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杭州被戏称为“豫杭”，到底和河南有什么关系
对于杭州话，有个很直接的印象，那就是儿化音很多，比如“姑娘儿，老头儿、疯婆儿、小伢儿”。
无独有偶，河南话，尤其是开封话，同样含有大量儿化韵尾词，以至于有人把开封话称作是“河南味儿的北京话”。那么，杭州话的儿化音究竟是与河南话同出一源，还是和北京话沾亲带故呢？
应该说都有关系。杭州话的发展演变中，受过河南话的影响，也受过北京话的熏陶。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杭州人以说河南话为荣。
于是，杭州人开始以说开封话为荣，很有些趋之若鹜的意思。葛剑雄在《人在时空之间：穿越千年时空体验人文意境》一书中说到，“北宋南宋之际，大批河南人随宋室南迁，由于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巨商、富户，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举足轻重，杭州人非但不敢歧视，还学着说河南话，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还带北方味。”
当然，影响是相互的，原本的开封话也多多少少受到本地杭州话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既有别于杭州话，又和开封话有些差异的“杭州开封话”。
杭州话，毫无疑问属于吴语的体系，但和大多数吴语又有所不同，南方的腔调，北方的字眼；吴语的发音，官话的用词。
划重点时间到。（免得被杭州人喷）
第一，我们说杭州话受到河南话的影响，说的是南宋时期的杭州话，不是现在的杭州话。那时候，不管是开封话，还是杭州话，估计我们现在都听不懂。《七修类稿》的记载说的也是明朝时的杭州话有开封话的痕迹，对现在的杭州话有影响，但谈不上一脉相传。
第二，我们说杭州话比较官是因为南宋迁都也是不对的。事实上，现在杭州话的官腔特点是在元、明、清三代逐渐形成的，杭州话更接近明清官话，这一点对比一下宋朝的《广韵》就知道了。
第三，如果据此说，现在的杭州人是河南人的后代，那更是大错特错。要知道，太平天国的时候，原先的杭州人基本上都死光了，后来的杭州人都是吴越周边地区移民的后代，其中绍兴人最多，俗话说“杭州萝卜绍兴种”就是这么来的。
杭州人一直不愿意和北方人，尤其是河南人联系在一起。据说，有一年过年，《钱江晚报》有个记者说饺子是杭州人过年的传统食品，结果犯了众怒，被迫道歉。
多少有些地域歧视的意思。要知道，河南人也曾经风光过，河南话也曾经大行其道，风水轮流转而已。
在八九百年前，杭州人还以会说河南话为荣呢。只是，那时的杭州人和现在的杭州人关系不大罢了。
⑵ 们的家乡杭州主要以什么地形为主地形有什么特点与气候有什么关系
简介；
1；杭州市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20°12´，北纬30°16´。 杭州市由于地貌类型复杂，地势高低悬殊，杭州市光、热、水的地域分配不均，局部地区小气候资源丰富。
2；杭州处于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明，夏季气候炎热，有小火炉之称。春秋两季气候宜人。但因季风在进退时间上和持续强度上的不稳定性，常出现冷热干湿异常。
⑶ 关于杭州的历史文化和特点，有什么资料（简短一些，精练一些）
杭州钟灵毓秀,数千年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灿烂的“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和“南宋文化”。1936年,杭州近郊良渚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大禹治水时,在前往会稽(今绍兴)途中,曾在此舌航登陆。航即方舟,“航”与“杭”通假,于是便有了“禹杭”的地名。此后杭州也就因此而得名。
杭州建城有2000多年的历史。春秋时代(
乐途游民部落五周年 2007西藏圣地婚礼 航空旅行白皮书 黄金周出游全攻略 前770-前477年),这里成了吴、越两国的交界地,先后为吴国和越国所统治。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设钱唐县。到隋朝开皇九年(589年),钱唐郡改称杭州,此后州治迁至凤凰山麓,依山筑起杭州,州城方圆达“三十六里”。杭州作为南北大运河的终端,以商业经济为主的城市化有了较大的发展。
五代时期的吴越国(907-978年)在杭州建都,一面在城内建造宫室、官署和宅邸,一面在西湖广造佛寺、佛塔和经幢,杭州因此而有“东南佛国”之称。由于吴越统治者实行了“保境安民,善事中国”的策略,东南沿海这片富饶的地区地区避免了战乱的蹂躏。
到北宋,杭州一跃而为“东南名郡”,成了闻名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大词人柳永称赞其“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宋室南迁,在杭州建都,历时长达152年,杭州成为南宋统治区也是全国最大的国际性贸易中心和政治、文化中心。当时城市常住人口最多是曾达到120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经济则以丝织、印刷、造纸、瓷器等手工最为发达。连皇帝宋仁宗也在诗中赞扬杭州“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洲”。
元代初年,访游过杭州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历明、清直到当代,杭州一直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
古老而又年轻的杭州,走过了千年发展变迁历程,虽历经沧桑,如今已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西湖景色流光溢彩,正步入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黄金岁月,一个人文杭州、休闲杭州、最具有活力的杭州正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⑷ 杭州的别名以及和名字有关的历史渊源
（1）从“余杭”到“钱唐”
杭州在周朝以前，属于“扬州之域”。传说在夏禹治水时，全国分为九州，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均泛称扬州。公元前21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并舍其余杭（“杭”是方舟）于此，故名“余杭”。一说，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
春秋时，吴越两国争霸，杭州先属吴，越灭吴后，属越。战国时，楚灭越国，杭州又归入楚国的版图。
秦统一六国后，在灵隐山麓设县治，称钱唐，属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这是史籍最早记载“钱唐”之名。现在的市区，当时还是随江潮出没的海滩，西湖尚未形成。
西汉承秦制，杭州仍称钱唐。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到了东汉，复置钱唐县，属吴郡。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并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西湖开始与海隔断，成为内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杭州为吴国的吴兴郡，属扬州。因外族相继入侵，晋室南迁，促进了江南和钱塘江两岸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时，西湖已有“明圣湖”、“金牛湖”之称。东晋咸和元年（326），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建了灵隐寺，这不仅是西湖最古的丛林建筑，也是江南最古老的名刹。随后有方士许迈及葛洪等人在武林山下、韬光、宝石山一带进行写书、炼丹等活动，传播宗教，西湖名山胜水也渐次开拓。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升钱唐县为临江郡。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又置钱唐郡，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四县，属吴州。
（2）“杭州”之名首次出现
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州治初在余杭，次年迁钱唐。开皇十一年，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最早的杭州城。大业三年（607），改置为余杭郡。六年，杨素凿通江南运河，从现在的江苏镇江起，经苏州、嘉兴等地而达杭州，全长400多公里，自此，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隋书·地理志》记述：“杭州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这时的余杭郡有户15380，杭州户口统计由此开始。
唐代，置杭州郡，旋改余杭郡，治所在钱唐。因避国号讳，于武德四年（621）改“钱唐”为“钱塘”。太宗时属江南道，天宝元年（742）复名余杭郡，属江南东道。乾元元年（758）又改为杭州，归浙江西道节度，州治在钱塘，辖钱塘、盐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于潜、唐山八县。州城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由原来的城南沿江一带发展到今天的武林门一带。由于运河的沟通，杭州成为货物集散地，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人口也逐渐增加，唐贞观（627-649）中，已有15万余人；到开元（713-741）中发展到58万人，此时的杭州，已与广州、扬州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长庆二年（822），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大规模浚治西湖，并筑堤建闸，以利农田灌溉。又继李泌之后重修六井。从这时起，西湖之名益彰于世。
（3）吴越国的国都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建都杭州。当时的杭州称西府或西都，州治在钱塘，辖钱塘、钱江、余杭、安国、于潜、唐山、富阳、新城八县。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被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周围70里，作为防御。据《吴越备史》记载，这个都城，西起秦望山，沿钱塘江至江干，濒钱塘湖（西湖）到宝石山，东北面到现在的艮山门。以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称。
吴越王重视兴修水利，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在钱塘江沿岸，采用“石囤木桩法”修筑百余里的护岸海塘；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浙江二闸，阻止咸水倒灌，减轻潮患，扩大平陆。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使航道畅通，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置“撩湖兵”千人，疏浚、保护西湖，使不被葑草淤塞。
吴越三代五帝都笃信佛教，现在杭州西湖周围的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等文物古迹，大都是那个时期的建就。当时的杭州就有“佛国”之称。
（4）南宋时的京城
在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的路治；大观元年（1107）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当时人口已达20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经济繁荣，纺织、印刷、酿酒、造纸业都较发达，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杭州历任的地方官，十分重视对西湖的整治。元佑四年（1089），着名诗人苏东坡担任杭州知州，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苏堤），上有六桥，堤边植桃柳芙蓉，使西湖更加美化。又开通茅山、盐桥两河，再疏六井，使卤不入市，民饮称便。
经过北宋150多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开始了杭州的鼎盛时期。南宋建炎三年（1129），置行宫于杭州，为行在所，升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辖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宫九县，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绍兴八年（1138）定都于此，杭州城垣因而大事扩展，当时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即皇城，方圆九里，环绕着凤凰山，北起凤山门，南达江干，西至万松岭，东抵候潮门，在皇城之内，兴建殿、堂、楼、阁，还有多处行宫及御花园。外城南跨吴山，北截武林门，右连西湖，左靠钱塘江，气势宏伟。设城门13座，城外有护城河。由于北方许多人随朝廷南迁,使临安府人口激增。到咸淳年间（1265-1274），居民增至124万余人（包括所属几个县）。就杭州府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而言，人口也达43万余人。
人口的增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世界前列。当时临安手工作坊林立，生产各种日用商品，尤其是丝织业的织造技艺精良，能生产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在全国享有盛名。
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商业有440行，各种交易甚盛，万物所聚，应有尽有。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有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之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朝廷专设“市舶司”以主其事。西湖风景区经过修茸，更加妩媚动人，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酒肆茶楼，艺场教坊，驿站旅舍等服务性行业及夜市也很兴盛。
南宋时，杭州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设立了最高兴府——太学，还有武学、医学、算学、史学等各科学校，临安府学及钱塘、仁和两县学的学生近千人。这里书铺林立，刻印的书籍十分精良。当时的绘画艺术甚盛，“西湖十景”就是由南宋画院题名的。
（5）浙江省的省会
元代在杭州设两浙都督府，后改为杭州路总管府，为江浙行省治所（钱塘、仁和）；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改置浙江行省，仍以杭州为省治。钱塘、仁和、海宁、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昌化等州县皆属杭州路。因遭战乱，杭州城内的不少宫殿被毁，工商业曾一度衰落，西湖也渐被泥土淤塞。但由于在南宋时期打下了繁华基础，恢复较快。至正年间，大运河全线开通，杭州水运可直达大都（北京），成为全国水运交通要津。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大有作用。所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杭州为“天城”，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明代改杭州府为浙江布政使司治所。清代为浙江省兼杭嘉湖道治所。杭州府治均在钱塘、仁和，属县未变。明正德三年（1508），郡守杨孟瑛继唐白居易、宋苏东坡后再次疏浚西湖，拓展田荡3480余亩，将苏堤增高、加宽，修建振鹜亭（即今湖心亭），砌筑小瀛洲，使西湖重放光彩，恢复了“湖上春来水拍天，桃花浪暖柳荫浓”的动人景色。至万历年间（1573-1620），杭州又呈现出四方客商云集，游人纷至沓来的繁荣局面。
（6）废府设杭州市
清初，在杭州城西沿西湖一带建造“旗营”，俗称“满城”。城墙周围十里，南至今开元路，北靠法院路，东临中山中路附近，西面包括湖滨公园，并辟有六座城门，总占地1436亩，成为杭州的“城中城”（民国初年拆除）。雍正二年（1724）、嘉庆五年（1800），浙江总督李卫、巡抚阮元先后再次疏浚西湖，挖起大量葑泥，使湖水加深数尺。杭州人口续有增加。光绪九年（1883），杭州有62万余人。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杭州开为日本通商商端口，拱宸桥辟为日本租界。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杭州的近代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中华民国元年（1912），废杭州府，合并钱塘、仁和两县为杭县，仍为省会所在地。民国3年（1914）设道制，置钱塘道，道尹驻杭县。原杭州府所辖各县归钱塘道管辖。民国16年（1927）废道制，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直属浙江省；旧属诸县直属于省。从此，杭州确立为市的建制，市区分为八个区。这时杭州已有少数近代工业，如在1897年创办的通益公纱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前身），规模较大；其后又陆继兴办起火柴厂、造纸厂等，传统的手工丝织行业也逐步采用机械传动。1909-1914年，沪杭、杭甬铁路相继建成；全长1453米的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竣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无条件收回拱宸桥日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