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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福州市至今还保存相当一部分自唐 宋以来形成的坊巷，成为历史名城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些坊巷中最为着名的要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福州三坊七巷算"三坊七巷"街区。
三坊七巷地处市中心，东临八一七北路，西靠通湖路，北接杨桥路，南达吉庇巷、光禄坊，占地约40公顷现有古民居268幢。
“三坊七巷”地处福州市中心，是南后街两旁从北到南依次排列的十条坊巷的概称。
“三坊”是：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
“七巷”是：杨桥巷、郎官巷、安民巷、黄巷、塔巷、宫巷、吉庇巷。
福州自汉始，先后建成了冶城、子城等六次城垣，城市由北向南扩展，整个布局，以屏山为屏障，于山、乌山相对峙，以南街（八一七路）为中轴，两侧成坊成巷，讲究对称，逐步形成三坊七巷一条街（“街”指南后街）。
三坊七巷全貌“三坊七巷”形成于唐王审知 罗城，罗城南面以安泰河为界，政治中心与贵族居城北，平民居住区及商业区居城南，同时强调中轴对称，城南中轴两边，分段围墙，这些居民成为坊、巷之始，也就是形成了今日的三坊七巷。
在这个街区内，坊巷纵横，石板铺地；白墙瓦屋，曲线山墙、布局严谨，匠艺奇巧；不少还缀以亭、台、楼、阁、花草、假山，融人文、自然景观于一体。许多民居的门窗漏花屋架的起伏作流线形，翘角伸出宅外，状似马鞍，俗称马鞍墙。墙只作外围，起承重作用全在于柱。一般是两侧对称，墙头和翅角皆泥塑彩绘，形成了福州古代民居独特的墙头风貌。宅院有一进或多进，每进都有大厅、后厅、正房、后房、左右披榭、前后天井。天井是福州传统民居的又一特色。它由厅、榭的敞廊围绕构成矩形空间，为宅内交通枢纽，并使宅院日照充足，空气流畅，排水便利。室内的门、窗也与其他地方不同，既多且大。窗以双层通长排窗为多，底层为固定式，上层为撑开式或双开式。正房的主门朝大厅敞廊，多为4开式，门上雕有丰富的图案花饰，以增添大厅的气派。
三坊七巷图“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三坊七巷人杰地灵，出将入相的所在，历代众多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从这里走向辉煌，有的坊名、巷名就可看出当年的风姿和荣耀。
在首届“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区评选”中，我国目前在都市中心保留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明清古建筑街区———福州市三坊七巷，以高票获选“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区”。
2009年7月19日，“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福州三坊七巷”在福州南后街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
衣锦坊
衣锦坊衣锦坊是三坊的第一坊，旧名通潮巷。据清《榕城考古略》记载：宋朝的“陆蕴、陆藻兄弟典乡郡居此，名禄锦，后王益祥致江东提刑任，更名衣锦。”宋时称“禄锦”，明朝更为“衣锦”，其实都是说坊内有人在外出仕做大官，现在衣锦还乡，荣耀乡里，所以坊名也改过去称“通潮”，则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水网地区，西湖、南湖的潮水可以通到这个坊巷的沟渠里去。
坊中16号为清嘉庆进士郑鹏程居宅，其中的衣锦坊水榭戏台最具特色。这是一个木构单层平台，四柱单开间，下建清水池塘，中隔天井，正面为阁楼。于此观看戏剧演出，水清、风清、音清，具有声学原理和美学价值，是福州市目前唯一现存的水榭戏台。
文儒坊
三坊中的第二坊为文儒坊。文儒坊这个名字宋时就有了。据《榕城考古略》载，此巷“初名儒林，以宋祭酒郑穆居此，改今名”。郑穆任国监祭酒，是国家最高学府的重要官员，从三品的官附。明代抗倭名将张经，清代名将福建提督、台湾总兵甘国宝也居住在这里。清代饮誉全国的“民进士”之家（五代都中进士）陈承裘故居也在坊内。陈承裘的长子就是清宣统皇帝老师陈宝琛。清代的着名诗人、《石遗室诗话》作者陈衍的故居也在坊内，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宅，内有光华阁是为入室弟子课业的地主。陈寓隔壁是现代着名法学家柯凌汉教授的住宅，这条坊就因历代文儒辈出而闻名。
光禄坊
光禄坊是“三坊”中的第三坊。光禄坊 原名玉尺山，又名闽山，是福州“三山藏”之一。历史上，光禄坊内有一座法祥院，俗称“闽山保福寺”(在今光禄坊公园内)。当时曾任过光禄卿的福州郡守程师孟时常到此吟诗游览，僧人就刻了“光禄吟台”四字于石上。为了感谢僧人，他吟了一首诗：“永日清阴喜独来，野僧题石作吟台，无诗可比颜光禄，每忆登临却自回。”光禄坊的名字就从此而来的。
光禄坊也是名人聚居的地方。明末有万历间举人、画家林有台，提学孙昌裔，以及学政许豸，其子许友、许宾，孙许遇，曾孙许鼎、许均，玄孙许良臣、许荩臣，都是诗人、书画家。清康熙年间有林侗、林佶兄弟。林侗是考古学家，着有《来斋选古》、《来斋金石考》等。林佶精诗文，着有《朴学斋诗文集》，又善书法，他手写的刻本《渔洋山人精华录》、《尧峰文抄》、《古夫于亭杂录》、《午亭文编》非常有名，被称为“林佶四刻”，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还有诗人、着名藏砚家黄任，琉球国册封使齐鲲、同榜兄弟两进士——刘齐衢和刘齐衔、博物学家郭柏苍、近代小说翻译家林纾、着名作家郁达夫等等。还出过不少才女，如黄任之女黄淑宨和黄淑畹，齐鲲之女齐祥棣，郭柏苍之女郭拾珠姐妹，她们或精书画，或工诗文。
光禄坊名胜以光禄吟台最为有名，擅池、台、亭、石、花、木之胜，以及宋至清摩崖题刻多处，1961年被列入福州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光禄吟台西荔枝树下，原有石刻“鹤磴”，是纪念林则徐晚年放鹤处。还有清代大木构造、宽敞明亮的刘家大院（今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末古朴木构房的黄任故居，高墙窄道的早题巷，明代石板铺设的老佛亭桥，都保存了明清建筑的特色。
因原来光禄坊旁的房屋都比较老旧，目前该地正在进行整体大修工作，预计2010年国庆节前全部完工。
杨桥巷
杨桥巷是七巷中最北面的一条巷。杨桥巷古名登俊坊，因西能通杨桥而改名。民国时因城市建设需要，已被扩建为马路，所以后来便更名为“杨桥路”。在杨桥路与南后街交叉处的林姓大宅，是林觉民烈士生前的住处，这一烈士故居，后来卖给作家冰心的祖父谢銮恩。冰心小时候在这里居住过，《我的故乡》中，亦对故居有生动的描述。巷道扩大为道路后，林觉民烈士和女作家冰心的故居(可参见词条“福州冰心故居”），有相当部份被保存下来。
杨桥巷（南）有座“双抛桥”，规模不大但传奇多。一是此桥所处内河沟道，是东西两水“合潮”的地方，“万里潮来一呼吸”的内河奇观，在此感受得最为真切。二是双抛桥边两岸相向而长的一对榕树，在空中竟枝叶连理，相拥成阴，于是就有个青年男女殉爱的凄美故事，传之久远，以至后人已说不清先有爱后有树、先有树后有桥，还是相反。近闻有海外作家将之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绝唱相提并论，更添了几分悲情。不过，由于河道改造和城市建设的缘故，双抛桥已经由“桥”慢慢变成了一座街边的“亭”，成为路人歇脚品茶的场所。
郎官巷
郎官巷，在杨桥巷南，南后街的东侧，巷的东头通福州市内闹区八一七北路东街口。 郎官巷也是宋代就有的坊端口。据清《榕城考古略》载：宋刘涛居此，子孙数世皆为郎官，故名。宋代诗人陈烈原籍长乐，迁居福州时也住在郎官巷。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的故居也坐落在巷内。郎官巷西头巷口立有牌坊，坊柱上有副对联：“译着辉煌，今日犹传严复宅；门庭鼎盛，后人远溯刘涛居。”
塔巷
塔巷，在郎官巷之南，东能八一七北路闹市区，西能南后街。据《榕城考古略》载：“旧名修文，宋知县陈肃改名兴文，后改文兴。今呼塔巷，以闽国时建育王塔院于此也。”此大塔位于巷北，并有塔院看管，被视为福州文运兴盛的象征。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塔还在，以后未见记载。清代在巷内砌造半片的小塔，作为古迹纪念。50年代，小塔移置巷口坊门之上。 塔巷旧有旌孝坊，为明代孝子高惟一立，流传有一首赞誉他诗曰：“三年流水如君少，一片天然孝子心。昨夜三山明月照，不知甘露洒幽人。”至今仍传为美谈。
黄巷
黄巷在塔巷之南。隔着南后街，与衣锦坊东西相联。据志载，晋永嘉年间（307-312的）中原黄姓人家避乱入闽，落户在此，故称黄巷。到了唐朝末年，崇文官校书郎黄璞退隐归居这里。黄巢军入福州，因闻黄璞的大名，命令兵士夜过黄巷"灭烛而过"，勿扰其家，从此黄巷名声大振。。巷内历代多住儒林学士人文荟萃，成为文化名人和社会名流的集居地。清代知府林文英、榜眼林枝春、巡抚李馥、楹联大师梁章钜、进士陈寿棋、赵新等，都曾居巷内。曾一度改名新美坊，后称新美里。巷内有一“唐黄璞居”石碥，50年代初期还有人见过。 黄巷中有一庭院名曰“小黄楼”，属于文物保护单位。
安民巷
安民巷位于黄巷之南，隔着南后街与文儒坊相对，安民巷旧名“锡类坊”，它改名“安民”，与黄巢入闽有关。据《福州地方志》载：“因唐代农民起义军黄巢入闽时，到此巷即出示安民，故名。” 旧有锡类坊，以宋刘藻以孝闻，后太宰余深居此改曰：“元台育德”。历史上巷内人家多为社会贤达。元行省都事贾讷居之。巷西侧民居旧宅仍保留匀称格局和古朴风韵。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驻闽办事处设在其间。今此老宅列为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宫巷
宫巷宫巷在安民巷之南，东西两端分别一八一七北路和南后街相接。据清《榕场面考古略》载：“旧名仙居，以中有紫极宫得名。后崔、李二姓贵显，更名聚英达，明得改英达。”
宫巷里的豪门住宅结构精巧，单是室内的木雕石刻构件就今人叹为观止。如漏花窗户采用缕空精雕，榫接而成，而且通过木格骨骼的各种精心编排构成了丰富的图案装饰。在木穿斗、插斗、童柱、月梁等部件上常饰以重点雕刻。各种精巧生动的石刻在柱础、台阶、门框、花座、柱杆上随处可见。可以说是福州古建筑艺术集大成者。
吉庇巷
吉庇巷，福州三坊七巷之一，俗称“吉避巷”。宋郑性之中状元衣锦还乡时，巷中居民因凌辱过他而赶紧回避，遂称“急避巷”。明代以谐音改名为“吉庇巷”，取吉祥如意。
福州着名的“安泰楼”酒楼也就位于吉庇巷口。
南后街
福州三坊七巷不仅仅是三条“坊”和七条“巷”，还有一条闻名遐迩的南后街。
三坊七巷之南后街福州南后街西起杨桥路口，南至吉庇路达澳门桥，全长1000米左右，是福州城内“三坊七巷”的中轴。它的东侧有七巷，西侧有三坊，是从福州三坊七巷兴起至民国期间主要的商业街，由北到南路面商贾云集。
这里柴米油盐、日常生活所需三十六店（各行各业）一应俱全。还有专为文化人服务的刻书坊、旧书摊、裱褙店，以及元宵、中秋两节的灯市。“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客里偷闲书市去，见多未见足开怀。”清末举人王国瑞这道诗中将南后街比为北京正阳门外琉璃厂，体现南后街以前的文化风貌。明、清时期的南后街依旧是“粉墙黛瓦石板路”、两旁铺面林立的热闹街市。至民国时，将路面拓宽，改成柏油马路。
南后街是三坊七巷的中轴， 翻修后的南后街将充满古色古香韵味，路面的宽度将达到12米，包括中间宽7米的步行街和两侧各2～2.5米的路侧带。起于杨桥路、止于吉庇路的南后街全长只有634米，定位上，它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休闲文化商业街。
历史上的南后街曾聚集了花灯、裱褙、书坊等许多福州传统工艺行业。有关人士说，根据相关规划，南后街的定位是传统文化商业街，初步打算根据老字号的经营现状选择一部分予以恢复，如“米家船”裱褙店、“聚成堂”书坊、花灯等百年老字号，市民喜爱的传统灯市也初步打算每年定期举办。此外，有关部门还有意邀请寿山石刻、脱胎漆器、软木画等福州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在南后街设置工艺美术大师展示店，以增加传统商业氛围。
现在，在南后街的经营商业业态规划上，出现了酒吧咖啡、顶尖奢侈品等“新面孔”。这些新面孔的出现，将给传统的南后街注入现代化的因素。
南后街沿街保护性修复工程于2009年1月全面完成，目前已经开街，再现其“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的历史风貌。
[编辑本段]建筑特色
习惯上讲，我们都先说三坊后讲七巷，其实，从建筑位置来分析应该是先有七巷后有三坊。唐代的先民们先是沿着城市的轴线--南街，建起了一组排列工整的"新村"。然后，再隔一条南后街，向西发展，建起一组坊巷，成为以南后街为中心轴线的"非"字形结构的街区。经过千百年的风雨变迁，大多于宋代定下坊巷之名，于明清时代形成今天建筑格局，成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建筑。
从建筑空间的处理来看，三坊七巷在中轴线上的主厅堂，比北方的厅堂明显高、大、宽，与其他廊、榭等建筑形成高低错落，活泼而又极富变化的空间格局。厅堂一般是开敞式的，与天井融为一体。特别要指出的是，为了使厅堂显得高大、宽敞、开放，一般在廊轩的处理上着力，承檐的檩木，或再加一根协助承檐的檩木，都特意采用粗大的而长的优质硬木材，并用减柱造的办法，使的厅堂前无任何障碍，这在北方建筑及其他南方建筑中，都极少见到。例如宫巷林聪彝故居之轿厅以及祠庙的戏台，均是如此处理。这是福州古建筑的重要特色之一。
三坊七巷除了在布局结构上与众不同之外，在围墙、雕饰、门面上都很有特色。
马鞍墙
三坊七巷民宅沿袭唐末分段筑墙传统，都有高、厚砖或土筑的围墙。墙体随着木屋架的起伏做流线型，翘角伸出宅外，状似马鞍，俗称马鞍墙。墙只作外围，起承重作用全在于柱。江南建筑中，绝大多数是成90度角的直线构成的阶梯形的山墙，福州仅个别建筑有，包括福建的闽北、闽南、闽东也有存在，惟独福州三坊七巷民居的马鞍墙是曲线形的马鞍墙。一般是两侧对称，墙头和翘角皆泥塑彩绘，形成了福州古代民居独特的墙头风貌。
雕饰
三坊七巷在建筑装饰方面最有特色的要数对门窗扇的雕饰。普通居民梁柱多不加修饰，简洁朴实，而在门窗扇雕饰上则煞费苦心。其窗棂制作之精致，镶嵌的木雕之华美，是其他省份居民难以企及的。窗饰的类型特别丰富，有卡榫式图案漏花，有纯木雕式窗扇，也有两者相间使用。可以说是江南艺术的集大成者。在卡榫式漏花中，工匠通过精心编排，构成不同的装饰效果，有直线型、曲线型、混合型--直线型疏密有致，曲线型富有动感，混合型变化多端，且各有吉祥寓意。在木雕式窗扇中，有透雕，有浮雕，题材有飞禽走兽，人物花卉，整个窗扇雕饰有对称式有不对称式。如文儒坊尤恒盛的明代古宅，在二进厢房的门窗隔扇上，透雕了较复杂的瓶花图案，花瓶寓意住居平安。涤环板上是浅浮雕的花开富贵.这些用卡榫斗拼或木材镂空精雕而成的花窗雕饰,充分显示了福建民间工匠的高超技艺。
建筑门
三坊七巷建筑门的处理也极具特色，约有四种。一种是在前院墙正中，由石框构成的与墙同一平面的矩形师门，另一种则是两侧马鞍墙延伸作飞起的牌堵，马鞍墙夹着两面坡的屋盖形成较大的楼，像沈葆桢故居、陈承裘故居、林聪彝故居都是这种门楼。
[编辑本段]《三坊七巷宣言》
《三坊七巷宣言》是在2009年7月20日在福州举办的“老城保护与整治———三坊七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通过。宣言就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如下共识和行动倡议： 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基因，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要格外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属于一个城市，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每个城市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
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应不仅注重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应注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重视建立民众与文化遗产间的情感联系，应建立、积极、合理、有效的途径，使文化遗产为民众所关注与分享，使文化遗产真正为社会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动力。
文化遗产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而深刻长远的，是不可复生的精神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遗产的丧失是无法补偿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要格外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每个城市都有她应保护的“紫禁城”。
[编辑本段]主题展馆
用于展示三坊七巷文化价值的博物馆拟选地址现已基本确定，将开辟8个博物馆和3个展示区：
1.三坊七巷历史人物博物馆，拟选址刘家大院。理由是刘家大院是福州乃至全国领先的城市公共事业的先驱，又临近光禄坊，是三坊七巷的“客厅”。
2.福州当代艺术中心，拟选址蓝建枢故居。理由这里紧贴光禄坊公园，对带动人流，提高知名度，方便参观都极为有利。 3.当代漆艺博物馆，拟选址南后街中心地段的叶氏民居。理由是这里是福州百年老店与老行当和现代生活嫁接的中转平台。 4.福州民俗展示与演艺中心，拟选址郭柏荫故居。 5.戏剧戏曲演艺中心，拟选址水榭戏台。 6.茶文化世术馆和国宾级接待中心，拟选址林聪彝故居。 7.明清家具民俗博物馆，拟选址二梅书屋。 8.楹联博物馆拟选址梁章钜故居（梁章钜是福州先贤楹联学鼻祖）。 拟开辟的3个展示区为：“一个专项展示区”，即“七巷”中自郎官巷至黄巷之间的展示区，主要展示闽台亲缘关系；“第一综合展示区”为黄巷至吉庇路之间的展示区，主要展示林氏价值的各种文化和船政文化；“第二综合展示区”即“三坊”中各展示点有机结合形成的展示区，主要展示文人墨客的相关文化。 此外，三坊七巷还将借助“一水一节点两街两片区”的结构，构建不同功能区。其中“一水”即安泰河的滨水休闲风情带。“一节点”规划是拟将光禄坊的“光禄吟台”作为三坊七巷南节点。“两街”为南后街传统特色商业带和南街商业更新发展带，“两片区”规划是结合北入口，将郎官巷、塔巷及水榭戏台部分作为旅游集中展示区。宫巷—安民巷有大量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保护建筑，将作为博物馆建筑集中区；文儒坊南北段两侧作为会馆会所片区，以创意和休闲为主。
[编辑本段]坊巷名人
近代以后的重要历史事件，如虎门销烟、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 、 “一二·九”运动、卢沟桥事变等等，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从三坊七巷中走出的人物都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时代推手的角色。
林则徐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1785—1850）是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杰出政治家，又是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他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对西方文明成果采取积极的了解和吸收并为我所用的态度，故能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之开风气者”。三坊七巷旁的澳门路有林则徐祠堂。
沈葆桢：中国“船政之父”。沈葆桢（1820—1879）在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中，被推向前台。他担任福建船政大臣，负责造船、练兵和人才培养，为组建福建水师、南洋水师而努力，成为早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先驱，我国近代教育和近代海军的创始人之一。他脚踏实地、不遗余力地将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
曾宗彦(1850—1972）：近代“陆军之父”。曾宗彦居于安民巷。他甫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便于1898年5月，上书光绪皇帝《时艰孔迫，宜用洋操克期练军陆军折》。他主张：“为今之计，莫若先尽各省已有之饷，练各省洋操之兵，但求其精，不患其少。”即以新法精练陆军。并提出必须“整顿军队，各省陆军一律政习洋操，尤以东三省为急”。光绪皇帝十分重视，立即下谕：“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兵第一要着。惟须选教习以勤训课，核饷力以筹军实。”曾宗彦的奏折，引发清廷兵制改革，所以有人称其为“近代陆军之父”。
冰心（1900—1999），人称“世纪老人”，福建长乐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冰心 。“一片冰心在玉壶”。现代着名诗人，翻译家，作家，儿童文学家，崇尚“爱的哲学”，母爱，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她非常爱小孩，把小孩看做“最神圣的人”，深受人民的敬仰。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在南后街与杨桥巷交界处有她的故居，在她的散文名篇《我的故乡》中，留下了对故居情真意切的描述：“我记得在我11岁那年(1911年)，从山东 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是非常地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学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6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就成了我的乐园……”
林旭（1875—1893）：“戊戌六君子”之一。少年即颖绝秀出，为特达奇才。他追随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历时百日，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杀害，年仅24岁，其英名永载史册。
林长民（1876—1925）：“五四”运动引发者。1919年5月2日北京《晨报》与《国民公报》上出现《外交警报告国民》的文章，作者林长民惊呼：“山东亡矣，国将不国，愿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言辞恳切而沉痛。事情缘于1918年的巴黎和会：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外交总长陆征祥奉命出使巴黎和会，总统徐世昌特设外交委员会，聘林长民为委员会主任兼事务主任。日本与英法三国秘密约定，战后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既得侵略权益；并同曹汝霖约定，由日本出资建设“济顺”、“高徐”两条铁路，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林长民知后气愤难平，决定向国人披露此等外交黑幕与卖国行径，遂于1919年5月2日发表文章，并由蔡元培校长告知北大学生及北京各高校学生。一石激起千层浪，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爱国学生群情激昂地举行游行示威，“五四”运动就此爆发。
陈矩孙（1913—1987）：“一二·九”运动组织者。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史书记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之后波及全国各地。北平燕京大学学生陈矩孙时年22岁，参与组织了这次大游行。在游行的前一个晚上，是他将参与游行的大部分学生匿藏在钓鱼台。在“一二·九”运动前夕，他以学联干部的身份做了大量思想动员工作，将燕京大学的革命学生有效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中坚力量。
王冷斋（1891—1960）：“七七事变”见证者。王冷斋，家住福州黄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时，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在日军攻击宛平城前，他转移民众，避免了更大的伤亡。事变中，王冷斋调动城内警察积极配合驻军，坚决反击敌人，保住了城池。他还专门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向公众说明日军主动攻击卢沟桥的情形。自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王冷斋作为“七七事变”的重要见证者出席审判日本战犯法庭，被称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王牌证人”。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编辑本段]传统小吃
同利肉燕老铺三坊七巷特色菜：
牛滑·红糟醉香鸡 ·鸡茸鱼唇 ·荔枝肉 ·太平燕 ·佛跳墙 ·白炒鲜竹蛏 ·鸡汤氽海蚌 ·香露河鳗 ·一品蟹抱蛋 ·春卷 ·葱肉饼 ·光饼· 虾干肉饼·蛎饼 ·七星鱼丸 ·燕皮（燕丝） ·芋泥 ·锅边（糊） ·线面
采用镂空精雕，榫接而成，以及丰富的图案雕饰，精巧的石刻柱础、台阶、门框、花座、柱杆随处可见，集中体现了福州古城的民居技艺和特色，被建筑界誉为规模庞大的“明清古建筑博物馆”。
三坊七巷民宅沿袭唐末分段筑墙传统，都有高、厚砖或土筑的围墙。墙体随着木
‘贰’ 福州的民风民俗（详细）
福州节日民俗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日，古称履端、元旦，今谓春节，福州人叫“做年”，是一年中最隆重、假期最长的民间节日。黎明时分，各家敞开大门，焚香鸣炮，喜迎新年。这个节俗传统禁忌甚多，说第一句话，做第一件事，都讲究好彩头，以冀一年之平安。新年伊始，逢人第一句都要说“恭喜”、“发财”、“平安”等吉利话，对方也报以相应的好话。当日不扫地、不打水、不挑担、不劈柴、不洗衣、不洗澡、不理发、不说不吉利的话。全家起床后，便穿新衣服，或穿质地最好的衣着。早餐，有的吃太平面(线面、鸡肉、鸭蛋)，以祝太平、长寿；有的吃年糕(红糖粿)，以祝年年高升；有的老人吃素，祈求合家子孙一年平安。初一，小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则给以压岁钱或糖果、桔子。
初一不出远门，初二、初三人们可以访亲拜友，互贺新年。正如清人吴继筠在《福州岁时竹枝词》中说的：“族新衣服趋人前，礼数谦谦喜连连；路上相逢共作揖，发财恭喜贺新年。”这便是古时福州新正的景观。有出嫁女儿的人家，要办春酒，邀女儿、女婿及外孙回娘家饮宴团聚。水上船家(�民)的妇女，头戴红花，蓝衫青裤，布底青鞋，结伴登岸，挨家串门，用福州话唱诗贺年：“姑嫂双双贺新年，红红伞灯挂厅前；好�好粿送奴去，金字牌板企(站立之意)门前。”“旧年过了又新年，生意兴隆赚大钱；恭喜发财平安过，送奴�粿过门前。”这叫“讨�诗”，又是贺年词，贺年讨�以示吉祥。春节期间，福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火树银花，欢声笑语，到处呈现一派节日气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政领导在节前或节日期间，持礼物到军烈属、离退休干部及老劳模等府第拜年。各有关部门组织春节游园、各界联欢会、文艺晚会等活动。那些有迷信色彩的旧俗逐渐消失。九十年代初，大多数居家都安装电话，一般亲戚好友用电话互拜新年，减少节日交通拥挤。
初四清晨，家家户户，焚香“接神”，迎接灶君回銮视事。各行各业开假，放鞭炮，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开工，机关开始上班。九十年代后，作习时间进行调整，现在是初八上班。一些服务行业，则春节仍在营业。
元 宵 节
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亦谓上元佳节。福州元宵花灯，始于汉代，至宋代被列为京都灯节的上品。《武林旧事》记述入京的福州灯采“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澈心目。”福州的桔灯、菜头灯、莲花灯等，形态别致，色泽鲜艳，独具福州乡土生活气息，引人注目。
据王应山《闽大记》载：福州“沿门悬灯，通宵游赏，谓之灯市。”这一习俗，也始自宋代。其时家家户户，张灯悬门，十里灯街，红光辉映。州县官吏，每逢元宵，倡导大闹花灯，“官民同乐”。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刘瑾当福州太守，为了观赏花灯，下令挨家挨户捐灯十盏。郎官巷诗人陈烈，愤然在鼓楼挂上一盏诗灯：“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从此，官府不再强令百姓捐灯。历代灯会时间也有变化：唐宋多为正月十四至十八日；元代朝廷不提倡大规模灯会；明代为十三至二十二日；清代为十三至十七日。民国后则无定规。
福州元宵不仅灯市辉煌，还有摆设鳌山，供人玩赏的。“春灯绝胜百花芳，元夕纷华盛福唐；银烛烧空排丽景，鳌山耸处现祥光。”此诗描绘昔日闽都灯市和鳌山的盛景。元宵城门开禁，鳌山向外，郊外人家入城观赏，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从春节至元宵前夕，福州民间有送灯习俗。对出嫁之女，娘家例必送灯，“灯”与“丁”谐音，取添丁之意。第一年送“观音送子”灯，第二年如未生育，则送“天赐麟儿”灯、“孩子坐盆”灯，第三、四年如再未生养，便送“桔”灯，寓为“焦急”之意。生育后可送“状元骑马”灯、“天赐麒麟”灯等，直送到外甥16周岁为止。民间有首童谣：“正月元宵灯，外婆爱外甥(外孙)，送来红红桔子灯，吉利又添丁。”反映了外婆爱外孙的社会风尚。杨庆琛榕城之夕《竹枝词》云：“天赐麟儿绘彩缯，新娘房子霞光增，宵深欲把金钗卸，又报娘家来送灯。”此诗描绘当时送灯的盛况。
元宵闹花灯自初七开始，昔日福州南后街与南台台江汛专售纸制各种花灯。挑的有八角灯、球灯、西瓜灯；扛的有关刀灯、龙抢珠灯，后来还有飞机灯、战舰灯等；地上走的有猴骑绵羊灯、牧童骑牛灯、状元骑马灯；堂上挂的有宫灯、走马灯等。当时有首诗云：“华灯成市将元夕，色色精工费剪裁，几种寄供新岁玩，清光四壁照衔杯。”描出了福州灯市的盛况。
元宵之夜，有的乡镇街道游灯上街时，结合迎神赛会。迎神队伍中，多随有舞龙灯、高跷、舞狮、地下坪、陆地行舟等民间文艺活动。有的居家百姓见迎神过境，便举灯放炮，祈求合家平安。如今，送灯的习俗仍在一些老年人中流行。
拗九节
正月廿九日，是福州特有的民间传统节日。“拗〔ōu〕九节”又称“后九节”、“孝顺节”。这天清早，家家户户都用糯米、红糖，再加上花生、红枣、荸荠、芝麻、桂圆等原料，煮成甜粥，称为“拗九粥”，用来祭祖或馈赠亲友。已出嫁的女儿，也必定要送一碗“拗九粥”，有的还要加上太平面、蛋、猪蹄等，送回娘家，孝敬父母。此外，凡是岁数逢九的人，如九岁、十九岁、二十九岁……(称“明九”)，或是九的倍数，如十八岁、二十七岁、三十六岁……(称“暗九”)，也要像过生日一样，吃一碗“太平面”，以求平安、健康。
“拗九节”来源于“目连救母”的传说。据传，古时候有一个叫目连的人，其母生前悍恶，死后被关在阴间牢房里，他探监时，经常送食物给母亲吃，但均被看守的狱卒给吃掉了。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用荸荠、花生、红枣、桂圆、红糖等原料与糯米混合，煮成甜粥，盛上碗后，再洒一把黑芝麻送去给母亲，看守狱卒见这稀饭黑乎乎的，问道：“这是什么?”目连随口答道：“这是拗垢粥。”(福州话“九”与“垢”谐音)看守信以为真，认为这粥很脏，不敢吃。因此，“拗九粥”才得以送到目连母亲的手中。这天正好是正月廿九，目连的母亲这年也正好二十九岁，闽俗中，正月分“三九”，正月初九称为“上九”，十九称为“中九”，廿九称为“后九”，所以这粥便叫“后九粥”。以后以粥的颜色拗黑，叫“拗九粥”，以目连孝顺母亲，又叫“孝九粥”。不管是正月廿九，还是二十九岁，都是目连的母亲落难的日子，于是福州人逢九就犯忌，认为“九”是厄难的岁月，所以，凡逢“九”岁数的人要吃太平面，出嫁的女儿，也要给父母送“九”，以求父母平安、健康。
清明节
清明，是福州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每年春分过后15天，便是清明节。清明节日或前后，家家户户去郊外踏青，上山祭祖扫墓。扫墓又叫压纸，即为坟地锄草，在坟头压上钱纸，以示此墓有后人祭扫。如带供品亦极简单，光饼、豆腐、面点和菠菠粿，也叫清明粿，是福州特有的清明节供品，是用菠菠菜(生长于南方的一种野菜，可食，味甘，性凉，捣烂压成汁呈青绿色)压榨成汁，渗入米浆内揉成粿皮，以枣泥、豆沙、萝卜丝等为馅捏制而成的。清明节前后，福州饮食店均有制售。富豪之家多有自行制造，但他们不用手工造型，而用木制的印模，内刻有氏族堂号，印制出的菠菠粿格外美观，并作为馈赠礼品分给亲朋好友。
扫墓归来，要折一松枝或柳条，插在家门口，表明本户已为祖先祭墓了。
端午节
端午，福州俗称五日节、五月节。因节日的家宴在中午，故谓端午节。相传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
端午节从初一开始，家家大扫除，悬蒲插艾于门前，用以驱邪消毒。端午节吃粽子、荷包，饮雄黄酒，燃雄黄炮。孩子穿新衣、挂香袋、缚红肚兜，口鼻涂雄黄，据说能免生疮疹，驱逐蛇蝎。
用过节餐后，各家携小孩到福州西湖、南台万寿桥、闽江两岸观看龙舟竞渡。舟有的彩绘为鱼，有的彩绘为虾，都是水族标志。初一至初五均有划龙舟，惟初五午后开展竞赛，争夺锦标，观者如潮。
如今，端午节的优秀传统习俗仍然继承，如大扫除，开展夏季卫生运动。龙舟竞渡列入水上体育运动项目，每年都有组织地开展活动。福州龙舟还参加国际龙舟比赛，获得殊荣。
乞巧节
农月七月七夕，福州叫乞巧节，又称结缘节。七月七夕，是神话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时间。
七夕，妇女以七字为巧的象征，向天上银河织女乞巧时，陈列瓜果七盘，茶杯七口，焚香七柱，备针七根，丝线七色，先向织女星行七拜大礼，然后盘膝而坐，借着朦胧月色，赛穿针、比引线，谁穿引得又快又多，谁就得巧最多。宋梁克家《三山志》载：“彩楼乞巧知多少?直至更阑漏欲终。”这种习俗多是官府、富豪之家的小姐为之。民间则搞分豆结缘活动。家家户户煮蚕豆互相馈赠，啃豆谈天，消除前愆，促使家人和顺、亲友情深、邻里和睦。孩童学着分豆结缘，交指和好，童趣盎然。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七月半”、做半段。中元节，整个七月每一天均可活动。传说，目连为减轻其母罪孽，于是日邀十方僧众做盂兰会，以普渡超生其母。
中元节日，家家举行家祭活动。除一般供品外，还须焚烧纸衣，供给祖先鬼魂在阴间享用。
中元节正值农村早稻收割后不久，人们利用农闲时间祭田地、庆丰收。因此，福州郊县仍然保留着“七月半”做“半段”的习俗(意谓一年已过半段)，但在时间上各村不一，往往是这村做完那村做，各村轮流着进行。做“半段”时，家家都要宴请许多亲朋好友。有的村庄邀请剧团演戏或讲评话、伬唱等活动，以示丰收喜悦。
中秋节
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俗称团圆节。
中秋节吃月饼的由来，有一种说法是：元朝末年，蒙古贵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不准民间使用铁制的刀具，规定十家合用一把菜刀，统治者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高邮张士诚暗中串联，在月饼里夹一起义的小字条，到中秋之夜，家家掰开月饼，看见传单，纷纷夺取菜刀，举行反抗元朝统治者的起义。从此，人们每到中秋节，就要吃月饼，以纪念这一人民群众的斗争节日。
中秋节俗，福州人家备供品，烧纸衣，以祭祖先。夜设家宴，举家欢聚，饮酒赏月。这个节日，民间还有尊老爱幼的习俗，晚辈馈赠大月饼(即礼饼)给长辈，长辈则馈赠小月饼给晚辈，在节日内互表良好祝愿。中秋节俗，按《福建通志•风俗》志记载，闽都各地略有不同。福州城内“中秋士女登乌石山进香，夜燃神光塔灯，是夜妇女连臂出游，谓‘走百病’”；永泰县“中秋望月，绅士祝魁星”；闽清县“中秋造月饼，设酒赏月，食栗与芋，童子备�粿，用瓦片砌塔相拜祝”；《长乐县志》述“中秋从略，各家不过具饮而已。”
中秋“摆塔”，是节日的一大乐趣。农家儿拾瓦片，砌瓦塔，至夜以柴点燃，火光四照，盘诗赏月，互相娱乐。城内人们购泥塑或陶瓷的人物形象，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人物，并有烛台、花瓶、香炉等陈列展出，供人观赏。富贵人家有的在厅堂搭架“摆塔”，少则三层桌，多则十层桌，最高层摆以泥塔或铁塔，低层陈列一双秧盆，青葱吐绿，以示丰收。中间各层则排列历代名人和戏曲人物，整个庭院灯烛辉煌，增添佳节气氛。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因九为阳数，日月并重，故称“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来源于后汉桓景登高避祸的故事，据《三山志》载：福州九仙山(于山)，是汉闽越王无诸重九登高的地方，无诸与汉高祖刘邦是同时代的人，比桓景早200年。《八闽通志》载：“重阳，郡人率以是日登高，饮菊酒以延年，插茱萸以避邪。”(茱萸为中药，味苦、性温，有散寒、温中、止痛和祛恶等药效。)据说，闽越王当年盛菊花酒的大石樽，清嘉庆年间还在于山，后来不见了，但仍有“九日台”遗迹可寻。福州的九月九，除了登高、饮菊花酒、插茱萸等，还有放纸鹞(〔tsai ieu〕风筝)的习俗。据说，放纸鹞也来自桓景与费长房的故事。一次，桓景求费长房取除邪去瘟的药，走迷山路，后经鸽子引导，才找到费。后人为纪念此事，将纸糊的鸽子带到山上放飞，流传久了，就有了放纸鹞的习俗。
旧时，福州登高、放纸鹞的地点主要在于山、乌山、大庙山等。那时，大庙山有一块登高石，据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称“天星落地”。九月九时，大人带小孩到大庙山，在登高石山上一登，便会长高，因此，吸引了福州四城门的人都往这里跑，每逢重阳节，通往大庙山的两条石阶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九月九登高，“高”和“糕”是谐音，因此，节日期间，福州还有一种特制的糕点，称“九重粿”，即粿有九层，中间夹七层糖色，寓意节节高和登高消灾之意。
每逢佳节倍思亲。福州的重阳节，还有扫祭祖坟的活动，这与清明的祭坟，合称春秋二祭。现在福州的郊区或郊县，仍保留九月九扫墓的习俗。
重阳节发展到今天，人们又赋予它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把登高与全民健身运动结合起来，把祭扫祖坟与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结合起来，有的还把它与海外侨胞牵线搭桥、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全国人大还通过了以每年重阳节为老年节的决定。节日期间，各单位、团体还举行各种形式的登山、健身等体育活动
冬至
冬至，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旧时，人家在此节日前夜，老小聚在厅堂，围坐案桌搓米时。用糯米磨浆压至半干搓成丸子，入锅煮熟，捞起粘上糖豆粉便是“�”。案桌上放置红桔数粒，红箸一束，纸花一对，泥塑男女孩童(童儿牳)合，瓶插红色菊花。搓时焚香点烛，小孩用福州方言唱童谣：“搓�矢搓搓，依奶疼依哥，依哥讨依嫂，依弟单身哥。依嫂带身喜(怀孕)，爹妈齐欢喜。孩儿段(掉)落脚桶下，依哥马上做郎罢(爸)。”冬至搓�时含有祈求添丁增福之意。当晚搓的�待翌晨冬至正日当早餐。
祭灶
祭灶，农历十二月廿四日。按福州习俗，阴历十二月廿三日为官家祭荤灶之日，廿四日是普通民家祭素灶之日，而水上居民(�民)则于廿五日祭灶。
祭灶，原是古代夏日祭火的一种仪式。火的出现，使人类脱离了茹毛饮血的时代，是值得大大纪念的。但后世把祭灶变成“灶神”崇拜，说灶神是可以“上天祈福、落地佑民”的“司命之神”。这个衍变过程，大约始于汉代。据《后汉书•阴丑传》载，有一个叫阴子兴的孝子，腊日(十二月廿三)早饮，见到灶神出现，连忙拜求，并宰了家中的黄羊祭祀，“自是以后，暴至巨富……故后常以腊日祭灶，而荐黄羊焉。”这个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说越神，说灶神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的“驻户大使”。一年一度，在农历十二月廿四日，灶神上天向玉帝报告户主善恶情况，上天的日子为十天，到第二年正月初四下凡。在灶神动身之前，家家户户都要为其饯行。祭荤灶的以鸡、鸭、鱼、肉、灶糖、灶饼、美酒等供之；祭素灶除灶糖灶饼外，还有甘蔗、荸荠、红枣、花生、金针、木耳等。在祭供时，孩童们便唱着童谣：“祭灶祭糊涂(讽刺灶神糊涂官)，灶前一只铜香炉，元宝是侬褙，金裤是侬糊，灶君上天讲好话，灶妈落地保佑侬，保佑侬爹有钱赚，保佑侬妈有钱长，保佑侬哥讨兄嫂，保佑侬读书变聪明。”祭供将毕，将旧的灶神图撕下火化，贴上新的灶神图，以示送旧迎新。在祭灶节前，外公外婆要给男女外孙送灶糖灶饼，有几个男女外孙，就得送几包，每包还要附送一张“花面壳”(假面具)有唐僧、沙和尚、孙悟空、猪八戒等，孩子们有吃有玩好不热闹。
现在，一些人家仍有祭灶的旧俗。灶糖灶饼更名为年糖年饼，成了福州春节市场年货之一。
除夕
相传，“年”是一个恶魔，每年除夕，就出来捉弄人。故在除夕之时，家家户户贴新符(春联)、放鞭炮以驱“年”。福州还仿效旧时郑唐烧火炮驱“年”除灾的节俗。
进入十二月，人们便忙于酿酒、备年货。十五日后，开始打扫屋宇房舍，谓之扫堂、筅堂。外出的亲人纷纷返回，同家人团聚。廿五日后开始蒸年糕，备鸡、鸭、鱼、肉、酒等，祭祀祖先、天地神，谓之分年。女婿向岳父母送年礼，谓之送年。除夕之夜，红烛高烧，合家欢乐，共饮晚宴，谓之做岁。是夜再拂扫厅堂，放鞭炮，煮隔年饭。隔年饭用木制蒸饭甑装盛，周围插朱红筷子十双，贴红纸，扎红绳，并撒上“五子”(红枣、花生、瓜子、桂圆子、栗子)，摆在厅堂案桌上。家中主要门户、窗帘、箱笼家具、贵重器皿物件压上“金银纸箔”，意味着这家金银财宝多到从门缝里溢出，象征着明年发大财。
大年三十长辈还有给小孩发“压岁钱”的习俗，从初一到十五都可以拜年。歌谣“拜年拜年，没桔也要钱。”一个春节下来收益还不少呢!
旧时，三十盲晡(三十晚上)是债主讨债、债户躲债最紧张的日子。旧时欠债不能过年，就是不能过三十晚上。家住城外的债户跑到后洲尚书庙，家住城内的则跑到城隍庙看戏躲债。50年代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逼债之事早已消声匿迹。现在年货供应，花色品种，应有尽有。机关、工厂、商店张灯结彩，街道两旁，彩灯万朵，火树银花，大家欢天喜地，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生活习俗
服 饰
衣 服
从清朝至民国年间，福州男性穿着多为长袍、长衫。长袍上自肩部、下至足跗。开襟于右，前幅与后幅缀以纽扣。前内有小幅布，中缝一小袋，叫暗袋，可藏少量物品。作为外衣的长衫，是中老年男性的便服，常换常洗，多以棉布制作。其色常见的有蓝、灰和月白。有身份的人夏天多穿麻织或绸织的长衫。短衫则指女性的外衣，套在袄的上面的称为袄轮。长衫以朴素大方为上，短衫则以新颖绚丽为佳。
马褂，是男性的短外衣，套在长袍或长衫外面，有领，对襟齐腰，缀以纽扣5粒。马褂不用布料而多以团花青缀制面。后来在左襟侧处缝一小袋，以藏挂表，叫做表袋。另一种可代马褂的“甲仔”，又叫背褡、背心。它是无袖的短衣，套在长袍或长衫外面，故有马甲之称。抗日战争以后，穿长袍、长衫的日渐减少，长衫马褂的更少。孙中山创造的中山衣则取而代之，并广泛流行。
中年以上的官宦豪绅，寒冬出门穿长袍之外，还披一外衣，其长自肩及膝后，无领，无袖，以带系之于颈，此即“披风”，亦叫“斗篷”。清代至民国，城乡劳动者不论男女多穿对襟及膝的短衫、短袄。衫则单衣，袄则是两重以上缝制的，有夹袄、棉袄、皮袄，按时令而更换。男袄所用的料子多为棉织品，女袄则多用丝织品。旧时妇女的礼服是袄与裙，合称裙袄。女子结婚时，要穿大红色的蟒裙蟒袄，嫁妆中要办一套内衣，叫做紧身袄裤。过去妇女，以青裙为便服，红裙为礼服，白裙为丧服。逢年过节，或家中有喜庆，或参加亲友的宴会，都要穿红裙，年老依然。丈夫死后，终身就不再穿红裙，再醮的妇女，也不得穿红裙。孀妇要到儿女长大自立以后，可穿绿色或浅绿色的绣花裙。一般的裙，长可及胫，多以丝织品制成，或刺绣彩色的图案。以折迭多者为尚，即所谓百褶裙。农村妇女，在田野劳动时，都穿着红布裙，以示有福。民国以后，穿裙者渐少。但男女从事劳作时，则以布作巾，围在襟前，以防污衣裤，叫做围身裙。清代，中上层妇女盛行穿旗袍，身着上下连属的衣服，形如长袍。至民国时，旗袍款式时有改变，有高领的，有矮领的，有硬领的；长有曳于地的，有至于胫的，有短仅过膝的，甚至有不及膝的；有长袖的，半袖的，有无袖如背心的。50～70年代，旗袍几乎绝迹。80年代后又流行起来，其式样趋于洋化。
男女的下衣谓裤。有长裤、短裤、外裤、内裤。旧式的裤，都没有袋子。上端统称裤，也叫裤头，多用高约半尺左右的白布缝接裤。着裤时另用一条带子把裤头绑在腰部，叫裤头带。脚管，无前后幅之分，左右亦可通用。裤裙俗叫裤斗，一般是合缝的，两裤管联成一体，叫密斗仔。
民国中期，公务员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盛行穿中山衣与西装；中学男生穿黄色和黑色学生服，女生穿蓝衫青裙；青年农民时兴对襟便服，颜色以青、灰、白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公职人员中，男性盛行中山装，女性盛行列宁衣。冬天则穿列宁式短棉袄，颜色多是灰色或浅蓝色。1954年提倡学习苏联，讲究穿着，青年妇女穿花连衣裙（称“布拉吉”），农村中青年农民仍着对襟平装，出门做客或办事时方穿中山装；妇女则时兴用“一九蓝”、“洋花布”做的大襟短衣。
“文化大革命”期间，男女青年流行军装，中老年衣色仍以黑、灰、蓝为主，式样仍以中山装为多。
80年代后衣着变化较大，男女青年衣着讲究，款式新颖，质量也随着提高，服式无一定规范，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素、或艳，不一而足；裤管时窄、时宽、时长、时短，因人而异。青年女子四季服饰多彩多姿，时常变化，时穿长裙子，时穿短裙子，时穿超短裙、时穿健美裤。衣料从化纤类发展为呢、羽、皮、哔吱之类的高档制品。中老年男子从中山装转化到茄克衫与西装，衣料也逐渐趋向高档。
鞋 袜
民国前后男女老幼多穿鞋。男鞋黑色圆口或尖口，双鼻或无鼻，圆头低帮。夏季居家则多穿木屐拖鞋。女鞋多用红色布制，尖头翘鼻，鞋帮绣花，后跟加寸许厚，形似高跟。民国禁止缠足后，女鞋与男鞋相似，鞋面加横带纽。二、三十年代后，穿皮底布鞋、胶鞋、皮鞋的日渐增多，多数女性穿高跟皮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以胶底布鞋、军鞋和皮鞋为主。60年代随着塑料工业发展，各种塑料鞋、塑料拖鞋进入市场，夏秋季人们以穿塑料拖鞋为主，木屐渐次被淘汰。80年代，青年男女和干部、职工，大多穿用款式新颖、色调多种的皮鞋。
旧时男女皆穿布制的袜子，缠足妇女以苎纟齐织成宽五六厘米、长二米左右的裹脚布（俗称“脚带”）缠脚。四、五十年代后，针织袜、丝袜、尼龙袜取代布袜。
帽 子
近、现代流行于民间的帽子是小帽，又叫瓜皮帽、碗帽，系男性的便帽。以六辫合缝，环成圆形，有平顶、尖顶之别。帽的质料，春冬用缎，夏秋用纱，皆黑色。帽顶缀以丝辫成的结，如花果之蒂，圆而短。富人以珊瑚或玛瑙代结，有的在帽沿前面的正中缀以小方形的翠玉为饰，到抗日战争时期便已消逝。高帽，二、三十年代随着西装从国外传入。在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中穿西装多戴高帽，有的穿长衫、长袍也戴高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盛行灰色军便帽。“文化大革命”中盛行戴黄色军便帽，有些女青年也戴此帽。80年代后，老人、小孩因御寒戴各式呢质、纱线或毛线编织的帽子，少数人旅游戴鸭舌帽。
首 饰
簪、钗、耳坠、戒指、手镯为旧时妇女的主要首饰。簪、钗、耳坠，富者为金质，一般为银质，贫者为铜质。戒指一般均为金质，手镯多为玉质，也有银质、铜质的。未婚女子首饰不多，一般仅耳坠、手镯。读书学生一般不戴首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农村某些地区外，一般不戴首饰。80年代后，女子开始戴戒指、项链和耳环等，款式无奇不有。
发 饰
清代，男留长辫，已婚女子挽髻，童养媳双侧梳“蚱蜢髻”。城乡妇女均流行戴花。据说戴花既可衬映容颜的娇美，又可体现“戴花益子”，为吉祥的象征。所戴的花，主要有鲜花、通草花两种。通草花以中药通草为主要原料制成，简称草花，通称象生花。所戴的花多插于发髻上，或夹在前额的缝间，或扎于后垂的发辫中。鲜花一年四季，凡常见的花卉，或取其色，或取其香，随时宜而选用。逢年过节或家有喜庆，要戴“红笑”（色彩绚丽）的花，不戴素淡的花。
福州茉莉花多，花季又长，香气浓郁，为妇女所喜爱。白玉兰花，也经常被采摘佩戴。有的花一般人禁忌不戴，如桃花、夹竹桃，虽美丽，但被视为轻薄妖冶，习俗相沿，从无人戴。妇女在孝服期间，不能戴鲜花。年轻的寡妇更为禁忌，但等儿女长成的，才可戴素淡的鲜花。清朝康熙间，福建按察使周亮工在《闽小记•闽女》中提及有关戴花的习俗。由此可见300年前福州妇女戴花的打扮，还保留着古朴的民风。
通草花，为福州手工艺美术品之一，是用通草和彩色的绸、绒和布等制成的不谢之花。中老年妇女在年节或喜庆要戴“四季花”或“孩儿长春花”。四季花是把不同季节的花合在一整体，取四季常春意；孩儿长春花是用纸制的全裸的男婴坐在花丛之上，意为儿孙满堂。福州郊区有些村庄的妇女，在发髻中间插着三把刀剑形的簪，称为三条簪或便簪。三条簪多用银制，或用白铜，每条重约七八钱至一两，山区僻壤贫妇则削草制成。簪的形状扁平如剑，上尖，剑身镂刻花纹。中一簪剑刃向上，旁两簪左右交叉，刃皆向外，插于发髻之间。未嫁女子两额之下留发下垂，叫为“披肩”；既嫁，则梳发髻，插三条簪。民国19年（1930年），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以三条簪为“蛮俗”，下令严禁，强制执行，遂不复存在。它是历史上流传最为久远的福州农村妇女一种最奇特的头饰。
辛亥革命（1911年）后，梳髻的妇女少了，少女剪短发者增多，戴花的习俗也不行时了。男子开始剪辫子，有的短发，有的剃光头。留短发分头的多为对半开，也有四六、三七开，一般左少右多。“五四”运动后，知识界妇女也开始剪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男子大多留分头，女子多梳齐肩双辫。“文化大革命”中，中青年男子时兴留短发平头，女子则时兴梳一条羊角小辫。80年代以后，妇女基本上都留长发，中青年妇女多烫发。以后青年女子逐渐时兴马尾巴式束发，或披脑后，或歪左右。少数青年男子也有留齐肩发和小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