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五代吴越国时期,钱氏五王笃信佛教,佛教盛极一时,杭州被誉为什么
五代吴越国时期,钱氏五王笃信佛教,佛教盛极一时,杭州被誉“东南佛国”
‘贰’ 佛教盛行于哪个朝代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以后,至魏晋南北朝期间大盛,其盛行原因,可有以下数点,现详述。
首先,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政治黑暗,时局动荡造成佛教大盛。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政权更换快速,篡弑频仍,故政治混乱,民不聊生;加上外族入侵,造成生灵涂炭,人民生活艰苦。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既找不到出路,乃寄心于宗教,寻求心灵的慰藉,于是各种宗教均甚盛行,而佛教也就在这背景下兴起。
另一方面,在东汉党锢之祸后,士人在政治上屡受摧残,加上魏晋以来,篡弑频仍,政治黑暗,士人为求明哲保身,多不谈政治,于是儒家所崇尚的纲常名教及积极入世的思想大受打击。士人精神无所记托,于是讲求个人逍遥的道家哲学及出世的宗教思想随之兴起。
佛教之所以能在众宗教中而特别盛行,主要是因为它的教义适合时代需要。早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小乘为主,其教义主要为;(一)人死后精神不灭,(二)因果报应,(三)轮回之说,(四)布施。一般来说,小乘是专修个人的,此等教义,正好给予在现实生活中受尽折磨、困苦和灾难的人民对来世有所企望,因而大盛。
另外,也因为儒佛思想并无大冲突,故佛学得以为传统的儒子及人民所接受。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无根本上的大冲突:两者均主张依赖自力而不依恃他人的帮助,佛教之众生皆可以成佛与儒家的人人皆可以成尧舜非常接近。主要分别则在于出世与入世之不同,在当时的环境中,现实生活与政治状况,均不容许人在世上有所作为,因此儒家思想根本无法实现,较消极的佛教思想,乃当时得令。
其次,佛教者传教方法得宜,也有助其兴盛。佛教在传入之初即巳注意争取社会上层人物的信仰和支持,在当时的博士弟子景卢、楚王英、汉桓帝、魏文帝、孙权以及南北朝的大多数君主,都好佛事。佛教因得君主的提倡及上层士子的支持,故得广泛流传,不受摧抑。
还有的是两晋时期,清谈玄学盛行,僧侣支遁、慧远等时与名士辩论玄理,亦深为士林所敬重,因此主流思想也沾染了不少佛教思想。此外,东晋末年,慧远致力于融佛入儒,其着有<丧服经>及<三礼毛诗注析>,以及后来的法显西行寻求戒律,此等人的行径,均丰富了佛学,有助于弘扬佛法,赢得了人民的普遍信奉。
而且,当时汉代神仙方术流行,他们往往透过符咒治病、占星等来吸引群众;而佛教中人为迎合当时俗尚,也兼用占验,预卜吉凶、治病等方术以接近群众,作为传教方法。例如西晋末年,西域僧人佛图澄来华,他用方术感化石勒,阻止了他的残杀,其后亦为石虎所崇信,此等方术,极能吸引一般民众,使中原人民逐渐奉佛。
最后,佛教既得君主的崇信的优待,所以君主常将财产捐于佛寺,天下更从风而化。北朝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南朝豪贵亦常舍其邸宅,以起佛寺,至于以金钱货贽田地捐给佛寺者,为数尤多,故佛寺财产年年增加。佛教寺庙既有大量财富,亦能致力于社会福利,以收揽人心。政府又容许附属于寺庙的土地及人户免国家赋役,而投归佛寺,故造成佛寺财力丰盛,劳力大增,故在社会经济上有一特殊地位,确保其势力发展。
总括而言,佛教之能在中国盛行, 有其主观条件与客观因素的配合. 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叁’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
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大约在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汉地（约在公元纪元前后）。据文献记载，佛像可能与此同时传入。但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古代称之为西域），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人则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艺术，经过中国的艺术家和民间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了更具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从而更容易在中国社会流传和发展。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为佛教徒供奉和礼拜的对象，因此佛像艺术的发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佛教的兴衰而兴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汉魏之际，佛教虽已传入中原，可在史料中，关于佛像的记载却极为鲜见。在出土的佛教文物中，有四川乐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内发现的陶制佛像，这些据考证都是汉代的作品。但是这时的佛教文物遗留下来的为数极少。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据说可容三千余人，其中还安置了身穿锦彩衣物、铜质涂金的佛像，这是中国的造像立寺首次见于正史记载。
中国佛教艺术的飞跃发展，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美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风格，成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南朝画风的代表．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以东晋戴逵为代表的佛像雕塑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戴逵的创作态度认真，据说有一次他为了制作一尊佛像，曾潜藏在帐中，倾听众人的褒贬议论，然后加以详细研究，积思三年，才得以完成。因此他所作的佛像，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像，包括塑像和画像，已经不再是单纯地模仿西方传来的佛像图样，而是融合了中国的民族风格，开始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
遗憾的是这一时期佛教寺院的各种塑像以及画像，现在大多都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从传世或出土的一些金铜佛像以及当时开凿的一些石窟寺中，来了解和研究当时佛教造像的一些情况。
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金铜佛像，是后赵建武四年（338）造的释迦佛铜像。此像现藏美国旧金山市博物馆。像通高 39.4厘米，身着通肩大衣，衣纹以身体胸部为中心，向左右对称雕出作平行下垂状、两手在腹前作禅定印，肉髻较大，脸部轮廓清楚。佛座为四足方座，这是大多数早期金铜佛像所采取的形式。整个佛像身体略向前倾，衣纹形式化，左右对称，略显呆滞，带有早期还不成熟的佛像制作风格。
南朝佛像，传世遗物较少。但从现在仅有的一些造像来看，其风格有着明显的特点。例如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所造的佛坐像，其衣纹、手印、背饰等基本上还保留着较早的传统手法，但其面部表情则安详柔和，与其他一些显得强有力而充满感情色彩的佛像相比，尤为幽雅静温，具有更多的中国传统色彩。
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由于政府的保护和提倡，佛教有了迅速的发展，佛教艺术的发展也是蒸蒸日上。这一时期留传下来的金铜佛像数量很多，此外，闻名于世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两大石窟，都是这时由国家主持开凿的，所以规模巨大。空前绝后，显示了非同凡响的宏伟气势、大同作为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佛教艺术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被称为“平城模式”的艺术风格（大同古称平城），对当时中原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云冈石窟第二十窟的大佛像，历来被视作云冈石窟的代表、由于这一洞窟的顶部和前壁已揭，佛像成为露天，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瞻仰这一大佛的雄姿。佛像高13.7米，面部丰满，高肉髻，鼻梁挺直，嘴部轮廓清楚，嘴角处略带微笑、眉眼修长，眼睛瞳孔部镶着黑釉陶器，看来炯炯有神。双耳垂肩颈部肥短，两肩宽阔厚实、双手作禅定印，手肘外张，显示出力量和威严。造像整体看上去端庄凝重。身披袈裟，偏袒右肩，衣纹成阶梯状排列，线条简洁，显示出一种粗重厚实的质感反映了当时生活于北方寒冷气候中的少数民族服装的特点，也具有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某些特点。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并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加速了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过程，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因此，标志着这一时期艺术水平的龙门石窟，具有更加浓厚的中国风味、其中如古阳洞、冥阳洞、莲华洞等，都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隋唐的佛教艺术，有了明显的转变，形成了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教造像，在风格上已摆脱了以前的那种呆滞、平板的表清和神秘气氛的宠罩。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显得温和圆润、生动柔和的风格。人物造型也从南北朝时的清瘦飘逸转向丰满端丽。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菩萨像，显得雍容华贵，颇似唐代宫廷贵妇的形象、衣纹皱折也是线条流畅，富于节奏变化，同时显出衣物的质地轻薄、紧贴身上，更显得肉体的丰腴和体态的婀娜多姿。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佛以及敦煌石窟中唐代壁画和塑像等等。
五代宋以后的佛教造像，以四川和云南各处的石窟中保留得较多。这时的像有许多是密宗的造像，反映了这一时期佛教密宗的流传情况。元代盛行藏传密教，藏密寺院中，也塑有不少密宗的造像。此外，杭州飞来峰的摩崖石刻造像，也多为佛教造像，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作。其中又以笑口弥勒（布袋和尚）的像最为着名。它那憨厚质朴、纯真无邪的笑容，看来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笑，吸引着一群群的游人和朝拜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五代宋以后，还出现了许多罗汉像以及各种各样的观世音菩萨像。有些完全是根据中国民间传说创造出来的。这些像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佛教艺术的表现内容。从造像的风格上看，则更加贴近了生活，世俗化的味道也更浓，这样也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观世音菩萨像，大多从唐以前的面部留有蝌蚪形小髭的男相，转变成风姿绰约、美丽端庄的女性形相，而且更具有世俗的风韵。这时的佛教艺术，无论从表现内容还是艺术风格上来看，都已是地道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产物。
‘肆’ 杭州历史
杭州是中国着名的风景旅游和历史文化名城。从新石器时代的萧山跨湖桥文化开始，杭州已有8000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杭州最初的名称为“禹杭”，曾用名有“余杭”、“钱唐”、“钱塘”、“临安”等，历史上先后在五代吴越国和南宋时期成为都城。隋朝开皇九年(589年)废钱唐郡，置杭州，杭州之名首次在历史上出现。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南渡至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历时140余年。民国元年（1912年）以原钱塘、仁和县地并置杭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杭州置市始此。元代初年，来过杭州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 波罗称杭州为“世界上最为美丽华贵的天城”。 1949年5月3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杭州一直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
杭州的民俗风情，与杭州的自然环境、人文积淀和发展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一项项颇具生动性、独特性、参与性的新鲜有趣的民俗活动和地方风情的表演和展现，令人惊奇、感动而难以忘怀。
文化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距今约5300－4000年。
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专用墓地的发现，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显示出良渚遗址已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并将成为东方文明圣地。
茶文化
杭州的茶文化可追溯到宋代。宋室南渡，建都临安，把中原的儒学文化也带到杭州。据宋吴自牧《梦梁录》记载：“临安巷陌街坊，自有提壶拎水者沿门点茶。或朔月望日者，如遇凶吉一事，点杯邻里茶水。”宋《咸淳临安志》中记有“岁贡茶叶”，可见当时杭州的茶叶已列为贡品。其实最早关于杭州茶叶的记载见诸于唐代陆羽《茶经》中提到的“钱塘天竺、灵隐两寺产茶”。作为名茶之乡的杭州，自古茶肆林立。《梦梁录》裏这样描述：“茶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夜市于大街有车担浮铺者，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茶起之时，需奏乐鸣鼓，非同寻常。”明《西湖游览志》称：“老龙井产茶，为两山绝品。郡志称宝云、香林、白云诸茶，未若龙井茶之清馥隽永也。”清干隆下江南时，曾到龙井胡公庙。品茶后，赞不绝口，遂封胡公庙前18棵龙井茶树为御茶。龙井茶叶由此声名大振，盛誉久享。
丝绸文化
杭州素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距今四千七百年的良渚出土丝织物就已揭示了杭州丝绸的历史之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丝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的诗句又道出了当时杭州丝绸的水准之高,旧时清河坊鳞次栉比的绸庄更见证了丝绸经济的繁荣。而今杭州的丝绸更有着巨大吸引力,“千里迢迢来杭州,半为西湖半为绸”,特别是坐落于下城区西健康路上的杭州中国丝绸城,为全国最大的丝绸专业。且丝绸质地轻软，色彩绮丽，在汉代，已通过举世闻名“丝绸之路”远销国外。现代已发展到绸、缎、绫、罗、锦、纺、绒、绉、绢等十几类品种。层次丰富的粉墙黛瓦、古朴淡雅的民居、清新素雅的街道、古香古色的城市家具与各类时尚丝绸精品完美融为一体,既具有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底蕴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又显出江南婉约之风、丝绸柔性之美和绚丽多彩的都市商业氛围。
早在5000年前，杭州地区已有丝绸存在，出土于良渚文化遗址中的一块灰褐颜色、薄如蝉翼的丝织品，足以证明杭州是中国最古老的丝绸出产地之一。
宗教文化
杭州自古有“东南佛国”之称，最早的佛寺出现在东晋初年，道教遗迹更可上溯到三国时期。佛寺、道观加上大量民间俗神祠庙，以及始于南宋并在元代以后形成规模的伊斯兰教的传播，为杭州历史文化充实了内涵，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情趣。
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印度高僧慧理在西湖北高峰与飞来峰之间创建了灵隐寺，成为揭开西湖佛教景观史第一页的开山之祖。
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很快，西湖孤山、玉泉等地出现了更多的寺庙。到隋朝，灵隐附近新辟了上天竺寺和中天竺寺。到唐朝，西湖上的佛寺更加兴盛。建寺造塔，凿岩造像，客观上美化了西湖，为杭州带来了中世纪的佛教文明，西湖不再仅仅以湖光山色着称，还具有了闪耀着人的智慧与创造的人文内涵。
除佛寺盛景外，杭州还曾有过为数可观的道教宫观和民间俗神祠庙。在南宋前期道教宫观之盛一度超过佛寺，而民间俗神祠庙自南宋以后一直在杭州城区特别是西湖山水之间占有一席之地，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尤以吴山一带最为集中。
南宋时期，杭州作为国都，出现了为数可观的来自海外各国的大批使节和商人，其中有许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
运河文化
中国的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这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大批水利专家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的伟大创造。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它创始于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吴王夫差开凿的从江都（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沟，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从此以后不断地开凿整修，直至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完成了一条由杭州直达北京纵贯南北的人工大运河。大运河全长1782公里（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及其他局部地区的小运河未计在内），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比巴拿马运河（1914年竣工，全长81.3公里）长21倍，比苏伊士运河（1869年竣工，全长172.5公里）长10倍，比这两条运河开凿的时间早二千多年。
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营造了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传说
西湖民间文学向来以西湖山水、名胜古迹为背景，其体裁包括故事、歌谣、谚语、谜语。其最大特色是与山明水秀、风光绮丽的西湖自然环境融汇在一起，如故事《明珠》、《西湖女神》等；又如汹涌澎湃的钱江潮，诞生出《文潮与武潮》、《六和镇江》、《钱王射潮》等神话；断桥、雷峰塔，演绎出由《断桥相会》、《镇压雷峰》等片断组成的《白蛇传》故事；凤凰山，为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杭州求学”、“草桥结拜”、“十八相送”提供了景色绮丽的场景；龙井有“乌龙传说”；虎跑有“两虎跑泉故事”。另外，民间世代相传还有不少有关民族英雄、清官廉吏、文士靓女的传说故事，如《精忠报国》、《张煌言写正气歌》、《白公堤》、《苏堤六吊桥》等。民间故事还与杭州工艺特产、风俗民情相结合，使“西湖醋鱼”、“杭州织锦”、“张小泉剪刀”等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伍’ 明清时期佛教的发展
当后汉魏晋南北朝之时，玄学大行，帝王学士，高谈名理；又以社会纷乱，智识敏感之人多忧生之嗟叹；而“胡族”入主，诸色人种融会同化，则佛教因之而传入并大张。至隋唐二代，国家安定，文化大同，而高僧之艰苦努力，不减于六朝，且教理昌明，组织渐完，玄奘、智
、吉藏、弘忍、慧能、神会诸师人物伟巨，故佛法之盛过于六朝，此则因其本身之真价值，非仅凭借统治者之支持也。隋唐以后，佛法废弛，思想不进，罕有大师，虽有宋初之奖励，元代之尊崇，然精神非旧，佛教仅存躯壳而已。
��五代后周世宗灭佛，僧纪荡然，典籍散失，佛法趋衰。至宋初而中兴。北宋诸帝，多承祖宗(太祖、太宗)成规，保护佛法；然道学渐盛，佛教受其影响。徽宗奉道抑佛，为佛法之又一厄。南渡以后，孝、宁诸帝事佛甚谨，至遣散道民，为佛子张目，然终不敌道学之盛，佛教在学术界之势力日薄。元代则有喇嘛教之代兴，其势力强大，几同国教，卒致弊害百出，促元朝之灭亡。当喇嘛教盛时，汉地其他诸宗派备受压迫。明代诸帝大都尊崇佛教，而加以保护，同时又监督僧侣，以谋其兴隆。惟世宗崇道排佛，由是佛教渐衰。入清以后，康熙、干隆二帝盛奖儒学，佛教则除保护喇嘛教外，曾未尝有所尽力，释教益式微。临济、曹洞、华严、净土及律宗五大宗派，萎靡保守，全乏朝气。寺院之大者则衣食于原有之庄田，小者则多赁租余屋，或以募化为生。僧人既乏学力，且多坏规戒，故宗风渐颓。然清代士人研究佛学者渐多，清初王船山治法相学；干隆时彭绍升、罗有高笃信佛法；后龚自珍学于彭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兼修佛典。此等风气，至晚清更甚，予近代之学术发展以大影响。
��此为宋元明清时期佛教发展之大概。荆楚地区本时期佛教发展之基本轨迹与此相类。而本时期内在荆楚地区有影响的佛教宗派、大师(居士)有如下两端：
��(1)杨岐派。临济义玄后，中经五世，传至石霜楚圆，楚圆有弟子方会(992～1049年)，俗姓冷，袁州宜春人。得法后先后于袁州杨岐山(在今江西宜春)和潭州(今湖南长沙)云盖山“开堂说法”。因他首住杨岐，所以禅宗史上称他为“杨岐方会”；实际上他住在潭州云盖山的时间更长些。杨岐方会的思想，在《古尊宿语录》卷19《袁州杨岐山普通禅院会和尚语录》中有集中的反映：
��杨岐一要，千圣同妙；布施大众，果然失照。杨岐一言，随方就圆；若也拟议，十万八十。杨岐一语，呵佛叱祖；明眼人前，不得错举。杨岐一句，急着眼觑；长连床上，拈匙把箸。“十万八千”正是禅宗“一念三千”的另一种表达，而“呵佛骂祖”则是佛性无物的体现。
��方会的再传弟子法演，俗姓邓，绵州巴西(今四川绵阳)人，游方十五年，得法于方会弟子白云守端。因他较长时间在蕲州(今湖北蕲春)五祖山开堂说法，所以禅宗史上称他为“五祖法演”。史称法演能“中兴临济法道”，凡“住世四十余年”，“于舒、蕲二郡，四坐巨刹”。[1]但实际上，临济传至法演，已成就为“俗和尚”。《古尊宿语录》卷20《舒州白云山海会演和尚初住四面山语录》记其拈香祝愿云：
��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先为今上皇帝。伏愿常居凤扆，永镇龙楼”。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为州县官僚。伏愿乃忠乃孝，惟清惟白，永作生民父母，长为外护纪刚。”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却为我现住白云守端和尚……”
��释迦拈花微笑的义旨，早已抛弃。在他的语录中，还有这样的诗作：
��丫环女子画娥眉，鸾镜台前语似痴。
��自说玉颜难比并，却来架上着罗衣。
��鸳鸯绣了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和尚风流，风流和尚，“美女怀中抱，佛祖心中留”，原是顿教演变的必然。
��法演弟子克勤(1063～1153年)曾长住湘西道林。所着《碧岩录》10卷是禅宗史的一部重要着作，以注释“公案”机锋为主。克勤弟子宗杲(1083～1163年)是一位爱国僧人，初住杭州径山，因反对秦桧的投降路线，受到迫害，发配衡州，在南岳居住了十年。克勤、宗杲对于临济宗在荆楚地区的影响都有很大作用。
��(2)净土宗。净土宗初创于北魏昙鸾，以修持而借他力以往生净土为主旨。初行于北方，渐播及南方。唐天宝间有承远者，初居庐山，后往至南岳，世称弥陀和尚。其弟子法照，大历中(766～779年)止衡山云峰寺，开五会念佛之说，谓五日为一会。代宗尊为国师，世称为五会法师。有唐一代，净土之教深入民间，且染及士大夫阶层。盖净土宗讲求往生净土，与各阶层人士营求“来生之计”的欲求相合，故多得信仰。白居易晚年患风痹，专志西方，画西方变相一轴，为之愿曰：
��极乐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及众苦。
��愿如我身病苦者，同生无量寿佛所。
��正道出了人们信仰净土宗的原因。故而至宋代，净土宗逐渐成为佛教各派的“共宗”。到了明代，更是如此。这原因，除了各宗传人对自宗的“解脱之道”丧失信心，觉得只有归心净土才较有把握之外，更因为普通的劳动大众，更容易为“往生净土”的来世欢欣所吸引。因此，宋代以后，无论何宗何派的寺院，都打出了“清净国土”之类的招牌。在荆楚地区，也是如此。净土的影响深入人心，在明代着名的“公安三袁”身上有突出的表现。“三袁”，即袁宏道及其兄宗道、弟中道。“三袁”都好佛，尤好净土。所谓“袁氏一门，向心净土”，[2]便是这一情况的写照。袁宏道所着《西方合论》(10卷)是一部宣扬净土思想的重要着作，在当时佛教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注解：
[1] 《古尊宿语录》卷27，《舒州龙门佛眼和尚语录》。
[2] 〔明〕甘翼尔语，见《西方合论》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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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佛教发展新趋势
内容提要：
本书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来说明宗教”，力求将神学问题还原为世俗问题，以此来研究断代宗教史（明清的佛教问题），进而再认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求“窥一斑而知全豹”，以宗教为切入点来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 全书首先介绍了明清时期的佛教政策，继而阐述了明代佛教发展的两大新趋势，由明及清佛教发展的新趋势，晚清佛教发展的新趋势，最后得出结论，并进行了总结。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佛教政策
第一节 明代统治者推行佛教政策两重性的原因
第二节 明清统治者对佛教的限制措施
第三节 明清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措施
第二章 明代佛教发展新趋势之一——居士佛教的兴盛
第一节 明代佛教发展新趋势产生的原因
第二节 佛教向世俗化发展
第三节 佛儒融合——阳明心学的诞生
第三章 明代佛教发展新趋势之二——三教合一论和诸宗融合思想
第一节 四大高僧的三教合一论
第二节 四大高僧的诸宗融合思想
第四章 由明及清佛教发展的新趋势——边地佛教的兴盛
第一节 蒙古地区的边地佛教
第二节 西藏地区的边地佛教
第三节 云南地区的边地佛教
第五章 晚清佛教发展的新趋势——“人间佛教”的兴起
第一节 晚清佛教的峰回路转
第二节 僧侣佛学的变革
第三节 仁人志士的佛教救世情怀
第六章 结论及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
书摘：(这对你或许有用,请细看)
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佛教政策
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其实不然，明清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上承隋唐五代佛教，下启近现代佛教的“关节点”，直接影响到近现代佛教的发展。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佛教以经籍翻译、摩崖刻石为代表，隋唐佛教的繁荣以宗派林立为标志的话，那么，明清佛教的继续发展则表现为一种深层次上的发展，即是以其深入人心为其典型特征。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什么明清佛教会继续发展呢？这就得从明清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谈起。
第一节 明代统治者推行佛教政策两重性的原因
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历来为统治阶级所重视，明初统治者也不例外。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是元末明初着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他与历史上的其他皇帝不同：他年轻时因家贫出家当过和尚；利用明教发动起义，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之后，采用“以儒为主，辅之以佛”的统治思想。
‘陆’ 佛教文化为何在杭州如此兴盛
杭州佛教文化源远流长
冷 晓
伟人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曾与洛桑活佛交流时评说：“佛教源于印度,昌于中国，扬于四海”。中国和杭州佛教的发展，完全见证了这一论断。
佛教传入中国尚无确切年代，通常认为于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东汉永平“白马驮经”首建白马寺，成为中国的“释源”。唐僧玄奘到印度那烂陀（Nalanda）求法时，正值印度大乘全盛时期，他和此后的义净从印度取回的也都是大乘经典。“乘”，即梵文Yana,意为运载工具（车、船）。公元一世纪，印度主张改革的佛教徒认为，以前的佛教只追求个人解脱，就像只能运载少数人的小船，故称“小乘”。这些改革者认为：人与一切众生平等，皆属同体关系，应发菩萨大慈悲心，普度众生，利益群众，将拯救解脱一切受苦难的人作为目标；任何人只要无休止地利他，便是涅盘，就能成佛。这就像运载一切人出苦海的大船，故称“大乘”。
大乘北传后，经众多高僧传译和研究，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汉语系大乘八宗。
在中国，由一寺或数寺共同研究不同宗派的教义，使佛教广泛流传；当佛教在印度衰微时，就依靠中国亿万信众支持这座佛教大厦，才保持佛教世界性地位。
杭州佛教，始于东晋，兴于五代，盛于南宋，素称“东南佛国”，流传千古。
杭州自古佛刹林立，遍于湖山。唐与吴越时360寺，宋时480寺。灵隐寺为创建最早的古刹，已有1670余年历史，全盛时住寺僧众过2000余人，苏轼赞称：“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北宋高僧明教大师誉为“东南第一山”。
杭州佛学兴盛，高僧大德前后接踵，流派纷呈，名传海内外，为世界佛教祖庭之一。
杭州佛教盛行中，形成了北山、南山两大寺庙群。在北山，唐代书法家钟权为灵隐题“佛国”，宋代书法家张即之为天竺题“佛国也”；在南山，慧日峰下，以慧日永明院（净慈寺）为中心，寺庙林立，梵呗相闻,被称为“佛国山”。
诗人们盛赞西湖是“龙宫”、“蓬莱”，“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就连清帝干隆也念念不忘“游佛国”、“憇僧寮”。这“东南佛国”成为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佛教和游人向往的祖庭和胜地。
杭州佛教，既有伽蓝相依，又有贤圣相继，历代高僧在修持和研究弘扬大乘理论时推陈出新，源远流长。其主要宗派有：
华严宗 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因创始人法藏被赐号“贤首大师”，又称“贤首宗”。该宗以发挥“法界缘起”为宗旨，以“圆融无碍”为最高认识境界，发展了古印度大乘思想，调和了佛教内部各派纷岐。该宗于唐代盛行杭城。以灵隐寺为中心，不少寺庙的高僧专修华严，并经常结社诵经，聚众讲法。白居易于长庆时守杭曾撰《华严经社石记》：称当时灵隐寺道峰常至各寺讲经，在龙兴寺开讲《华严经》时，听众竟达数千人。
净源为北宋华严学者，于宋神宗时来杭，先后住大中祥符寺、慧因寺，悉心致力于复兴本宗，被四方宿学推为“义龙”。净源的着述甚多，如《金师子章云间类解》、《华严疏钞》、《仁王经疏》等等，名传海外，受到高丽文宗王重视，于宋元丰八年（1085年）派王子、高丽僧统义天入宋，并携来久已散佚的贤首章疏要求咨决所疑。次年，宋哲宗命主客杨杰陪同来杭，参访各宗名师，并从净源受贤首教法。义天回国后，又遣使者送来金书《华严经》三种译本一百八十卷，净源特建华严大阁收藏。元佑三年（1088年）奉诏改为教寺，成为弘布华严的道场，人称“高丽寺”。
南宋乾道初，平江（今苏州）名僧圆澄义和来杭住持惠因寺，倡导圆融念佛，认为“佛与众生都具法界心”，只因此心“不守自性，故随迷悟之缘，作业受苦”，如果“修道证真，遂名诸佛”，他把佛与众生的区别归之于能否证得此心，实际上承袭了永明延寿“以心为宗”的宗旨。但该教在元、明时期被朝廷一禁再禁,华严正宗也因此长期陷于沉寂。
清初，康、乾盛世兴佛，华严宗在杭州又有重兴之势。民国之初，在新文化思潮影响下，华严学者月霞显珠为振兴华严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后会同名僧冶开将华严大学迁杭在海潮寺续办。受其影响，弘一在招贤寺修《华严疏钞》，一些文化学者相继研究华严学说，如马一浮、章太炎等，以华严六相圆融等原理作为认识的最高境界，并以“法相唯识”作为判教依据，探索佛教的发展和出路。
天台宗 该宗于陈隋之际由智顗创立于浙江天台山，以《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为依据，奉行教观并重，将佛教内容分为“化法四教”（藏教、通教、别教、圆教），认为空观、假观、中道观可于一心获得，三谛圆融无碍，故自认为“圆教”。宋时，知礼非常重视以《观无量寿佛经疏》用天台观佛三昧的理观方法来阐扬净土教义。与知礼齐名的遵式（964-1032）在杭州下天竺创建精舍，推行净土忏法，率众修持念佛三昧，并作《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通过“行愿”与“决疑”，确立正信，坚持修持，劝大众老实念佛，奉行口念佛，身礼佛，意念佛“三业清净”，体达一心三观的圆乘而直趋涅盘宝所，使忏法与礼佛融合求生净土。民国十九年（1930年），名僧谛闲法嗣摩尘就在梵天寺建“天台宗佛学院”，讲习天台宗《四教仪集注》。民国二十二年（1938年）谛闲弟子静修也在圣水寺举办“性宗佛学院”，主讲天台宗《教观纲宗》、《教仪集注》、《法华经》等，并着有《始终心要讲义》、《教观纲宗讲义》等，只因时局动荡，经费困难，学人不多，传播不广。
南 宗 又名南山律宗，以其创始人道宣居终南山而名。唐末广明时（880-881），律宗开始传入杭城。原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明寺参与法宝讲席的元表律师首先来浙传南山律钞，钱塘（杭州）佛子纷纷前去听讲，其门人景霄深得奥理，着《简正记》二十卷，逐渐形成南山正宗。另一法宝弟子慧则也于此时来杭传授律法。
律宗东传，五代吴越国提供了必要的弘法条件，钱元瓘当政时，在广建禅院同时兴建律寺，设置戒坛，先后建有菩提院（昭庆寺）、六通、法相、灵芝（崇福）、广化等律寺，昭庆寺所设坛场定期引导僧人依律受戒。钱弘俶还率先受“菩萨戒”，于是引来各方律师来杭，其中被称为“僧中三凤”的道宣、道定就在着名律寺法相、六通弘扬律学。
赞宁（919-1001），为五代后梁至北宋间律学高僧，也是佛教史学家。他于后唐天成年间在杭州祥符寺出家，后在天台山受具足戒，精研三藏，住杭州灵隐寺时，慧则律师来杭传授律学，赞宁尽得其要，精通南山律法，“辞辩纵横，人莫能屈”，时人尊其为“律虎”。钱弘俶重建孤山广化律寺，特邀赞宁住持该寺弘传律法。赞宁除内学之外（内学，指佛教经典范围之内的学问），并善儒、老百家之言，博闻强记，擅长诗文，声望甚高，钱王封他为“两浙僧统”,赐号“明义宗文大师”。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赞宁同时到达汴京（今河南开封），受到宋太宗礼遇，赐号“通慧大师”，从此他转入佛史着述和全国佛教事务管理。着有《大宋僧史略》、《三教圣贤事迹》等。
在赞宁的传承影响下，北宋初，着名律师灵芝大师在昭庆寺建坛，成为南方着名的律宗道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由永智律师在昭庆寺建“万善戒坛”，每年三月三日，海内缁流，云集于此，惟其长老能通五宗诸典者登坛说法，敷陈具戒，其徒跪而听之，名曰受戒。由此，南山律学在杭发扬光大。元丰初（1078年），灵芝尊者元照主持昭庆寺时，博究南山律学，着《行事钞资持记》一百多卷，高丽僧统义天入宋求法时，曾叩请元照开示律义。随后又有允堪律师在杭着《行事钞会正记》，使南山律分成“资持”，“会正”两派，律学研究十分活跃。只是元照后期因病尽弃平生所学，专修净业，而在当时条件下又无名僧倡导，元、明时期，汉地律宗出现萎靡不振，弘一法师称之为“八百年湮没无传”。
清初康、乾两帝崇佛，私度僧尼悄然兴起，宜洁玉书从宝华山分席来杭在昭庆寺重兴律学，着有《梵网经菩萨戒律》、《毗尼日尔爾用切要乳香记》、《沙弥律义要略述义》等。清帝干隆视巡杭州后，于干隆十九年（1754）下诏取消僧尼官给度牒制度，对佛教开禁。
民国时期，弘一法师初修净土转向专弘律部，被佛教界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的一代高僧”。民国七年（1918年）在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法号“弘一”。他原为净土法裔，但却专研律部，披阅《四分律》和宋代元照律学着作，并着《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然后游历各地，参谒名师。民国二十年（1931年）二月在上虞法界寺佛前发愿弘传南山律，并在慈溪五磊寺创办“南山律学院”，又至泉州开元寺集学者十多人研究律学，称南山律学苑，亲自圈点从日本请回的南山律三大部：《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行宗记》、《羯摩疏随缘记》，后在南普陀讲律修持，主讲含注戒本》、《律学要略》、《弥陀经》等，也至青岛等地讲律，同时精研《华严》。律宗在佛教宗派中最重修持，非常严谨，他一生严于律已，实践躬行，后学者难望其项背，被奉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
禅 宗 南朝宋、齐间，古印度僧人菩提达摩航海来华入嵩山少林寺面壁静修九年，摒绝杂念，悟得佛理，并对当时佛学进行革新，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该宗主张证悟本自心性，寻得佛心，故亦称“佛心宗”。该宗以《楞伽经》、《金刚般若经》等为传法依据，但长时期奉行不立文字，不立语言。禅宗于唐代大兴，初分出牛头宗，五祖弘忍后分南、北两宗，分支甚多，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派之一。对杭州形成影响的有初期的牛头宗。
牛头宗（禅）由四祖道信弟子法融创立于金陵（今江苏南京）牛头山。该宗以为“心境本寂，非今始空”，“迷之为有，即见荣枯贵贱等事”，强调人生如梦，故应超尘脱俗。唐天宝元年（742年），该宗弟子法钦云游至余杭径山；披荆上山，结茅而居，时遇寒冬大雪，法钦坚心不动，于是“乡民给奉，僧衲相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奉诏入京，赐号“国一大师”，大臣李泌等三十二人皆投法钦门下，名声大振；翌年创建径山寺，后转住杭州龙兴寺，在杭州佛教史上，唐长庆时栖息于凤林寺（古定业院）前人称“鸟窠禅师”的圆修就是法钦弟子。只是由于该宗主张过于虚空，唐末时趋于衰微。
禅宗南、北分宗后，北宗（神秀）受到“安史之乱”摧残，南宗（慧能）则在神会努力下资助平定“安史之乱”，逐渐在北方取得地位。南宗禅的兴起，是我国佛教的一大转折。人们认识到，成佛并非只有面壁坐禅和读经念佛与世隔绝的道路；而且强调“顿悟”，“佛即本心，不必外求”，佛徒可居山林寺院，也可居于“市朝”（称作“市隐”），这就为佛徒成就功业开了方便之门，佛教由此大为兴盛。于是出现禅宗南宗五家两系：
南岳系（怀让）：沩仰宗，临济宗（黄龙派、杨岐派）
青原系（行思）：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连同临济宗的黄龙、杨岐两个分派，在佛教史上统称为“禅宗南宗五家七宗”。在历史变革中，大多衰绝不传，唯临济、曹洞独盛。
净土宗 净土宗源于东晋名僧慧远在庐山设“莲社”，信奉往生净土，故亦称“莲宗”。该宗依 “三经一论”为弘教主要经典，提出只要一生至诚念佛，临终时便可依阿弥陀佛或观音之力（即借“他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因简单易行，无须深谙佛学佛经便可进入佛门，故普及四方，传播极广，成为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宗派之一。慧远被尊为初祖，唐时该宗在中原地区盛行，直至五祖少康于唐元贞时入浙在古睦州（建德）乌龙山建立道场，净土法门始在杭州传播。
净土宗在杭广为流传并形成净土文化中心是各种因素凝聚而成，其中主要的因素有：一是佛教各宗纷纷归流，诸多高僧共传净土。二是五祖少康来杭创立道场，称名念佛，劝人急修净土；六祖延寿以《禅净四料拣》吹响“禅净合流”号角，于是“天下翕从”外。此后各代净土宗师均在杭州建立道场力弘净土。
整个宋代三百多年时间，杭州净土宗十分盛行。进入元代后，杭城一些临济宗高僧也多主修净土，并将禅宗的“自禅性”与净土的念佛法门结合。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颁布榜文，从此采取限佛政策。由于净土易修易行，不少禅僧和各宗僧人转奉净土。
净土先贤自唐代少康至清代实贤前后七代宗师皆以杭州为净土道场。此后十二祖际醒受永明影响栖心净土，在北京红螺山资福寺弘传净土，他认为“永明乃禅门宗匠，尚归心净土，况今末代，尤宜遵承”。十三祖印光于清末在红螺山入堂念佛，然后南下往来于苏、浙、沪讲经说法，着有《净土决疑论》等大量净土文章，并先后组建“净业社”、“弘化社”等，发行《净业月刊》，弘扬净土信仰，后住苏州报国寺，专事念佛，于1940年12月在灵岩山去世。他一生立誓不作寺庙住持，不收出家徒众，而广收在家居士弟子，对苏、浙、沪居士持戒念佛影响甚大；据称他所收海内外在家弟子不下十余万人。有佛学专家认为，以净土结合，融摄各家，千余年来各宗合流归于净土的趋势至印光集其大成。
以上大乘宗派在杭传承影响较大。其中禅宗派生的临济宗逐渐成为杭城佛教的主流。宋室南渡，北方临济宗高僧纷纷南下，其中爱国高僧大慧宗杲是一位着名的佛学理论家，他曾受秦桧迫害两次流放，又两上余杭径山主法，竭力主张以“看话禅法”调动禅者全身心思索，对人生、对社会、对宇宙决疑开悟，并在实践中发扬自尊自信，随缘放旷，自获解脱，他的主张被佛教界奉为“圭臬”。正是由于大慧以“看话”改换原来的“捧喝”门风，使临济宗代代相传，直至清代具德中兴，使临济宗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大慧也被尊为“划时代禅匠”和“甘露门”。
永明延寿大师也是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他原属法眼正传弟子，但他深感禅宗有“空疏之弊”，毕生致力于扶衰救弊。他引领各宗派分居博览，互相质疑，辑录成《宗镜录》百卷，流传国外；又提倡“禅净双修”，他撰写的《禅净四料拣》成为禅净合流的“号角”，“登高一呼，天下翕从”，被尊为净土六祖。
在北宋时期，灵隐寺主法的均为云门宗高僧，其中重显致力于佛教文学创新；契嵩着书平息了儒家排佛的争论，对佛教文化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云门宗“孤危耸峻”的隐晦说教方法制约了该宗的发展，自南宋开始也都转奉净土。
由于杭州地处东南沿海，千百年来，杭州佛教与各国佛教长期保持友好交往。据《佛光大辞典》称：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中有二十一流均属临济，这与杭州佛地长期传承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所指出的，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已经成了一条“黄金纽带”。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世界佛教的国际交往，互相切磋交流、理解包容，它会对增进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柒’ 佛教分布在哪些地区
影响佛教地理分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区位条件起着重要作用。自然条件包括多种要素，对佛教地理分布构成影响的主要是地形，如平原、盆地、河谷、山地、丘陵、绿洲等。区位条件包括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以及空间关系，本文所谓区位条件主要指交通条件和政治地位或与政治中心的空间关系。一佛教各要素的分布受地形的影响不尽一致。比如，高僧籍贯分布的密集带都是在平原、盆地或河谷地区；而山地、丘陵地区所出高僧就不多，根本的原因是这样的地区人口稀疏，信奉佛法的人少（指绝对数），高僧难以产生。有人会问，唐代河东道的潞州（治今山西长治）那样地势高亢的地区不是在唐前期出了10个高僧吗？其实，潞州虽地势较高，却也处在盆地之中。自秦汉以来，此地便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总的来说，高僧籍贯的分布主要不是受地形的直接影响，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经济和交通条件。但是高僧驻锡地的分布，寺院（含石窟寺）的分布，与地形的关系就密切得多。平原、盆地和河谷地区当然也是这些要素的集中分布地，所不同的是，不少风景优美、环境清幽的山地、丘陵地区高僧荟集，寺院林立。“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话，透露的就是这个道理。佛教为法本在出世，静修参悟，最宜山林。故山地、丘陵每为高僧驻锡之所；而且常具山水之奇，能吸引游人，弘法亦便；又因远于政治影响。法事活动多能历久不衰。故与佛法有缘之山（也有高竣广远景色秀丽之山，佛法不兴，此则无缘也。）就成为重要的佛教胜地和佛教传播扩散的基地。 唐代尤其是其后期，禅宗兴盛，禅宗僧侣更喜欢四处寻找幽境胜地，在大自然中陶冶禅性。《：楞伽师资记》记载，有弟子问弘忍（禅宗五祖）：“学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忍答日：“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由此可以推断，禅宗在南方山地、丘陵地区的兴起、发达与该地区秀美的山川大有关系。《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说：“江汉之南，山川秀丽绮错。见便忘返者，土地之然也。”据僧传所记，喜欢山居的高僧为数众多，如玄策，“睹黄陂九井山奇秀，乃结茅为舍”；唐州（治今河南泌阳）紫玉山，“峰孤林密，四绝人烟，实有尘外之趣”，道通法师居此。 佛教开展于山地，可分两种类型，一是城市附近的山地，一是离城市较远的山地。城市附近的山地，兼有城市和山地的长处，常常成为僧侣驻锡和建造寺院的首选地，特别是一些大都市附近的山地。着名的有：唐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带秦川之眇眇，接陇岫之苍苍，东观浴日之波，西临悬月之浦，......岂独岩松拨日，抑亦涧竹捎云，实四皓养德之场，盖三秦作固之所”。道宣等高僧大德驻锡于此山，至为有名。离洛阳不远，有中岳嵩山。该山太室少室东西对峙，有辍辕之险、伊朗之塞，常为历代帝王巡幸之地，故加意经营，佛教兴盛。后魏孝文皇帝为佛陀禅师立寺于少室山，即后日之少林寺，中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曾面壁于此；唐玄奘法师见此“远离廛落，泉石清闲”，亦曾想就此翻译佛经。又洛阳南三十里有龙门山，乃嵩山的支脉。崖壁石窟造像，有名于世界。杭州因山水之盛，甲于天下，如灵隐山等，加之物产丰饶，佛法亦大盛。离都市较远的佛教名山也不少见，如五台山，《古清凉传》引《括地志》云：其山层盘秀峙，曲经萦纡，灵岳神溪。非薄俗可栖。止者，悉是栖禅之士，思玄之流。及夫法雷震音，芳烟四合，慈觉之心，邈然自远，始验游山者，往而不返。此外，衡山、天台山、庐山、太行山，等等，皆此类也。今赣、湘、浙、闽等地区在唐后期襻宗之发达，境内诸山地、丘陵幽静秀丽，亦有以助之。陇右道广大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特别是戈壁、沙漠地区，唯绿洲地带有人烟可言，佛法就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现在看到的新疆境内的石窟，一般前面都有一片不小的绿洲。而佛教兴盛与否，与各绿洲面积的大小、自然条件的好坏、人口的多寡、经济的盛衰等都有关系。二交通条件对佛教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交通便利之地，人物辐凑，常有僧侣来往，佛教易于兴盛，而同时也成为佛法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根据地；交通方便还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佛教的隆盛提供物质上的保障。 佛教源于印度，因此，古代中印之间的交通直接关系着佛教的传播与分布。中印交通有陆海两路。陆路经中亚细亚及今新疆，沿河西走廊，到达今西安市，即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佛教的发展及分布情形，笔者已有过论述，并由今日新、甘、宁等地区石窟之分布可见一斑。若走海路则须在广州或交州（治今越南河内）登陆或放洋，所以此二地佛法的盛衰与各自交通地位的变迁甚有关系。 唐代的国内交通十分发达，有水陆两大系统。陆路以长安为中心，水路则以扬州为中心。一些重要的交通线沿线往往就形成发达的佛教分布地带，如：（1）邗沟——江南运河沿线分布带。扬州地处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佛法相当发达。润、常、苏、杭四州都是江南运河经过的地方。湖、台、婺、明四州不紧靠运河，但都有便利的交通与之联系。由明州还可泛海去到日本，唐后期入唐日本僧人就有经过这里的。（2）河渭分布带是在最繁忙而重要的东西二京之间的交通要道及其东西延伸线两侧，僧俗过往最为频繁。东端的汴州还是运河上的重镇，其佛教发达的基础最主要的就是四通八达的交通。长安——太原干线经过同州，河中府更是此线的重镇。河中府有一救苦寺，地处冲要，九衢都会，惠仙法师住此，信众蜂拥而至，“百疾相投，万祸凭救”。风翔和长安之间如果不是交通便利，像宪宗、懿宗时期那样规模宏大的迎奉佛骨活动就不可想象。（3）汉水下游分布带是指荆、襄、邓三州。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可以控制长江中的航运，溯江而上，可至成都；顺江而下，可至扬州。荆州又是由长安南下，南至湘中、交、广等处必经的途径，东上西下，南来北往，僧侣络绎于途。由荆州北上经襄州、邓州可至长安或洛阳，襄州因紧连荆州，又濒汉水，其交通又较邓州便利。（4）四川盆地西部分布带则是在以成都为中心，北通长安、南连西南各处道路最繁忙地段的两侧或附近。万里长江，成都最居上游，沿江各处都能到达，因此而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由长安东北行，可以很方便地到达汾州和太原府。太原处于太行山和黄河之问，又位于河东道的中部，是这一地区的交通枢纽。僧侣前往五台山也常要经过太原，以之为歇脚之地仰。唐后期形成的江赣佛教发达地带包括袁、抚、洪、江、鄂诸州，中心是洪州。鄂州的交通主要是靠一条长江，西北行亦可达到襄州。江州位于鄂州下游，不仅濒江，且当彭蠡湖（今鄱阳湖）水入江之处，交通方便。洪州位于赣水下游，是一方交通的中枢所在。溯赣水而上，经吉州（或抚州），越过大庾岭可以达到韶州、广州；顺赣水而下，转入长江，下行可直达扬州。这是当时中原与岭南交通的最便捷的道路。在今湖南境内的澧、朗、潭、衡四州在唐后期佛法十分发达。衡州佛法的兴盛自与南岳衡山关系最近，再辅之以交通。长安至荆州通达广州有一条大道就是经过湘水之滨的潭、衡二州的。澧州濒澧水，朗州近沅水入洞庭湖处，均不当要道，但是。北到荆、襄，南达潭、衡，也还是很方便的。不过，这二州佛法发达较潭、衡二地为晚，当也还是与交通不无关系。又晋东南泽、潞二州佛法之兴，恐怕交通起了相当的作用。泽州在隋为长平郡，潞州为上党郡，都属太行山西的高亢山地。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这里的人们也颇重农桑，为佛教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由洛阳往北，经过怀州，越太行山，经泽州、潞州，可至太原，这是当时一条重要道路。不仅如此，泽、潞二州与太行山东的相州也有密切的联系，清初的顾祖禹说：“夫相州唇齿泽、潞，臂指邢、洛，联络河阳，襟带澶魏，其为险塞，自关以东，当为弁冕。”洛阳、相州、太原都是佛教发展很早且十分发达的地区，泽、潞二州必受其影响不小。至于在唐后期衰退下去，那是与北方广大地区佛教的命运一致的。 《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行踪颇详，由此可以进一步明了佛法传播与交通的关系。鉴真曾六次东渡，其中第五次绕了一大圈，循当时的交通路线，水陆兼行，从扬州出发，历时两年，途经万里，最后未能到达日本。又回到了扬州。虽然东渡没有成功，但鉴真于沿途各地，皆弘传佛法，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东征传》称“和上从南振州来至扬府，所经州县，立坛受戒，无空过者”。三政治中心的地位及一地与政治中心的空间关系，往大处说是政治因素，从非政治角度立论，不过是一种区位条件。这样的区位条件足可以造成佛教发展的空间差异。政治中心往往能够成为佛教中心，政治地位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佛教兴旺的程度，此种情况，各历史时期概莫能外。其原因主要是： 首先，统治阶级运用佛教作为工具维护其封建统治，以各级政治中心为宣扬佛法的据点。政治中心级别有高有低，政治影响力也参差不齐，在佛教上的地位也就显示出差异。比如，设坛度僧的地点，唐代规定：初在两京及各诸大州，其余地方必须请敕特准。唐宣宗大中二年（860）恢复佛教，也是敕令上都、东都、荆、扬、汴、益等地立方等戒坛，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唐代是个崇奉佛法的时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常常出资出力修建佛寺，组织翻译佛经，举办其他各种法事活动，这些大多是集中在各级政府的治所，长安、洛阳当然是最重要的。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太宗为其在京师造宏福寺居住，翻译佛经，所需人、物、吏力，均由政府供给。玄奘从而在长安开始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译经生活。太宗还为玄奘新译佛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也写了一篇《述圣记》，太宗父子的这两篇文章对佛教发展的影响非同寻常，“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有以也”叻。玄奘译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太宗当即敕令秘书省，把新译经论缮写九部，颁发给雍、洛、并、相、兖、荆、扬、凉、益等九州，以“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从这里就可以明白重要都市佛法易盛的原因。武则天特别崇奉佛教，有其政治目的，也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她长期居住在洛阳，洛阳及附近龙门、嵩山的佛教达予极盛。就连仅做过一会儿临时军政中心的灵州，其佛教发展也与此大有关系。又如太原，为唐代龙兴之地、国之根本，建为北都，佛教颇为兴盛。两京建寺且有以太原为名者。又有大同，后魏建都于此，佛教鼎盛；孝文迁都，佛法骤衰。唐在此置云州，佛教仅属一般。可见政治条件影响之一斑。而像柳州、祥舸这样一些与内地悬隔，政治、经济、文化均十分落后的地区，也因地方官员的提倡，佛法得以传播、发展。 其次，政治中心集中了大大小小的官僚贵族（包括皇室），他们经济条件优越，却害怕仕途风险，忧虑人生无常，于是纷纷信奉佛教，热心于功德，散财布施、舍宅为寺、捐财建寺、度人为僧，蔚然成风，促进了佛教发展。此种现象以长安最为突出。如太宗贞观元年（627）舍高祖在通义坊的“龙潜旧宅”为兴圣寺。睿宗景云元年（710），把长乐坊的在藩旧宅立为大安国寺。章怀太子为藩王时，把安定坊的邸宅舍为千福寺。中宗女新都公主舍宅为新都寺锄。高力士舍翊善坊宅为保寿寺。王缙舍道政里第为宝应寺。等等，不一而足。京师以外，各地多所效仿。如潭州麓山寺建于晋太始四年（268），至唐玄宗朝400多年问，晋窦后，宋王僧虔，梁夏侯祥、王琳、肖沆，陈吴明彻，隋晋安王、乐阳王等达官显宦先后为此寺檀越。正是由于这些有势力的檀越前后相继地崇修功德，此寺才历久不衰回。有了寺院，还得有僧人。史载唐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千万”。又如大历三年（768）正月乙丑，代宗幸章敬寺，度僧尼就达千人之多回。 再次，佛教界为了争取政治势力的支持，争取王公贵族为信徒，尽力在政治中心开展活动。东晋高僧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是他的经验总结，到了唐代，这经验依然被僧人们奉为至宝。且看玄奘所为：当他听说皇后武则天分娩难产时，心里火急火燎的，旋即上表，表示“深怀忧惧，愿乞平安”。而当武则天生产之后，他竞予生日、三日、满月接连四次（满月连上两表）上表祝贺。 又次，依佛教徒所说，苦海茫茫，端赖拯济，故欲弘法，一定要向政治中心发展。因为一地区之政治中心，一般即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人口密集中心。 社会动乱特别是较大规模的战争，会改变一些地区佛教发展的区位条件，破坏佛法赖以发展的经济和人口基础，并直接迫使僧人迁徙他方，从而使佛教地理分布发生变化。隋炀帝时在东都建了四个道场，召天下名僧居住，“是故法将如林”。隋末国乱，各道场“供料停绝”，于是僧人“多游绵蜀”。<续高僧传》卷一五《义褒传》说：“大乘至教，元出渭阴；中原播荡，乃兴扬越”，所说似是隋末之事。唐中叶爆发的安史之乱对北方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引起了北方人口的大举南迁。在这滚滚的移民浪潮中，应有许多逃难的僧尼。贞元四年（788），“奔闽之僧尼士庶，仅五千人”。据笔者统计分析，唐后期驻锡南方的高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北方人氏，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受动乱影响而杖锡南下的。安史之乱以后，南方佛教发展的整体水平超过了北方。
‘捌’ 哪个中心城市的佛教最盛行
我在上海，而且我修行佛法；个人认为上海的佛教最兴盛；其他城市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这样说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上海的大寺院，道场很多，而且周围苏州，杭州的大道场也很多，遥相呼应，小寺院更是不计其数。最重要的事情是上海人很信佛法的，哪怕没有信仰的人也多少都有这方面的考虑，平时寺院里人非常多，而且新的大的寺院也慢慢增多，比如刚建起来的宝山寺，据说花费有1-2个亿。上海人去世之后基本上家里都会做法事为老人超度的。而且有些家庭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没到一个七都会做法事超度，有些是去寺院去做法事。这些很平常的。而且上海很多寺院定期举办法会，放生，灯光活动。很多居士也组织了很多团体，利用周末放生，朝拜等，在这边很常见的。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玖’ 佛教流传了多久了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佛教诞生始于约公元前565年，截止2019年，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参考佛诞）。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实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圣地”形象。
佛教起源于印度，逐渐流传到亚洲广大区域内，成为亚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像艺术也随之传播到喜马拉雅地区，成为喜马拉雅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相关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风格与时代特征。
公元7世纪以来，印度佛教进入中国的青藏高原。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佛教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分支，被称之为“藏传佛教”。
(9)佛教盛行在杭州有多久了扩展阅读：
历史派别：
1、原始佛教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名悉达多·乔达摩(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20岁时离家成道，此后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所传宗教被称为“佛教”。佛陀示现涅槃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称为原始佛教，这段时间称为原始佛教时期。
2、南传佛教
在第一次佛教分裂后，原始佛教分成了上座部和大众部。上座部诸派向南传播，盛行于斯里兰卡，遍传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广西等地。称为南传佛教。
3、汉传佛教
北传的佛教分陆路和海路两条线进行。陆路经西北印度和西域诸国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印度大月氏贵霜皇朝等时代，其势力范围曾直接覆盖到西域诸地，与中国西部边境接壤），另一路由海路直接传入中国南方，如达摩，真谛等大祖师，均从海路直接来到中国在广州登陆后北上。
4、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西藏、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群众普遍信仰。
藏传佛教及其艺术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分支，在以青藏高原为核心地区的广大区域内流传，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由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文化背景的差异，两种佛教无论是在教义、图像和艺术风格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它是多种文化影响的结果，但是却始终扎根于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的土壤，是南亚的佛教文化与雪域高原的游牧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的流传范围是以喜马拉雅文化区为中心，延伸至蒙古高原、横断山脉、天山南北等广大地区。
‘拾’ 杭州灵隐寺距今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至今1700多年历史，国内众多寺庙中，杭州灵隐寺香火之盛，人气之足，是其他寺庙无法比的。灵隐寺坐落在飞来峰与北高峰之间灵隐山麓中，从山上往下而看，层层叠叠，当之无愧一个“灵隐”之地。寺庙建于东晋，高僧慧理来钱塘漫游，对灵隐峰峦竞秀的景色惊叹不已。他说：“此天竺灵鹫峰之一小岭，不知何时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今复尔耶？”“灵隐”的名字由此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