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深圳為何可以走在全國創新的前列
據報道，在9月21日舉辦的「2017國是論壇」上，國務院參事王京生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秉持工匠精神製造的產品及其背後的職業精神，與一個民族的尊嚴、生存與發展息息相關,正是企業家精神讓深圳走在全國創新的前列。
行業普遍認為，深圳是我國創新走在比較前面的地方，深圳創新資金和組織來源，90%是民間企業，90%的資本也來自於民間企業，90%的發明專利也是由企業直接提供的，而不是大專院校，因為沒有一流的企業家，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團隊，沒有一流的團隊就不可能有一流的產品。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向深圳的創新企業學習，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 深圳大運會是如何促進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的~
深圳大運會 : 永久的文化遺產
青春飛揚的大運聖火已經熄滅,美輪美奐的大運村也於8月26日關閉;12000名運動員和技術官員在依依不捨中離開了深圳。然而,大運的激情仍在人們的心中涌動,大運精神將長久地造福深圳。
深圳人的精神品格悄然提升
大運後的「新深圳」,最讓人動容的是市民的情懷與擔當。
大運會期間,不強制單雙號限行,而是倡導「綠色出行」,讓市民自願申報停駛。數十萬人自願停駛、滿城飄揚的綠飄帶,讓世人觸摸到深圳人的敢於擔當和熱愛家園的情懷。同時也開創了社會管理的新模式,帶來公共管理和公共文明的改善。大運期間,97公里的大運專用通道沒有一個行人走在上面,讓深圳市委書記王榮也禁不住「對深圳市民充滿了敬意」!
127萬志願者在學校、企業、社區、公共場所服務,他們真誠的笑臉贏得了世界各國友人的高度贊賞,成為深圳街頭一道道最靚麗的風景線。不少志願者表示,此次參與志願者服務的經歷讓他們的服務意識、社會責任感、城市主人翁意識更加強烈。
開閉幕式上,不放煙花,不請明星,以大學生為主體,但青春、歡樂、友誼的氛圍更加濃烈。
首創運動會火炬虛擬傳遞與實體傳遞相結合、線上線下參與互動的新模式,覆蓋了90%的中國各類高校,參與人數突破1000萬人,經費卻減少九成,節省了數千萬元,而規模、影響擴大了數百倍。
大運會的創新,將作為深圳最鮮明的城市品格,在深圳今後的發展道路上,成為驅動深圳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引擎。
辦賽事和惠民工程緊密結合,原先凌亂的「城中村」現在改造成了高檔繁華的商業中心,舊建築穿上了亮麗的歐式外衣;5條地鐵線路同時開通,使深圳一舉迎來「地鐵時代」;市民切身感受到天更藍了、水更清了、路更暢了、城更美了,先前因施工帶來的煩躁、牢騷和埋怨,現在全都化成了贊美和喜悅。這種 「蝶變」使人們更加深深懂得:「以人為本,惠民為先」,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是執政者考慮問題處理事情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只有如此,建設和諧社會才有最牢固的基礎。
把社會建設擺在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讓平等、尊嚴、尊重真正融入市民生活,以立法的形式鼓勵社會組織成長,符合行政上的國際慣例;加快「廉潔城市」建設,體現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對反腐敗工作的堅定決心和態度,更是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先進城市的重大舉措;加快「萬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型;以國際化城市為標桿,推進法治政府、公共服務性政府建設,更公平地分配公共資源……
詮釋深圳個性,推進城市進步,加快融入國際化……因為大運,這一筆筆有形無形的文化遺產,讓深圳更成熟了,更進步了!
深圳實現與世界零距離
31年前,深圳向世界打開了一扇「特區之窗」,以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忐忑心情,嘗試著吸取外部世界的經驗和智慧,以探索走出一條發展壯大自身的道路。
31年後,深圳大運會在獨具創意的「春繭」——深圳灣體育中心,向世界打開了一扇寬達110米的大「門」,以表達自己敞開懷抱,接納四海賓朋、五洲學子到來的友誼與熱情。
如果說改革創新是深圳的根和魂,那麼國際化就是深圳的「眼」。深圳特區創立到現在,各項政策突破和制度創新的靈感,大多來自國際化鏡面的「觀照」。大運會之後,深圳的眼睛將更加明亮。
國際體育記者協會主席吉安尼·梅羅告訴記者:「我在這期國際體育記者協會雜志封面上有一個特別的設計:在世界地圖上,特別標注出深圳這座城市。我在給青年記者講授新聞報道角度時特別提到,要將深圳放在世界地圖上,而不只是單純報道一個比賽本身。」
同樣,在深圳人的眼裡,深圳大運會絕不僅僅是深圳建市以來舉辦的最大規模綜合性國際賽事,更是深圳走向國際化的一個良好平台,是實現國際化夢想最好的「成人禮」,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性機會。
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言:去年5月,我們明確提出了「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先進城市」的戰略目標,但客觀上深圳離這一目標還有一定差距。這種差距主要不是體現在「硬體」上,而是更多體現在「軟體」上,特別是在城市的國際化氛圍、國際知名度、國際影響力等方面,深圳與世界先進城市差距還比較明顯。
大運會設立的國際化標桿,無疑為深圳加快推進國際化進程提供了重大機遇。
大運會雖然只有短短12天,但深圳在家門口展開了有史以來最為成功、最為直接、最為有效的城市營銷:科技之城、創業之城、文化之城、濱海之城……「印象深圳」系列活動,集中展示了深圳充滿創新活力的城市魅力和開放包容的國際化城市形象。
世界給了深圳一次機會,深圳必還世界一個驚喜。
超過150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12000人的參賽陣容,3000多名媒體記者,數萬名世界各地的年輕人聚集深圳,期間舉辦的全球青年聯歡節、世界大學生沙灘音樂節和中歐青年論壇等多場主題活動,都充分說明了這個盛會已經遠遠超越體育本身,成為一場多元的文化交流互動大會。
這一刻,深圳在世界觀眾面前盡情揮灑自己的情懷;這一刻,世界又重新發現了這座南中國年輕的城市;這一刻,成為深圳邁向國際化城市的新的里程碑。
3. 深圳模式的形成與演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轉載與引用）
1、大力發展外源型經濟
上世紀70年代未，香港工業面臨產業轉型，大部分勞動密集形產業因工資、土地成本上升難以為繼，正在尋找新的投資空間。此時，恰逢中國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深圳被批准成為中國內陸最大的經濟特區。深圳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理所當然成為了港資來大陸發展的首選地。
深圳建市之初，吸引外資的主要形式是「三來一補」。所謂「三來一補」，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這種引進外資的形式具有形式靈活、投資少、時間短、見效快、風險小、成本低等特點，在解決勞動就業、增加外匯收入等方面具有積極作用，是促進深圳早期外向型經濟發展的一條有效途徑。
據媒體披露，第一個來深圳投資辦廠的香港商人是鄭可明。鄭可明本系廣東鶴山人，客居香港多年，但仍然心系羅湖橋北岸的世界。1978年初，他聽人說內地在搞改革開放，便召集幾個兄弟找來幾台舊機器，從香港步行走過羅湖橋來深圳開辦手袋廠。來深圳後，鄭很快與當地村、鎮政府簽訂了合同。按合同規定，村裡出地、出人，鄭出錢建廠並提供機器；原料由鄭從香港運進，加工後，產品仍由鄭往香港銷售。這就是所謂的「三來一補」的原始模式。
繼鄭可明來深辦廠後，鄭的多名旅港老鄉也紛紛效仿。此後，成群結隊的香港人抬著機器從羅湖橋上趕過來，在深圳蓋起簡易的廠房，或是生產手袋、皮具；或是生產布料、服裝；或是生產五金、自行車等。這種被稱之為「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模式被迅速復制。
據當地人回憶，當年從羅湖口岸鋪開來，一大片的全是小矮房，走在廠區中間都分不清東南西北，盡管當時手袋廠、箱包廠已經有很多了，但是扛著機器、背著大麻袋原料經過羅湖橋的香港商人仍是絡繹不絕。
此後，深圳的各個鄉鎮都迎來了「三來一補」生意的香港商人，1979年，僅寶安的石岩村就進駐了100多家加工貿易企業。
在「三來一補」效應的影響下，1979年，深圳市正式提出了特區要以發展「三資」企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1979年，泰國華僑謝國民率先來到深圳，拿到了深圳市「001號」中外合資企業營業執照，成立了正大集團蛇口公司，此後，謝又與美國大陸穀物公司康地集團合資組建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
到1979年底，深圳引進「三來一補」企業和「三資」企業200多家，到1981年底，深圳市的外資企業已達1800多家。到1985年底，深圳特區已與外商簽訂協議4696項，協議投資33.5億美元，占當時全國直接利用外資的六分之一。至此，深圳市的外向型經濟格局已初見端倪。
2、放手發展民營經濟
深圳建特區前，即1980年前，這里只有6戶個體工商戶，年營業額不足3萬元。在上世紀80年代，當許多地方對民營經濟的發展，尚處爭論、觀望階段的時候，深圳市就明確提出了在注重發展「三資」企業的同時，也要注重培育本土民營經濟的發展，並制定了《深圳經濟特區民間科技企業登記注冊辦法》、《關於發展特區私營企業的若干觀定》等重要政策法規。1980年以後，深圳按照「先繁榮後規矩，先活躍後有序」的的思路，在允許並支持本地居民發展個體經濟的同時，大膽實行「打開城門，積極引進」的方針，允許鄰縣、外省的個體戶進入特區經營。
到1985年底，全市個體戶發展到2118戶，其中一部分個體工商戶無論在經營規模還是在僱工人數等方面，實際上都已突破個體經濟的界限，開始向民營企業轉變。
1987年國務院頒布了《城市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件》，1988年國務院又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深圳市在這期間根據國家的有關政策法規，結合當地的實際，又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勵民營經濟的政策法規，例如《深圳經濟特區民間科技企業管理規定》、《深圳經濟特區私營企業暫行規定》等等，提供了比內地更加優惠的條件，吸引了全國各地大批機關幹部和科技人員來特區創辦民營企業，尤其是科技型民營企業。在前一階段積累了相當資金的個體工商戶也正式注冊為民營企業，民營經濟進入了一個穩步發展的階段。至1991年底全市民營企業已發展到1024戶，總注冊資金達15000萬元。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改革的總方向。深圳市根據國家的總體改革目標，在國家尚未出台《公司法》之前，於1992年率先出台了《有限責任公司條例》、《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合夥制條例》等，這些極具前瞻性的政策法規，再一次激起民間創業熱潮。據工商部門反映，一時間，民營企業注冊登記猛增，高峰時，每天要新增上百家民企。日後成為行業龍頭的著名民企大都在這一期間籌備或延生。如通訊領域的華為、中心，網路領域的騰訊，軟體領域的金蝶、金證等，生物工程領域的海王、海普瑞；新材料領域的比亞迪、長園、中金高能等。
由於深圳初步建立起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並擁有獨立的立法權，一些在計劃經濟時期制訂的限制民營企業發展的條條框框已基本廢止。在深圳，凡是法律、法規未加禁止的行為，民營企業都可以進入。深圳民企涉足的領域既包括商業貿易、飲食服務、交通運輸、建築、加工製造等傳統行業，也包括電子、通訊、生物工程、軟體、激光等高新技術產業，還包括金融、物流、文化創意等現代服務業，甚至連一些壟斷性行業，也向民企敞開了大門。正是由於有了這種開放、公平的競爭環境，才造就了如華為、中心、平安、比亞迪、萬科等一批在世界舉足輕重的民營企業。
大力支持民營企業實施科技創新，也是深圳發展民營經濟的重要舉措。截止2001年底，經深圳市科技局正式認定的民營科技企業有1130家，其中高科技企業有60家。民營科技企業的技工貿總收入282億元，工業總產值270億元。全市14家市級技術開發中心，其中有4家落戶在民企，全市有40%以上的研發人員集中在民企。深圳民企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占民企總數的64%，由自主知識產權創造的產值占深圳民營科技企業總產值的88%。
3、率先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
深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按照中央「殺出一條血路來」和「跳出現行體制之外」的指示精神，自建特區以來，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在國內率先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創造了國內的多個第一。
一是積極探索以精簡機構、轉變職能為主要內容的政府行政體制的改革。1986年，深圳市率先撤銷了大部分行政性主管局，實行大部制，走出了政企分開的第一步；1987年，深圳市率先在國家機關內建立公務員制度，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轉變為公務員；1992年前後，著手進行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廢止了計劃經濟時期舊的規章制度，取消了大部分行政性審批的項目，放寬了市場准入制度。
二是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1986年深圳市率先進行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革的試點，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專司國有資產管理的機構——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取消了企業的行政級別，有6家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組。率先面向全國公開招聘管理人才，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2001年至200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推進競爭性領域劣勢國有企業的整體改革，對5家大型國有企業進行國際招標招募，對幾家大型國企集團實行授權經營。
三是積極推進價格體制的改革。1987年，深圳市從人民群眾最為關切的副食品價格改革入手，逐步擴展到工業品價格的改革，取消各類票證，下放了定價許可權，實行浮動價格，把物資調撥價改為議購議銷價。到上世紀90年代初，又進一步調整價格改革的思路，由「以調為主」發展到「以放為主」，至此，深圳市97%的商品價格都由市場調節。
四是積極推進勞動、人事、分配製度的改革。早在1981年，深圳蛇口工業區就率先向全國公開招聘幹部、職工，並宣布在工業區內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1986年，深圳市率先在國有企業內部推行勞動合同制，打破「鐵飯碗」，率先實行結構工資制、職位工資制。深圳市還在股份制企業中試行員工持股和股份期權制度，並規定技術發明、品牌、商標、專利等知識產權和無形資產可以作價入股。這些改革極大地調動了企業員工的生產積極性，激發了廣大科技人員和企業家創新活動。
五、是積極探索金融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對深圳的負責同志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找，殺出一條血路來。深圳市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銀行、證卷、保險等多個領域進行積極探索，在新中國金融史上創造了多個「第一」。
1982年，南洋商業銀行深圳分行開業，成為中國內地引進的第一家外資銀行。
1985年，深圳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為各地建立規范化的外匯市場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1986年11月，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由深圳招商局出資人民幣1億元，組建了中國內地第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招商銀行。
1987年12月28日，深圳發展銀行成立，成為建國以來第一家向社會公開發售股票的商業銀行業。
1990年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營業。
2004年5月27日，深交所正式啟動中小企業板塊，同年6月25日，首批中小板8家新股在深交所掛牌交易。
2009年9月，深交所正式啟動創業板，同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創業板公司正式在深交所掛牌交易。至此，深圳資本市場形成了由主板、中小板、創業板組成的梯形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結構。
六是充分運用好立法權，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鞏固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1992年7月，深圳市獲得了全國人大授予的立法權。深圳市充分運用這一優勢，為率先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提供法律保障。在擁有立法權之後，深圳市先後在市場規劃、市場秩序、社會保障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截止2000年，深圳市在所制定951項法規中，其中直接涉及經濟改革方面的立法佔立法總數的73%。目前，深圳已初步形成了適應特區市場經濟需要的，與國際慣例相銜接的法律框架。這些法律、法規的制訂和實施不僅有力地推動了深圳的改革和發展，也為國家的立法提供了鮮活的經驗。
4、轉變增長方式，實行產業轉型升級
經過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深圳的產業結構不斷優化，逐步形成了特色鮮明的高新技術產業，市場體系較為健全和完善的金融產業、聯通國際輻射內地的物流產業、與科技金融緊密結合的文化產業（後三者可稱之為現代服務業）等四大支柱產業。
深圳的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其間經歷了探索的艱辛與轉型的陣痛。大致來說，深圳的產業結構經歷了三次大的轉型升級。
（1）第一次產業轉型：由貿易向工業轉型
深圳特區是在原寶安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保安縣是一個農業縣，既沒有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也沒工工業基礎，留給大特區的只有「一窮二白」。如果說深圳在建特區之初還有什麼優勢的話，那無非是這么兩條：其一是國家給予了一些優惠政策，例如，吸引外資減稅、免稅、出口退稅政策，國有企業享有進出口自主權等等；其二是地理上毗鄰港澳，與香港只一河之隔。因此，深圳最初的發展之路別無選擇，只能走貿易或加工貿易的發展路徑，來逐步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這也符合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大都要經過貿、工、技發展的不同階段的一般路徑。
深圳通過貿易和加工貿易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有三個渠道或者說三大來源。
一是轉口貿易。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拉開序幕，人們尚未告別短缺時代，港澳和國外物美價廉的輕工業品成為人們追逐的對象。當時整個中國掀起了一股全民經商的潮流，而深圳既地處沿海地帶，又是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享有一系列優惠政策，其中，在特區興建之初，為滿足其建設中的物資供給，中央給予深圳在物資進口和外匯使用上一些特殊政策。因此，深圳很快成為國內新興的貿易中心。不僅一大批內地個體工商戶或剛剛脫離體制下海經商者，紛紛來深圳淘金，通過各種渠道與深圳有關機構拉上關系，而且外省乃至中央各個部辦委都紛紛在深圳設貿易公司，來鑽這個政策空子，將原本用於深圳特區內的進口物資，倒賣到內地去，靠這種貿易賺取暴利。
二是走私販私。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沿海一帶，例如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興起了一股走私販私的熱潮，有不少人通過這種灰黑色的貿易方式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深圳也不例外。深圳可以說是當時電子產品零部件最大的走私集散地，聞名全國的賽格電子市場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三是以「三來一補」為主要形式的加工貿易
如前所述，由於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港澳台等地勞動密集行業因人工、土地成本上升難以為繼，而且尋求新的發展空間，而深圳又有天勢、地利、人和的諸多優勢，是承擔這種產業轉移的首選地。因此，加工貿易是深圳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
在工業化初期，靠貿易打基礎本無可厚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貿易立市的弊端也逐步顯露出來，前兩種貿易本來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後一種加工貿易形式也浮現出不少問題。最先對此提出批評的是剛從國外回到香港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陳文鴻博士，他在香港出版的《廣角鏡》雜志（1985年5月號）上發表了名為《深圳特在那裡》的文章，文章批評，深圳建特區5年來，表面上繁榮，但根基不穩，主要是利用國家優惠政策，通過貿易主要是通過對國內其他地方的轉口貿易賺內地人的錢，這不應是深圳發展的方向。陳的文章激起了國內第一場關於深圳特區的大論戰。在這場大論戰中，大多數批評者認為，深圳工業的比重太低，而且指出，深圳要學會到國際市場上賺外國人的錢，而不應賺內地人的錢。
這一階段，不僅理論界對深圳的發展路徑頗有微詞，中央也對深圳的政策進行了微調。1985年，中央決定拔掉給深圳輸血的針頭，加強對深圳進出口商品的控制。轉眼間，幾千家公司關門倒閉，深圳的經濟亦陷入低谷。同年11月，國務院在深圳召開了經濟特區發展外向型工業的座談會，中央的第七個五年計劃明確要求，「經濟特區要在積極引進技術的同時，逐步做到生產以外銷為主，力爭為國家多創外匯。」
深圳也根據國家的「七五」計劃目標，制訂本市的發展規劃，提出在「七五」期間，要利用外資15億美元，國內投資60億元人民幣，新建500家工廠，到1990年，工業總產值達90億人民幣，用三年時間，基本上形成外向型工業結構。
至此，深圳產業結構進入了第一個轉型期，即由貿易轉向工業。以勞動密集型為特點的「三來一補」企業和三資企業繼續在關外發展，特區外沿107國道以及深惠公路布滿了這類企業。特區內形成了以電子、輕工業為主的上步、八卦嶺工業區，以機械加工為主的梅林工業區，以輕紡為主的蓮塘工業區，以建材為主的龍井工業區。經過幾年的調整和發展，深圳迅速成長為國內重要的工業基地和經濟中心。到1994年，深圳GDP已經超越許多傳統工業基地，上升到全國第6位。
（2）第二次產業轉型：由一般工業向高新技術產業轉型
深圳在工業化初期，工業布局存在飢不擇食的問題，尤其「三來一補」帶來的問題較為突出。主要表現在：一是整個經濟結構較為粗放，產品的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不高與整個城市的定位和遠期發展目標不相稱；二是一大批以「三來一補」的主要形式的加工貿易企業擠佔了深圳的發展空間；三是一部分企業的產品技術含量低、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不利於深圳的可持續發展；四是深圳農村經濟過分依賴「三來一補」，喪失了建立一個自有、自主、自營的經濟體系的良機，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僅落後於溫州地區也落後於珠三角的其他地區；五是「三來一補」企業的自主權和主動權在外商，難以防範國際市場的風險。
上述問題引起了深圳市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特別是上任不久的市長歷有為更是力主產業轉型升級，限制發展「三來一補」。1993年年底，深圳市出台一份調整產業結構的文件。文件規定，暫停登記注冊新的「三來一補」企業，特區內已辦的「三來一補」加工業，屬於污染環境的，要堅決遷走。另在特區外劃出9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大工業區（現在的坪山新區）。政策一出，港資企業一片嘩然，大量「三來一補」企業和「三資企業」紛紛遷往外地。這一過程一直延續到本世紀初。據統計，截止2008年，深圳已整體外遷規模以上工業企業599家，涉及10個工業行業，涉及工業總產值達108億元。
一般認為，深圳真正實施第二次產業轉型升級並高調提出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在1995年前後，促成這一轉型既來源於經濟發展的困局，也部分來源於外界的質疑。1995年國內發生了關於深圳特區的第二次大論戰。論戰的一方是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歷有為，論戰的另一方是有「國情學者」之稱的胡鞍鋼博士。起因源於胡鞍鋼發表了一篇關於《特區還要不要特下去》的文章。文章的中心論點是，特區不是特在國家的特殊優惠政策和全國人民的特別支持，而特在特區自身的創新。究竟誰是誰非，無法作出准確判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種關於特區的質疑，是向深圳特區敲了一次警鍾，有利於調整發展戰略和工作思路。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深圳市委市政府高調提出了深圳要第二次創業的口號。1995年，深圳市頒布了《關於推動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1997年深圳市又出台了《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發展規劃綱要》，1998年，深圳市制訂了《關於進一步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若干規定》（簡稱22條）。至此，深圳市初步完成了產業轉型升級的政策布局。
經過幾年的卧薪嘗膽，深圳的第二次產業轉型初見成效。
一是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加工貿易已初步實現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變，以電子信息產品為主的高新技術產品的比重達到57.7%，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比重下降至12%以下；二是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業被淘汰。原布局在深圳南頭、蛇口及東部沿海的印染廠、紡織廠等有的關停、有的遷移、有的轉產；三是大批高新技術產業崛起，如光機電一體化、電子信息、生物工程、醫葯、新材料產業布滿關內外，成為深圳的第一大支柱產業；四是物流產業迅速發展成為全國唯一擁有海、陸、空對外口岸的城市，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在全國排名連年躍升，直到2005年，雄居全球第四貨櫃港。
（3）第三次產業轉型：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並舉
深圳第三產業轉型的動因來自兩個方面：一方是政府主動為之，力圖通過調整，在進一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基礎上，將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由工業變為現代服務業，著力推進金融、會展、創意、文化等高端服務業的發展。為此，深圳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規。2005年，深圳市出台《工業結構調整實施方案》，方案提高了企業進入的環保門檻。同年，深圳還出台了《2005——2010年深圳市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綱要》，第一次明確提出將文化產業列為第四大支柱產業。2007年1月，深圳市出台了《關於加快我市高端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這個文件還被認為是深圳向現代服務業進軍的動員令。
另一方面，一大批「三來一補」企業「三資企業」，因生存環境惡化，主動外遷，形成了繼1993年之後的又一波外遷潮，已經並將持續影響深圳的經濟總量。外資企業外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用地嚴重短缺，企業的擴張受到影響；二是政策優勢弱化，國家調整了加工貿易政策，降低了出口退稅率，並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品退稅，並收縮了信貸等等；三是利潤空間縮小，人工工資、土地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工業用水、電價上調等等。從外遷的路線看，一部分遷至東莞、惠州，以及省外的湖南、湖北、廣西等地；也有一部企業則向越南、孟加拉、印度等生產成本更低、准入制度較為寬松的國家和地區轉移。
正是上述兩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深圳的第三次產業轉型。按深圳市的說法，第三次產業轉型，就是要實現五大轉變：一是實現產業發展的核心要素由物質性資源向軟資源轉變；二是第二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先進製造業轉變；三是產業結構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變；四是第三產業由傳統服務業向高端服務業轉變；五是經濟增長動力由傳統產業向高端產業轉變。
目前這次轉型仍在繼續，但已初見端倪。以福田區為例，近幾年福田區在轉型中探索出三個模式：即：「工改商模式」、「工改工模式」、「工改文模式」。一是以華強北商業街為代表的「工改商」模式，把華強北從原來以電子產品生產和銷售為主的工商混合區發展的中國電子第一街；二是以上沙創新科技園為代表的「工改工」模式，將16棟「三來一補」的廠房進行整體改造，把原先的低端加工製造園區改造成為科技創新園區，現在這里聚集幾十家通信、網路等高科技研發企業，年產值比改造前增長了17.25倍；三是以田面創意產業園為代表的「工改文」模式，把原先的汽車修配、服務生產的工業區改造成為集工業設計、平面設計、空間設計於一體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如今，在僅4.3平方公里的福田中央商務區，聚集著75家世界500強企業的124個研發中心、采購中心或分支機構，占深圳市80%的創投機構、65%的證券營業部、94%的基金公司、84%的保險機構，此外，還聚集 了100多家的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總部和區域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