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哲学的角度看广告的论文，或是如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家庭收入状况改变的论文
改革开放三十年，老百姓最切实的体会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脑子一天比一天活了！三十年的改革春风，吹动了人们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无比向往与追求，而由此引发的生活热词深刻地标示了那个时代百姓的生活记忆。当然，这些词，有一些流行至今，成为人们总结工作与生活的代名词，有一些则被历史的潮汐淹没，成为标记历史的过去，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事变迁，历经三十年的不懈追求，如今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除了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物质精神财富外，更在历史的轨迹上留下了许多令人刻骨铭心的词汇，得以让三十年后的我们用冷静的审视态度去重温它们，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热词经过历史的冲刷竟显得如此意味深长……
万元户
意指一户人家有了一万元人民币。这一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的新名词，很快席卷大江南北，并演变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代名词。
万元户，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最流行的一个词汇，是勤劳致富的代表。改革开放前，在那个“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时代，谁要是万元户那一准是专政的对象。改革开放后，政策的改变，使“致富光荣”的意识日渐深入人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包钢的一名普通学徒工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8元，提起万元户，大伙眼睛都放光，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展现了人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致富的强烈渴望及富裕后的空前喜悦。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包头人民家庭收入飞速发展的三十年。截至2007年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876元，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
如今，万元户这个曾经代表富裕的词汇已经成为过去。17876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早已将财富的标尺提高，如今，只有拥有一套住房、一辆私家车，这户家庭的固定资产至少达到50万元，才算小康。
下海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许多人不满于现状，转而经商，称之为“下海”。
在包头，有太多借着改革春风勇于下海采金的企业家，陆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包头本土企业家，他曾这样形容自己最初下海的情景：“那时，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去深圳下海了，常让我捎一些电子表、袜子等包头很难买到的物资，所以每每回家乡，我总要大包小包地带，其中一部分是送人的，剩下的在包头卖掉了，差价很大，在深圳、广州那里只需几元钱的商品，到了包头可以卖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而且供不应求。”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部分商品的巨幅差价让这位下海人士抓到了商品贸易的挖金点。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下海这个名词依然在热用，说明下海依然有效地影响着人们追求财富的人生。
计划生育
拿包头市青山区为例，作为全国一个普通区（县），青山区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15.78％。和13.6％。，下降到2007年的8.27％。和4.84％。。30年，该区少出生人口20多万人。
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考虑中国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必须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邓小平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上主要的贡献是，把人口问题放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来考察和处理，明确提出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重大政策。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中国政府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作了明确规定。
改革开放30年来，全自治区区累计少生913万人，为社会节约抚养费5295亿元，促使人均GDP提高了6886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达到27.52%。
从曾经的超生游击队，到有计划的生育再到选择丁克，人们的生育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科教兴国
1985年前后，李老师已经当了10多年的高中班主任，他一个月工资只有80元，只比在工厂当家属工的妻子多10元。夫妻俩要用这150元，养活年老的父母和一双儿女上中学。当时，李老师的邻居在火车站当装卸工，每个月能赚200元左右，还有一个邻居赶马车跑运输，一个月能收入300多元。
1987年，李老师也利用星期天做起了小买卖。周末一大早，去批发市场，批发两筐水果沿街叫卖。刚开始有些拉不下面子，戴了一顶草帽和一副大墨镜。怕遇到熟人和学生家长显得尴尬。虽然辛苦，但是每月能多收入六七十元。这笔钱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为家里解决不少问题。
当年，“教授卖烧饼”、“医生摆地摊”的现象常为人们谈论，这种“脑体倒挂”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留给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生活烙印。曾有人算过一笔账：198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15元，市场售价为0.40元，一天只要卖100个茶叶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而当时二0二厂的李冠兴月薪才挣500元。“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怪现象。
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的核心思想，为“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简单的小作坊生产和粗放的商品经营模式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越来越没有竞争力。“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提出与深入实践让拥有丰富科学知识的科技人才，拥有先进管理知识的管理人才，逐渐成为香饽饽，人才战略也成为各级政府必抓的重要工作。
高考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当时的考生李明华这样形容自己：“前脚放下大锤，后脚便进了考场。”无数知识青年终于盼到了回归校园的日子，然而，当时想要走入最高学府，难度非常之大。全国共有570万人参加高考，每29个考生中才能有一个人考上大学，我市1982年高考报名人数为8788人，录取1090人，每12个人里才有一个人考上大学，到了2008年，报名人数为25120人，录取比率达到78％，我市与全国一样，高等教育已经从三十年前的精英教育发展到成为大众化、普及化教育。
国家对人才的日益尊重，已经让越来越多的百姓明白知识的重要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已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指导人们奔向富裕的康庄大道。曾经“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怪现象彻底成为历史的一个玩笑。
如果说万元户、下海、计划生育、科教兴国、高考这些热词标示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财富、思想、生活的迫切追求，那么下岗、黄金周、跳槽、房奴则从另一个层面上展示了近年来人们生活、思想的巨大变化，人们可以主动更换自己的工作，有了长假可以旅游，有金融机构借钱给你买房……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一件件都已变成了现实。
下岗
1995年，下岗风潮终于在包头的大中小企业全面开花。“那时候大伙儿都怕，有个固定工作不容易，一旦没了，岁数也不小了，谁愿意啊？”同在东河区一家小企业工作的王阿姨和爱人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下岗还是不下岗？”王阿姨开始动摇，也许下岗并不可怕。当时儿子已经16岁，上学也要用钱，爱人坚决不同意，“两个人赚钱多好，下岗你干啥去？”儿子却格外支持，“妈，你下来也没事，你有能力！”
后来，王阿姨主动要求下岗，这个举动在当时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然而13年过去了，王阿姨下岗后经营的小吃店早已变成了一家规模不小的饭店，她不仅供儿子念完了大学，还将儿子送出了国。曾经不理解王阿姨的老姐妹们现在都很钦佩王阿姨当年的魄力。
下岗，职工下岗的简称，是我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造成的一种客观现象。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总量大、增长快，远远超过社会生产的需求，就业岗位相对不足，结果造成不少需要分流的企业富余人员暂时找不到就业机会而成为下岗职工。在过去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了过多的安置就业任务，结果造成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把以往积存的富余人员分离出去。
下岗，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一个必然产物。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捧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干好干坏都一样。那时，能进工厂当工人就算捧上了铁饭碗，无论干好干坏，都有口饭吃。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下岗以及其延伸出的词汇竞争上岗，有效地提高了人们工作效率，并分流了部分剩余劳动力，对于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金周
2001年“十一”黄金周前夕，王小帅带着妻子到旅行社报了团准备去上海旅游，这也是他和妻子的第一次长途旅游。平时，王小帅和妻子工作很忙，每天8个点的上班，想出门走走也没机会。终于等来了7天的长假，王小帅看到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在张罗黄金周旅游，他也想赶回时髦。然而，7天的长途跋涉后，王小帅和妻子除了带回来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外，就是厚厚一摞布满人影的“风光照”。
为了拉动内需，1999年9月国务院出台新的法定休假制度，每年国庆节、春节和“五一”三个法定假期与前后双休日“搭桥”，形成三个连续7天的长假。从此，黄金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休闲方式，也造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假日经济”。
从2008年起，“五一”法定假期从3天改为1天，意味着“五一”黄金周被取消。
从1999年到2008年，黄金周已经走过10个年头。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长假消费热潮，从最初的备受追捧到现在的饱受争议，它虽然给人们带来了大量休闲的日子和消费的日子，但近年来，黄金周的问题也在显现———环境的破坏、物资的过度浪费等等。因此，黄金周的去与留一时成为人们的热点问题。然而，随着“五一”黄金周的取消和带薪休假制度的建立，黄金周现在的问题已不那么刺眼了。
跳槽
就是指调换工作。原来，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是不能够随便跳槽的，单位把人死死地束缚着，不少人甚至一辈子都在一个厂子里干到退休。想要跳槽换个单位，难度可大了，两个单位和两地人事局之间，要跑好多次才能办妥手续。
在包头的一家媒体工作近十年的张先生去年跳槽了，朋友们称他有魄力，守在一个稳定且收入不错的事业单位，是多么令人羡慕，可张先生却放弃了这份稳定的工作，跳槽去了企业，也许更高的收入、满意的职位和不同的人生追求是他跳槽的原动力。
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要将跳槽这件事放在二三十年前，难！要通过层层批准，要在一纸调令上盖无数的印章。跳槽到了今天，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只要你乐意，接收单位乐意，再也没人能拖你的后腿了。跳槽、炒老板的鱿鱼也已经成为许多白领们的口头禅。
房奴
2007年5月，结婚5年的张女士决定为刚出生的儿子换房，她在保利花园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价格是3400元/平方米,她用公积金办理了20年的住房贷款，每个月的还款额度是2400元，这要占到家庭收入的1/3。对于这笔贷款，有一定积蓄的张女士表示，虽然能够承担得起，但如果考虑到孩子将来的教育开支，这个贷款买来的房子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品位。
2006年，房奴这个闪现着智慧光芒,也透着辛酸的新词汇开始在民间流传。它指城镇居民抵押贷款购房，在生命黄金时期中的20到30年，每年用占可支配收入的40%至50%甚至更高的比例偿还贷款本息，从而造成居民家庭生活的长期压力，影响正常消费。购房影响到自己教育支出、医药费支出和抚养老人等，使得家庭生活质量下降，甚至让人感到奴役般的压抑。
在房价不断攀升的2005年到2006年第一季度，市场上已经无法找到中低价格的房地产，导致很多购房者背上了沉重的还贷负担；同时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2006年先后宣布的加息进一步加重了人们对房贷负担的担忧。对高房价和高利率的双重担忧导致人们担心会像奴隶一样为银行工作，房奴这个词应运而生，成为房地产泡沫的象征。同样的词还有“负翁”。
贷款买房实现了很多人“居者有其屋”的梦想，但贷款买房也让很多人背负了巨额的经济负担。当然，房奴这个名称如今看来尴尬而辛酸，如果放到三十年前，人们还都住在“筒子楼”、“鸽子笼”的时候，房奴，那又是怎样一个幸福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