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深圳以前跟現在的經濟發展有什麼變化
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40年，深圳從一個偏居一隅的邊陲農業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成為知名的國際一線城市；40年，深圳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展現給世界的是一幅幅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今天，深圳正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創新中心，成為中國高新技術跨越式發展並且全方位造福人民的典型代表，成為充滿魅力、動力、活力、創新力的國際化創新型城市。
深圳模式的成功是中國模式成功的縮影，這背後既有和全國許多地方一樣具有的普遍特徵，也有深圳所特有的優勢。40年來，這座城市的常住人口從30多萬猛增到1300多萬，但令人驚訝的是，城市居民的平均年齡只有33歲，創業者平均年齡則是36歲。可以說，年輕力量是創造深圳奇跡的重要法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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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深圳特區40年蛻變：從「探路人」到「關鍵先生」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一句話，讓深圳走過了不平凡的40年。
1979年，他提出「劃出一塊地方」創建經濟特區；1980年8月，深圳便獲批成為中國首批經濟特區之一。激盪40年，彈指一揮間。深圳特區從一個「小漁村」成長至如今的國際化大都市。
40年來，深圳從經濟特區，發展到自由貿易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再成為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其功能定位也由改革開放初期的「窗口和試驗田」，變為高質量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範、城市文明典範、民生幸福標桿、可持續發展先鋒。
深圳被譽為「影響最大、建設最好的經濟特區」。用何指標來佐證「建設最好」？
1980年，深圳GDP僅為2.7億元，人均GDP835元；到了2019年，深圳GDP已高達26927億元，人均GDP突破20萬元。短短40年間，深圳特區GDP增長近10000倍，人均GDP升至全國城市之首，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全球5400多個經濟特區，沒有一個特區能像深圳一樣長期保持高速增長——40年來，深圳GDP的增長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9倍、全國的1.8倍。這意味著，過去40年世界每向前一步，深圳特區就跨越了近五步。
不止於此，最近揭曉的《財富》世界500強中，有8家企業來自深圳。21世紀經濟研究院日前發布的《2020年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報告》也顯示，深圳摘得綜合績效、協調發展、綠色發展三個單項冠軍，高質量發展總得分位列全國第一。
深圳特區成績斐然背後，絕非簡單的「一特就靈」，而是其40年不懈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勇氣與銳氣，深圳奇跡恰恰詮釋了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命力和競爭力。站在40年的新起點探究特區成長密碼，意義不僅在於解開特區經濟持續高增長之謎，更在於特區如何整裝再出發，承擔起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和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雙重使命。
1979年，時任交通部第四航務工程局二處四隊副隊長的倪鶴安，和100多名隊友奔赴深圳蛇口，成為中國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工業園區的首批建設者。倪鶴安的第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炸山開路，移走蛇口五灣和六灣之間一座攔路山頭。
經過商討，蛇口工業區指揮部提出了採用集群爆破施工法，負責施工作業的重任落在了四隊身上，倪鶴安親自按下了爆破電鈕。隨著第一聲開山炮在蛇口響起，南粵大地一夜之間沸騰起來，挖土機晝夜轟鳴，拉開了大規模經濟開發的序幕。
從工業一路到工業九路，從太子路到海上世界，蛇口工業區至今依然遺留著改革開放時的印記。蛇口雖小，但作為深圳特區先行者，這里開創了眾多「全國第一」。
成立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開創定額超產獎勵制度，第一次以工程招標的方式管理工程，實現職工住宅商品化，在全國招聘人才，率先實行全員合同制，號召建立全國第一家企業法人股份制商業銀行及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商業保險機構。
實際上，早期從蛇口工業區孕育、起步的一大批企業，早已成長為享譽全球的知名代表，如招商銀行、平安保險、中集集團、金蝶……
不止蛇口，首吃螃蟹的基因還滲透到了深圳特區發展的方方面面，成立深圳證券交易所（下稱「深交所」）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深交所主要籌建者之一、原副總經理禹國剛回憶，深交所誕生之日就冒著違規的巨大風險，他形象地將其比喻為「先生小孩後拿出生證」。
原來，1990年5月，深交所籌備組去北京報批開市事宜，並未領到「出生證」；在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等人的拍板下，深交所於1990年12月1日在全國率先開始集中交易；直到1991年4月16日，經國務院批准才由中國人民銀行補了一個「出生證」。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曾針對此事問過相關決策者，其回應稱，「深圳作為特區就是要膽大敢試，這樣做無非面臨兩個結果，一個就是中央不同意，我就把它關了；第二個就是中央把我罵一頓，允許我接著開。但無論哪種結果，都要試了再說。」
就是在如此開創性舉措之下，「吃螃蟹」精神在深圳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逐步深化，貫穿了整個40年。
僅以住房制度改革為例，1980年，深圳開始建設東湖麗苑，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個商品房小區；1987年，深圳敲響新中國成立以來土地拍賣「第一槌」；如今，深圳在2018年又啟動了「二次房改」，提出到2035年，新增建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賃住房總量不少於100萬套，超出商品房的供應量。
自蛇口工業區設立出口加工區開始，深圳特區就憑借廉價勞動力、土地的比較優勢，吸引了一大批港資進入，包括第一家引進來的酒店、第一座引進的加工廠等，迅速打開了特區對外開放的局面。
從一組數據中可見一斑。特區設立之初，深圳僅有1家縣辦企業，員工108人。藉助「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電子信息產業鏈。到了1994年底，深圳特區的「三來一補」企業就超過了8000家，從業人員100萬人，產品種類也從不足10種發展到近千種，構成了以視聽產品為主的現代電子工業體系。
以富士康為例，作為首批進入大陸的台資企業之一，富士康在1988年就開始在深圳設廠，見證了深圳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的數次躍遷。
富士康創始人郭台銘回憶稱，富士康在深圳的第一個生產基地是位於深圳寶安西鄉的電腦接插件廠，到2004年已經逐漸從簡單的「三來一補」向電腦、手機等高端製造轉型升級，憑借勞動力紅利、大規模、高效率、低毛利的策略，迅速崛起為全球最大「代工巨頭」。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唐傑認為，「以外商投資為主、生產以加工裝配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成為深圳加入全球分工體系最簡明扼要的政策主張。
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特區的政策優勢減弱，「三來一補」企業的高耗能、高污染等後遺症也開始顯現，產業轉型勢在必行。1993年底，深圳特區出台決議，停止登記注冊新的「三來一補」企業，這也標志著深圳利用低成本要素發展出口加工貿易的結束。
為培育新興產業，深圳在「八五」計劃中明確制定「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先進工業為基礎，第三產業為支柱」的產業發展戰略，提出「把深圳建成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和生產基地」的目標，力主發展電子、石化、輕工、紡織、新型建材、精密機械等六大主導產業。
一個被特區傳為佳話的細節是：1999年，騰訊公司創始人馬化騰在首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獲得了關鍵的第一筆220萬美元風險投資。而這個日後被稱為「中國 科技 第一展」的技術成果交易會，成了深圳特區在新世紀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開端。
在經歷了「騰籠換鳥」淘汰低端落後產能、技術創新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後，深圳成為了「三新一高」（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發展的典型代表。
自2009年以來，深圳先後出台實施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及配套政策，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截至2019年，深圳高新技術創新型企業已超過3萬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合計10155.51億元，其先進製造業增加值占規上工業比重達到72.1%，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比也達到了67.3%。
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深圳在短暫的40年間，從一個人口只有30多萬的邊陲「小漁村」，發展為如今管理人口超2000萬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背後秘訣可圍繞一個「人」字展開。
從創市之初，深圳就是一個對人才開放的城市，最早打破傳統的地域、體制等限制，引全國之才、集全國之力建設。早在特區創辦之初，就曾出台不少全國矚目的引才之策。包括農村戶口入深圳戶籍，家屬沒工作的，深圳安排工作；分配工程師、高級工程師住房；高薪聘任人才，聘用期滿留去自由等等。
例如，蛇口1981年在全國公開招聘人才，打破了由上級部門調派幹部的做法，首開新中國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1983年，蛇口率先實行薪酬改革方案，不論級別職務，根據才能和貢獻確定薪酬。
一時間竟引得全國人才東南飛，不少人受特區朝氣蓬勃的生機召喚而來。放棄「鐵飯碗」闖盪深圳的徐少春就是其中一位。
1990年，徐少春帶著368元的養老保險金前往深圳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工作，不久後他再次辭職，借了5000元購進一台286電腦創辦了深圳愛普電腦技術有限公司。這便是日後大名鼎鼎的金蝶軟體公司。
據不完全統計，1997-1999年間，深圳人才大市場僅接待像徐少春一樣來自全國各地的求職者，數量就超過了350萬。而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設立之初，深圳全市技術人員只有一名拖拉機維修員和一名獸醫；如今這一數字已超過200萬，40年間深圳 科技 工作者的數量增長了近100萬倍。
如此大攬人才，不難讓人想起「來了就是深圳人」那句膾炙人口的口號。有學者將深圳的創新氣質與其移民特色聯系起來，解釋「移民之城」為何能夠成為創新之城。「早期到深圳的移民大多都是拋棄了原有的穩定生活，願意承受遷移帶來的不確定性，去滿足其對未來的高預期，這種文化特質尤其適合以IT為背景的高 科技 領域的創新。」
過去4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約42倍。直到目前，深圳依然在採取寬松的戶籍政策，大專以上學歷落戶不受限制。深圳在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透露，2019年，全市新引進人才28萬人。
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的教授代明，他曾於1999-2004年在深圳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先後任職研究員、研發部長，對於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頗有研究。
在他看來，深圳特區成立之初曾是一座「四無」城市——無重化工業基礎、無重大國家項目、無西方大型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無資源環境承載力，深圳憑什麼迅速實現崛起？
不少學者認為，深圳的崛起得益於其區位優勢，毗鄰香港；也有學者認為，其得益於政策優勢，稅收優惠、土地保障帶來巨大紅利；更有學者將其歸納為有為政府加之有效市場。
代明認為，區位論、政策論、方略論皆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失焦」。在眾多沿海、沿邊經濟特區中，深圳的成功與其背後的制度創新不無關系。
例如，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全國各地都來經濟特區參觀學習，民間 科技 企業相關規定也逐漸影響到全國，民營 科技 企業開始在全國遍地開花。
早在1987年2月，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關於鼓勵 科技 人員興辦民間 科技 企業的暫行規定》，在全國首次提出 科技 人員可以以現金、實物及個人所擁有的專利、專有技術、商標權等工業產權作為投資入股，並分取應得的股息和紅利。
這意味著承認知識產權的價值，直接帶來一股以華為為代表的創業潮，也為深圳高 科技 產業發展和創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體制機制基礎。
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理事長張思平對此也頗為贊同。他表示，深圳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為高 科技 發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建立和完善不同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人才服務體系、以高交會為主要平台的高 科技 交易市場體系、以高新園區為平台的區域服務體系、以華強北為代表的為高 科技 產業服務的產品配套市場體系。
「正是因為上述全方位的政府體制創新服務體系，才為深圳高 科技 不斷發展壯大提供了重要支撐。」張思平說。
不僅於此，深圳已經成為制度創新的策源地，不少制度改革經由此推向全國。據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的統計，深圳25年來制定的法規和法規性文件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在國家和地方立法沒有先例的情況下先行先試，這些法規不僅護航深圳的發展，也為國家提供了參考藍本。
例如，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擬新提交審議立法項目29項，包含新制定法規14項，其中，個人破產制度在深圳「破冰」， 科技 企業有望實施「同股不同權」，深圳的立法 探索 背後，是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
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之際，恰恰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先行示範區建設迎來全面鋪開、縱深推進的關鍵之年。不少學者對如何看待深圳未來的發展進行了諸多討論。
受訪專家認為，在爭當全球標桿城市的賽道上，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而持續推進制度創新、 社會 治理的現代化，這是國家賦予深圳的新使命。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和 科技 創新的高地，深圳有著雄厚的發展紅利和持續創造紅利的能力，理應為中國方案的 探索 和供給作出貢獻，相信這也是中央將深圳設立為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初衷所在。
郭萬達表示，在40年發展過程中，深圳特區雖歷經過波折，但「關鍵先生」的地位始終沒有改變。
1992年，隨著浦東新區設立，中國形成了沿海、沿江、沿邊和內陸城市的開放新格局，「特區不特論」一度甚囂塵上，爭論直到1995年還未停息。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深圳開始停止登記注冊「三來一補」企業，並在「八五」計劃中明確提出把深圳建成成為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和生產基地，再次領跑全國產業結構轉型。事實證明，後期全國產業轉型大多借鑒了深圳改革經驗。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文章再次將深圳推上風口浪尖，「產業外遷」一時間成為全國熱議的焦點。
深圳開始主動面對新一輪的轉型，大力推動「騰籠換鳥」，在幾年間甚至有超過1.6萬家企業離開了深圳，轉而迎來了一大批創新型 科技 企業。從傳統製造轉型升級為智能製造，深圳再一次走在了全國前列。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認為，特區模式可能被別人抄襲，但特區功能不會，其最根本的一點是創新、先行先試。尤其是在經濟特區、粵港澳大灣區、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三區疊加下，深圳仍要繼續發揮特區作用，在全方位先行示範。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明確提出，到2025年，深圳經濟實力、發展質量躋身全球城市前列，研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較軟實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曹文煉認為，中央之所以選擇深圳作為先行示範區，是基於深圳所處的獨特地理位置、發展基礎，積累下來的改革經驗以及人才和體制優勢等。
站在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的新起點上，深圳的發展也進入新的 歷史 階段，如何繼續扮演中國 科技 創新龍頭的角色，再造新時期的華為、騰訊， 探索 社會 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深圳仍然需要依靠持續的改革。
（作者：李振,王帆）
Ⅲ 深圳當年的漁村，在四十年之間變化究竟有多大
深圳這個城市大家都很熟悉了，這些年來深圳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別說在亞洲了，就算在世界上來說深圳也已經是一個非常發達的城市。當然深圳是怎麼一步步發展到今天的其實很多人應該也知道原因，並且也知道深圳最開始其實是一個小漁村。
其實我們看照片給人的感覺彷彿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其實這些照片距今也就40年的時間，連半個世紀都不到。但是深圳卻在短短四十年的時間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確實讓人感嘆深圳乃至中國的發展速度確實是非常快。
Ⅳ 深圳經濟特區40周年了，這40年深圳有什麼變化
深圳經濟特區40周年了，這40年深圳變化有，實際管理人口從不足3萬增至超2000萬；經濟總量從不足2億元增至近2.7萬億元；人均GDP達3萬美元??經濟發展生機勃勃，數量質量雙雙提升。
一座城市，深蘊著中國科技創新的澎湃動能。這里有「全球5G第一城」的美譽——目前，深圳建成5G基站超4.6萬個，5G基站密度國內第一，5G產業規模、5G基站和終端出貨量全球第一。
(4)40年的深圳是什麼樣子的擴展閱讀：
深圳這座城市，訴說著中國擴大開放的磐石之心。前海深港合作區，曾經荒涼的灘塗上正在繪就「最美最好的圖畫」。200多座高樓勾勒出壯麗天際線，累計17.3萬家新設企業注冊落戶，呈現生機勃勃發展態勢??一曲「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的時代強音，在這里向海而鳴。
即使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這片熱土仍然生長希望——外商投資穩定增長，知名外企密集入駐，2020年上半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1.34萬億元。
今日深圳，正向著高質量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範、城市文明典範、民生幸福標桿、可持續發展先鋒的目標奮楫而行。
「在深圳之前，全球還沒有一個城市在如此短時間內，實現由農業經濟向知識信息經濟的跳躍，成長為我國重要的經濟、貿易、金融中心和創新發展代表。」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長唐傑感慨。
深圳市史志辦主任楊立勛認為：深圳方方面面的奇跡，都只能用「改革創新」詮釋。「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成功範例，依然要靠改革。現在中央批復我們搞綜合改革試點，是為深圳提供了由『單項冠軍』成長為『全能冠軍』的機會。深圳的回答依然是：敢闖敢試，先行先試。」
Ⅳ 40年來,深圳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主要有哪些原因這充分說明了什麼
改革開放前的深圳還只是一個鮮為人知的小漁村;上世紀70年代初期溫州人 還不得不在它鄉偷偷摸摸做小工匠。
改革開放前的深圳農村人可謂窮得叮當響，他們為了掙得一口飽飯吃，穿越層層鐵絲網，泅渡到資本主義地界上去打工，據一位姓潘的先生回憶說，當時只有18000人的沙井鎮，逃港就達10000人，蛇口海岸線上每天可見數百具屍首。就是因為窮，老一輩農村人在逃到香港後，拚命工作、賺錢。有個叫陳生的本地人，逃到香港後在一家建築工地打工，由於沒有戶口，他只能白天在山上睡覺，晚上才去工地上幹活，幹了兩三年，總算有了七萬元的收入，他回到沙井鎮開了一家雜貨鋪。
今天的深圳，擁有430多萬人口，綜合經濟實力進入中國大陸城市的前4名，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居首位，已初步成為一個經濟繁榮、法制健全、環境優美、生態優良、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城市。深圳的崛起，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實歷史性變革和取得偉大成就的精彩縮影與生動反映，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在新時期緊跟世界文明進步潮流、大步發展的進程。其中深圳金融仍將充分發揮經濟特區的新時期「帶頭」作用，在金融體制、機制、組織結構、技術和產品創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保持在規范化、市場化、國際化方面的全國領先地位，使深圳金融成為全國最有創新能力、市場化水準最高、開放度最大市場。生這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深圳充滿改革和創新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