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请问一下城管制度到底是指的是城管的制度还是指城市管理的制度
城管制度一般是指城市管理制度。
城管内部管理制度才是正对“城管”这一职业的管理制度。
城管，承担着城市市容秩序、环境卫生等诸多管理任务。这个集众多部门行政处罚权于一身的综合执法机构，其成立初衷是为了消除多头执法、交叉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扰民等问题，近年来却一直饱受非议，城管执法引发的社会冲突成为社会热点。
在许多人眼里，城管是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机构。对城管制度从何而来，究竟管了哪些事，执法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城管执法总和暴力联系在一起等疑问，恐怕一时难说清楚。带着这些疑问，人民网多位记者分赴北京、上海、南京、深圳、沈阳、西安、珠海、咸阳等八个城市实地采访。深入解读城市管理应该管什么、谁来管、怎么管？人民网与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政治版联合推出“城管十问”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城管的名声实在说不上好。网络上搜索“城管”二字，除了其官方网址，其余绝大多数是有关城管的负面信息。被问到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北京做了27年城市管理工作的吴风说：“那还是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
群众为什么就非得理解、支持城管不可呢？一提到“城管”，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是与城管对立的小摊小贩，他们怀里没有任何机构的许可证，只是无奈地寄望于在城市中找到他们生存所需要的宽容和许可。城管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几乎没有缓和过。
不过，吴风认为，城管要是三天不上街，城市肯定运转不下去。他说：“我对这份工作最大的感想，如果实话实说，许多人都会不可思议，说你太虚，太假。因为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的，从我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北京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怎么来的？咱们北京市全体公民确实为北京市做出了贡献，但再一个，北京市要是没有城管这样一支全方位管理的队伍，肯定不行。”
那么城管出现之前，中国城市是什么样儿呢？
城管出现之前——谁来管理城市？
1997年相对集中处罚权改革试点之前，吴风还在市容办公室，做着跟户外广告、园林绿化和街头小贩打交道的工作。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序幕拉开，城市一些人为生活大胆走上街头做买卖，或谋生活，或操副业。随后数年间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松绑，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也有大量工人随着国企改革而下岗。他们中相当一部分踩着前人的脚印选择了“练摊”为生。
吴风回忆，当时北京街头有不少是从沿海较发达地区批发各类商品、来北京倒卖的小贩。假冒的“苹果”牌牛仔裤、纸糊后上漆的假鞋，进价只有几元钱而一出手就是几倍十几倍的利润，就凭跑个差价，“个体户”就摇身变作了“万元户”。除了冒牌服装，没有质量保证的电器和其他日用品也在大量涌入尚未完全打开的市场。
北京那时还没有几栋像样的高楼大厦，动物园这样的批发市场也远未建成，商贩们席卷过狭窄的京城街道，成了管理者甚为头痛的难题。加上城市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其他问题，市民私搭乱建的，路面上吐痰的、乱扔的，损毁市政、环卫、园林公共设施的，乱贴乱写的，城市脏乱差的情况在当时普遍存在。
一位在北京市生活了几十年的肖先生回忆，在人流量较大的路口，商贩随意摆摊设点，小扩音器发出的叫卖声和来来往往车辆的喇叭声震耳发聩；垃圾乱堆乱放；行人车辆通行不畅的状况是常态，四周居民深受其害。
城市需要文明有序的发展，与老百姓生活追求相违背的行为必定要被适当限制。一批与城市管理相关的执法队伍便应运而生了。
“市容的、交通的、公安的、工商的、园林的，搞综合整治。后来，陆续发展的还有卫生局的，市政府的。”吴风说。这些队伍，即是城管队伍的前身。到九十年代城管队伍建立伊始，队员多是从这些队伍中调配而来。
此时，“城市管理”这一概念还远没有进入老百姓的视野。
“当时的执法模式，按我们现在来说，实际就是胡乱执法。”回忆起《行政处罚法》通过之前的情形，吴风说：“执法基本上没什么商量。最早是骑自行车执法，不方便没收物品，屡次说还不走的时候，收秤是阻止交易继续的最有效办法。后来一个队伍就带一辆卡车，(见到小商小贩，)‘哪儿来的，不该在这儿卖啊’，东西就给弄到卡车上去了。有时候是把车一卸，往边上一扔，收破烂的一来就给收走了。”
往回追溯，这大概是“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这一概念最早的来源。这个发端概念历经十多年，从上层到基层都曾经历不小的争议和各种力量的推演，几经波折，最终才落成了我们如今看到的“城管”这支队伍。
从城建监察到城市管理——归口管理的坎坷路
城管队伍成立之初究竟在内部经历了什么变动，如今从普通城管队员口中难知其详。但从资料中，我们仍能略识一二。
各地最早执行城管职能的队伍都不一样，有叫“市容监察队”的，“城管办”的，种类繁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思维方式下，让一个政府部门对这些执法队伍进行“归口管理”的呼声甚高。
由于不少队伍是各城市的建设部门设立的，自然也应该归口到建设部。1988年，国务院在批转建设部的“三定”方案中，明确了“由建设部负责归口管理、指导全国城建监察工作”，1991年，建设部设置了城建监察办公室。这就是全国城市管理相关队伍被叫做“城建监察”队伍的由来，工作范围主要包括城市规划、市政设施、公用事业(水、电、气)、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五大块的行政执法。政府成立的市容监察大队等各类城市管理队伍被要求整体纳入到城建监察队伍中。
按照1992年建设部颁布的《城建监察规定》，这种“纳入”实际上执行十分灵活，因为各城建监察队伍的“组织形式、编制、执法内容、执法方式”都可以“由城市人民政府”按照一定的考量来确定。在这个背景下，执行三四年后，各地都膨胀出了数以百计的执法队伍。1996年前后，在北京市一级的行政执法队伍就多达127支，上海有142支，而杭州市则高达207支。
上街执法的队伍如此之多，甚至超过了城建监察队伍成立之前。市容、交通、公安、工商、园林、税务、环保、卫生、规划……这么多的队伍各自执法，要完全避免职能交叉和选择性执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重复执法和多头执法的情景再现了，甚至出现了“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集体失察现象。1998年9月17日广州日报的《小月饼 究竟要挨多少刀？》披露了某月饼厂一个上午居然接待了四批检查队伍，令企业疲惫不堪，严重干扰了正常生产和经营秩序。
与此相关的群众反映也十分强烈。在这个背景下，《城建监察规定》升级到了1996年版本，把同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里出现的新概念——“委托执法”，加入内容当中。自这支队伍成立以来从未召开过的全国城建监察工作会议，也于当年10月在成都召开了。
第二波改革开始推行。而这一场改革，是分别从建设部和国务院法制办两个方向进行的。
国务院法制办推行的叫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属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项下内容。相对于以前政府职能划分成自上而下的“条条”，各管各领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思路保留了“条条”上端的审批、管理权的分开，而将一部分“条条”的末端集中在一起，要求它们的执法权综合到一支队伍，以适应城市发展下的新要求。
挟《行政处罚法》通过之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雷厉风行。1997年，“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在北京市宣武区开始，这被认为是全国第一支正式的城管队伍。它不再由建设部归口管理，而是完全由地方政府管理；综合执行此前城建监察队伍的各项执法权；名称也从“城建监察”变为了“城市管理”。这几点成为了其后城管队伍的基本特征。尽管后来各地的试点队伍，从编制、主管部门、分管方式到具体权限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差异，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几点成为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城管队伍用以彼此识别的“通用码”。
次年，试点就从宣武区铺开到了“城八区”，即北京市内非郊县的八个城区。原属西城区市容办公室的吴风，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正式成为了一名城管。
城管队伍走过14年：变中求变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原主任曹康泰在2002年8月举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法制办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了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成效：“虽然执法队伍和人员减少，但是执法力量却更加集中，执法力度大大增强，执法水平和效率显着提高。以往多头执法体制下长期困扰政府的沿街私搭乱建、乱设摊点占道经营、随意设置牌匾广告、任意损坏公用设施等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广州市试点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3000人，试点后减为2000人，减少33%。深圳市现有编制800人，比试点前2200人减少63%。曹康泰说：“(各试点城市)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突击执法和运动式执法的状况，部门之间因职权交叉造成的行政执法中推诿扯皮、有利的事争着管、无利的事无人管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然而，虽然手握执法中的处罚大权，“横空出世”的城管和工商、交通、卫生等传统部门的地位仍有极大不同：后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个垂直的权力架构，所谓有“婆婆”；而城管，则主要是按照地方政府意志进行城市秩序的管控，在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传统部门执法职能上的集合，而是各地城市政府的“别动队”。此后，各地城管执法时遇到的种种困惑，也与它“没有婆婆”的先天劣势有关。
此外，在执法的程序规则上，处罚法赋予城管执法队员的保障模式，远不足以用来完美回应社会各阶层对他们的要求与期待。据了解，在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政府中，为城管执法专门立法的比例也仅有50%左右。
至今已成立14年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仍面临身份、执法合法性等争议。能否克服早产儿的先天不足？能否在有效监督范围内被赋予更多的执法权？街头商贩能否有条件地合法化，以给予城管执法者松绑，让他们不再站在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些，留待社会与法律给予它更多的答案。
⑵ 城管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归哪个部门管理
城管的前身，称作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它的成立是为了配合中央关于建设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评比活动而有各地先后互相取经、自主成立的。确实没有合法地位。
但是，中国历来是行政超越司法，党委决定，政府办事，政府是按照各地党委的会议决定（纪要）去办事，发出文件和通知，并不拘泥于法律，也不怕违法，人大没有违宪审查制度，也不准备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违法不违法，违宪不违宪，党委不说，谁说都没有用。例如劳教制度，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就是中共中央决定后，由国务院去制定具体条例的。
城管大队成立之初，主要责任就是在上级检查组莅临检查的前几天，开着摩托车，驱赶路边摊贩，即使有证经营的摊贩和人力三轮车，也在扫荡之列，为的就是领导眼中的城市形象。除了驱赶以外，还负责开着摩托车在马路上捡走路人丢下的垃圾。
城管大队的人员，主要是从各个单位借调，人员工资由原单位担负。活动经费除了每次检查前，由当地政府拨出专款以外，还有的就是靠单位摊派，由于没有合法地位，所以没有执法权，更没有罚款权，自然没有日常专门的财政经费。因此，城管大队的活动，带有突发性，无法长期维持。检查组一走，各项放开，百姓不知明理，认为城管就是搞形式，意见很大（特别对住地附近的脏乱差），其实是没有经费的缘故。
进入90年代以后的财税改革，财税大头上缴中央财政，中央财政缺钱的窘态成为历史，为解决地方财政从此没有了经费来路的窘态，以收费为基调的各项政府机构改革普遍开花（这是朱镕基先生任职期间的最大贡献，解决了中央财政靠向地方借钱、发行国库券度日的困境），从此收费和罚款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经费来源（现在卖地又成了主要收入），于是城管的道路豁然开朗，在不需要财政负担的前提下，中央终于开始批准成立事业性质、政府职能的各个政府机构，有的政府机构，除保持少量行政编制人员以外，大部分人员，特别是新进人员，全部是事业编制，靠罚款和收费“经营”政府。城管局应运而生，其他如社保局，劳动仲裁，公证处，房管局，交通局，交警大队等也改制为自负盈亏，自收自支单位（没有财政拨款），还有相当上缴指标。
城管确实没有专门的法律依据，国外也没有城管类似的机构，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成立城管局以后，是这样来变通处理的。城管局的编制人员来自各个行政局，例如公安、交通、城建、规划、环保、环卫等，其中队长一般来自交警的下台队长，副队长来自城建副局长，北京那个被杀的副队长，不是来自公安就是来自城建的什么局长级别的，一般队员（多数来自招募的临时人员）被杀，不可能由北京市委匆忙决定授予烈士，还是“革命”的。因此，叫做综合执法。这综合执法解决了城管无法的悖论，但最后罚单还是要有各个行政局发出。这就又引发了新的问题，各行政局已经将执法权移交给城管，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委托权交出后，委托方不再享有相应执法权。因此，现在还普遍存在着多头执法的问题。法律专家对此持有怀疑，是有根有据，没有疑义的。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又发现普遍存在着收费越来越滥，罚款越来越没谱的情况，于是又出台了所谓收支两条线的措施。这收支两条线，看似好像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超量罚款和收费，全部要上缴财政，但是前提是必须要完成上缴指标，才能在下月返回经费。于是出现了交警大队，集中在月底前几天，包括机关人员全部上街，完成罚款上缴指标，月前松，月底紧，成了各地政府机关的执法秀。
所以收支两条线，没有解决执法和收费、罚款之间的根本矛盾，反而形成了不收费、罚款，就不管理，就不执法的恶劣习俗。于是，收支两条线也不得不改变本来愿望，各地都出台了（内部）实行多罚、多收费，政府和部门之间可以互相按照比例分成的坐地分赃式的执法行为。
随着城市失业、无业人员大量增加、农村失地、失业人员大量进城，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城管的矛盾必然越来越尖锐。城管的矛盾，有城管本身的问题，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我国行政机关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政府运作，靠的不是税收支付，遵行的准则是收费和罚款。不是建立节约型的政府，而是普遍特权性质的浪费型政府。经费和待遇，是政府机关的主要追求目标。加之贪污、浪费、特权公费消费无药可治，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收入越来越少（又出新招，降薪），社会矛盾到了解决不了的时候，动用暴力和黑社会便会成双方解决矛盾的重要手段，犯法有黑社会性质的，执法也有黑社会化的趋向，社会公证必将荡然无存。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
⑶ 城管革命到底是哪一天开始的！！！
今年7月1日启动“城管革命” 中新网武汉10月20日电 (张芹)“目前，武汉‘3个月内城市环境明显变化’的阶段性目标基本实现。”20日，武汉市城管局局长李记泽宣布，下阶段，武汉将继续强力推进“城管革命”，开展大规模、大力度环境综合整治，努力实现“年内城市环境大变样”目标。 李记泽介绍，自今年7月1日启动“城管革命”以来，武汉市强力推进洁面冲凉、减肥瘦身、穿衣戴帽、交通畅通、文明行为、机制创新“六大工程”，城市环境、交通状况、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全市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8.97%。今年以来，武汉市共查处渣土违法运输7320余起，暂扣车辆436辆，渣土运输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市政府投入1631万元，按照主干道50米、次干道80米的间隔标准，完成234条主次干道垃圾容器设置工作，共增设垃圾容器24036个。“城市环境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但常年积累的众多问题不能一蹴而就。”李记泽称，近期武汉市城管局将进一步强化基础管理，提升作业服务水平。其中包括，出台“一个条例、一本手册、一个标准”，加快《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的法规出台，展示“城管革命”理论和实践成果。与此同时，成立专班，以主干道、社会反映强烈的道路和微循环路为重点，解决城市道路破损等问题，并提升环卫、园林作业规范化水平，对城市道路两旁公共服务设施加强清洗维护，解决“城市家具”有人设、无人管、长期“蒙尘”的问题。专项整治仍是下阶段“城管革命”主要工作，渣土污染、空中管线、油烟噪声、广告牌乱搭乱放等问题将成为整治重点。“城市管理工作每天‘归零’，每天都是新的起点。”李记泽还表示，群众参与城市管理，形成全民城管合力，将有效提升管理水平，并呼吁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所谓“城管革命”，就是通过实施“六大工程”，整治17个突出问题，促进城市面貌脱胎换骨，使武汉城市综合管理水平后年达到全省最优、国内一流水平。 “六大工程”：1、实施“洁面冲凉”工程，让市容变得更洁净、更清爽；2、实施“减肥瘦身”工程，全面整治违法建设、广告标牌、规范空中管线等，让城市形体变得更优美；3、实施“穿衣戴帽”工程，提升园林绿化、城区亮化水平，加强水景观建设，让城市形象更靓丽；4、加快推进“畅通工程”，让城市运转更有序；5、实施“文明行为”工程，使市民守秩序、讲规矩；6、实施“机制创新”工程，让城市管理更科学。
⑷ 城市管理从什么时候正式归属住建部
您好！城市管理从2016年1月1日开始正式归属住建部。
新华网北京12月30日消息，8条、36款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近日印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层面首次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做出全面部署。
城管管什么：“应急部队”职责瘦身，明确分工
城管执法纠纷背后，多头执法和职责交叉是突出问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城市的城管执法范围沿袭“7+1”模式，“7”是指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绿化管理、市政管理、环境保护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七个方面，“1”大都是临时的、急茬的、难啃的、棘手的活。
中央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总共管8件事，按说不算多，但实际上“1”是个远大于“7”的概念。城管职责目前在地方政府，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管理范围不断扩容，一些难管的、其他部门不愿意管的事，如扫黄打非、土地管理、乞讨容留、养犬、城区防汛、历史风貌、强制拆迁等，一股脑给了城管。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甚至将执法难度大的计划生育等事项、殡葬、屠宰等与城市管理核心事务无关的事项，以甩包袱形式交给城管。很多地方被迫聘用大量城管“临时工”“协管员”应急。
对此，意见明确界定了城市管理的职责范围，将主要职责压缩为市政管理、环境管理、交通管理、应急管理和城市规划实施管理等。
具体实施范围包括：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等方面的全部工作;市、县政府依法确定的，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需要纳入统一管理的公共空间秩序管理、违法建设治理、环境保护管理、交通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的部分工作。
意见强调，城市应重点在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执法频率高、多头执法扰民问题突出、专业技术要求适宜、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且需要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领域推行综合执法。
谁来管城管：“地方军”将有统一行政身份
城管执法纠纷多，还有一个根源在于管理体制没理顺。
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看来，全国各地虽然都在整合城市综合执法队伍，但用城管人自己的话说，地方军处于“无法无天”状况——没有《城市管理法》执法依据不充分;没有上级主管部门，诉求无处表达。
不仅如此，各地城管队员有来自工商的，有来自质检的，穿的制服不一样，职能范围、经费来源、设备技术、执法流程等都不统一，导致执法水平参差不齐，问题矛盾丛生。
对此，意见为城市综合管理机构明确了中央和省级主管部门，由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研究拟定有关政策，制定基本规范，做好顶层设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当确立相应的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加强对辖区内城市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
各地应科学划分城市管理部门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职责，有关管理和执法职责划转城市管理部门后，原主管部门不再行使。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中央编办指导地方整合归并省级执法队伍，推进市县两级政府城市管理领域大部门制改革，整合市政公用、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城市管理执法等城市管理相关职能，实现管理执法机构综合设置。
城市怎么管：拒绝粗放执法，为人民管好城市
当前，“管”字当头的执法理念决定了城管执法方式的落后。城管执法，要么堵，要么罚，造成游商浮贩、黑车车主等与城管执法人员间冲突不断，双方打起了“游击战”。
意见的这一部署直指当前百姓诟病的简单粗放城市管理模式：“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切实解决社会各界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努力消除各种‘城市病’”
马怀德说，树立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就要求城市管理和执法要多些服务和包容，少些强制和责骂，要在满足百姓不同需求的同时，将小商小贩等纳入有序管理之列，如根据不同区域分类管理，非重点核心区可以在固定经营区位和时间的前提下允许有限经营。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是国内外城市管理发展的共同趋势。意见还从引入市场机制、推进网格管理、发挥社区作用、动员公众参与、提高文明意识等角度，提出推动形成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模式，逐步形成现代城市治理体系。
“城市管理者应当顺应城市发展趋势，摒弃‘一刀切’‘简单化’的管理理念，实行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说，城市必须有很强的包容性，城管执法也要转变理念更接地气，应倡导公众参与社区自治，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真正营造“人民城市人民管”的氛围。
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15年12月24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建设水平逐步提高，保障城市健康运行的任务日益繁重，加强和改善城市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城市管理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各地区各有关方面适应社会发展形势，积极做好城市管理工作，探索提高城市管理执法和服务水平，对改善城市秩序、促进城市和谐、提升城市品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清醒看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相比，我国多数地区在城市市政管理、交通运行、人居环境、应急处置、公共秩序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还存在管理体制不顺、职责边界不清、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方式简单、服务意识不强、执法行为粗放等问题，社会各界反映较为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健康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深入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要求，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是促进城市发展转型的必然选择。为理顺城市管理执法体制，解决城市管理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城市管理工作中的短板，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城市管理现代化为指向，以理顺体制机制为途径，将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作为推进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等有机结合，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推动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促进城市运行高效有序，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强化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落实惠民和便民措施，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切实解决社会各界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努力消除各种“城市病”。
——坚持依法治理。完善执法制度，改进执法方式，提高执法素养，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落实到城市管理执法全过程。
——坚持源头治理。增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综合考虑公共秩序管理和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合理安排各类公共设施和空间布局，加强对城市规划、建设实施情况的评估和反馈。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坚持权责一致。明确城市管理和执法职责边界，制定权力清单，落实执法责任，权随事走、人随事调、费随事转，实现事权和支出相适应、权力和责任相统一。合理划分城市管理事权，实行属地管理，明确市、县政府在城市管理和执法中负主体责任，充实一线人员力量，落实执法运行经费，将工作重点放在基层。
——坚持协调创新。加强政策措施的配套衔接，强化部门联动配合，有序推进相关工作。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加快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
(三)总体目标。到2017年年底，实现市、县政府城市管理领域的机构综合设置。到2020年，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基本完善，执法体制基本理顺，机构和队伍建设明显加强，保障机制初步完善，服务便民高效，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初步形成，城市管理效能大幅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显着提升。
二、理顺管理体制
(四)匡定管理职责。
城市管理的主要职责是市政管理、环境管理、交通管理、应急管理和城市规划实施管理等。
具体实施范围包括：
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等方面的全部工作;市、县政府依法确定的，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需要纳入统一管理的公共空间秩序管理、违法建设治理、环境保护管理、交通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的部分工作。
城市管理执法即是在上述领域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履行行政执法权力的行为。
(五)明确主管部门。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国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研究拟定有关政策，制定基本规范，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协调，积极推进地方各级政府城市管理事权法律化、规范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当确立相应的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加强对辖区内城市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各地应科学划分城市管理部门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职责，有关管理和执法职责划转城市管理部门后，原主管部门不再行使。
(六)综合设置机构。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中央编办指导地方整合归并省级执法队伍，推进市县两级政府城市管理领域大部门制改革，整合市政公用、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城市管理执法等城市管理相关职能，实现管理执法机构综合设置。统筹解决好机构性质问题，具备条件的应当纳入政府机构序列。遵循城市运行规律，建立健全以城市良性运行为核心，地上地下设施建设运行统筹协调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有条件的市和县应当建立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强化城市管理和执法工作。
(七)推进综合执法。重点在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执法频率高、多头执法扰民问题突出、专业技术要求适宜、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且需要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领域推行综合执法。
具体范围是：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
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等的行政处罚权;
工商管理方面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行政处罚权;
交通管理方面侵占城市道路、违法停放车辆等的行政处罚权;
水务管理方面向城市河道倾倒废弃物和垃圾及违规取土、城市河道违法建筑物拆除等的行政处罚权;
食品药品监管方面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以及违法回收贩卖药品等的行政处罚权。
城市管理部门可以实施与上述范围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
到2017年年底，实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处罚权的集中行使。
上述范围以外需要集中行使的具体行政处罚权及相应的行政强制权，由市、县政府报所在省、自治区政府审批，直辖市政府可以自行确定。
(八)下移执法重心。
按照属地管理、权责一致的原则，合理确定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城市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市级城市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城市管理和执法工作的指导、监督、考核，以及跨区域及重大复杂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在设区的市推行市或区一级执法，市辖区能够承担的可以实行区一级执法，区级城市管理部门可以向街道派驻执法机构，推动执法事项属地化管理;市辖区不能承担的，市级城市管理部门可以向市辖区和街道派驻执法机构，开展综合执法工作。派驻机构业务工作接受市或市辖区城市管理部门的领导，日常管理以所在市辖区或街道为主，负责人的调整应当征求派驻地党(工)委的意见。逐步实现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全覆盖，并向乡镇延伸，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强化队伍建设
(九)优化执法力量。各地应当根据执法工作特点合理设置岗位，科学确定城市管理执法人员配备比例标准，统筹解决好执法人员身份编制问题，在核定的行政编制数额内，具备条件的应当使用行政编制。执法力量要向基层倾斜，适度提高一线人员的比例，通过调整结构优化执法力量，确保一线执法工作需要。区域面积大、流动人口多、管理执法任务重的地区，可以适度调高执法人员配备比例。
(十)严格队伍管理。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管理制度，优化干部任用和人才选拔机制，严格按照公务员法有关规定开展执法人员录用等有关工作，加大接收安置军转干部的力度，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根据执法工作需要，统一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制定执法执勤用车、装备配备标准，到2017年年底，实现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统一。严格执法人员素质要求，加强思想道德和素质教育，着力提升执法人员业务能力，打造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廉洁务实的执法队伍。
(十一)注重人才培养。加强现有在编执法人员业务培训和考试，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到2017年年底，完成处级以上干部轮训和持证上岗工作。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职务晋升和交流制度，切实解决基层执法队伍基数大、职数少的问题，确保部门之间相对平衡、职业发展机会平等。完善基层执法人员工资政策。研究通过工伤保险、抚恤等政策提高风险保障水平。鼓励高等学校设置城市管理专业或开设城市管理课程，依托党校、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等开展岗位培训。
(十二)规范协管队伍。各地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采取招用或劳务派遣等形式配置城市管理执法协管人员。建立健全协管人员招聘、管理、奖惩、退出等制度。协管人员数量不得超过在编人员，并应当随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逐步减少。协管人员只能配合执法人员从事宣传教育、巡查、信息收集、违法行为劝阻等辅助性事务，不得从事具体行政执法工作。协管人员从事执法辅助事务以及超越辅助事务所形成的后续责任，由本级城市管理部门承担。
四、提高执法水平
(十三)制定权责清单。各地要按照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要求，全面清理调整现有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职责，优化权力运行流程。依法建立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向社会公开职能职责、执法依据、处罚标准、运行流程、监督途径和问责机制。制定责任清单与权力清单工作要统筹推进，并实行动态管理和调整。到2016年年底，市、县两级城市管理部门要基本完成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制定公布工作。
(十四)规范执法制度。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切实履行城市管理执法职责，完善执法程序，规范办案流程，明确办案时限，提高办案效率。积极推行执法办案评议考核制度和执法公示制度。健全行政处罚适用规则和裁量基准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杜绝粗暴执法和选择性执法，确保执法公信力，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
(十五)改进执法方式。各地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应当严格履行执法程序，做到着装整齐、用语规范、举止文明，依法规范行使行政检查权和行政强制权，严禁随意采取强制执法措施。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和危害后果，灵活运用不同执法方式，对情节较轻或危害后果能够及时消除的，应当多做说服沟通工作，加强教育、告诫、引导。综合运用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扶助、行政调解等非强制行政手段，引导当事人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时化解矛盾纷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十六)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外部监督机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行政复议渠道，城市管理部门和执法人员要主动接受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强化内部监督机制，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城市管理部门内部流程控制，健全责任追究机制、纠错问责机制。强化执法监督工作，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违规人为干预，防止和克服各种保护主义。
七、完善保障机制
(二十九)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城市管理和执法方面的立法工作，完善配套法规和规章，实现深化改革与法治保障有机统一，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有立法权的城市要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加快制定城市管理执法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明晰城市管理执法范围、程序等内容，规范城市管理执法的权力和责任。全面清理现行法律法规中与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内容，定期开展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并向社会公布清理结果，加强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加快制定修订一批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方面的标准，形成完备的标准体系。
(三十)保障经费投入。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健全责任明确、分类负担、收支脱钩、财政保障的城市管理经费保障机制，实现政府资产与预算管理有机结合，防止政府资产流失。城市政府要将城市管理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与城市发展速度和规模相适应。严格执行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制度，不得将城市管理经费与罚没收入挂钩。各地要因地制宜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统筹使用有关资金，增加对城市管理执法人员、装备、技术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保障执法工作需要。
(三十一)加强司法衔接。建立城市管理部门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等制度，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无缝对接。公安机关要依法打击妨碍城市管理执法和暴力抗法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处理。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要加强法律指导，及时受理、审理涉及城市管理执法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对城市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中发现涉嫌犯罪案件线索的移送情况进行监督，城市管理部门对于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线索移送不畅的，可以向检察机关反映。加大城市管理执法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和司法强制执行力度。
八、加强组织领导
(三十二)明确工作责任。加强党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按照有利于服务群众的原则，切实履行领导责任，研究重大问题，把握改革方向，分类分层推进。各省、自治区可以选择一个城市先行试点，直辖市可以全面启动改革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要制定具体方案，明确时间步骤，细化政策措施，及时总结试点经验，稳妥有序推进改革。上级政府要加强对下级政府的指导和督促检查，重要事项及时向党委报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协调配合，支持和指导地方推进改革工作。
(三十三)建立协调机制。建立全国城市管理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解决制约城市管理工作的重大问题，以及相关部门职责衔接问题。各省、自治区政府应当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市、县政府应当建立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城市管理协调机制，加强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和考核奖惩。建立健全市、县相关部门之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形成管理和执法工作合力。
(三十四)健全考核制度。将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推动地方党委、政府履职尽责。推广绩效管理和服务承诺制度，加快建立城市管理行政问责制度，健全社会公众满意度评价及第三方考评机制，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考核奖惩制度体系。加强城市管理效能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城市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三十五)严肃工作纪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执行有关编制、人事、财经纪律，严禁在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工作中超编进人、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突击提拔干部。对违反规定的，要按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在职责划转、机构和人员编制整合调整过程中，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衔接好人财物等要素，做好工作交接，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涉及国有资产划转的，应做好资产清查工作，严格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三十六)营造舆论环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宣传联动，将改革实施与宣传工作协同推进，正确引导社会预期。加强对城市管理执法先进典型的正面宣传，营造理性、积极的舆论氛围，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凝聚改革共识。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信息公开，保障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加强城市管理执法舆情监测、研判、预警和应急处置，提高舆情应对能力。
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央编办、国务院法制办要及时总结各地经验，切实强化对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相关工作的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将就贯彻落实情况适时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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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城管的由来
城管是城管执法监察的简称，基于城管执法监察二重性，城管执法监察也被称为城管监察或城管执法。
城管制度是从早期的城建监察制度演变而来的，经历了从城管监察综合执法、到城管执法、到城管执法监察的发展。《城市管理三维结构视野下的城管综合执法与监察》梳理了城管执法监察制度的诞生和发展，介绍了从城建管理监察大队（市容监察大队）、到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到城市管理执法监察大队的发展脉络，指出执法监察的二重性，即执法监察的一体两面，强调城管执法监察制度对于构建从综合规划决策，到专业运行管理，再到综合执法监察的橄榄型城市综合管理现代治理结构十分重要。
城管执法监察制度发展的三个阶段：
早期雏形：城建管理监察（1978—1995）。
作为城管监察的早期雏形，城建监察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城市建设事业迅猛发展，市容环境等城市建设管理问题凸显，地方各级城市人民政府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从市容环境监察入手，相继组建城市建设管理领域的监察队伍，通过行政执法工作监督传统单位及社会主体依法履行在城市建设管理中的责任。负责市容环卫、城市规划、市政公用、园林绿化、房地产、风景名胜区等城建管理监察工作。城建监察的发展为城管监察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城管监察综合执法制度的创立与发展：1996-2012。
城市化发展重塑了城市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推动了城市建设管理与城市社会管理的逐步融合，使得城市作为复杂巨系统的综合管理问题愈加突出，城建管理监察（城建监察）演变为更加综合的城市管理监察（城管监察）。199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颁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法律途径，也为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牵引了城管监察综合执法制度建设。1997年5月，按照国务院法制局对北京市政府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批复，北京市宣武区作为全国第一个试点，成立了宣武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后因宣武区和西城区合并，而与西城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合并，并于2013年改名为西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启动了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行政处罚职能的集中与强化也伴随着巡查监察职能的弱化，重建轻管、以罚代管等弊病日益凸显。城管监察执法逐步被直接称呼为城管综合执法或城管执法。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给城市综合管理提供了新机遇，网格化城市管理新模式、和谐城市运行模式、“市民城管通”全民城管模式相继涌现。这个时期，大批法律学者进入城市管理领域开展了城管综合执法的研究，部门管理格局被打破，城市规划、建设与运行管理、城管监察与综合执法的关系进一步被审视。
城管执法监察的探索与发展：2012-2019。
城管监察在正式文件里被称为城管执法，同时监察职能也随着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变逐步得到重视，城市管理执法监察的探索与实践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城管执法被作为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连续就城管执法体制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并相继出台一系列关于城市管理与执法的重要文件，城管执法体制改革被放置于更广阔的政府服务转型与社会共治视野下审视，执法监察二重性进一步被认识，执法的监察职能被找回重建。伴随城市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的融合，现代信息技术成为城管执法监察制度现代化的重要赋能手段，“五位一体”智慧城管作为城市管理执法监察一体化探索，成为依托信息技术推进城市综合管理与执法监察发展的新方向。
⑹ 城管是1990之后出现的吗在1990年以前，街头卖艺归谁管
那时候有的地方是市容局
有的地方是城建局
还有的是环卫局
⑺ 我要杭州道路的的相关调查。
庆春路24小时保洁
清泰街18小时保洁
劳动路16小时保洁
石祥路14小时保洁
杭州主城区道路和街巷各分三类，不同类别制定不同的清洁要求，保洁效果与保洁经费直接挂钩。从这个月起，杭州开始正式实施城市道路保洁分类管理办法。
为全面提升城市道路保洁水平，实施标准化作业，今年上半年，杭州市城管办对主城区381条道路和2332条街巷进行了全面梳理，根据道路所在区域的重要程度、车流量和人流量等情况的不同，确定道路保洁的类别。
比如惠民路、清泰街等市中心核心区域道路，就是一类道路，要实施每日18小时以上保洁任务，并辅以一定的洒水频次和清洗道路频次，而特别重要的庆春路、体育场路、省府路等24个窗口地区，就要实施24小时保洁任务；屏风街、劳动路等市中心非主干道，基本上属于二类道路，实施每日16小时保洁任务；石祥路、石桥路等处于城郊接合部的道路，基本上属于三类道路，实施每日14小时保洁。街巷也按此标准划分为三类，分别有各自的保洁标准。
经过划分，市区共有161条一类道路，人均保洁面积不超过2500米，一般一条主干道宽度都在25米以上，也就是说，一类道路基本上1000米左右就要配备一名环卫工人，这样的人均保洁面积已经达到了香港水平，确保了重点道路的清扫力量。
⑻ 我国城管是哪年才有的啊
不对，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城市相继成立了类似今天城管的临时机构，例如什么三车整顿办公室、三禁止办公室等，只是不正规，在当时没有法律支撑。那是靠摆地摊倒卖商品发财的主要是因为当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不规范，信息不发达，而人民的物质需求日益增强，市场当时属买方市场，再加之，当时从事个体经营较少，竞争较少，所以当时生意好做，基本是卖什么都赚钱，而且利润很高。所以，摆地摊倒卖商品发财与有没有城管没有太大关系。
⑼ 数字化城管的实施历程
2003年5月 作为“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课题组成员，在原北京东城区委陈平书记的带领下，着手研究通过创新城市管理体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整合先进技术、实现城市管理空间细化和管理对象精确定位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
2004年10月 经过11个月的探索，“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肯定。
2005年7月 “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在城市管理中取得了突出成效，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国信办、中央编办、国家科技部和建设部的高度评价。并被建设部确认为“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组织在全国城市推广。当月公布了首批南京鼓楼、杭州等十个试点城市（城区）。
2005年8月 由东城区人民政府与数字政通等课题组成员共同编制的“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系列行业标准由建设部颁布执行。同月，建设部成立了“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推广工作领导小组”，数字政通被列为技术组和培训组的成员单位。
2005年9月 “南京市鼓楼区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投入运转，并成为建设部试点项目中第一个通过部专家组验收的项目。它标志着建设部试点推广工作已全面展开。同年年底，由数字政通承建的部级试点项目上海长宁、卢湾两区数字城管系统通过部级验收并投入运转。
2005年10月 “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荣获全国地理信息系统优秀工程金奖，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和数字政通公司等单位被全国地理信息系统协会授予奖状。
2006年3月 建设部公布了第二批郑州、台州、诸暨等17个试点城市。同年4月，由数字政通承建的杭州、扬州两数字城管系统顺利建成并投入运转，分别创造了市区两级系统“一级监督、一级指挥”和“一级监督、二级指挥”的典型模式。
2007年1月 “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被建设部评选为2006年度华夏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东城区人民政府和数字政通公司被建设部授予奖状。
2007年4月 建设部公布了长沙、乌鲁木齐、白银等第三批24个试点城市。至此，“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试点城市已达51个，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在全国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建设部办公厅[2007]42号函确立2008年到2010年为数字城管全面推广阶段，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和条件具备的县级市要全面推广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
截止到2008年6月，由数字政通承建的数字城管实施项目已近40个，并累计有10个试点项目已经通过部级验收。
⑽ 我国城管制度是何时开始的
1996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这是我国城管队伍建立的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1997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宣武区在全国率先启动城市管理领域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当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支城管队伍，截至2002年8月，全国已先后有23个省、自治区的79个大中城市和3个直辖市经国务院批准，开展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国务院2002年8月22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该文下发以后，我国城市管理领域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在全国全面铺开。截至目前，除了经国务院批准的82个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城市外，一些省、自治区政府根据国务院授权，又批准了200多个城市开展此项工作。据初步统计，我国的城管队伍已经发展到几十万人。
“城管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政府机构。”建设部市政公用专家委员会专家、扬州大学教授王毅告诉《财经》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被打破的国家机构还未完全恢复、建立，而经济改革加速了城市发展，各地政府面临的市容、卫生等城市环境问题却越来越多。在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北京等城市率先设立环卫监察大队来维持城市的脸面，该做法被各地纷纷仿效。环卫监察大队便是如今的城管前身。
此后，随着各种城市机构的完善和健全，环卫监察大队随之被取消。但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却不会随着环卫监察大队的取消而消失。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城市管理矛盾，一些城市的城建局下设了城市管理监察大队，以城建局委托执法的形式来行使市容管理等方面的职权。“城管”一词由此诞生。
1992年，城建局统一归属建设部管理，各地的城管监察大队因此也成为建设部下属的执法队伍。城管的权力随着城建部门的强势扩张也不断扩大。
总的说来，当时的城管大队，一无法律授权，二无制度规范。在实践中，尽管确实为城市发展、维护以及城市管理发挥了作用，但也发生了诸多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件。
1996年，国家为解决行政部门执法不规范问题，出台了《行政处罚法》，该法律意在严格限制各行政机关的处罚权，改变过去只要是行政机关就有权随便处罚当事人的局面。城建部门下属的城管大队在法律上被废止。但据《财经》记者了解，在部分城市，城建部门下属的城管监察大队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