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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首都为什么都在北京

发布时间: 2024-09-25 03:00:10

1. 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把首都迁到北京

公元一四二一年,大明永乐皇帝在万众瞩目之下做出了迁都的的决定,自此之后北京成了明清两朝的都城,奠定了其历史地位,不过原来的都城南京,依旧保留“京城”名号,说起迁都由来已久,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定都南京,广封朱氏子孙,北京作为大明边界位置,经常就会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比起安稳富庶的南京要差很多。

说起迁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南京是都城,不过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北京显然要比偏安一方的南京更加重要,朱元璋定都南京,不过从很多方面来看他并不满足,起初在南京成立大本营是为了与元朝对抗,如今天下归一,自然要作出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朱棣迁都后,奠定了北京的历史地位,南京依旧是名义上的都城,存在完善的内阁机构,被称为“小朝廷”,明朝初期太子常常在南京居住,明朝中叶以后,南京的地位逐渐下降,成了许多大臣养老的地方。

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逼近北京城,危急之下,崇祯皇帝曾想重回南京,不过群臣大多反对,不得已只能作罢,最终李自成攻下北京,崇祯留下了“文臣皆可杀”的遗言之后上吊而死,传承276年的明朝走向了末路。

2. 元明清为何会定都北京,而不是古都长安和洛阳

清朝地图

等到了清朝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除了蒙古和中原之外,北京这座城市,又成为了可以连接东北之间的枢纽,它的首都地位变得更加牢不可破,所以你看,短短一篇的都城变迁史,却完美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格局变迁。

3. 为什么定都北京

首都首先是一个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军事中心。所以首都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
第一按照现在的东亚政治版图来看,东亚地区的几个主要大国的力量交汇之处其实就是东北和朝鲜半岛。所以北京这个位置定都是非常合适的。这样北京的几十万卫戍部队就可以成为东北地区的二线预备队,如果是定都南方的话这几十万卫戍部队可就真的无事可干了,而且为了应对北方威胁同样还得在北京地区驻扎重兵,这样在国防上才比较合理,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发现了,这是不是和靖难之役前的形势特别相像?长久下去是必然出事的。这是从防范国外威胁的战略布局角度来说的。
第二点,从确保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角度来说,北京也是比较合适的位置。在现在人看来所谓的满独,蒙独都好像从不存在一样,可是在定都南京的民国历史上来说这两股分裂势力曾给中国带来过滔天巨浪。而南方本就是国家传统根据地,还没听说过有什么分裂势力。政治中心的设置需兼顾国家安宁。
第三点就是,北京这个位置既比邻大海,又由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钳制而非常安全。这样一旦国家强大而向辽阔的海洋开拓时这个位置也能够使上劲。
第四点就是,北京这个地方经济相对发达,基本具备能够支撑起作为一个国家最重要核心之地的经济基础。现在好多人都说北京人口太多,水资源严重不足等,污染严重等问题。其实这是规划执行上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紧挨着北京又划出了一个天津直辖市呢?其实原本规划上也没想让北京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当初规划时北京大小只到二环为止。谁承想现在六环都要顶不住了呢。北方经济中心本来是要放在天津的。

4. 元明清三朝的统治者 为何都把首都定在了北京

《春秋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这天子住的地方,是国家的枢要命脉之地,它的起名,也必须高端、大气、上档次。地盘要广,用“京”形容其大;人口要多,以“师”描绘其众。后来京师也称作国都、都城、首都,虽名称不同,但其作为一国核心的地位没有变。

韩愈说,“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孙中山说,“都城者,木之根本,而人之头目也。”自古至今,那些具有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们,无不将都城视为关乎国家安定的根本,亦无不把国都的选址和布局,看作牵系着天下气运的关键。

在古时候,由于国家的疆域相对较小,不用考虑太多复杂的因素,古人一般会把都城建立在居中的位置,一来便于对全国进行统治,二来可以远离前线战场。《吕氏春秋》中就有提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但随着王国版图的不断扩张,统治者们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理形势和环境。在国都的选址问题上,需要考虑的重点变成了如何把握国家的“重心”,而非简单地寻找地图上的“中心”。

比如在汉朝建立之初,刘邦曾想在洛阳建都,并就此询问娄敬的意见。娄敬认为,洛阳为周朝旧都,虽是“天下之中”,但其作为四战之地,已经不再适应汉朝初年的形势。要想国祚长久,不如选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威慑天下的关中之地。他建议道,“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最终在张良的附议下,刘邦决计放弃洛阳的选项,定都长安。而且从此以后,娄敬的“拊背?~亢(按住脊背,掐住咽喉)”理论,也成为了后来大一统王朝国都选址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

自汉唐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北方边疆地带民族融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重心也持续北迁和东移。当大一统王朝建立之时,统治者必须把更多的着眼点放在北部和东部地区,来维护天下的安定。

在明朝崇祯年间,有一名学者叫做刘侗。据说他就曾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洛阳)中宅天下,不若(长安)虎?天下,虎?天下,不若(蓟城)擎天下为瓶,而身坻其口。”

这里提到的蓟城,是战国时期燕国都城的称谓,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刘侗把中国地图形象地比作一个瓶子,长安倚仗天险,就像瓶腹中随时出击的猛虎,能够震慑天下。

而北京,则是抵住了瓶口,以此为国都,对内,能俯察天下,对外,能抵御外敌。也正因如此,刘侗得出了“洛不如关,关不如蓟,守洛以天下,守关以关,守天下必以蓟”的结论。这实际上也是他对明朝皇室“天子守国门”的一种认同和褒扬。

在元明清三代中,1267年,元朝忽必烈在北京地区建立国都,称“元大都”;1420年,明朝永乐皇帝从南京北迁;1644年,清朝顺治皇帝从盛京南迁。

三朝的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决定定鼎北京。虽然在当时,各自所面临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定都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最终作出这样的共同选择,已足以充分体现在那段特定历史时期里,北京对全国和全民族而言所具有的极为特殊和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