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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清朝欽差蒲安臣是個美國人怎麼回事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同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國際關系角度看，這標志著東方華夷體系的崩潰和西方條約體系的取而代之，中國外交也邁出了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第一步。正是由於這樣的背景，這樣的第一步，才出現了中國外交上的奇人奇事：美國人蒲安臣代表中國政府出使外國。美國人蒲安臣帶領的中國使團是晚清中國按照西方的外交方式，向西方派遣的第一個外交使團，是條約體系逐步取代華夷體系的產物，它具體地反映了中國外交在歷史性轉折時期所充滿的矛盾和沖突，同時，它表明清政府已向國際社會與西方式外交邁進出了第一步，這在近代中國外交演進中具有重要意義。那麼蒲安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奇人呢？他到底是為了騙取中國的權益，還是為中國謀取權益呢？
一個對中國主張合作、反對用武的美國人
蒲安臣，1820年出生在美國紐約州波士頓市一個拓荒者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個虔誠而熱心的基督教徒，常常放下自家農場的活，參加教會活動，並四處佈道。在父親的熏陶下，少年時的蒲安臣是一個志向遠大、心地善良、彬彬有禮的孩子。以後隨父母移居密執安州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22歲時進入美國最著名的哈佛大學法學院深造，1846年畢業後在波士頓當律師。由於家庭的影響和自身的經歷，使他具有美國拓荒者的進取精神和追求平等的個性，這種個性直接影響著他的政治活動。
1848年，蒲安臣進入政界，這時正值美國廢奴運動風起雲涌之際，作為一名熱血青年，蒲安臣積極投身這場運動，他反對向南方種植園主妥協的《密蘇里妥協案》，並經常與旨在反對奴隸制的「自由土壤黨」的成員討論有關廢奴問題。他幫物此鏈助前總統、自由土壤黨的候選人馬丁· 范布倫競選總統，但失敗了。這些政治活動使得他聲譽鵲起。1855年，他當選為美國眾議院議員。由於他具有正義感，很快成為一個知名度很高的議員。
林肯就任總統後，對蒲安臣委以重任。1861年春，林肯派蒲安臣為駐奧地利公使，奧地利政府卻以蒲安臣同情匈牙利革命，支持撒丁尼亞獨立為借口加以拒絕。蒲安臣在赴奧途中，行至巴黎時得此消息，在進退維谷之際，正好中國政府已允許列強派遣駐北京使節，林肯當機立斷，改派蒲安臣為第一任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喜出望外，風塵僕僕地自巴黎啟程赴北京。1861年扒橘底到達廣州， 1862年7月到達北京。
蒲安臣的經歷表明他比較富有正義感，具有同情被壓迫人民的樸素思想感情。所以他到中國任職後，推行和實施在一定程度上照顧到清政府利益的「合作政策」。這一政策的緣起是這樣的。1862年2月，美國國務卿西華德根據美國在東亞的外交傳統，命令蒲安臣在對待中國一切重大問題上，盡量與英、法等國「協商合作」。他說: 「美國的在華利益，按我的理解，是和我所提到的兩個國家(指英國和法國)一致的。無疑，英、法公使己按促進所有西方國家利益的態度行事。國務院指示你，要與他們協商與合作，除非有充足理由，個別情況可不與他們聯系。」訓令已明確指出「協商與合作」的原因，因為英、法的對華政策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有利，為了美國的對華利益，美國仍然可沿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追隨英國而從中漁利的外交政策。
蒲安臣把這一訓罩孫令加以推廣，使「協商與合作」成為西方共同的對華政策。作為美國政府在中國的代言人，蒲安臣同西華德一樣，自然要竭力維護美國在華利益。但蒲安臣在實施「合作政策」的過程中，擴大其內涵，將「與西方列強合作」擴充為「既與西方列強合作，也與清政府合作」。蒲安臣的「合作政策」雖然顧及到清政府的利益，但並非沒有考慮本國利益。對於實施「合作政策」的目的，也即「合作政策」的實質，蒲安臣自己講得很清楚，那就是「理想和利益」並重。
所謂「理想」，就是他認為美國人在生理及文化上都優於中國人。基於理想主義的精神，美國人有必要來保護落後的中國人免受其他列強的凌辱和侵略；同時，美國人也有義務用西方的物質文明及基督教義耐心地幫助中國人，以引導他們走向文明的西方世界。蒲安臣這種視自己為中國的保護人及引路人的看法，未免有點象普渡眾生的救世主，但畢竟說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尊重中國主權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清政府能夠接受這個政策。所謂「利益」，就是為美國政府在華謀取各種特權。下面，就來看看蒲安臣實施「合作政策」的具體情況。
事件之一是美國雙桅縱帆船「謝爾曼將軍」號於1866年在朝鮮口岸失事，船上所有的人員都被當地居民殺死。當蒲安臣向總理衙門詢問「謝爾曼將軍」號事件時，中國官員否認他們對朝鮮的行為負有責任。於是蒲安臣寫信給美國亞洲艦隊司令、海軍上將貝爾，建議他派一艘軍艦到朝鮮去調查此事，然後向華盛頓匯報並請求指示。蒲安臣建議貝爾跟華盛頓商量，意圖是防止他採取魯莽行為。後來，他用官方和私人的形式寫信給西華德，請求允許他去朝鮮，因為他擔心「不僅法國會威脅朝鮮，而且美國海軍亞洲艦隊司令也會因「謝爾曼將軍」號事件採取報復行為。」蒲安臣的朝鮮之行雖然未能實現，但他對這兩個事件的處理方式，表明他同樣是本著「合作政策」辦事的。因為當時朝鮮是中國的屬國，蒲安臣這樣做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
事件之二是美國商船「幸運之星」號1863年到達中國沿岸，岸上的人哄搶了這艘船。船主納爾遜要向清政府索賠經濟損失，蒲安臣拒絕為此事向清政府交涉。因為納爾遜缺乏足夠的證據來證明他的財產究竟有多少，也不符合中美《天津條件》第13款之規定，"倘商船有在中國所轄內洋被盜搶劫者，……萬一正盜不能緝獲，或起贓不全，不得令中國賠還貨款 。"
事件之三是通過白令海峽、連接歐美大陸的電纜接通後，在中國的許多美國商人都希望接一條支線到中國來，並為此紛紛活動。1867年，國務卿西華德訓令蒲安臣，讓一家美國公司承包這項業務，而這家公司的負責人又恰恰是蒲安臣的岳父。可是蒲安臣堅決反對此事，他認為此舉在中國必將受到強有力的抵制。他寫信告訴西華德:「我堅決反對任何一家公司花錢來冒險。雖然作為一個愛國者，我希望美國公司在中國鋪設第一條電纜，但我堅持我的立場。」
這三件事例表明，蒲安臣在一定程度上，的確能照顧到清政府的利益，從而把清政府包括在合作范圍之內。
一個被中國政府任為使節的美國人
一位美國駐華公使，竟然搖身一變，成為中國第一位派往西方各國的「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這在國際外交史上是罕見的奇事。以往一般認為，這項任命源於蒲安臣准備辭職返美，臨行時向總理衙門的毛遂自薦。即他利用中英兩國第二次修約期限迫近、清政府焦急憂慮的時機，以甜言蜜語從清政府騙得這一頭銜。然而，參證各方面的情況，這種說法不能成立。
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天津條約》明文規定:中國與西方列強遣使互駐。然而，清政府考慮到「我中國並無赴外國應辦之事」，又顧慮「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而且擔心遠涉重洋，經費不足，中外禮節不同，語言文字尚未通曉，貿然遣使，「或致押而見侮，轉足貽羞域外，誤我事機」，因此-直托辭不辦。但清朝統治階級內部一些負責外交的洋務派諸如文祥等人， 有志於遣使出洋，認為遣使出洋可以了解各國的政俗人情，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減少盲目性，即「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借資籌計」；可以在外交上化被動為主動，通過開辟與各國政府直接交涉的途徑，「遇有該使倔強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便可以「向其本國一加諸責，默為轉移」。
從表面上看，「使才難覓」是個問題，然而更重要的是，由於中西間的文化隔閡，清政府殘留著天朝至尊意識，外國公使覲見清帝的禮儀問題一直拖而未決。遣使各國，如果按照西方禮儀行事，難免影響國內在這個問題上的談判地位，使得維持清帝國至尊之體的最後一道屏障不攻自破。因此，當他們與蒲安臣接觸時，似乎發現了迴避這一矛盾的出路。這樣做，一方面能使他們收到遣使出洋的實益，另一方面又可使他們避免中外禮儀方面的糾葛。正是這種如意算盤，使他們認為，「用中國人為使，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則概不為難。」
此時，正好蒲安臣卸任駐華公使，准備辭行。因他執行對清政府的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有好感，總理衙門為他舉行了宴會。宴會上，總理衙門對蒲安臣決定離華深表遺憾，提出要他向條約國家闡述中國的難處，向他們轉告中國已做出了迫切希望友好和進步的請求。對此， 蒲安臣高興地答應了。交談之際，文祥說道:「你何不正式代表我們?」 蒲安臣對這一建議，一笑置之。恭親王奕沂問道，「你是否取道歐洲?」蒲安臣作了肯定的回答，親王便請他斡旋於巴黎和倫敦的朝廷，尤其是後者。總是作為主要發言人的文祥，擴大了所作代表的性質，加了一句，「簡言之，你將是我們的公使。」 恭親王奕沂插言道：「假如一位公使可以服務於兩個國家的話，那麼我們很高興你作為我們的使節。」 恭親王奕沂以玩笑的口吻道:「你或許馬上可以做我們的使臣!」隨後，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奕沂具折上奏: 「臣等因其來辭，款留優待。蒲安臣心甚感悅。自言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
在中國尋求、蒲安臣甘願的情況下，「蒲安臣使團」終於組織成功。恭親王奕沂等人深恐英、法心中「不無疑慮」，便在使團中加入了英國人柏卓安(時任英國駐華使館中文翻譯)，法國人德善(曾於1866年隨斌椿出外游歷，時任職中國海關)。二人均「通曉漢語文，……兼可以籠絡英法諸國」。柏卓安被任命為左協理，德善為右協理。同時，以記名海關道志剛及禮部郎中孫家谷二人，同任「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名位與蒲安臣完全相同。因此，在這個使團中，有三名「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頒發給蒲安臣木質漢、洋合璧之關防一顆，「以資取信各國」。出使時間以一年為限。
另外，使團中還有中國的秘書和隨員約三十人，其中隨行的譯員，有同文館英文學生德明(張德彝)、鳳儀；俄文學生塔克什納、桂榮；法文學生聯芳、廷俊。此外還有隨員亢廷鏞、王掄秀、嚴士琦、庄椿齡、雷炳文、果慶瑞以及一些僕役等。
外交關系中的爾虞我詐本身就很微妙復雜，而由一個外國人充當使臣，其中必然包含比通常外交活動更為復雜的內容，因此，清政府對蒲安臣的信任並不是無條件和無保留的。正是出於這種信任與疑忌的雙重心理，清政府對蒲安臣的使命和許可權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奕沂在奏摺中說明了蒲安臣的許可權:「凡於中國有損之事，令其力為爭阻；凡於中國有益之事，令其不遂應允，必須知會臣衙門覆准，方能照行。在彼無可擅之權，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見效，即令辭歸。」為此，總理衙門專門頒給蒲安臣八條訓令，有兩點最重要:第一，蒲安臣有訓練中國所派隨行人員的責任，使他們能「歷練一切」，增長外交才幹；第二，遇有「重大事情」，應先告知總理衙門，「再定準否」，不能擅自作決定。其餘各節，則對禮節、外交人員待遇、關防使用的范圍、出訪期限、隨行人員的外交待遇等問題，作了明確詳細的規定。這說明，清政府對這次遣使出訪的安排，是相當細致和謹慎的。
由上述可見，在任命蒲安臣為使團首腦的問題上，清政府其實是想維持它那點兒殘存的至尊國體，而實際上恰恰傷害了自己的國體國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