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杭州被戏称为“豫杭”，到底和河南有什么关系
对于杭州话，有个很直接的印象，那就是儿化音很多，比如“姑娘儿，老头儿、疯婆儿、小伢儿”。
无独有偶，河南话，尤其是开封话，同样含有大量儿化韵尾词，以至于有人把开封话称作是“河南味儿的北京话”。那么，杭州话的儿化音究竟是与河南话同出一源，还是和北京话沾亲带故呢？
应该说都有关系。杭州话的发展演变中，受过河南话的影响，也受过北京话的熏陶。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杭州人以说河南话为荣。
于是，杭州人开始以说开封话为荣，很有些趋之若鹜的意思。葛剑雄在《人在时空之间：穿越千年时空体验人文意境》一书中说到，“北宋南宋之际，大批河南人随宋室南迁，由于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巨商、富户，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举足轻重，杭州人非但不敢歧视，还学着说河南话，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还带北方味。”
当然，影响是相互的，原本的开封话也多多少少受到本地杭州话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既有别于杭州话，又和开封话有些差异的“杭州开封话”。
杭州话，毫无疑问属于吴语的体系，但和大多数吴语又有所不同，南方的腔调，北方的字眼；吴语的发音，官话的用词。
划重点时间到。（免得被杭州人喷）
第一，我们说杭州话受到河南话的影响，说的是南宋时期的杭州话，不是现在的杭州话。那时候，不管是开封话，还是杭州话，估计我们现在都听不懂。《七修类稿》的记载说的也是明朝时的杭州话有开封话的痕迹，对现在的杭州话有影响，但谈不上一脉相传。
第二，我们说杭州话比较官是因为南宋迁都也是不对的。事实上，现在杭州话的官腔特点是在元、明、清三代逐渐形成的，杭州话更接近明清官话，这一点对比一下宋朝的《广韵》就知道了。
第三，如果据此说，现在的杭州人是河南人的后代，那更是大错特错。要知道，太平天国的时候，原先的杭州人基本上都死光了，后来的杭州人都是吴越周边地区移民的后代，其中绍兴人最多，俗话说“杭州萝卜绍兴种”就是这么来的。
杭州人一直不愿意和北方人，尤其是河南人联系在一起。据说，有一年过年，《钱江晚报》有个记者说饺子是杭州人过年的传统食品，结果犯了众怒，被迫道歉。
多少有些地域歧视的意思。要知道，河南人也曾经风光过，河南话也曾经大行其道，风水轮流转而已。
在八九百年前，杭州人还以会说河南话为荣呢。只是，那时的杭州人和现在的杭州人关系不大罢了。
B. 哪些方面能体现宋朝中国文化中心南迁
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实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一次浪潮。从历史的长河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宋代福建文化的崛起是中国文化重心不断南移的结果。
五代时期，福建已成为国内文化较发达的区域，宋朝统一后，南北交通更为畅通，而南方经济的发展，已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中心已经南移，所以，南迁的北方移民不断入闽。尤其是南北宋之交，金兵南下，宋室南迁，中原士庶无不携老扶幼南渡，中原精华，萃于东南。从此中国文化的重心转移至东南，迄今不变。
C. 杭州话是否在南宋南迁时受北方话的影响
明朝人认为杭州话来自宋代汴梁话：（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如呼玉为玉（音御），呼一撒为一（音倚）撒，呼百零香为百（音摆）零香，兹皆汴音也。唯江干人言语躁动，为杭人之旧音。教谕张杰尝戏曰：“高宗南渡，止带得一百（音摆）字过来。”亦是谓也。审方音者不可不知。其中玉、百几个字不念入声的问题，和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所体现的入配阴现象、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规律一脉相承。正说明杭州话缘自当时中原地区的口音。郑张尚芳说过：杭州话是融合宋代汴人南迁雅音形成的、有十大官音特点的特殊的吴语方言，可作为宋代南迁官话的标本，在汉语方言史上有其特殊的价值。浙南吴语里有一朵奇葩：温州苍南的金乡话，来自明代初年军垦带来的官话，在郑张尚芳所提的“十大官音”特点上，金乡话和杭州话基本都吻合。明初和南宋灭亡相差不过一个世纪，两者所体现的中原雅音特征一脉相承。
但是由于长期处于吴语的包围圈中，这些官话方言岛的中原特征不可避免地逐步稀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入声的回潮。今天的杭州话已经比宋代明代的杭州话更接近周边吴语了。所谓十大官音特点系指：日母止摄字“儿耳二”等读自成音节的[l]，非止摄日母字读[z]，微母读[v]，或合口零声母，见系二等字颚化，不少章庄开口字读合口，从母读塞擦音，并及邪母，疑母字除个别字外基本读零声母，咸山摄一等“谈覃寒”不分韵，梗二曾一相混，鱼韵没有开口的白读层。
D. 唐朝官话是闽南语，宋朝是粤语…明朝是吴语，只有清朝官话才是现在普通话
福建的“闽南话”为什么说是唐朝的“官话”呢？原来，与唐代的福建漳州“开漳圣王”陈元光有关。 陈元光（657-711年），字廷炬，号龙湖，唐代河南光州固始人；自幼聪敏好学，又喜骑射，及长通儒学，精韬略，文武双全。总章二年（669年），其父归德将军陈政率中原子弟兵入闽平乱。隔年，其祖母魏敬率援军南下，陈元光随之。陈政逝后，陈元光袭父职，继以功授岭南行军总管，于相继平定闽粤三十六寨峒之后，拓土开疆，创立漳州，为首任漳州刺使。随着中原子弟来到漳州，唐朝的“官话”也传播到闽南，形成唐代汉语的“活化石”——“闽南话”。据资料记载：说闽南话方言区除福建闽南外，还有台湾、广东的潮汕、海南的雷州话（闽南语系）、浙江的平阳、苍南等地以及东南亚一带均有民众使用。 台湾地区称闽南话为河洛话，即从今天河南的黄河的河洛一带带来之意，是古代中原普通话（中原官话）。在华南东南的方言里，还保存了中国博大精深的古言音因素。学唐的日本人的话也残留了一些河洛语音，所以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里，都能找到与日本发音相似的音素，特别是闽南，还有江西广东广西湖南（从中原南迁）等等。现在北方的同学听见宿舍里南方同学打电话回家，都说像是在说日本话。日本发音是最为完整地保存了中国中古时代的古音，此外，韩语学唐音，也有很多地方与闽南语发音相似。 像“世界”的发音，熟悉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的人就知道，闽南语和日语的发音都是seigai。 像“日本”发音，日语和闽南语等南方方言，都是“nippon”(日本人用“nippon” 做日本的英语音译) 日语中的音读汉字都是中国的古音，南方六大方言都不同程度的和古汉语变化不大，所以南方人学日语这方面要有利些。一个汉字如果在普通话中是前鼻音n,在日语中发拨音。后鼻音ng,则在日语发长音。日语中的促音是从汉语中的入声来的，它们以前是没有促音的。南方人和古汉语变化不是很大,是有入声的，就是辅音+元音,后面还加个辅音。这个后面的辅音不发出音,只做口形变化。如yad,又如粤语中的“一”“七”“十”，都是如此。这点有点类似于英语中的不完全爆破的闭音节，后面的辅音不发出音,做做样子。 现在的南方方言和古代话变化得不是很大，但是在北方,自北宋亡以后,语音变化很大。以北京话为例:公元936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地区从此脱离中原汉族的统治，历经辽金元，北京话既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不断产生交流，也和各地的汉语方言有频繁的接触，一千多年来，北京话就是始终处在这种十分开放的环境之中的。现代的北京话和汉语其他方言比较，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的古音成分最少，可以说是发展最迅速的汉语方言。在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即明朝官话（考证为江淮官话,俗称下江官话，通行于安徽省长江两岸地区,江苏省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徐州一带除外,长江南岸镇江以上、南京以下地区，以及江西省沿江地带），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利马窦的记录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所谓的入声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消失的谎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现在的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社区的安全及其它的政治目的，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内城说满话（从东北带来的汉语方言，源头是辽金时期以当时的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外城说明朝官话。经过三百多年来内外城人口结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融合，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即现代北京话——普通话的基础。 从语音考证上来看，有语音记录的标准普通话可以考证到清朝末年的爱新觉罗.溥仪，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记录片,里面有对溥仪的质问,他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老北京话。那么，普通话设计出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溥仪生活年代之前。在《康熙字典》中的语音跟今天的普通话的语音还是一定的差别的，但是跟其它汉语方言相比已经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话了，《康熙字典》的出现标志着普通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的成熟。这些说明了普通话是在满人入关到《康熙字典》完成这段时期形成的。“满清官话”形成后，随着满清政权在地域上的延伸，操着“满清官话”的八旗贵族也就从北京的皇家内城走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长官的口音又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并在当地的上流社会向平民社会不断地渗透壮大，最终使“满清官话”成为中国的“国语”。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国音字典》。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从地域上来讲，中国的北方是满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满语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南方的个别地区，象两广、福建等地则由于“山高皇帝远”而受到较少的影响，这也是南方诸语言读唐诗宋词比普通话更压韵更亲切的根本原因。不光是语言还有南音(台湾称南管音乐)，是隋唐古乐，中国的音乐活化石，被满清康熙皇帝誉为御前清音。满清为灭"明郑"汉民族意识将唐朝时期的中原话称为闽南语，自此闽南语形成。 由此看来，古时候的官话演变的过程大概是：秦汉时期用的是关中话，后来五胡乱华，汉政权南迁，金陵音也就成了正统官话。后隋唐统一中国，定都长安，此时就出现了长安音和金陵音南北两大正统音系。唐末，中国又出现混乱，大量中原居民南迁，北宋定都开封，开封音就成为宋元明所称“宋音”、“中州音”。后来南宋南迁杭州，大量的中原人又南迁至杭州、南京、扬州等地，与当地吴语融合出现了“下江官话”（江淮官话）。后来明朝赶走蒙古人，朱棣迁都北京，也一直用“下江官话”官话做为正统官话，即明朝的北京话。然后满清攻占北京，学说明朝的官话，此时他们口中的汉语，已经完全丧失了入声，并且有了翘舌和儿化音。最后被定为满清官话（mandarian满大人,满清官话），也是现在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基础。
E. 宋朝的普通话（官话）是什么话
宋朝的官话河南开封话和洛阳话为标准话.更准确地说是读书人说的开封话和洛阳话。宋朝各地方言的语音差别很大，宋人也在追求一个标准语音。因为建都开封，故北宋人往往以开封和洛阳方言作为当时的标准语音。人称“乡音是处不同，惟京师，天朝得其正”。陆游说：“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但是，他又认为即使是洛阳方言的读音亦并非纯正，如洛阳语“谓弦为玄，谓玄为弦，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
因为年代太久了，即使地区相同，和现在的地方方言也会不同， 所以宋朝的官话只能说是当时的河南开封话和洛阳话。
F. 杭州话是否在南宋南迁时受北方语系影响
对的，1.杭州话儿化音非常常见，当地的一些老年人戏称是当年学的汴京话
2.杭州话有38个韵母。和普通话相比，杭州话韵母多单元音化
。杭州话中保留了入声，但入声韵尾已经合并一律收于喉塞音。古咸山两摄一二等在杭州话中无别，如“关”=“官”。此格局区别周围吴语，却与淮河以北的官话相若。
3.由于历史上自南宋起就一直受官话的直接影响，杭州话文白异读较少
4.外来影响最大的要数宋朝迁都临安。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30年间，外籍居民已超过土着。当时南渡士民带来以汴梁为主的北方“官话”，对南方本地话施加影响。终于使杭州话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起了不小的变化，染上了浓厚的北方话色彩。
其次，清政府被推翻后，旗下营被迫解散，数量众多的旗人子弟和随军家属便混入杭州的普通百姓之中，他们浓重的北京“官话”，进一步使杭州话受到影响。
再次，对杭州话影响较多的是绍兴话。绍兴有句谚语：“经济人断勿得杭州路”，是说绍兴人来杭贩卖物品或经商定居的多。杭州也有一句谚语：“杭州萝卜绍兴种”，是说有很多杭州人的祖籍在绍兴。绍兴人多了，绍兴话对杭州就有了影响。
G. 杭州话的历史渊源
历来受外来方言的影响
杭州方言属吴语区太湖片方言。由于杭州话历来受外来方言的影响，与同片诸方言相比较，显得有许多特点。
东晋前的杭州话
春秋时，吴越两国争霸，杭州先属越，后属吴，越灭吴后，复属越。因此，当时的杭州话属于古吴语。吴语，是周朝吴王泰伯迁吴的时候，吴国贵族讲的话和当地尚未属于汉族的越族居民的语言，逐渐融合产生的。杭州话在秦、汉、三国、西晋的时期未发生大规模的变化。直到东晋永嘉南渡，杭州话开始了第一次变化。
东晋永嘉南渡——第一次语言融合
吴语在永嘉之乱以前，已经确立了其作为一种独立方言的地位。而经过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杭州迎来了一大批说中原话的北方人。北来移民在人口、政治、经济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大大改造了当时的杭州话。
南朝-北宋时期的杭州话
杭州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比较平稳，没有任何文献提及这段时期的杭州话的变化。
南宋建炎南渡——第二次语言融合
南宋迁都临安，杭州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来人口中以汴京（今开封）为最多。据《咸淳临安志》，从乾道到咸淳的一百余年间（1165-1274年），临安府治所钱塘、仁和两县人口数量增加了三倍多。可以推测，南宋时期临安城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北方移民。由于人口数量众多，加上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作用，移民所带来的北方话对杭州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使它变成一种带有众多官话色彩的方言。
元代-明代末期的杭州话
元代开始的杭州话有逐渐和周边方言影响互相影响。到了明代末期，杭州又一次地和周边方言融合在一起，同时也改变了周围的方言，形成了今天的北部吴语。很多杭州话的方言也流入周边方言。
清代旗人南驻——第三次语言融合
杭州话较多的儿化音、和周围方言不同的词汇都是清代初期受到影响的。长期以来，在民间一直误认为，今天的杭州话和周边方言不同是因为南宋时期的影响。这个其实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因为，宋代的北方话和今天的北方话不同。
今天的杭州话与其他吴语太湖片方言相比而言更接近于今天的北方话，因此应该是近代受到的影响。
清代-民国的杭州话
清代中后期对杭州话影响较多的是以绍兴话（包括萧山方言）为代表的吴方言，无怪乎学界认为杭州方言是“具有吴方言外衣的南方官话”。杭州也有一句谚语：“杭州个萝卜绍兴种”，是说有很多杭州人的祖籍在绍兴地区。绍兴人多了，绍兴话对杭州就有了影响。
杭州话的现状
不过，21世纪以来，杭州话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由于杭州老城区的杭州人不断向郊区搬迁，以及郊区年轻人乐于学习杭州话，所以杭州话的通行区域不断在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普通话的影响以及杭州外地人口的增加，导致通行的杭州话越来越靠近普通话，尤其表现在用词习惯和生僻字的发音方面。而杭州市民家庭内部的方言传承也不容乐观，已经表现出长辈间用杭州话交流，和小辈交流则用普通话，导致家中小孩不会讲杭州话甚至听不懂杭州话。与同为吴语中心城市的上海、苏州等城市相比，杭州的本地方言处境更为堪忧。
浙江官话的历史
历代北人入吴越尤其是宋室南迁，对浙江其他地区尤其是沿钱塘江及其上游地区的方言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今天，在这些地区存在着一种文读系统，各地的文读系统具有很大程度的共性。当地人把这种文读系统称为“浙江官话”或“江南官话”，实际上具有地区共同语的性质。从语言特征上可以看出，所谓的“浙江官话”应该是南宋以来在北方官话的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或者也可以看作是以杭州话为基础方言而形成的。今天吴语苏州话、上海话的文读系统也是属于江浙官话。 例如金华方言的一些主要的文白异读规律：
⒈古全浊声母上声字，白读清声母，逢塞音塞擦音不送气，文读浊声母。
⒉日母字，白读[ȵ]声母，文读[z]声母。
⒊见晓组开口二等字，白读[k]组声母，文读[tɕ]组声母。（韵母也有相应的文白异读）
⒋果摄字，白读[u]韵，文读[o]韵。
⒌蟹开四字，白读[ie]韵，文读[i]韵。
⒍“儿尔耳二”等字，白读[n]，文读[el]。
⒎咸山摄阳声韵字，白读开尾韵，文读鼻化韵。
⒏咸山摄入声韵字，白读开尾韵，文读喉塞尾韵。
⒐梗开二阳声韵字，白读[an]韵，文读[?N]韵。
⒑古全浊声母上声字，白读阴上调，文读阳去调。（次浊上白读阴上，无文读）
⒒咸山摄入声字，白读按声母清浊分归阴去、阳去调，文读阴入、阳入调。
上述规律中的文读音显然倾向于北方汉语。例如古浊上字的声调归属，次浊上归阴上（或上声）、全浊上归阳去（或去声）是北方汉语的通则，在北部吴语里也比较多见，杭州方言就是如此。原属严州府今属杭州市的建德、寿昌方言，白读次浊上和全浊上不分（建德都读上声，寿昌都读阳上），文读次浊上归阴上，全浊上归阳去。金华方言的文读系统也采用了跟杭州方言以及建德、寿昌方言文读完全相同的归并方式：次浊上归阴上（白读和文读同），全浊上归阳去（限于文读）。
在浙江省，文读现象最突出的是金华、兰溪、浦江、龙游、衢州方言，其次为汤溪、义乌、东阳、磐安、开化、常山、江山、遂昌等地方言。它们基本上位于从杭州溯钱塘江而上所经过的地区。
H. 浙江的 方言问题
浙江的方言五花八门,真正是"十里不同音",就以杭州地区为例,杭州话和周边的萧山话、富阳话、临安话都很不一样，我是杭州人，听那几个地方的就很吃力了，其实，这几个地方离老市区也就3、40公里，现在已经和杭州几乎是一体的了，可就是各自的土话还是区别蛮大的。至于和绍兴、宁波、丽水、温州、台州、金华、衢州几地之间，区别之大可以看成不同国家语言了。
这些方言和普通话都不接近。如果你会日语，倒建议你可以学温州话。
实在想学，可能还是学杭州话好办点，主要是用杭州方言的电台节目和电视节目比较多，学习条件好点
其实，主要看你经常生活在浙江哪里，就学本地方言吧
I. 杭州话的简介
杭州话，这里指的是杭州市区和部分近郊地区使用的地方方言，与大杭州境内其他地区的方言有别， 杭州话因杭州地处江南同时又接近北方官话所以又称江南官话，出于地理上的考虑杭州话被划为吴语太湖片杭州小片，而就语言本身来讲杭州话虽也具有吴语的基本特征，但以宋朝统治中心南迁为代表的几次北方移民潮使当地语言系统经历了很大变化并逐渐在江南地区呈现出特殊性。杭州话主要分布在杭州市区，不包括杭州郊区以及萧山、余杭、滨江区三区。保守估计，中国以杭州话为母语的人口在120万～150万之间。
杭州话使用的范围不大，大致东至余杭下沙，南到钱塘江边，西自五云山、转塘至留下附近，北经拱宸桥至余杭三墩，东北经笕桥至余杭乔司之间。在这个范围之内，约有一百万人说杭州话。杭州是浙江省最大的城市，杭州话却是浙江吴语中最小的方言点之一。
关于当今杭州话区别于一般吴语的原因，以南宋迁都为代表的几次北方移民涌入是学术界早有的定论，在永嘉之乱南宋迁都和八旗南驻三次语言融合中一般认为南宋迁都奠定了今天杭州话的基本构架，对于杭州话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有一些最新的语言学研究对此提出异议，但到目前为止，南宋迁都造就杭州话依然是学术界的共识。
杭州地区的“七县市”方言另行参考萧山话、余杭话、桐庐话、富阳话、临安话、建德话、淳安话词条。
J. 杭州话历史
历来受外来方言的影响杭州方言属吴语区太湖片方言。由于杭州话历来受外来方言的影响，与同片诸方 杭州话地图
言相比较，显得有许多特点。东晋前的杭州话春秋时，吴越两国争霸，杭州先属越，后属吴，越灭吴后，复属越。因此，当时的杭州话属于古吴语。吴语，是周朝吴王泰伯迁吴的时候，吴国贵族讲的话和当地尚未属于汉族的越族居民的语言，逐渐融合产生的。杭州话在秦、汉、三国、西晋的时期未发生大规模的变化。直到东晋永嘉南渡，杭州话开始了第一次变化。东晋永嘉南渡——第一次语言融合吴语在永嘉之乱以前，已经确立了其作为一种独立方言的地位。而经过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杭州迎来了一大批说中原话的北方人。北来移民在人口、政治、经济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大大改造了当时的杭州话。南朝-北宋时期的杭州话杭州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比较平稳，没有任何文献提及这段时期的杭州话的变化。南宋建炎南渡——第二次语言融合南宋迁都临安，杭州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来人口中以汴京（今开封）为最多。据《咸淳临安志》，从乾道到咸淳的一百余年间（1165-1274年），临安府治所钱塘、仁和两县人口数量增加了三倍多。可以推测，南宋时期临安城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北方移民。由于人口数量众多，加上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作用，移民所带来的北方话对杭州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使它变成一种带有众多官话色彩的方言。元代-明代末期的杭州话元代开始的杭州话有逐渐和周边方言影响互相影响。到了明代末期，杭州又一次地和周边方言融合在一起，同时也改变了周围的方言，形成了今天的北部吴语。很多杭州话的方言也流入周边方言。清代旗人南驻——第三次语言融合杭州话较多的儿化音、和周围方言不同的词汇都是清代初期受到影响的。长期以来，在民间一直误认为，今天的杭州话和周边方言不同是因为南宋时期的影响。这个其实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因为，宋代的北方话和今天的北方话不同。今天的杭州话相对其他吴语太湖片方言更接近于今天的北方话，因此应该是近代受到的影响。清代-民国的杭州话清代中后期对杭州话影响较多的是以绍兴话（包括萧山话）为代表的吴方言，无怪乎
杭州话
学界认为杭州方言是“具有吴方言外衣的南方官话”。杭州也有一句谚语：“杭州萝卜绍兴种”，是说有很多杭州人的祖籍在绍兴地区。绍兴人多了，绍兴话对杭州就有了影响。杭州话的现状不过，21世纪以来，杭州话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杭州话变化的方向有两个，一是向普通话靠拢，二是向周边吴语靠拢。向周边吴语靠拢是杭州城区扩大、外来人口增多等原因造成的，
杭州话这种变化使得杭州话与周边吴语越来越接近。浙江官话的历史历代北人入浙尤其是宋室南迁，对浙江其他地区尤其是沿钱塘江及其上游地区的方言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今天，在这些地区存在着一种文读系统，各地的文读系统具有很大程度的共性。当地人把这种文读系统称为“浙江官话”或“江南官话”，实际上具有地区共同语的性质。从语言特征上可以看出，所谓的“浙江官话”应该是南宋以来在北方汉语的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或者也可以看作是以杭州话为基础方言而形成的。今天省外的苏州话、上海话的文读系统也是属于江浙官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