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福州三坊七巷都出过哪些名人
“三坊”是：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七巷”是：杨桥巷、郎官巷、安民巷、黄巷、塔巷、宫巷、吉巷。
黄 璞（867－？）唐昭宗大顺二年进士，诗人，官至崇文阁校书郎，故居现黄巷36号；
余 深（生卒不详）宋神宗元丰五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等职，封卫国 公，曾居安民巷内，门号不详；
陆 蕴（约1071－1120）宋宣和年间人，官至御史中丞，后任福州知州，曾居衣锦坊；
陆 藻（？－1129）宋宣和年间人，陆蕴之弟，以列曹侍郎出知泉州，曾居衣锦坊；
陈 烈（1012－1087）宋着名学者，曾任福州州学教授，故居在郎官巷内，门号不详；
陈 襄（1017－1080）宋庆历二年进士，理学家，曾任开封府推官、刑部郎中、提举司天监等职。故居在塔巷内，门号不详；
郑 穆（1018－1092）宋皇佑五年进士甲科，曾任国子监直讲、汾州通判、杨王府赞善等职。故居在文儒坊内，门号不详；
郑性之（1172－1255）宋嘉定元年状元，朱熹学生，官至参知政事（副相）兼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故居在吉庇巷（今吉庇路），现无存；
林 瀚（1434－1519）明成化二年进士，曾任南京兵部尚书，府第现文儒坊42号；
张 经（1492－1555）明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故居现文儒坊尚书里；
林 泮（？－约1524）明成化八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其兄清源、弟浚渊皆进士，时称“闽中三凤”。曾居黄巷内，门号不详；
林廷玉（？－约1530）明成化二十年进士，官至都御史。曾在衣锦坊内居住，门号不详；
许 友（1615－1663）清顺治年间人，不仕，以诸生终。工书、善画、能诗，时称“三绝”。故居光禄坊内，门号不详；
陈 帙（生卒不详）林则徐之母，故居现文儒坊19号；
林 佶（1660－？）康熙三十八年举人，五十一年钦赐进士，书法家，官至内阁中书，故居在光禄坊，门号不详；
林 侗（1628－1716）清康熙年间贡生，林佶之兄，工隶书，研究金石，着作颇丰。故居在光禄坊，门号不详；
李 馥（1662－1745）清康熙年间官至浙江巡抚，曾在内黄巷居过，门号不详；
黄莘田（1683－1768）康熙四十一年举人，诗人，官至广东四会县知县，故居现光禄坊早题巷4号；
林枝春（1699－1762）干隆二年榜眼及第，历任武英殿纂修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江西学政等，曾居黄巷，门号不详；
甘国宝（1709－1776）清雍正十一年武进士，历任福建提督、台湾总兵、九门提督等，故居现文儒坊51号；
沈绍安（1767－1835）福州脱胎漆器创始人。漆器店曾开在杨桥巷双抛桥附近；
张际亮（1799－1843）道光十五年举人，诗人。曾居郎官巷，门号不详；
郭阶三（生卒不详）清嘉庆二十一年举人，曾任连城、同安县教谕，所生的五个儿子皆登科第，盛及一时，故居现黄巷4号；
郭柏荫（1805－1884）清道光十二年进士，郭阶三之子，历任广西巡抚、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等职，故居现黄巷4号；
郭柏苍（1815－1890）清道光二十一年举人，郭阶三之子，一生大都致力于福州的水利建设和研究整理地方文献，故居现黄巷4号；
郭化若（1904－1995）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郭阶三之重孙，解放后历任上海防空司令员兼政委、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为一代儒将，故居现黄巷4号；
赵 新（1802－1876）清咸丰二年进士，官至陕西督粮道。故居在黄巷内，门号不详；
林昌彝（1803－约1854）道光十九年举人，文学家，曾在建宁、邵武、广州等地讲学，一生着作颇丰。故居在宫巷内，门号不详；
刘齐衔（1815－1877），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林则徐长婿，官至河南巡抚，故居现宫巷14号；
刘齐衢（1813－1860）道光二十一进士，刘齐衔兄，历知四川兴文、荣县、江津等县。故居光禄坊10－13号，现无存；
刘崇佑（1877－1942）清光绪二十年举人，刘齐衔之孙，着名律师，故居现宫巷14号；
刘崇伟（1878－1958）刘齐衔之孙，着名工商企业家，福州电气公司和电话公司创始人之一，故居现宫巷14号；
刘崇杰（1880－1956）刘齐衔之孙，着名外交家，民国时期曾任外部部常务次和、驻德意志兼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等职。故居现宫巷14号；
陈寿祺（1771－1834）清嘉庆四年进士，学者、教育家，.官至记名御史，故居现黄巷36号；
梁章钜（1775－1849）清嘉庆七年进士，文学家，官至广西巡抚、江苏巡抚，故居现黄巷36号
沈葆祯（1820－1879）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林则徐次婿，曾任福建船政大臣等职，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故居现宫巷26号；
沈瑜庆（1858－1918）清光绪十一年举人，沈葆祯之子，官至贵州巡抚。故居现宫巷26号；
沈觐寿（1907－1995）沈葆祯曾孙，着名书法家，曾任福州书画院副院长、福建省书法协会副主席、福州市书法篆刻研究会会长等。故居现宫巷26号；
林聪彝（1824－1878）林则徐之子，历任内阁中书、六部主事、衢州知府、浙江补用道、署浙江按察使、杭嘉湖海防兵备道等职。故居现宫巷24号；
林炳章（1875－1923）光绪二十年进士，林聪彝之孙，陈宝琛长婿，曾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闽海关监督等职，故居为现宫巷24号；
林 翔（1881-1935）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博士，林聪彝孙，历任民国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特别刑事审判所所长、最高法院院长、考试院铨叙部部长等职。故居现宫巷26号；
林恩溥（1893－1933）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林聪彝孙，民国时间任福建省建设厅正兼福州务局局，主持拓宽改建鼓楼至万寿桥主干道（今八一七路）、在台江兴建6座码头等。故居现宫巷26号；
梁鸣谦（1826－1877）清咸丰九年进士，被聘入福建船政局幕府，此后一直追随沈葆祯，成为得力助手。后回福州鳌江书院任教。故居在文儒坊闽山巷，门号不详；
陈承裘（1827－1885）清咸丰元年进士，清工部尚书、刑部尚书陈若霖之孙，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之父，故居现文儒坊47号；
罗丰禄（1850－1901）福建船政学堂驾驶专业毕业，曾任李鸿章幕僚，从事外交翻译工作，后出使英国并兼任驻意大利、比利时两国大使。故居在光禄坊内，门号不详；
严复（1854－1921），近代着名思想家。故居现郎官巷20号；
严叔夏（1897－1962）严复三子，解放前曾任福建协和学院（福州大学前身之一）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解放后曾任福州市副市长。故居现郎官巷20号。
蓝建枢（约1856－？）福建船政学堂第三期毕业生，留学美国。清末曾任“海镇”巡洋舰管带、海军管理部部长，民国初任海军总司令部左司令（后改称第一舰队司令）、海军总司令等职。故居在吉庇巷内，门号不详；
陈衍（1856－1937），清光绪八年举人，《福建通志》总纂，故居现文儒坊大光里8号；
林葆怿（1863－1927），清光绪六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后赴英留学，民国7年任海军总长。故居现衣锦坊酒库弄，门号不详；
郑孝胥（1860－1938）清光绪八年举人，曾由陈宝琛推荐任溥仪老师，后又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故居现衣锦坊洗银营14号；
刘冠雄（1857－？）民国海军总长，故居现宫巷11号；
陈元凯（生卒不详）清光绪十五年举人，曾任粤东县令，林觉民岳父。故居现大光里23号；
何振岱 (1867－1952)清光绪二十三年举人，诗人，书法家，曾受聘重修《福州西湖志》，任总纂。一生诗作颇丰。故居现文儒坊大光里21号
林白水（1874－1926）近代民主革命者，报人，教育家，曾在文儒坊创办福建省第一所具有进步色彩的中小学“福州蒙学堂”，旧址在今文儒坊36号福州第九塑料厂内；
林 旭（1875－1898）戊戌六君子之一，曾在郎官巷居住，门号不详；
陈 箓（1877－1939）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后获巴黎法律大学法学学位，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司司长、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驻法国全权公使、外交总长、南京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等职。故居光禄坊内，门号不详；
陈季良（1883－1945）江南水师学堂驾驶班毕业，原名“陈世英”，轰动中外的中日“庙街事件”主角，民国时期曾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兼任厦门警备司令，后又任海军陆战队总指挥等职。故居现文儒坊 号；
林觉民（1887－1911）），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故居现杨桥东路17号；
谢葆璋（1865－1940）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首届学生，冰心之父，曾任烟台海军练营管带、民国海军部次长、海道测量局少将局长等职。故居现杨桥东路17号；
谢冰心（1900－1999）着名女作家，故居现杨桥东路17号；
王冷斋（1892-1960）曾就读福建陆军小学堂，为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学生，民国26年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与日军正面交锋，亲历“芦沟桥事变”。曾居黄巷，门号不详；
郁达夫（1896－1945）着名作家，1936年至1938年间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公报室主任，曾客居光禄坊10－13号刘家大院内；
刘攻芸（1900－1973）英国伦敦大学经济院毕业，获博士学位，民国时期曾任中央银行总裁，又任财政部部长。1948年建议蒋介石再发银圆券，并为蒋介石秘密运送黄金去台湾。故居光禄坊10－13号，现无存。
高拜石（1901－1969）民国时曾任《福建民报》、《建国日报》总编辑，后赴台，任台湾省新闻处主任秘书。1958年起在台湾《中央日报》副刊上开设专栏，前后达十年之久。故居在杨桥巷口，今无存；
王 助（1914－1941）革命先烈，1931年入党，曾任XXXXX福建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939年5月受新四军委派，与范式人一起在安民巷53号设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驻福州办事处；
范式人（1909－1986）1932年入党，曾任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部主任、XXXXX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等职，解放后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副部长、邮电部副部长，XXXXX福建省委第二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1939年在安民巷53号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工作；
沈幼兰（1890－1964）福州“兰记”漆器店创办者，曾是全市最大的漆器店。民国15年在美国费城建一百五十周年展览会上，“兰记”产品获一等执照奖，三年后以菲律宾召开的工商业交易会上其产品又获特等金牌奖。故居在今杨桥路，门号不详；
陈体诚（1896－1942）工程师，毕业于美国加基钢铁学院桥梁工程专业，民国七年被选为首届中国工程学会会长，后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兼财政厅长、西北公路特派员兼甘肃省建设厅厅长等职。故居在光禄坊内，门号不详；
庐 隐.（1899－1934）着名女作家，出生于南后街，具体地址不详。
翁良毓（1905－1926）省立福州师范学校毕业，曾在上海受到李大钊的教导，民国十四年当选为福建学生联合会副理事长，后开设“福州书店”，销售进步书刊，该店也成为团组织地下交通联络点，后被特务杀害。故居在衣锦坊雅道巷内，门号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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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胡惟德的人物生平
1902年2月17日，大清驻俄使馆沉浸在悲痛之中——驻俄公使杨儒因与俄交涉交还东三省时，受俄权臣维特威逼羞辱，跌伤患病卧床一年而病逝。使馆一切事务落到了参赞胡惟德身上。
胡惟德干练持重，处理外交事务稳妥得当，深得清政府赏识。他先是成功主持对俄交还天津交涉。庚子事变后，英、日、俄曾在天津成立“天津都统衙门”，驻兵占领天津。胡惟德经与俄交涉，迅速促使天津交还事宜顺利解决。其次，则是庚子事变后的还款问题。俄国趁当时银贱金贵，要求以金价为赔款基准，意图扩大在华利益。胡惟德与俄方交涉，一再拒绝俄方讹诈要求。1902年7月，清政府任命胡惟德出任驻俄公使，成为独当一面的外交重臣。他继续交涉庚子还款问题，并依据《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促使俄方履约，从东北完全撤军。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土地上进行，直接损害中国权益，无力抗拒的清政府只能宣告中立。胡惟德奉命与俄方交涉中国中立事宜，并援引海牙和会章程和红十字会条款，筹组红十字会在战区救助中国民众。然而，日俄无视清政府要求，拒绝中方要求。
此后，胡惟德先后担任外务部右丞、驻日钦差大臣、海牙国际法院中国委员、外务部左侍郎兼税务大臣帮办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胡惟德出任袁世凯内阁外务部副大臣署理外务部大臣，位居外交决策中枢地位。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胡惟德以外务部大臣身份代表袁世凯，率领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等，前往养心殿参加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皇帝仪式，接受清廷退位诏书，成为清廷退出历史舞台的见证人。3月，袁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的第一届北京政府成立。胡惟德因袁的关系，被任命为总统府外交顾问、税务处督办，并兼任外交次长，在外交总长陆征祥到任前，兼代外交总长。由于胡惟德观念保守，在外交部一切沿用前清旧习，自然不为5月到任的主张仿照西方模式彻底改革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所容。1912年11月，他被外派为驻法国公使兼驻西班牙、葡萄牙全权公使。1914年起，专任驻法公使。
在胡惟德使法期间，欧洲一战爆发。受困于战时环境，胡惟德随时与外交部、驻英公使施肇基、驻德公使颜惠庆等互通信息，交换对形势看法，但难有作为。1917年8月，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宣布对德奥宣战。中国参战目的只限于取消德奥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没收敌产、废除条约等，不派军队而是提供民役。期间，先后有约15万华工赴法参战。胡惟德为首的驻法使馆，为维护华工利益做过一些努力。 一战胜利后，身在巴黎的驻法公使胡惟德极为忙碌，一方面为举办庆祝欧战胜利活动而忙碌，另一方面承担了中国参与巴黎和会的筹备工作。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但是，代表团在任命全权代表时，因人选和席次问题引发了内讧。一度传言胡惟德将出任全权代表，却未能成为事实。因全权委员名额有限，北京政府任命其为“欧会襄办委员”。胡惟德曾接洽安排陆征祥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会面，还亲往伦敦活动。胡惟德更联合颜惠庆等人，说服北京政府同意组成由全体公使在内的委员会，讨论和会事宜。虽然权限所限，胡惟德还是尽力参与了和会中国代表团召开的75次会议，特别是极力调和代表团内部矛盾，为中国的和会外交作出了贡献。
由于和会完全操纵在英、法、美、意、日五大国手里，4月30日，中国争取山东回归的外交努力遭遇失败。代表团内部围绕着是否签字问题发生争执。在代表团秘密会议上，胡惟德主张签字，理由是“国际联合会不可自屏于会外”等。但中国代表团最终选择了拒签。 1920年9月，巴黎和会结束约一年后，胡惟德转任驻日公使。一战时，日本借机对德宣战，强行将德国的中国胶州湾租借地据为己有，又提出臭名昭着的“二十一条”要求。巴黎和会期间，更运用卑鄙手段，迫使其他列强同意，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日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维护中国山东主权。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犹如一枚炸弹，使处理中日关系如履薄冰。此后，“安福祸首引渡事件”、“福州事件”、“庙街事件”又火上添油，使中日关系更形紧张。在此种情形下，驻日公使一职如烫手山芋，总统徐世昌数度觅人接任，胡惟德在北京政府允诺“于外交各案，仍请中央负责，个人决难单独进行，并要求关于驻日使馆之公费，亦须按月拨发，以免无法筹措时发生困难”的任职条件后，同意履新。
胡惟德到任后，随时留意日本国内动向，不时向北京政府提供日方愿与中方交涉的消息，还出面与暹罗(今泰国)驻日公使洽谈中暹通使问题。恰在此时，美国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胡惟德充当了“幕后英雄”的角色。
巴黎和会虽然解决了欧洲列强间的分赃问题，但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问题，各国之间尤其是美、日之间利益划分问题却没能解决。于是，在美国操纵下，1921年11月～1922年2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着名的“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派出了以施肇基为首席代表、顾维钧与王宠惠为全权代表、有130余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胡惟德虽未与会，但作为与当事国日本联系的官方代表，他及时将日本关于华盛顿会议的态度、政策电告政府，有助于形成北京政府的对日决策。而且，他还随时向政府就中日问题提供建议和咨询。中日最终就山东问题签署《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使拖延八年之久的山东问题得以解决。
1922年6月，北京政局变故，胡惟德被免职回国待命。1923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胡惟德为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展开北伐，北洋政府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谢幕前的一刻，军阀、政客拼命抓住机会，争相亮相，造成北洋政府内阁更替频繁，也为胡惟德这样的外交官登上权力顶峰提供了机会。1926年3月，新上任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贾德耀组阁，胡惟德再次担任外交总长，并兼任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就在贾德耀组阁之时，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打响。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阀军舰进入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列强的强权与蛮横，引发了北京学生、市民等在天安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声讨列强的罪行。但是，段祺瑞执政府丧心病狂，血腥制造了“三一八”惨案。4月9日，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发动政变，驱逐段祺瑞。北京政府处在混乱之中，由外交总长胡惟德、财政总长贺德霖、教育总长胡仁源三人暂时维持，欧美人士称之为“三H政府”。20日，段祺瑞宣布下野，任命胡惟德兼署国务总理并摄行临时执政职权。这是胡惟德政治生涯的顶峰。但胡惟德以年事已高，只同意以代理身份维持局面。5月13日颜惠庆组阁，他辞去了一切职务。
1927年1月，胡氏复任顾维钧内阁内务总长，但到3月底便拒不到部办公，自行宣告辞职。1928年5月，胡惟德第四次连任海牙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为他外交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