的首次特大台風，全市損失超過2000萬元。
11月7日，深圳市五金礦產進出口支公司和省建材進出口公司與香港凱旋貿易公司簽署合作經營「烏石古石場」協議，投資4644萬港元，這是我市第一家中外合作企業。
Ⅳ 如何看待歷史上的 逃港 事件
無論在解放前還是解放後，香港人口都遠快於珠三角人口的增長，李嘉誠這些人就是解放前過去的，由於香港是個城市，即使在解放之初也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僅次於上海，城市尤其大城市對於周邊人口的吸引力是至今為止所有國家都無法避免的現象，何況香港在戰後成為中轉港口和金融中心。尤其，香港旁邊的深圳在改革前是個農村，所謂當年的逃港潮，說白了就是現在中國民工的每年赴沿海打工。可以說，只要國家不把深圳變成城市，那麼，隨著香港成為國際資金中轉港，逃港潮只會越演越烈。
在所謂逃港潮中，卻沒有關於原寶安縣城鎮職工、原廣州市民逃港的記錄，為什麼？計劃經濟下，中國城市居民生活並不差，而且，沒有資本主義世界巨大的競爭壓力，所謂高工資對於高物價的香港，沒有任何意義。所以，內地市民沒必要去犯這個賤，去受資本家的吆喝，這也說明，用所謂逃港潮來證明改革前兩地經濟體制的對比是多麼地荒唐，要知道，香港是城市，是國際大都市，而當時寶安縣是農村。
要說現在改革後沒有逃港潮，也是可笑的事情，1983、1987年的逃港潮規模不下於1949、1960年，而現在每年赴港生孩子的人，早已把當年寶安縣逃港人數遠遠比下去，這也是另一種意義的逃港潮。
再說，當年逃港潮去香港打工的人，他們在香港流血流汗幾十年後呢？連在香港過個晚年的權利都被取消了，微薄的退休金，連買個棺材都買不起，只好跑到大陸來過晚年，他們可是由大陸支付了他們童年的撫養費用，而資本主義世界只享受了他們的勞動力，結果到榨乾他們油水後一腳踢開，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仁慈。
如果說現在深圳原居民已經不存在逃港潮，這只說明一點，國家把深圳從農村變成了城市，而如果國家不能在把深圳變成城市的同時把全國農村普遍變成城市，那隻說明所謂深圳的發展沒有任何推廣意義，用歷史上的逃港潮來抨擊某個時期是可笑而無恥的行為。
Ⅳ 根據材料一中提供的時間分析,深圳 逃港潮 出現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最重要是兩地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太遠，同樣是出賣勞力，在深圳，累死累活一天還未必吃得飽。在香港，除了有飯吃，還能有錢剩。
Ⅵ 逃港問題,產生的歷史因素有哪些
對於香港來說，自1997年回歸祖國以來，每年7月1日都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日子。1840年鴉片戰爭兩年後，香港被英國佔去，這個脫胎於珠三角的島嶼，從此走上了一條與大陸母體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存在姓「資」與姓「社」的意識形態差異，香港與內地的分道揚鑣顯得更加堅決和迅速。
此後近三十年時間里，政治鐵幕卻並未將香港與祖國大陸的臍帶完全斬斷，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為主的民間形式始終活躍，最終匯聚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為例，在公開的文件里，「深圳歷史上共出現了四次大規模偷渡」，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統計，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記載的「逃港」事件就有56.5萬多人次。
內地民眾此起彼伏大規模的逃港風潮，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 ——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設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陳。如今，眾多香港人紛紛在深圳等地投資、買房，而在改革開放前，在香港與寶安縣（1979年改名為深圳市）山水相連百餘里的海岸線上，歷史卻怎樣錯步向前，以致數萬人鋌而走險、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
新中國成立期間，由於戰亂等因素，規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現。《香港年報》記載，上世紀50年代初，戰亂使超過75萬名來自內地的居民湧入香港。1952年，32歲的張愛玲，隻身在烈日下走過了寶安縣羅湖橋，來到香港。在她身後，上海公寓里的流言與傳奇，被鋪天蓋地的標語和口號湮沒，她的身影則在他鄉漸行漸遠。
這只是建國後大規模逃亡香港風潮的預演。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曾走過一條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鍋飯」模式下的一切歸公，如個人財物方面，全部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存入銀行，極大傷害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時代，很多走投無路的民眾，懷著不解、不甘的心情，開始孤注一擲逃亡香港，特別是在廣東沿線一帶。
至今，廣州許多年長者依然記得，當年珠江作為泳場的盛況：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強身健體，口號喊得分外響亮，其背後的真正意圖大家都心照不宣：為了隨時可能發生的遠行——偷渡邊防線，逃亡到香港。
在廣東寶安縣，公安機關的主要任務一度是監視「三偷」：偷聽敵台、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有的農民借口去割草，劃著一隻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產隊幹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劃走的那條小船。
寶安外事辦公室《關於經寶安縣偷渡香港問題的調查報告》（寶外字10號，1959年1月28日）顯示，1956—1958年，經寶安縣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寶安縣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縣的有13657人，寶安縣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壯年，以致不少邊防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民謠便說：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避孕套當「救生圈」，撒老虎的糞便防警犬
當時在廣東偷渡， 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 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泅渡通常是首選，其方式可謂五花八門。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到達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偷渡者一般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還有人將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一直游過去。廣州人把從水路偷渡逃港稱作「督卒」，借用下象棋術語，取其「有去無回」之義。民眾也常常自發去珠江中練習游泳，以便日後「逃港」派上用場。不少孩童從小便被家人灌輸「好好練身體，日後去香港」之類的思想。
要順利游到香港，除了最佳下水地點外，還需要更多技巧。准備充分的人在偷渡時，會帶上一個小型的充氣救生圈之類的可供漂浮的物體，但並不是一下水就用，因為那樣會影響速度，也容易被發現。相反，他們會將這些充氣物腔內的空氣放掉，折疊好帶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時，拿出來吹上氣漂浮水上稍作休息。有些人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姜湯，雖然辛辣，但能驅寒，不至於在途中被凍死。
Ⅶ 從逃港到回歸,說明了什麼
必須把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中國最高決策者從「逃港」這一歷史怪圈中再次認識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須把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場新的「逃港」潮再次席捲而來。
數十萬的逃港者，則為了生計，在把香港打造為亞洲「四小龍」的同時，默默無聞地獻出了個人的青春，甚至生命。無論成功或者失敗，這些逃港者註定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史上令人心酸而意味深長的註解。
(7)如何看待深圳出現的四次逃港問題擴展閱讀
深圳特區的誕生，使廣大民眾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風」驟然停止。當年曾參與特區籌建工作的廣東原省委書記吳南生後來回憶說：「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最困擾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准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隨著內地全面改革開放波瀾壯闊般展開，困擾多年的「逃港」問題終於釜底抽薪。1997年香港的回歸，「個人游」的政策為內地人來港提供的方便，加上香港邊境反偷渡系統的不斷完善，偷渡情況已經基本上得到控制。在2006年，被捕的內地非法偷渡客已經大幅降低到3173人。
Ⅷ 深圳百萬人逃港是什麼政策導致的
那是以前，香港發展好，容易掙錢發財，才導致深圳百萬人逃港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