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首頁 » 天津資料 » 天津康乾國際貿易怎麼樣
擴展閱讀
金華去杭州在哪裡坐車 2024-11-01 09:26:28
廈門通達辭職多久發工資 2024-11-01 09:25:05

天津康乾國際貿易怎麼樣

發布時間: 2022-08-18 13:07:18

A. 古代的中國是世界強國嗎

古代的中國是世界強國是毋庸質疑的。
首先經濟上,中國的經濟基礎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到明朝和康熙乾隆時期中國的國民總產值甚至有達到過世界40%的情況出現。
軍事上,軍事背後有足夠的經濟支持,如果要評判這個軍事實力,中國的軍事科技和訓練方式以及實戰和理論都是世界一流的。
文化上,中國人雖然強調和為貴,但是,中國並不是一個怯戰的國家,甚至可以說有點好戰。沒有這個基礎,中國也不可能從那麼小的一個彈丸華夏發展都這么廣闊的領土。
不管什麼時候,請我們都堅信,我們國家有很好的歷史底蘊,無論如何我們中華民族都是世界強族之林的一分子。

B. 「康乾」真的是盛世嗎四方面解讀康乾時期,大清的實力到底如何呢

歷史中的「康乾盛世」延續了一百多年,到達了大清自建國以來的巔峰。康熙皇帝雄才大略,鞏固了大清的社稷;雍正時期改革弊政,推行攤丁入畝、火耗歸功、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等政策,充盈了國庫財政。

乾隆皇帝則是在保住先皇基業的同時,盡情享受帝王的快樂生活。不過康乾盛世的老百姓過得真的很幸福嗎?為什麼很多人說康乾盛世是一個虛假的盛世?

因為這些因素,所以才會有很多人不承認康乾盛世的存在。大清雖然是經濟大國,老百姓的生活卻依舊困苦;文化的繁榮程度是中國古代歷朝歷代中比較低的水平;國力衰弱,為君者傲慢自大,以天朝上國自居,錯失了見識到先進工業文明的機會,也錯過了彎道超車的機遇,大清也一步一步走向了沒落。

C. 康乾時期海禁政策的內容.要有權威性.具體的..

1.限制人民出海自由貿易

由於中國晚期封建社會的階民矛盾與民族矛盾非常尖銳,清廷為維護其統治,對漢人的防範極為森嚴,這在航海政策上反映得十分明顯,康熙五十九年720年〉規定:「出洋商船初造時,先報明海關監督及地方宮,該地方官確訪果系殷實良民,取具澳甲族各長並鄰伍保緒,方准成量」。完日,地方官親驗,梁頭並無過限,舵水並無多帶,取具船向不得租與匪人甘結,將船身烙號刊名,然後發照。照內將在船之人年貌、籍貫,分析填明。及船戶攬載開放時,海關監督將原報船身丈尺驗明,取具舵水連環互結。官商必帶有資本貨物,舵水必詢有家口來由,方准在船。監督驗明之後,即將船身丈尺,客商姓名人數,載貨前往某處情由及開行日期,填入船照。雍正九年〈1731年),為使「盜匪即無人假冒」,又規定:「嗣後商、漁各船照票內舵工水手各年貌項下,將本人賓斗驗明添注,均於進口、出口時按名查驗,一有不符,即行根究」。清廷之所以如此嚴申戒律,正在於害怕中國人民在海外聚眾反清。故而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當聖祖獲悉「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其餘悉賣在海外,資銀而歸」時,即下令「其南洋呂宋、噶喇巴(今爪哇)等處,不許前往貿易」。其實,在當時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海外貿易活動中,海商們在南洋留居與輾轉經商是常事,大可不必神經過敏。然而起自女真族的清廷卻視海外經商的華人為異己,在此可以舉個例子,乾隆六年(1741年)時,荷蘭人在,荷蘭人在爪哇島的馬達維亞(今雅加達)大肆屠殺海外華商與華僑,此事傳到國內,朝野鼎沸,而乾隆皇帝居然支持兩廣總督慶復之流的謬論,認為這些被害的中國商民,乃「違旨不聽招回,甘心久往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清王朝這種防海商如同防盜賊的輕商與抑商政策,和同期歐洲國家的重商與助商政策,形成了強烈的對照,如17世紀初期,荷蘭人在南洋的安波那殺了一些英國商民,英國政府隨即向荷蘭宣戰,為商民申雪,並迫使荷蘭賠款8.5萬英鎊並割讓一個島嶼。而清政府面對同樣性質的事件,卻故意示屠殺者以「寬大」,連起碼的「懲戒」表示也沒有。在這種盡力限制華商出海並最好不出海的政策下,中國航海貿易之厄運是不可避免的了。

2.限制商品出口

清代,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不用說那些飲譽遐途的傳統商品,即是「內地賤菲無足輕重之物,載至番境,皆同珍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藝,以及女紅針線,皆洋船行銷,歲收諸島銀錢貨物百十萬入我中土」,故而只要政府大力支持航海貿易,不但能左右南洋市場,而且必能在國際關繫上繼續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清王朝卻採取了背道而馳的政策。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以「江浙等省絲價日昂」,「不無私販出洋之弊」為由,下令沿海各地嚴禁絲及絲織品出口,規定「僥有違例出洋,每絲一百斤發邊衛充軍;不及一百斤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斤者柵號一月,杖一百,為從及船戶知情不首告者,各減一等。船隻貨物盡入宮。其失察之文武各官,照失察米石出洋之例,分別議處」。同年,又規定,因為「綢緞等物總由絲觔所成,自應一體察禁」。這一愚蠢而苛刻的禁運政策實施五年後,「不特絲價依然昂貴,未見平減,且遇值蠶事收成稍薄,其價較前更昂」,於是被迫「開禁」但仍只許被批准出海之商船,各配搭土絲及二三蠶絲若干,限額出口,「而頭蠶湖絲,綢匹等工頁, 仍嚴行查禁」,其綢緞紗羅及絲棉等項,照舊禁止氣清廷禁止傳統的絲綢出海,使「內地販洋商船亦多停駕不開」,直接打擊了民間航海貿易事業的正常發展。

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清廷又將深受海外歡迎的茶葉作為禁止出口的貨物之一,諭令皖、浙、閩三省巡撫,「嚴飭所屬,廣為出示曉諭,所有販茶赴粵之商人,俱仍照舊例,令由內河過嶺行走,永禁出洋販運,償有違禁私出海口者,一經掣獲,將該商人治罪,並將茶葉入官。若不實力禁止,仍私運出洋,別經發覺,查明系由何處海口偷漏,除將守口員弁嚴參外,並將該巡撫懲處不貸。」

此外,諸如糧食、鐵器、硝磺、金銀等亦屬禁止出口之列。特別是糧食,清廷控制極嚴,連船員食用也不準多帶,每船隻能依照人口多少與往返航期,每人一天以一升米為度。
在17世紀至19世紀世界性市場形成時期,西方經濟學者無不認識到「只要輸入王國的商品不超過輸出,……顯然不會使王國喪失什麼」。大量的商品輸出,不但可以剌激本國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提高生產效率,改進生產工具,而且可以通過航海貿易直接換回大量金屬貨幣,以增加國內商品的流通手段,不斷地擴大再生產。這本來是對發展國計民生大有益處的美事,然而,對於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作洪水猛獸的清王朝來說,卻是絕對不可取的。它之所以對出海貨種屢頒禁令,其原委蓋出於此。

3.對出海船隻的限制

直至15世紀末葉,中國遠洋海船尚居世界航業界前茅。但從16世紀開始,在封建專制政權的人為壓制下,中國出海船隻在技術與質量上就走上了相對落後的道路。順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規定不許打造雙檐大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禁」時又規定,「如有打造雙桅五百石以上違式船隻出海者,不論官兵民人,俱發邊衛充軍。該管文武官員及地方甲長,同謀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舉首者,官革職,兵民杖一百。」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雖允許打造雙欖船,但又限定「其梁頭不得過一丈人尺,舵水人等不得過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頭者,不得過二十四名」。若「其有梁頭過限,並多帶人數,詭名頂替,以及訊口盤查不實賣行者,罪名處分皆照漁船加一等「。此外,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還曾規定,嚴禁「內地商人在外國打造船隻氣違者嚴加治罪」。這些清規戒律,使中國木帆船製造業發生了歷史性的大逆轉。而與之同期,西方的造船行業卻在本國政府的全力支持與先進科技的推動下,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如西班牙,早在16世紀初就擁有1000艘歐洲標準的商船17世紀中葉以前的荷蘭,被譽為「海上馬車夫」的造船業躍佔世界首位。而此後迅速崛起的英帝國,則更以其一支多得數不清的艦船隊,在世界各大洋橫沖直撞,銳意擴張。在船體結構方面,歐洲的「夾板船」,異軍突起。這種船「用板兩層」,「厚徑尺,橫木駕隔,必用鐵板兩旁夾之,船板上復用銅鉛板遍鋪」,其堅固程度比當時受掣於官方而無法發展的中國木船高出許多。同時在帆裝設備方面,歐洲也融合了傳統橫帆與阿拉伯三角帆的優點,創造出既有強大采風驅動力,又能在各處風向下使用的「克拉維爾」帆,以後又製造出著名的飛箭式多檐大型遠洋快速帆船。特別值得指出的是,18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後,隨著以鋼鐵為船殼,以蒸汽機為動力的輪船的問世,世界航海業揭開了劃時代的新頁。在這種東西方航海力量此消彼長的強烈對比下,盡管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的中小型傳統術帆船在總數量與總噸位上仍有相當的實力,並與明代相比還有所發展,但是站在整個世界航運界來觀察問題,這種「實力」或「發展」已成了「昨日黃花」。在19世紀50年代的西方人心目中,中國帆船的構造與裝備,再也不是幾個世紀之前那種令人嘆為觀止的驚世傑作,而只能是「極為落後」的過時貨色了。造船歷來是航海的基礎,清政府對造船業的種種禁令,無異於對航海業發展的釜底抽薪。

D. 除了海禁政策之外,康乾時期還有哪些政策表現了康乾時期的對外政策嚴重阻礙了清朝經濟的發展

一、扼殺晚明思想啟蒙運動,扼殺資本主義萌芽。強化落後而僵化的封建專制制度。

明代中葉以後長江中下游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標志著儒家文明內部,工商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江南一帶到處是資本主義萌芽。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有權對工商業攫取過多的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稅比率。沒有出現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於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大規模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運動不斷發生。大規模的幾十次,一般規模的幾百次。(《儒家文明》)「民變」不同於農民起義,有這類斗爭,「平等」、「自由」、「實業興國」、「保護貿易」等思想就會傳播,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就可能發生。
英國有議會,而當時的中國民間紛紛結社,民間議政的風氣很盛。特別是有先進的思想政治組織「復社」。 而在滿清,閉關鎖國,嚴禁結社。
大清律規定:「凡三十人聚會,一律處斬」。好了,一切非政府組織全部取締了。

明末封建專制制度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特別是宋明理學暴露出扼殺人性的弊端和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沖突。有識之士在各方面都發現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觀念不斷涌現,西方的先進優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進,正如同西方社會經歷的文藝復興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啟蒙的時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會的弊病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危害,在他們的著作中人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光芒在閃耀。黃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專制,打響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對整個封建意識形態從哲學到倫理,從治國到治學都開始反思和批判。戲曲小說都以市民喜好為標准,反映了市民意識的覺醒,這是對封建禮教壓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廣為傳播,特別受到明末先進士大夫的歡迎,他們試圖將西方傳來的宗教和儒學結合,洋教中國化。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結合,涌現出大批傑出人物。比如徐光啟、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孫元化、李天經、張燾、瞿式耜、陳於階等形成一個「西學集團」。
二、生產力相對停滯,軍事裝備、科學技術大幅度倒退。
現在某些人極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實大多是對明末的恢復性增長。滿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基本是不變的,地丁 3000萬,耗羨460萬,以及其他共計4800萬兩白銀,根據《清朝文獻通考》田賦所載,順治十六年(1659)中國耕地總數是五百四十九萬頃,康熙二十四年增長到六百八十三萬,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萬。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萬,而明末崇禎時就有田七百八十三萬(翦伯贊),數字剛接近明末土地數字。可見康雍乾生產恢復是緩慢的,過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產規模。清朝最高的是嘉慶十七年為七百九十一萬,僅僅超過明崇禎時期七、八萬頃,以後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萬。封建經濟在停滯中(範文瀾 中國通史簡編767頁)。
生產總水平不提高,那麼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大量的人口呢,原因在於明末徐光啟等人大力引進提倡種植番薯等,這種作物產量巨大。明末還在農業上引進了三季稻和玉米等作物,提高了糧食產量。這些農業作物的推廣,從此中國土地能養活更多的人口。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說這里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利瑪竇中國札記》第十章)。而乾隆時來訪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則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很多人沒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業極為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永樂年間的鐵產量高達9700噸,到了17世紀當時歐洲產鐵量最多的俄羅斯才2400噸。但是到了清,政府嚴禁采礦,冶金業從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築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佔全世界的2/3以上,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對外貿易量是驚人的,美國的弗蘭克,他在《白銀資本》一書里,憑籍已有的各種研究成果,估計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七千到一萬噸左右,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一萬噸白銀,相當於當時中國的三億二千萬兩白銀。不是歐洲而是中國占據了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於閉關鎖國在鴉片戰爭前的對外貿易遠遠低於明代。
明朝的知識分子心胸是開放的,海上軍事力量很強大,對先進技術的掌握和引進一直抱著歡迎和學習的態度,「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李約瑟.當時袁崇煥在寧遠城頭斃傷後金的紅夷大炮就是來自葡萄牙。明代的火器裝備已經很先進了,明末軍營營一級編制里除了1000人為騎射外,其餘都是火器手。每一營(5000人)用霹靂炮3600桿,大連珠炮200桿,手把銃400桿,盞口160位。這是何等現代化的裝備啊。隨著明王朝的徹底滅亡,經過康雍乾三世之後。先進的火器武裝技術被滿清埋葬了,到鴉片戰爭時,手持大刀長矛的清兵對火器已經陌生了。
滿清以騎射得天下,對火器和近代軍工抱著本能的恐懼和敵視態度,生怕威脅到自己的統治。清軍把「雅克薩戰爭」中繳獲的俄軍扳機擊發式火繩槍樣品獻給康熙時,康熙競然以不得中斷前人所授的弓箭長矛作為理由,僅留下二支用作自己把玩,而令清軍禁止使用此種新式火槍。騎射雖然能在明末還占優勢,但經過200年火器的發展,騎射最終被淘汰,中國人不用還有洋人用。阻礙先進技術的惡果是最終得到惡報。
西方國家與日本求新,求變,對新生事物的渴求,與滿清保守,不思變革,對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種下了中國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幾近亡國滅種的禍根。
三、從晚明的對外開放、交流、引進到滿清的閉關鎖國,對外交流終止。

E. 乾隆皇帝是怎樣認識對外貿易的 和 原因

清朝奉行「海禁」,「礦禁」,打擊了尚處於萌芽階段的資本主義,維護了小農經濟的統治地位。既而發展成閉關鎖國的政策,因為封建經濟已達到了它的頂峰,生產資料非常發達。當時實行一口通商,廣州十三行壟斷了所有的對外經貿權。作為全國唯一的通商口岸,廣州是極其繁華的,每日從廣州出發銷往各國的貨品很多,包括瓷器,茶葉,絲綢。在歐美國家都非常有市場。雖然清朝實行閉關鎖國,但在鴉片戰爭前對外經貿還保持出超地位。這就是大背景。康乾盛世時期,清朝國力強盛,並大力組織對外貿易(注意:僅限廣州)英王也曾派使團來中國談經貿,但乾隆說:天朝物產豐盈,地大物博,無需爾等沖波歷險東來作貢獻。(這是原話)本人認為,其實乾隆說得也對,那時封建經濟已經到達頂峰了,自鴉片戰爭前,世界三分之二的白銀都流入中國,這個數據恐怖吧~所以有點驕傲是無可厚非的。誰叫他們自己搞不出個青花,琺琅彩出來呢?注意,閉關不等於斷絕經貿。可以肯定我們的乾隆是非常樂意和他們做生意的。人沒有那麼傻和錢過不去吧。至於老爺子這么囂張的原因,誰叫當時中國經濟就是那麼拽。以致於後來洋鬼子們都眼紅了,中國實在肥得漏油啦!他們誓要打開中國市場!但他們的商品根本沒有競爭力。原因很簡單,中國幾乎什麼產品都能自主生產,你搞個高科技到中國賣吧,普通人買不起,搞個帽子睡衣來中國,咱們不識貨(以前大家幹活的粗人,睡覺時哪管睡衣啊?!)英國實在是在貿易中斗不過中國。老爺子的話是有底氣的!後來,英國人發現了個好東西是中國沒有的:鴉片。額…好像扯遠了,對不起。太投入了^_^不過基本已回答了你的問題了。睡覺了,晚安!

F. 「康乾盛世」與當時的西方國家相比怎麼樣

「滿清入關」是歷史倒退

人類的歷史原本是文明戰勝野蠻,民主戰勝專制,進步取代落後的歷史,而滿清入關正是歷史發展的反動,以下從七個方面探討為什麼說「滿清入關」是歷史倒退。

一、扼殺晚明思想啟蒙運動,扼殺資本主義萌芽。強化落後而僵化的封建專制制度。
明代中葉以後長江中下游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標志著儒家文明內部工商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江南一帶的到處是資本主義萌芽。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有權對工商業攫取的過多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稅比率。沒有出現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於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大規模的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不斷發生。大規模的幾十次,一般規模的幾百次。(《儒家文明》)「民變」不同於農民起義,有這類斗爭,「平等」、「自由」、「實業興國」、「保護貿易」等思想就會傳播,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就可能發生。
有人說明代沒有類似西歐的實現資本主義的條件,那麼我們要問了,各國都有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確沒有英國等最先實現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難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條現代化的道路嗎?比如農奴制的俄羅斯,比如封建色彩濃厚的德國、日 本。再比如現代中國是沒有經過發達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走向了社會主義。同樣是華人就曾經在南洋建立了「蘭芳共和國」,前後存在了100多年。 關鍵是思想解放,對外交流,有交流就能進步。 英國有議會,而當時的中國民間紛紛結社,民間議政的風氣很盛。特別是有先進的思想政治組織「復社」。 而在滿清,閉關鎖國,嚴禁結社。 大清律規定:「凡三十人聚會,一律處斬」。好了,一切非政府組織全部取締了。
明末封建專制制度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特別是宋明理學暴露出扼殺人性的弊端和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沖突。有識之士在各方面都發現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觀念不斷涌現,西方的先進優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進,正如同西方社會經歷的文藝復興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啟蒙的時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會的弊病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危害,在他們的著作中人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光芒在閃耀。黃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專制,打響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對整個封建意識形態從哲學到倫理,從治國到治學都開始反思和批判。戲曲小說都以市民喜好為標准,反映了市民意識的覺醒,這是對封建禮教壓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廣為傳播,特別受到明末先進的士大夫的歡迎,他們試圖將西方傳來的宗教和儒學結合,洋教中國化。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結合,出了大批傑出人物。比如徐光啟、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孫元化、李天經、張燾、瞿式耜、陳於階等形成一個「西學集團」。 南明天主教也在宮中傳播,後妃們普遍信仰天主教,這必將影響到最高統治集團。西方宗教宣傳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於人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傳播,也有利於科技引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但是滿清入關使得思想界斷送了儒學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結合產生新型文化的最後機會。
有人說明朝已經腐朽了,從整體看是的,但是從局部看就未必,統治階級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間則是生氣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區正是新興力量萌芽,成長,壯大的地區。正如同抗戰時期,國民黨是腐朽的,領導全民抗戰是不利的,但是共產黨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夠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還沒有強大到能獨立領導全民抗戰的能力。在19世紀 日 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維新」運動,就一躍成為世界列強,我們有什麼理由懷疑早200年的明末的思想啟蒙和解放不能帶來更好的局面。 但是滿清用鐵血摧殘使得社會生產力大幅度倒退。物質文化大規模毀滅,之後大興文字獄,理學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強化了這種腐朽沒落的封建意識和制度,如同西方蠻族入侵後的歐洲中世紀一樣把中國帶入了黑暗。

二、生產力大幅度倒退,軍事裝備、科學技術相對停滯。
現在某些人極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實大多是對明末的恢復性增長。滿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基本是不變的,地丁 3000萬,耗羨 460萬,以及其他共計4800萬兩白銀,根據《清朝文獻通考》田賦所載, 順治十六年(1659)中國耕地總數是五百四十九萬頃,康熙二十四年增長到六百八十三萬,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萬。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萬,明末崇禎時就有田七百八十三萬(翦伯贊),數字剛接近明末土地數字。可見康雍乾生產恢復是緩慢的,過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產規模。最高的是嘉慶十七年為七百九十一萬,僅僅超過明崇禎時期七、八萬頃,以後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萬。封建經濟在停滯中(範文瀾 中國通史簡編767頁)。
生產總水平不提高,那麼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大量的人口呢,原因在於明末徐光啟等人大力引進提倡番薯等,這種作物產量巨大。明末還在農業上引進了三季稻和玉米土豆等作物,提高了糧食產量。這些農業技術的推廣,從此中國土地能養活更多的人口。

明末的傳教士利瑪竇說這里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利瑪竇中國札記》第十章 )。而乾隆時來訪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則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很多人沒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業極為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永樂年間的鐵產量高達9700噸,到了17世紀當時歐洲產鐵量最多的俄羅斯才2400噸。但是到了清,政府嚴禁采礦,冶金業從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築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佔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對外貿易量是驚人的,美國的弗蘭克,他在《白銀資本》一書里,憑籍已有的各種研究成果,估計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七千到一萬噸左右,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一萬噸白銀,相當於當時中國的三億二千萬兩白銀。不是歐洲而是中國占據了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於閉關鎖國在鴉片戰爭前的對外貿易遠遠低於明代。
明朝的知識分子心胸是開放的,海上軍事力量很強大,對先進技術的掌握和引進一直抱著歡迎和學習的態度,「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李約瑟.當時袁崇煥在寧遠城頭斃傷後金的紅夷大炮就是來自葡萄牙。明代的火器裝備已經很先進了,明末軍營營一級編制里除了1000人為騎射外,其餘都是火器手。每一營(5000人)用霹靂炮3600桿,大連珠炮200桿,手把銃400桿,盞口160位。這是何等現代化的裝備啊。隨著明王朝的徹底滅亡,經過康雍乾三世之後。先進的火器武裝技術被滿清埋葬了,到鴉片戰爭時,手持大刀長矛的清兵對火器已經陌生了。
滿清以騎射得天下,對火器和近代軍工抱著天然的恐懼和敵視態度,生怕威脅自己的統治。清軍把「雅克薩戰爭」中繳獲的俄軍扳機擊發式火繩槍樣品獻給康熙時,康熙競然以不得中斷前人所授的弓箭長矛傳統理由,僅留下二支用作自己把玩,而令清軍禁止使用此種新式火槍。騎射雖然能在明末還占優勢,但經過200年火器的發展,騎射最終被淘汰,中國人不用還有洋人用。阻礙先進技術的惡果是最終得到惡報。 西方國家與 日 本求新,求變,對新生事物的渴求,與中國保守,不思變革,對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種下了中國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幾近亡國滅種的禍根。

三、從晚明的對外開放、交流、引進到滿清的閉關鎖國,對外交流終止。
在「五 四 運動」時,中國人終於提出了請「德先生」和「賽先生」的主張,其實最早引進的是明末。說說「賽先生」.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學家,明末科學家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進行了歷史性的總結。自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這一百年,在我國科學技術史,是個群星燦爛的時期,各種科學成果異彩紛呈。總結了中國古代所有的科學技術並達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時出現方以智、李時珍、徐光啟、徐霞客、宋應星五位科學巨人以及朱載堉、李之藻,王征等眾多科學家。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正說明了明末思想界、文化界、生產力的勃勃生機。大科學家徐光啟受教於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翻譯了《幾何原本》.一個是亞利士多德的《邏輯學》,一個是《幾何原本》,這就是西方科學的基礎,是理解科學範式的根本。沒有這些,知識只能是個人經驗,人們建立不了科學最基本的概念。知識和經驗就無法傳播。除《幾何原本》之外,數學方面還有《乾坤體義》,物理學《奇器圖說》、《遠鏡說》,地理學《萬國輿圖》,哲學《西學凡》,邏輯學《名理探》,對西方科學和哲學正系統地引進,西方傳教士金尼閣從歐洲帶來七千部書,教皇也捐獻了500多。 有大量數學和天文學、科學等內容。其中不少被翻譯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進深度、廣度不亞於清末,而朝廷、政府、知識分子卻比晚清積極得多,受干擾也少得多。崇禎十二年,天主教傳教士畢方濟直接向崇禎皇帝上奏富國強兵四大策,一、改歷法,二、辨礦脈,三、通西商,四、購西銃 。崇禎皇帝先後准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沒有起到作用。
德國大思想家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序言說:「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軒輊,雙方處於對等的較量中」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歐洲顯然略勝一籌,即使在數學和戰爭科學上,中國也低於歐洲的水平。然而在實踐哲學方面,既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歐洲實在史相形見絀。」
李約瑟說:由於歷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代科學幾乎馬上與中國傳統科學相接觸。明代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於西學的到來而復興。到1644年 中國的和歐洲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它們完全融合,渾然一體了。(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和《梁啟超論清學史》)。

清初的大屠殺以及後來的文字獄和閉關鎖國徹底中斷了這一進程。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戰戰兢兢從事考據。從此遠離科學,科學家絕跡了。康熙前期也有傳教士,但是他們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為不同,明代傳教士輸入宗教和科學,科學書籍並不比宗教少,因為明代人需要科學知識。只談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而清代傳教士極少談到科學(只講些天文歷法),這因為漢人在滿人高壓下,在禁海閉關政策影響下,不敢接近西洋人,傳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滿族統治者的壓迫,不能象明末那樣順利發展。(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653頁) 《幾何原本》再受知識界重視是到了清末,李善蘭再次翻譯了《幾何原本》並完成後九章的翻譯。而徐翻譯的《幾何原本》卻傳到了 日 本,對 日 本近代科技發展影響很大。試想如果在明末上層知識分子推動下,以其敏銳和威望,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早200年實現。中國人會以和平健康的心態引進這些先進科學技術,先進理論乃至民主制度。中國絕不會在近代因為「技不如人」而在反侵略戰爭中屢戰屢敗 ,在近代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據鼓吹滿清的閻崇年講清朝因為保守和自大先後失去八次對外交流,睜眼看世界的機會。問題還不僅僅如此,當馬戛爾尼來訪並建議中國對西方商業開放,乾隆給出清楚的回答:大清王朝只關心本國事物的恰當實施,不屑於奇技淫巧之事,也不關心精巧的商品,我們不需要你們國家的製造品。從順治、康熙開始的禁海令、遷界令到驅趕外國傳教士同樣也是閉關鎖國的舉措。康熙四十六年 禁止各地天主教傳教,教士退回澳門,外人不得留駐內地。 滿清規定:「州縣官失察西洋人過境,但並未逗留,降一級留任,府官罰俸六個月」,一個地方發現洋人,全省官員都受處分。 滿清對於限制洋商也有一套辦法,規定澳門洋人船不許超過25隻,出海不得帶中國人,出海還不許帶處做飯以外的鐵鍋等等。滿清是害怕外國人和中國人接觸助長他們對滿清統治民族壓迫的不滿的,所以對於洋人是嚴格限制行動和居留的(中國通史簡編781頁) 。如此還有中外文化、科技、商品交流嗎? 世界在飛速發展而中國卻在原地踏步。甚至到了清末連撮爾小國 日 本都能變法維新打敗滿清,而滿清卻一次次的喪失了維新圖強的勇氣和機遇。從清初一直到清末,滿清貴族集團始終頑固不化,冥頑不靈,一次次的拒絕開放 ,馬克思當年評價中國說:一個人口佔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員遼闊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由於被強力排斥在世界體系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極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最終要在一場殊死搏鬥中死去。

四、中華民族由先進、文明的民族墮落為落後、愚昧、半開化的民族,中國淪為名副其實的「衰世」
傳教士沙勿略在傳教 日 本時,發現 日 本人進行激烈的辯論時,總是訴之於中國人的權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中國人的智慧。他們常說:「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知道它並接受它。」這就是明末中國的精神文化影響力,而清末「東亞病夫」的惡名傳遍世界。
滿清搞文字獄之類的愚民,弱民統治,後果是嚴重的, 以下農民起義為例說明其惡果。
我們看到歷來先進開放的封建國家,利用宗教迷信發動農民起義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明末雖然剝削沉重,但是明朝人並不愚昧,起義雖然規模大,持續時間長但是沒有利用宗教迷信搞農民起義,因為這根本就沒有社會基礎。而滿清就不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鐵血統治。中國人從一生下就被迫拖上一根辮子。從精神上閹割掉了斗爭精神。文網密布,空氣是窒息的,愚民是空前的。人們普遍愚昧、麻木、懦弱。要反抗只能用宗教迷信這類鴉片來刺激中國人麻木的神經。從清中後期起所有的農民起義和農民運動都帶由宗教和極端迷信的特點。白蓮教、天理教、回民起義、太平天國、義和團莫不如此。 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就是利用所謂「拜上帝教」發動起來的。洪秀全利用宗教(也有人說是邪 教)成功組織了農民起義。但是利用宗教迷信這種東西並不適合建立穩固的政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也是它,敗也是它。洪秀全完全沉迷於此,國政日非,最終落得害人害己,國破家亡的下場。 義和團雖然有反帝愛國運動的內容,但是卻是滿清社會封建、愚昧、迷信、封閉、保守的一次大暴露。義和團群眾拆毀鐵路,路桿。迷信什麼神靈附體,刀槍不入,竟有多人跑到袁世凱那裡用身體試試槍彈的厲害,死不悔悟。雖數十萬之眾,但是用引魂旌、雷火扇、陰陽瓶、如意鉤等八寶什物與八國聯軍的長槍大炮對陣。 這種試圖以落後、保守、愚昧,對抗現代文明,拒絕一切西方文明的傳入,其失敗也在所難免。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鴉片戰爭中,戰功卓著,名將參贊大臣揚芳見到英軍炮火厲害,竟然想出了一條奇計,遍收民間馬桶,婦女用的穢帶載於木筏之上,抵抗英軍進攻。當然敗得很慘。時人嘲諷說:「糞桶尚言施妙計,穢聲傳遍粵城中」。
這一點也不奇怪, 鴉片戰爭前,龔自珍就在《古史鉤沈論》中說:「 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強武。」,「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夷,一旦責有氣之臣,不亦暮乎!」,哪裡還有有氣之臣呢?都被訓練成奴才了。愚民弱民統治的結果是滿清自己也被愚弄了,「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商,衢巷無才偷,市無才駔, 藪澤無才盜」。以如此愚昧、昏昏噩噩的滿清政權如何能抵禦得了帝國主義的入侵呢?龔自珍認為這是典型的「衰世」。
在來看看外來的旁觀者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們眼中康乾盛世是怎麼回事,滿清「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只要輕輕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馬戛爾尼在出使日記中說:中國「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瘋狂的戰船。如果說已在過去的150年間依舊能夠航行,以一種貌似強大的外表威懾鄰國,那是因為僥幸出了幾位能乾的船長。一旦碰到一個無能之輩掌舵,一切將分崩離析,朝不保夕。即使不會馬上沉沒,也是像殘骸一樣隨流東西,最終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遠不可能在舊船體上修復」。
「發明火葯的民族竟一見放空炮就嚇得魂不附體,令人不可置否」。在天朝皇帝和文人們的盛世頌歌震天響的時候,他卻認為滿清是衰敗之世,沒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被當成野蠻民族的另一項惡果是:中國人被野蠻人屠殺得不到世界同情,被「文明人」屠殺還是得不到世界同情。

五、民族壓迫深重,在某些方面是封建制向奴隸制的倒退。
滿清為了強化其統治,野蠻推行「剃發令」、「留人法」,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殺盡了中國人的尊嚴,滿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記錄,甚至實行過種族滅絕,發生大規模屠城和大屠殺的省份先後有遼寧、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東、四川、福建、新疆,把中國所有省分都屠戮一遍 。其殘酷程度不亞於蒙元。
滿清如此殘酷屠殺,從努爾哈赤到康熙平定三番,屠殺政策歷時將近一個世紀。 空前絕後。按過去和現在的標准都是反人類罪。不知道有什麼罪行可比這個罪更大,有什麼功勞可以抵消這樣的暴行。
英國使節馬戛爾尼等人記錄下這段話:「滿清初期,他們表現得非常兇殘。建國後的最初幾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殺。強迫留辮子引起了騷亂,結果都被 鎮 壓 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爺的種族坐穩了江山,對一個奴隸的民族 實行 統 治,種族 隔 離是全面的,嚴禁不同種族間通婚,北 京 的整個北城都沒有漢人,專供滿人居住。宮內女眷(包括奴婢在內)無論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滿人,要防止一切種族混雜的情況。而宮內太監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漢人。這多有象徵意義呀!讓韃靼人繁殖,讓漢人絕種。這就絕對保證了沒有任何不純的混雜。」
滿清入關後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壓迫外,還帶來了奴隸制的殘余,滿清旗人還跑馬圈地,把戰爭中掠奪的人民和被圈地農民強制為奴。在清代,旗人犯罪罪減一等,漢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號四十天就能釋放。 如果農民因為各種原因投充為奴後,「一家老少盡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給任何代價,甚至連農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姦淫霸佔,顯然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農民和地主的關系是奴主關系」(《翦伯贊歷史論文集》 256頁)。據《東華錄》、《十朝聖訓》記載,八旗貴族還時常在京城內劫掠霸佔民女,攘奪漢人土地房舍,蹂躪漢人墳墓,鞭打漢人長官,種種暴行層見疊出,習以為常。
由此可見,滿清265年是對先進生產力的最大破壞和阻礙,是對先進文化的發展的最大毀滅。滿清入關後的大屠殺是對中國人的犯罪,滿清統治是對中國人的奴役。滿清值得稱頌嗎?

六、滿清中後期繁衍出一代歷史上最腐朽、頹廢、無能的一群貴族,這就是有名的「八旗子弟」。
在政治上八旗子弟以「保大清不保中國」心態,把自己的利益始終放在中國利益的對立面上,先後八次反侵略戰爭沒有一次堅決斗爭到底的,總是以投降妥協為終結,是造成一次次喪權辱國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閉關鎖國、近代落後,幾次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
令人驚奇的是,由於滿清的割地賠款和鴉片貿易 ,作為滿清核心力量-八旗子弟在清末的喪權辱國賠銀子的不平等條約中,竟然還能得到實惠,發了國難財。道光15年到19年由於鴉片流入,平均每年流出白銀3000萬兩。一兩銀子嘉慶為700文, 道光時期銀子換到2000文。而八旗子弟的餉銀是不會少的,家裡的銀子升值了,八旗生活水平反而上升了,戰敗後的割地賠款不平等條約,對於八旗貴族來說到底是好還是壞,只有他們自己清楚。而對於普通老百姓,地丁稅收是要收銀子的。所以這場民族災難的惡果直接轉嫁到了沒有銀子,只有銅錢的普通貧困的中國人頭上。

七、由上述分析我們再從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看宋、元、明、清
元和宋那是沒法比的,評論元代就沒人提出什麼資本主義萌芽,清和明比呢?就拿1840年前沒有遭遇帝國主義入侵前的清和明萬曆年比較, 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從來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分別是生產力發展帶來的新型資本主義的經濟萌芽、資本主義性質的意識形態以及代表資本主義的政治利益集團。是三者合力的結果才導致資本主義最終戰勝封建制度。新型資本主義的經濟萌芽這點暫時承認明清基本同等。可是意識形態呢?一個是文字獄結束後的鴉雀無聲、萬馬齊喑,還有閉關鎖國。一個是思想活躍,到處結社、出現了東林黨、以及後來的復社,民間結社議政很盛,是一個批判宋明理學大思想家迭出的時代,李贄就是其代表,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接受西方科技和文明。代表市民文化的作品層出不窮。論資本主義性質的新型政治力量,一個是死氣沉沉,沒有結社、集 會 ,沒有利益集團。一個是代表資本主義的市民利益集團手工業者和明朝封建制度開始激烈斗爭了,在蘇州就爆發了抗 議 和暴動,犧牲者還贏得知識分子的贊揚。張溥寫的《五人墓碑記》就是對此記載和歌頌。
如果滿清王朝正常發展,沒有遭遇帝國主義入侵, 按滿清這種社會狀態能否發展到明末資本主義萌芽程度也大可懷疑。清代的劣勢還在於有代表最封建、最落後、最保守的八旗貴族集團,這個集團對任何改革都是堅決的阻礙,八旗子弟不經產、不經商也瞧不起工商業者同民族資產階級勢同水火。是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最頑固強大的阻礙力量。 如果按王朝興亡規律,二百年左右就會出現農民起義,王朝顛覆。對比明末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哪一個更開明更先進呢?滿清殘酷統治下,人民麻木愚昧,粗淺的愚教流行,太平天國即便成功,那種不合時代、社會的宗教思想也很難促使社會發展進步,需要徹底改造。義和團更不用說了,對現代文明抱著敵視的態度。
可見蠻族入侵乃至統一對於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破壞作用,歷經多年都無法恢復。這不是倒退嗎?

有人辯解說歷史是前進的,不會倒退的。這並不確切,「歷史是前進的」是從總的趨勢上說的,歷史本來就是有曲折的。有前進也有曲折,有曲折就有倒退。資產階級革命就反復經歷了數百年才最終戰勝了封建專制制度,法國大革命後還有80年的封建復辟。 今天世界上還有幾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原來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回到資本主義,這是不是曲折呢?
所以說滿清入關是歷史的倒退,不是根據一時一事,而是根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全面對比滿清和明末的實際狀況得出的結論。特別是滿清遏制了明末以來中國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大好機會。這是令人痛心的。

「滿清入關是歷史倒退」並非新觀點,從「辛亥革命」後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是史學界主流觀點,從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等人的著作中不難看出。到了八十年代,買辦勢力開始崛起,掀起民族虛無主義的浪潮,縱容民族分裂勢力並助長了某些少數民族精英的民族優越感、虛榮心。買辦沒有祖國,沒有民族自尊心,買辦痛恨民族主義。從「版圖中國論」到「分裂有利論」,再到余秋雨歪曲歷史發表什麼《一個王朝的背影》。到大肆謳歌「康乾盛世」,中央台播放所謂正劇,康熙、雍正、乾隆成了英明領袖,還要再活五百年,再活五百年怎樣,是不是就可以鎮壓「辛亥革命」了?而岳飛、文天祥的英雄故事卻成了影視劇、文藝作品的空白。
最後教育部要抹煞岳飛的「民族英雄」稱號。馬大正等編寫清史的提出「滿清入關正義論」,越來越猖狂。學術界,文藝界相互配合演出了一場又一場的鬧劇。一旦有人批判就拿起「民族團結」和「大漢族主義」帽子當擋箭牌。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的政策正在調整,中國絕不會淪為買辦的中國。

G. 康乾盛世的興盛與衰敗的原因

興盛的原因:

1.清初統治者勤奮與謹慎。在政治上,清初統治者非常注意籠絡人心,爭取大多數漢人的合作。與朽敗、貪腐、黑暗的晚明社會政治相比,晉中之窗入關的清朝代表著希望和新氣象,清軍不僅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而且還受到群眾特別是士紳階級的歡迎。盡管有剃發、投充、圈地等野蠻政策,但是晉中之窗迅速廢除明朝「三餉加派」等苛捐雜稅,實行「滿漢一體」和「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等政治經濟政策,這些都極大地贏得了人心,使自己的統治穩定下來。

2.採取適宜的民族統一政策和休養生息的經濟政策。清初的國家機構還帶有關外滿族人簡明廉潔的傳統,軍政機構精幹、高效。清初的晉中之窗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南書房及後來的軍機處,就比明朝的內閣六部精簡有效得多。清初宮廷人員只有明朝的1/10~1/20,花費只及明朝的1/8,廷苑規模只有明朝的3/10(《清朝文獻通考》卷39,康熙29年、康熙49年)。面對因為長期戰亂嚴重破壞而使人口銳減、土地荒蕪、民生凋敝的殘破的社會經濟,清王朝晉中之窗採取了變更土地產權(即實行更名田)、招徠流民獎勵墾荒、軍民大力屯墾、興修水利、輕捐薄賦直至「永不加賦」(1712年)、「攤丁入畝」等一系列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的政策。經過不斷努力,清朝的耕地面積和人口都有持續迅速的增加。

衰敗的原因:
1.乾隆的虛榮心體現在滿清帝國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那就是「進貢」。凡是肯向清國「進貢」的國家都是小國和窮國。清國和這些國家「建交」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益處」,晉中之窗他們向清國進貢的目的很少是出於「友好」的動機,而是貪圖清國的「賞賜」。乾隆皇帝為了鼓勵清國以外的國家向他「進貢」,晉中之窗對前來「進貢」的「藩屬國」的「賞賜」十分豐厚,賞賜的價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於「貢金」的價值。例如清國與印度之間有一個芝麻國巨坎堤王國,它每三年向中國進貢一次,每次進貢砂金一兩五錢。清國的回報則是堆積成山的綢緞、銀幣和茶葉。
2.乾隆對部下的阿諛奉承有狂熱的愛好。為了沖淡武夫形象,他極力附庸風雅,舞文弄墨,寫了幾千首詩,收藏歷代書法精品,晉中之窗到處題字,彷彿是一個極有文化修養的儒雅之士。然而,在這迷人的表象掩蓋下,他的另一面卻是一個文化專制主義的狂熱推行者。

康乾盛世又稱康雍乾盛世、康乾之治、康雍乾之治,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同時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迴光返照。
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亂,止於嘉慶元年(1796年)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爆發,持續時間長達115年,晉中之窗是清朝統治的最高峰。在此期間,局勢較為穩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國家財富有所積累,疆域遼闊,整個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處發展階段。
台灣等地的史學界及教科書中,將康、雍、乾時期稱為康乾之治。西方傳統史學界亦認同這種說法,或稱這段時期為"High Qing", 即清朝高峰時期。但因制度僵化,閉關鎖國,使得這一局面無法長久。

H. 儒林外史里的人物的故事情節和性格特徵

元末明初,浙江諸暨縣的一個村子裡有一個少年叫王冕,從小父親就死了,母親只能做些針線活,因家境貧寒,他從小輟學回家替隔壁秦家放牛,聰明穎悟,勤奮好學,他畫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並且他博覽群書,才華橫溢,他不願意結交朋友,更不願意求取功名利祿。縣令登門拜訪,他躲避不見;朱元璋授他「咨議參軍」的職務,他也不接受,心甘情願的逃往會稽山中,去過隱姓埋名的生活。
明朝立國,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不禁感嘆:這種以八股文形式取士的制度不僅不會為國家選到真正的人才而且將來的讀書人恐怕也只有這一條榮身之路了,他們因此會把學問、道德、做官、退隱的准則都看得輕了。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運!王冕是反對八股取士、自甘清貧的隱士,然而在當時的社會里,像王冕這樣的人實在太少了。在王冕死後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間,文人們所走的是一條醉心於科舉功名的歧路。
明憲宗成化末年,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一位教書先生,名叫周進,他為了能夠出人頭地,榮耀鄉里,屢次參加科舉考試,可是60多歲了,卻連秀才也未考上。
一天,他與姐夫來到省城,走進了貢院。他觸景生情,悲痛不已,一頭撞在了號板上,不省人事,被救醒後,滿地打滾,哭得口中鮮血直流。幾個商人見他很是可憐,於是湊了二百兩銀子替他捐了個監生。他馬上就向眾人磕頭,說:「我周進變成驢變成馬也要報效!」
不久,周進憑著監生的資格竟考中了舉人。頃刻之間,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是朋友的也來認做朋友,連他教過書的學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爺」的「長生牌」。過了幾年,他又中了進士,升為御史,被指派為廣東學道。在廣州,周進發現了范進。為了照顧這個54歲的老童生,他把范進的卷子反復看了三遍,終於發現那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間最好的文章,於是將范進取為秀才。過後不久,范進又去應考,中了舉人。
當時,范進因為和周進當初相似的境遇,在家裡倍受冷眼,妻子對他呼西喚東,老丈人對他更是百般呵斥。當范進一家正在為揭不開鍋,等著賣雞換米而發愁時,傳來范進中舉的喜報,范進從集上被找了回來,知道喜訊後,他高興得發了瘋。好在他的老丈人胡屠戶給了他一耳光,才打醒了他,治好了這場瘋病。轉眼功夫,范進時來運轉,不僅有了錢、米、房子,而且奴僕、丫環也有了。范進母親見此歡喜得一下子胸口接不上氣,竟然死了。胡屠戶也一反常態,到處說他早就知道他的女婿是文曲星下凡,不會與常人一樣的,對范進更是畢恭畢敬。後來,范進入京拜見周進,由周進薦引而中了進士,被任為山東學道。范進雖然憑著八股文發達了,但他所熟知的不過是四書五經。當別人提起北宋文豪蘇軾的時候,他卻以為是明朝的秀才,鬧出了天大的笑話。
科舉制度不僅培養了一批庸才,同時也豢養了一批貪官污吏。進士王惠被任命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詢問當地的治安,不是詢問黎民生計,不是詢問案件冤情,而是查詢地方人情,了解當地有什麼特產,各種案件中有什麼地方可以通融;接著定做了一把頭號的庫戥,將衙門中的六房書辦統統傳齊,問明了各項差事的餘利,讓大家將錢財歸公。從此,衙門內整天是一片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衙役和百姓一個個被打得魂飛魄散,睡夢中都戰戰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條卻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朝廷考察他的政績時,竟一致認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員」。
高要縣知縣湯奉,為了表示自己為政清廉,對朝廷各項法令嚴加執行。朝廷有禁殺耕牛的禁令,湯奉不問因由,竟然將做牛肉生意的回民老師父活活枷死,鬧得群眾義憤填膺,鳴鑼罷市。事發後。按察司不僅沒有處罰湯奉,反而將受害的回民問成「奸發挾制官府,依律枷責」之罪。如此「清廉」的知縣,一年下來居然也搜颳了八千兩銀子。
官吏們貪贓枉法,而在八股科舉之下,土豪劣紳也恣意橫行。舉人出身的張靜齋,是南海一霸。他勾通官府,巧取豪奪。為了霸佔寺廟的田產,他唆使七八個流氓,誣陷和尚與婦女通姦,讓和尚不明不白地吃了官司。
高要縣的監生嚴致和是一個把錢財看作是一切的財主,家財萬貫。他病得飲食不進,卧床不起,奄奄一息,還念念不忘田裡要收早稻,打發管庄的僕人下鄉,又不放心,心裡只是急躁。他吝嗇成性,家中米爛糧倉,牛馬成行,可在平時豬肉也捨不得買一斤,臨死時還因為燈盞里多點了一根燈草,遲遲不肯斷氣。
他的哥哥貢生嚴致中,更是橫行鄉里的惡棍。他強圈了鄰居王小二的豬,別人來討,他竟行凶,打斷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處訛詐,沒有借給別人銀子,卻硬要人家償付利息;他把雲片糕說成是貴重葯物,恐嚇船家,賴掉了幾文船錢。嚴監生死後,他以哥哥身份,逼著弟媳過繼他的二兒子為兒子,謀奪兄弟家產,還聲稱這是「禮義名分,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卻是差錯不得的」。
科舉制度造就了一批社會蛀蟲,同時也毒害著整個社會。溫州府的樂清縣有一農家子弟叫匡超人,他本來朴實敦厚。為了贍養父母,他外出做小買賣,流落杭州。後來遇上了選印八股文的馬二先生。馬二先生贈給他十兩銀子,勸他讀書上進。匡超人回家後,一面做小買賣,一面用功讀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縣的賞識,被提拔考上了秀才。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祿,他更加刻苦學寫八股文。不料知縣出了事,為避免被牽累,他逃到到杭州。在這里,他結識了冒充名士的頭巾店老闆景蘭江和衙門里當吏員的潘三爺,學會了代人應考、包攬訟詞的「本領」。又因馬二先生的關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選家」,並吹噓印出了95本八股文選本,人人爭著購買,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都在書案上供著「先儒匡子之神位」。
不久,那個曾提拔過他的李知縣被平了反,升為京官,匡超人也就跟著去了京城,為了巴結權貴,他拋妻棄子去做了恩師的外甥女婿,他的妻子在貧困潦倒中死在家鄉。這時,幫助過他的潘三爺入了獄,匡超人怕影響自己的名聲和前程,竟同潘三爺斷絕了關系,甚至看也不肯去看一下。對曾經幫助過他的馬二先生他不僅不感恩圖報,還妄加誹謗嘲笑,完全墮落成了出賣靈魂的衣冠禽獸。
科舉制度不僅使人墮落,同時也是封建禮教的幫凶。年過六十的徽州府窮秀才王玉輝,年年科舉,屢試不中,但他卻刻守禮教綱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兒要殉夫,公婆不肯。他反而勸親家讓女兒殉節。又對女兒說:「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難道反而阻攔你?你就這樣做罷。」八天以後,女兒穿著守孝的白色的衣服,絕食而死,他仰天大笑說:「死得好!死得好!」但事過之後,當他女兒的靈牌被送入烈女祠公祭的時候,他突然感到了傷心。回家看見老妻悲痛,他也心上不忍,離家外出散心。一路上,他悲悼女兒,凄凄惶惶,到了蘇州虎丘,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竟一下想起了穿著孝服殉夫的女兒,心裡哽咽,那熱淚直滾下來。
凡此種種從明朝成化年間以來形成的風氣,到了萬曆年間則愈演愈烈。科場得意,被認為才能出眾;科場失意的任你有李白、杜甫的文才、顏淵、曾參的品行,都被看成愚笨無能。大戶人家講的是陞官發財,貧賤儒生研究的是逢迎拍馬。儒林墮落了,社會更加腐敗。看來,要尋找不受科舉八股影響的「奇人」,只能拋開儒林,放眼於市井小民之中了。
那知市井中間,真的出了幾個奇人。
一個是會寫字的。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無家無業,總在這些寺院里安身。他的字寫的最好,卻又不肯學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由著筆性寫了去,他性格乖張,但凡人要請他寫字他要齋戒一日,親自磨一天的墨,要等他情願,他才高興。他若不情願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他又不修邊幅,穿著一件稀爛的直裰,靶著一雙破不過的蒲鞋。每日寫了字,得了人家的筆資,自家吃了飯,剩下的錢就不要了,隨便不相識的窮人,就送了他。一日大雪天,他的爛鞋踩了朋友家一地的泥,朋友讓他換鞋,他居然說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還要算抬舉你。一次,他看見和尚房裡擺著一匣子上好的香墨,不管人家是否要寫字,拿來就寫,當一位有權有勢的鄉紳要他去寫字時,他竟破口大罵「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慕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
又一個是賣火紙筒子的。這人姓王,名太,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他無以為生,每日到虎踞夫一帶賣火紙筒過活。
那一日,妙意庵做會。王太走將進來,碰到三四個大老官簇擁著兩個人在那裡下棋。大家開始很是瞧不起他,但是他們同王太剛下了半盤,就不得不投子認負,眾人大驚,就要拉著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裡還有個快活似殺矢棋的事!我殺過矢棋,心裡快活極了,那裡還吃的下酒!」說畢,哈哈大笑,頭也不回就去了。
像他們這樣淡泊功名利祿的隱士在市井中還有很多,只不過在那些達官貴人看來,追求功名利祿才是正道。
由於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諷刺當時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會,所以,添加了一些正反面人物進行對比。正面人物的劃分線主要在於保持著應有的道德品格,而反面人物則是那些整天憑著官位欺壓百姓,並且不學無術的官僚以及那些只知鑽研儒學、推行正道其實卻把道德品質封存的儒士。
正反人物還分多種,書中理想人物就是第一回出現的王冕。而其他的正面人物,如虞育德、庄少光、遲衡山、杜少卿等,雖然要比那些反派人物高尚得多,但心裡仍有儒家思想,例如杜少卿,雖然討厭虛偽的孝道,但卻因為提倡真孝而進行的「豪舉」也不過就是被那些市井之流欺騙奪產,最後落了個貧窮一世的結局。沈瓊枝作為一個敢於反抗、自強自立的女性在書中獨具光彩。
再如儒士「馬二先生」馬純上(原型是作者吳敬梓的一位姓馮的朋友),雖然在儒學方面有些封建思想,並且做事天真(見西湖廟里被假神仙騙),不過結果是好人有好報的類型。並且在仗義疏財事件中,也不乏看出他是一個君子,所以他主要還是一個復雜的人物。但有些反面人物,如范進、潘三等,確實全是諷刺了。
其實,從正面人物也有很大的儒學思想中可以看出,吳敬梓本人還是有一定的「崇奉孔孟」的道德觀。

I. 開元盛世與康乾盛世 人均GDP哪個高啊

人均的話應該是開元盛世高一些,康乾盛世之所以被稱為封建王朝最高峰是因為當時人口達到了最高,有三億多人,而開元時只有四千多萬。其實就人均GDP來說,中國最高的時期應該在永宣盛世時期(明朝永樂到宣德),康乾盛世的鐵和布匹的產量只相當於當時的一個零頭,永樂皇帝還積極拓展海外貿易,用瓷器換回了大量的香料和珍貴的犀牛角,象牙等物產,而且那時允許工商業發展,江浙地區開始有以家庭為單位的輕工作坊,為將來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