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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有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題需要解決。商業史作為一門歷史科學的分支，要以史料為依據，講究對史料的考訂和應用的方法，這是研究歷史的基本功。我們應該大量掌握材料，舉凡史籍、檔案、契約、方誌、文集、筆記等文字材料、口頭調查訪問材料和考古發現的實物材料、民族學的材料等都須盡可能多地掌握。要按照前後有序、大小無遺、新舊並蓄的要求搜集、排比史料，從宏觀著眼、微觀人手，把商業史的研究建立在扎實的基礎之上。但這尚屬歷史研究的共同性的事，在這里不作進一步的展開，只想著重說一下有關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問題。
要在商業史研究中對一些重大問題進行定性分析，最基本的方法還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
前些時候有一種「階級分析過時論」抬頭，對此不敢苟同。具體到商業史研究來說，只要不搞模式化，階級分析的方法應該說仍然是十分有用的，前已述及，研究商業史必須研究商人，商人構成復雜。不作階級分析是不行的。在歷史轉折時期，商人有新興商人與維護舊制度的商人之分，兩者對社會變革的態度不同，歷史作用不同。在大轉變時代，商人中有一部分人起著推動歷史前進的積極作用。應該給予充分的評價，並不像有些人所斷言的那樣，商人一概都是心向舊制度——奴隸制、封建制的「商人奴隸主」或封建經濟的忠實「衛士」。即使在歷史發展的一般時期，對商人仍有詳加分析的必要。商品流通的發展固然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但生產關系的變化，勞動者階級地位的提高，也是商品流通發展的重要原因。戰國時期商業發展出現了飛躍，究其原因，與當時的生產者由農奴變為身份比較自由的個體小農，由手工業奴隸變為獨立經營的個體小手工業者有密切的關系。
辯證法教導我們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客觀事物，據此我曾一再用「兩分法」來研究經濟史的范疇；具體到商業史的研究，同樣要運用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分析方法。有不少生動的例子足以說明在商業史研究中運用「兩分法」可起到重大的認識作用。
例子之一是對商品流通這個最基本的概念的分析。我們認為，可以分為兩種商品流通：一種是簡單的商品流通；另一種則可稱之為發展中的、以至發達的商品流通。研究商業史，必須對商品流通的性質、類型作出分析，這樣才能正確估計某一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和性質，才能正確比較不同時期商品流通發展變化的特點和它的歷史局限性，不致因商品經濟表面繁榮的文學語言而作出封建社會後期自然經濟已經解體，商業經濟已佔主導地位，甚至漢唐時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的錯誤論斷。
例子之二是對商人除作階級分析外，還要就其經營原則和社會作用作一分為二的分析，即可分為誠賈和姦賈兩種。
例子之三是對商人的走私要作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要一味贊揚，完全肯定。
例子之四是對商業政策也要一分為二。如同樣是商品專賣，作用有好有壞，不可一概而論。在我們的商業史研究中，要很好地對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歷史上商品專賣以至其他各種商業政策措施，在某一時期、某一條件下，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在有利為主的情況下還有那些弊病?本來有利的政策措施，當條件變化時又如何向害多利少轉化而必須加以變革?如果能多一點辯證法，少一點形而上學，我們對商業政策史研究的面貌一定能大為改觀。
下面再略為談一下定量分析法。計量是經濟史也是商業史研究
中一種重要方法。在經濟史中，由於涉及的方面很多，可以建立一門計量經濟史的分支學科；在商業史的研究中，雖然涉及的方面比較少，但還是應該充分地運用計量方法。如果論述商業的發展時只是羅列一些現象，使用一些籠統的語言，如「較前發展」、「有很大的發展」、「長足進步」、「空前增長」等，而沒有相應的數量概念來加以證實，則這樣的歷史敘述是空洞無物、蒼白無力的。必須有計量，拿出數據來，才能使研究精確化，具體化。沒有一個數字，怎能看出某一時期商業發展的水平，又怎能前後比較，看出流通規模的擴大及商品經濟在封建經濟體系中比重的增長?
要衡量商品流通規模的擴大，商業發展水平的提高，在商業史中匡算市場流通的商品總額以及其中最重要的商品——糧食的商品量是非常必要的；從目前掌握的資料，運用適當的方法，作比較有根據的估算，還是有可能的。這方面的估算應該是商業史計量的最重要的基礎工作；當然，與之有關的經濟史計量中的土地、人口計量也必須加以高度重視，把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拿來應用。
在商業史研究中力求體現重視計量研究的特色，須廣泛搜集、挖掘資料，並盡可能地運用各種方法，進行核對比較，使估算多一點客觀根據，少一點主觀臆斷。由於度量衡是計算的標准，所以在計量前尚須通曉各朝各代各地的度量衡制及其數值，以避免發生不必要的失誤。
缺陷的認識上，學者們爭論的焦點主要是「傳統的？唯物史觀（指現行基本教科書闡發的）到底有沒有缺陷，如有，是誰造成的這一問題上。
蔣大椿認為「傳統的」唯物史觀的理論核心及基本原理存在相當多而且是嚴重的理論缺陷，如「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等基本理論觀念都有嚴重缺陷；現在應當進行自我批判和對它「畫句號」了；它應當被超越，必須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為此他提出了經過自己重新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唯物辯證的以實踐為基礎的系統史觀[1]。
吳英與龐卓恆認為蔣大椿提出的唯物史觀的理論缺陷並不屬於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而是來自充滿教條主義的前蘇聯教科書；不能因此否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正確性。經過對馬恩著作的深入解讀，他們重新理解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的含義，表示不同意蔣大椿對唯物史觀的批評，主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弘揚唯物史觀的科學理性[2]。
王銳生、馬捷莎也認為「傳統唯物史觀」存在著蔣文所說的「缺陷」，他們也認為這些缺陷屬於蘇聯和「左」的路線版本的唯物史觀，並不是唯物史觀本身的缺陷。改革開放20年，唯物史觀研究已經使這些缺陷基本不復存在，而蔣文對唯物史觀的批評的出發點卻仍停留在二十多年前嚴重背離馬克思文本的「傳統唯物史觀」，並把它當作真正的唯物史觀來批判，這是在拽歷史舊賬。其實「傳統唯物史觀」所缺乏的實踐、人與價值，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蔣文提出的「唯物辯證的以實踐為基礎的系統史觀」，它的唯物辯證、實踐為基礎、系統論思想三個特徵，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都具備。所以，蔣文用「發展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來否定、超越「唯物史觀」是自相矛盾的[3]（pp．3～6）。
與蔣大椿的一樣，郭小凌認為「傳統」唯物史觀屬於馬克思主義奠基人而不屬於斯大林或蘇聯學者，不同意將「傳統」唯物史觀歸結為蘇聯舶來品，認為這低估了國內外學人的理論修養。但與其他學者不同的是他認為現存唯物史觀的核心原理與一些輔助原理仍然是一種有效的歷史認識方法，當代生活本身仍然可以在唯物史觀理論框架內得到很好的解釋[4]（p．13）。
陳先達認為唯物史觀自創立以來，在理論與實踐方面顯示了不可抗拒的說服力。在復雜多變的新世紀，面對經濟全球化與多極化的世界新格局，只有堅持唯物史觀的社會發展規律，才能深刻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因此唯物史觀在當代是不可超越的[5]。
二、怎樣理解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
學者們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主要表現為對社會存在、社會意識內涵界定的差異以及對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同理解。
蔣大椿認為「傳統」唯物史觀將社會存在歸結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主要包括生產方式以及社會經濟制度），將社會意識歸結為由各種作品及其表現出來的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宗教的理論、觀點，以及與之相應的政治社會機構，還有科學、文學、藝術作品等。因此，它所說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實際上是，離開人及其實踐活動，抽象思辨地議論二者的關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認為社會存在應包括「物質經濟環境因素存在」、「政治環境因素存在」、「精神文化環境因素存在」三個層面，社會意識就是人們在認識與改造世界的各種實踐活動中反映和生長著的意識和思維活動。在對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作了這樣的界定後，對於二者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社會存在可以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也可以決定社會存在，當條件具備時，經過新的意識支配下的社會實踐可以創造出新的社會存在[1]（pp．9～11）。
蔣大椿的這一觀點得到張立達的認同，他認為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兩個概念的依存使兩個概念都缺乏自身內涵與外延的明晰性，由此，兩個概念內涵的模糊性必然會導致它們關系的模糊性，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決定作用與反作用是沒法區分的[7]（p．6）。
對於蔣大椿對社會存在、社會意識內涵的界定，陳先達認為社會存在不是人的存在，而是人的社會存在，是人們的實際生活過程。社會意識不是個體的主觀意識，而是社會的意識，是對人的實際生活的反映與回聲。當然社會意識也是一種存在，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種存在不是區分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用語，而是生活用語。它無非表示意識不是虛無，不是非存在。社會意識存在於人的頭腦中，存在於以語言和文字為載體的文化內涵之中。這種以物質為載體的存在方式並不改變它作為社會意識的本性。在兩者關繫上，他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只能是被意識到的存在，反對將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視為為「死」的物決定「活」的人的思想[5]（pp．40～41）。
馬捷莎認為哲學基本問題中的「存在」指的是「物質存在」。而社會存在是指社會的物質生活過程，即「社會物質存在」。蔣文將社會存在視為涵蓋一切社會現象（包括思想觀念）的范疇，也就失去討論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關系的前提。對於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兩者關系，馬捷莎不同意蔣文的「相互決定」的觀點。通過對「決定」概念在哲學上內涵的界定，指出「決定」指第一性的、本原的事物對第二性的、派生的事物所起的規約作用，而蔣大椿根本無法說清二者誰為本原，誰為派生，從而動搖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個唯物史觀的根本基礎[6]（pp．11～12）。
王銳生同樣反對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相互決定，他認為蔣大椿實際上是把社會本體論上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與認識論上的「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而且創造客觀世界」相混淆了。在社會領域中，創新的事物（存在）雖然以行為者的創新觀念為前提，但這個觀念的根源仍然是來自實踐、現實。因此反映客觀世界的人的意識又可以創造客觀世界的道理，並不能證明社會意識普遍地決定社會存在[3]（pp．7～8）。
吳英、龐卓恆認為蔣大椿將唯物史觀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原理等同於「生活環境決定社會心理」，將文化「精英」置於能夠超越「社會存在」、並能「超越」地「創造世界」的地位，這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觀點，而是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一條和第三條批判過的舊唯物論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的「社會存在」指的是「人們的實際生活過程」；所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也就是「生活決定意識」、「實踐決定意識」。觀念、意識對於生活、實踐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即前者有可能反過來對後者產生促進或促退的作用。但是，這反作用是以後者對前者的決定作用為前提的：人們的意識或觀念如果比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生活或實踐，就必然反過來對生活或實踐起促進作用；如果片面而膚淺地反映，就必然起促退作用[2]（pp．4～6）。
三、怎樣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
蔣大椿認為以往的生產力是一個涵義不一的混亂概念，無論是二要素說、三要素說，還是現在人們將它理解成為一個系統等，它已經成為經過人的思辨將各種因素集合成為思想中的一個抽象概念，它對於實際歷史進程不會起什麼作用。蔣大椿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一規律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根本不存在，找不出任何一條歷史事實來支持它，純粹是一種思辨的思維運動。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提供了新生產關系出現的可能，在某些地區卻並未出現新的生產關系。另外的地區產生了新的生產關系，但卻並非是生產力自動決定的結果，而是生產力要素以外的力量即逐步形成的當時社會支配力量的經濟實踐活動創造出來的。由於社會支配力量面臨的具體條件不同，盡管是在同一類型物質生產實踐提供的條件基礎上，他們的經濟、政治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社會形式也有很大的差別[1]（pp．8～9）。
蔣大椿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規律的這段論述，內容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對生產力概念的批判，二是認為新的生產關系必須通過生產力以外的中介力量來產生，三是認為在生產力一定發展基礎上，所產生的生產關系是多樣的。學者們正是針對這三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對於生產力的理解，馬捷莎認為，生產力是人類改造、利用和保護自然的能力，人類認識和利用自然規律的能力越強，生產力水平越高。生產力並不是純粹的自然力，它是溝通人類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橋梁，是人類實踐活動水平的指示器[6]（p．12）。
吳英、龐卓恆強調，蔣大椿所批判的生產力概念，實際上還是來自教條主義的蘇聯唯物史觀，即生產力由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包括生產工具）兩要素或者再加上勞動對象一共三種要素構成，雖然肯定勞動者在其中居於首要地位，但在實際論證中卻常常把生產工具作為衡量「生產力的性質和水平」的基本標志；認為唯物史觀所指的生產力不是「三要素」或「兩要素」的化合物，而是勞動者個人或群體在生產過程中運用多種生產要素製造產品的能力，因此不能用生產工具來衡量其發展程度或水平，而應像馬克思那樣用工作效率、勞動生產率、產量、總產品之類的「尺度」來衡量生產力的高低；用這樣的「尺度」來衡量，「生產力」就再也不會是「涵義不一的混亂概念」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規律也不再是「找不出任何一條歷史事實來支持」的無稽之談了。例如當勞動者的生產能力發展到能夠提供相當的剩餘產品，足以供養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而專門履行社會公共職能的階級、但又不足以沖破自然經濟局限時，就必然產生馬克思說的那種以「人的依附關系」為共同特徵的生產關系，包括「家長制的關系，古代共同體，封建制度和行會制度」等等生產關系；一旦生產能力發展到擁有更多的剩餘產品，足以沖破自然經濟局限而且能夠普遍實行商品交換時，就必然產生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為特徵生產關系，其中包括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一切以商品的生產和交換為基礎的生產關系[2]（pp．6～10）。
王銳生認為蔣文把生產力當作經濟過程的生產要素來分解開，然後分別論證作為「物」的勞動資料和作為「勞動力」的勞動者都不能決定生產關系，這根本不是在討論人的活動的歷史規律。其實在唯物史觀看來，生產力並非單純是什麼「物」的因素，而是人的實踐活動的既得力量、以往活動的產物和實踐能力的結果[3]（p．8）。
關於蔣大椿認為的新的生產關系必須通過生產力以外的「社會支配力量」的經濟實踐活動這一中介力量來產生的觀點，得到了張立達和周祥森的認同。認為人的物質生產實踐（內在的包括生產力）為人們從事其他活動和歷史的變革規定了某種可能性和限定性，但生產力不可能賦予人們下一步活動的意志和動機，不可能脫離各種中介和外部條件來發生作用[7]（p．10）。認為如果不經過作為社會歷史主體的人的社會實踐，生產力水平再高，生產關系和經濟的社會形態都不會自動地、必然地發生任何的根本性變革；而經過人們的各種類型的社會實踐活動，特別是以革命方式進行的社會政治實踐活動，生產關系和經濟的社會形態可以不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發生根本性的變革，甚至是大跨度跳躍式的根本性變革[8]（p．87）。
陳先達、王銳生雖然不同意蔣大椿認為的新的生產關系必須通社會支配力量的經濟實踐活動來產生，但他們也強調新生產關系產生所必需的中介力量——利益。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科學規律揭示的是兩者本質的必然的聯系。這種聯系不是無人參與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自我運動，而是一定的人群（階級或集團）為了自身利益而進行的一定條件下的選擇[5]（pp．39～40）。二者的相互作用是通過人的利益這個環節來實現。正是利益之神幫助生產力獲得了與他相適應的生產關系[3]（p．8）。
對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生作用的中介，不管是社會支配力量的實踐活動創造還是生利益之神的幫助，它們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都需要明確。吳英、龐卓恆對原始社會末新生產關系的產生的論述可以作為是一種回答：生產力的發展不僅產生了剩餘，還產生了日益復雜的社會公共職能；在既有剩餘而又剩餘不多的情況下，必然產生出一個人數不多的、脫離直接生產勞動而專事履行公共職能的特殊階級；他們既是履行社會公共職能的「公僕」，同時又逐漸利用手中特權變成「主人」——剝削者和壓迫者。也就是說正是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社會分工的變化以及社會公共職能的變化，引起階級關系和利益的變化，從而產生新的生產關系[2]（pp．10～11）。
至於蔣大椿所認為在生產力一定發展基礎上，由於社會支配力量面臨的具體條件不同，他們的經濟、政治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社會形式也有很大的差別，所產生的生產關系必是多樣的。這一觀點在張立達的論述中也得到了認可。張立達認為人的物質生產實踐（內在的包括生產力）為人們從事其他活動和歷史的變革規定了某種可能性和限定性，但是只有人的現實選擇才能將這種可能性和限定性轉變為現實性；一切規律都只是人的實踐在一定條件下的可能性和趨向性。在生產力的限定空間之內，人的選擇不總是必然和唯一的[7]（p．9）。
其他學者雖不同意蔣大椿對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規律的否定，但對生產關系的的具體形態的多樣性這一觀點還是承認的。
王銳生認為馬克思揭示的生產力生產關系規律不是某一歷史事件的具體規律，而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規律。從大趨勢上看，它是不能被否定的。這一社會歷史規律只是決定了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並不能決定歷史發展的具體形態，因此它只是一種「統計決定論」[3]（p．7）。
馬捷莎認為蔣大椿混淆了人類活動與活動規律的主客觀區別，將活動的選擇性與規律的客觀性絕對對立了。雖然由於人的選擇，歷史的結果不是千篇一律的，但人的選擇不是任意的，它是在客觀所給予的條件下選擇。歷史是在一個具有多種可能性的空間中展開的，這個歷史空間是被客觀、必然性所限定的。在這個歷史空間中，究竟什麼樣的可能性最終能變為現實性，則取決於人們的選擇性。在這個意義上，歷史規律是統計規律，而不是嚴格的因果規律[6]（p．11）。
王也揚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必然性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精確性」，社會的主體是人，而人是有意識的，人的歷史活動是受人的意識支配的活動。它主要體現在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上。而歷史發展的道路多種多樣，偶然性的天地十分廣闊，具體的歷史活動中不存在這樣必然性[9]（p．21）。
吳英、龐卓恆則認為從實際的歷史過程來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主要是決定生產關系的一般特徵，而不是直接決定生產關系以至上層建築的具體形態或具體特徵。這不同的具體形態不能說是由生產水平直接決定的，而是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一樣：「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也就是說，社會結構和國家等等的具體形態是在「生產力總和」決定的大框架之下，「從一定的個人生活過程中產生的」，可以更具體地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定的人群在生活實踐過程中歷史地形成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社會結合方式決定的[2]（p．19）。
四、怎樣理解社會歷史發展規律
蔣大椿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普遍規律難以成立。他認為整個人類歷史共同的基本規律只有一條：即隨著人們認識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人們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時快時慢的不斷推動著物質生產力發展。人們物質生產實踐活動規律起作用的結果並不會自動必然地決定出某種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形式。人們的社會形式是在物質生產實踐提供的現實基礎上，由社會支配力量的經濟、政治實踐活動創造的。由於社會支配力量面臨的具體條件不同，盡管是在同一類型的物質生產實踐提供的基礎上，他們的經濟、政治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社會形式也有很大的差別。這是一個具有規律性和人們選擇創造活動相統一的極為復雜的實際發展過程[1]（p．18）。
吳英、龐卓恆認為教條式的唯物史觀闡釋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規律，正像它闡釋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規律一樣，確實有嚴重缺陷，主要是它把生產關系單純歸結為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而且把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直接等同於經濟基礎；再把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歸納為原始公社所有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樣「五種基本生產關系」，進而把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歸結為「五種生產方式依次更迭的規律」。這樣一套教條式的「歷史發展規律」現在確實越來越難以令人信服。當今的世界歷史進程和大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研究成果促使我們去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從新認識[2]（p．13）。吳英、龐卓恆進一步考證了馬克思關於歷史發展規律的相關界說，認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揭示的歷史發展規律實際上是指人類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和實踐能力的發展，必然相應的推動經濟關系（包括生產關系）以及社會、政治、精神的交往關系和交往形式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因果必然性規律，至於其發展過程具體要經歷哪些形態或階段，馬克思只是針對不同的考察對象做過一些「大體上」的描述性歸納，不能把這些描述性歸納視為人類歷史進程的普遍規律。例如馬克思自己就明確指出過西歐出現的那種奴隸制和農奴制不適用於例如東方的普遍奴隸制；這僅僅是從歐洲的觀點來看的。他還指出，他在《資本論》中闡述的資本主義產生「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像19世紀後期的俄國那樣的國家是有可能越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走向社會主義的。可見馬克思從未把所謂「五種生產方式依次更迭」視為普遍規律。相比之下，他們認為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提出的「三大形態」或「三大階段」最接近於比較完整地體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2]（pp．14～19）。
參考文獻：
[1]蔣大椿．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J]．歷史研究，2001，（4）．
[2]吳英、龐卓恆．弘揚唯物史觀的科學理性—與蔣大椿先生商榷[J]．歷史研究，2002，（1）．
關於商業史研究中應注意的問題，就提出以上的這些看法。正是根據這些認識，我們編撰了這部多卷本的中國商業通史。雖然在編寫中力使資料豐富一點、內容詳盡一點，以便多起一點參考借鑒作用，但由於通史體例，應以貫而通之、疏而不漏、要而不煩為目標，許多地方不可能作過於深細的展開。所以篇幅雖不少，仍只是見其梗概、存其大略而已。某些問題的進一步的探究闡明，則將是專業史、專題史、史論的任務，而目標的完滿地實現，就要等待其他同志來作繼續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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