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试述清代状元,近代着名实业家,教育家张什么字吊了的贡献
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省海门厅长乐镇（今海门市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他创办我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的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謇[jiǎn]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1869年科举考中秀才，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来通州的（今南通市）知州孙云锦。 1876年（光绪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吴长庆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1880年（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 1884年（光绪十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 1885年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894年（光绪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岁。
早年求学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称“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张謇4岁时启蒙，5岁入塾，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聪慧过人，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如皋县的张家。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上了中秀才。 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鲜发生了“ 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到了汉城，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并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给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4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已经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与荒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当天的日记中几乎没有兴奋之情。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这似乎预示着他终将与仕途无缘。 张謇曾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心知官场险恶难测的张謇，决心远离官场，走上实业之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随军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蟾宫折桂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着，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 “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兴办实业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的母亲金氏，原籍东台。清末明初他在母亲的故里东台也举办过不少企事业，对东台的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于民国8年（1919年），在东台独资创办一所师范学校，取名“母里师范”。校址在台城东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余间。其创办的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至今保留在东台市玉带桥边。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 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
黄金时代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闪躲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因为一个叫张謇的人，进入了世界的视野。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不过，张謇作为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他曾发出过这样的通告：“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
与政治共舞
虽然张謇从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经营，却很少有人简单地把张謇称为“商人”。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和社会声望实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无巨富，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被称为“绅商”。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经理人兼公益家。像这样一个中国早期商业经济领域教父级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发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政治立场的迅速转变为他引来争议：是否有政治投机之嫌？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倾向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来概括孙中山的立场，但在当时的商人眼中，孙中山却未必完全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中带有部分公有制和共产主义色彩。很多年以后，张謇之孙、出任过南通副市长的张绪武翻看祖父的日记，发现里面记述了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用张绪武的话说，孙中山某种程度上的确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张绪武说。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危机终于来临
张謇进入历史视野的身份是晚清状元、弃官从商的中国实业先驱。这个带有转折性的身份蕴涵的内容很多。中国士大夫阶层一向耻于经商，张謇弃官而从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对儒家传统的背离；但是经商之后的张謇又从来没有放弃“尧舜之治”、“圣王之道”的儒家社会理想。张謇生活的时代对商人来说是一个艰难时代。此时的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后来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有熟悉当年金融行情的人说，“中国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贷款方式借钱与外商银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 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常引为骄傲、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 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对于股东的责难，古稀之年的张謇同样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将搁浅时，他在给股东的宣言书中表示，大生一、二两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多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即使大生彻底失败，他也无愧于股东。如果不是为地方自治，不是为教育、慈善、公益，对专制朝廷的高官厚禄尚且不动心，哪里会低声下气为人牛马？自己70多岁了，为人牛马30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股东对此不满，股东会不欢而散。张謇曾说过，他“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事实上，当时的政府对企业家行为也基本不闻不问。一个典型的例子，张謇的失败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8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撑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状元告别仕途后仍念念不忘的兴国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生投资扩张过多，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本小事大”、“急进务广”，他建学堂、开交通、造公园、兴水利、办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 。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张謇辞世，在他临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转机。
教育为民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1909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解放后，学校改组为上海航务学院。 1958年，交通部决定在上海恢复上海航务学院建制，随委托上海海运局负责教室校舍等基础设施筹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学校正式开学，并命名为上海海运学院，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上海海运学院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 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1917年，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着，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与近代南通大学有着同源血脉关系的高校还有：东华大学、江苏农学院（后并入扬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后并入苏州大学）等。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一部分系科迁入扬州成立扬州师范学院）及中国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聋哑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张謇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全力投入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身后赞誉
张謇中国近代着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的张謇”。
⑵ 德清壬思实业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 2010年09月29日,公司名称由“上海壬思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德清壬思实业有限公司”。 2011年06月01日,公司名称由“德清壬思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德清壬思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8日,公司名称由“德清壬思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德清壬思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德堂
成立时间：2003-01-07
注册资本：226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33052100004365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地址：德清县钟管镇横塘桥路81号
⑶ 当代中国从晚清战争中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
具体的：
社会生活的变化 清末民初，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中国社会风尚急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剪去了发辫。清朝强迫汉族男子束发留辫，晚清的进步人士把辫子视为民族的耻辱。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动员群众剪除发辫。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法令，要求人们剪辫易服。其次是服饰变化。封建社会，以服饰区分人们的身份地位。辛亥革命后，千百年来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社会废弃，于是人们的服装样式开始多样化。当时人们对沿袭已久的缠足之俗进行了严厉批评，出现了不缠足运动，各种不缠足团体和禁缠足宣传，遍及全国。1912年3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劝禁缠足文》，对改变缠足陋习起到重要作用。南京临时政府还发布了《严禁鸦片通令》，严厉禁烟。 清末民初的女性 清末的中国社会众生相 服饰变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从习俗和观念的变化看中国近代社会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出现了鼎新革故的社会潮流，社会风尚新旧并存，而革命新潮流涉及领域广泛、气势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清末民初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
思想观念的更新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法律，要求民众革除前清腐朽生活习俗，革新礼仪称谓，废除叩拜、作揖、请安、打千、拱手等旧式礼节，改行鞠躬、脱帽、握手、鼓掌等礼节。婚丧礼节也改为新式，废除旧式婚丧的各种落后礼俗。人们的称谓，不再使用“大人、老爷”，一律以“先生”、“女士”、“君”相称。传统观念逐渐被新观念代替，认识到封建君权、神权、族权、夫权是对个人人格的摧残，提倡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力求打破封建枷锁，给人民平等权利和地位。 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以法律的形式，给各种职业的人们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取缔买卖人口及卖身契约。当时全国反对卖淫纳妾，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要求有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不苛待佣工等。各种以人道主义、解放人权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辛亥革命打破了禁锢人的个性发展的封建枷锁。这时，人们开始对国事政事发生兴趣，各种集会、结社、选举活动得到广泛发展。知识妇女也开始投身于政治。
当时人们重视工商业的作用，认为办实业是救国的重要手段。人们打破了传统的四民观念，为发展实业殚心竭虑，投资设厂，各地出现工商业大发展趋势。 清末的工商金融 民初，新学大倡，学生选择专业，考虑其实用价值及利益，法政科招生，成千上百人报考，传统的作诗填词、习经读史、心学理学，不再受人重视。社会上也出现了追求奢侈浮华的风气，社会各类消费性行业得到发展，对封建社会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进行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固有的学术也发生了显着变化。 清末学术观的变革 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方案 学术史：清末民初的显学 王国维：国学与西学 晚清国学大师王国维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发展
文学艺术的繁荣 清末民初出现了揭露社会腐朽黑暗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揭露了清朝各级官吏、衙门的腐朽黑暗。还出现了一些反映革命的小说，如《广州乱事记》、《新汉演义》、《血泪黄花》，描写了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
知识分子积极研究和宣传欧美的思想和文化，出现了许多译着，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从中吸取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西方近代政治方案，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文艺作品也被大量翻译，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作品，陆续翻译出版。最着名的翻译家是林纾，他根据别人口译，把外国作品翻译成中国的古文。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莎士比亚全集 狄更斯作品选 巴尔扎克作品选
此外，出现了现代话剧和新式音乐，当时“学堂乐歌”的创作大为盛行，出版了不少课堂歌曲的教材。在美术方面，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掌握新技巧、勇于创新的画家。如李叔同、吴昌硕、高剑父、刘海粟等。蔡元培则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对国民进行美术教育。
新闻出版业的进步 清末民初，西学得到很大发展，加上新印刷技术的普遍使用，新闻出版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1897年，夏瑞芳、鲍咸恩等人联合创建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时只有印刷所，后成为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出版企业。1921年1月，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人创办中华书局。它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身，是民国初年影响极大的近代出版企业。民营出版发行业的发展，很快就超过了教会和官办的出版机构。
革命派在活动期间，也促进了出版活动。如1902年陈范创办《苏报》，聘请章太炎任主笔，发表了大量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据推算，当时全国的各种报刊杂志有1000余种。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分不开。 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化情形（图片）
近代教育的发展 清朝末年开始建立新的教育体制。1903年清朝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章程颁布后，各类学堂迅速发展，到1909年，全国各类小学已达5万多所，高等学校123所。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清朝廷还先后派遣青年学生和官员出国留学，民间也大量出现自费留学生。留学生在在国外大大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新知识，成为中国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 京师大学堂章程
民国政府对清末的教育体制又进行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设置新教育机构。如将学堂改称为学校，男女可以同校，废止读经，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禁止体罚，取消清朝贵胄学堂等。改定教育宗旨。把清学部教育宗旨中关于“忠君、尊孔”的内容取消，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的根本宗旨。重订学制。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高小3年，中学4年，大学本科3年或4年，师范学校本科4年等。又陆续颁布各种学校令，补充已公布的《学校系统令》，全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民国初年的教育制度改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
简略的：
剪发辫易服饰,改称谓废跪拜,禁缠足倡女权,大众传媒的兴盛,物质文明的进步,民族工业的发展,社会习俗的变化,新式教育的发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文化的演进
参考资料：http://..com/question/19756304.html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着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端口，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⑷ 壬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怎么样
壬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基本信息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名称:壬鼎实业（上海）有限公司注册号:310113001115584法定代表人姓名:王翠萍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3158号1幢1楼-132室注册资本:10.000000 万人民币实收资本:10.000000 万人民币企业状态:确立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成立日期:2013年12月24日营业期限:2013年12月24日 至2033年12月23日登记机关:宝山分局受理机关:宝山分局
⑸ 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多少位状元
共有649个，隋朝7位，唐朝144，五代十国25，宋朝120，辽朝56，西夏1个，金朝39个。元朝36，明朝90个，清朝114个，大西国2个，太平天国15个。
一、隋朝状元名单
张损之、孙伏伽、侯君、素杨纂、房玄龄、温彦博、黄凤麟。
二、唐朝状元名单
(5)上海壬鼎实业在哪里扩展阅读：
历史上着名状元简介：
1、郑颢
郑颢（817~860年），字奉正，郑州荥阳（今河南荥阳县）人。唐朝大臣，唐宪宗朝宰相郑絪之孙。
出身荥阳郑氏，幼而爽悟，博闻强识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考中状元 ，累迁右拾遗。唐宣宗即位，迎娶万寿公主，拜驸马都尉， 授银青光禄大夫，充任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秘书监。大中十三年，拜兵部侍郎，出任河南尹。
咸通元年（860年），去世，时年四十四，追赠太师。
2、赵楷
赵楷（1101年－1130年），宋徽宗第三子，封郓王，母懿肃贵妃王氏。跟他的父亲宋徽宗一样是个琴棋书画皆有所成的人，自小聪明伶俐，深得徽宗宠爱。
生平主要成就：进士第一名，善画花鸟。
3、王维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着名诗人、画家。
王维出身河东王氏，于开元十九年（731年）状元及第。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唐玄宗天宝年间，王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
安禄山攻陷长安时，王维被迫受伪职。长安收复后，被责授太子中允。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 。
4、傅善祥
傅善祥（1833年—1856年？），南京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女状元。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聪慧过人，喜读经史。
1853年（清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开创科举女科才，傅善祥报名参加女科考试后，高中鼎甲第一名。
太平天国天京事变之后，傅善祥下落不明，一说傅善祥在乱军被杀被抛尸大江，东流而去。
5、张謇
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省海门市长乐镇（今海门市常乐镇）。
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
张謇创办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
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2015年4月18日，以我国近代着名状元实业家、教育家、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张謇命名的万米级载人深渊器科考母船“张謇”号开工建设。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状元
⑹ 历史名人张謇简介
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通州海门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常乐镇）。
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
张謇创办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
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6)上海壬鼎实业在哪里扩展阅读：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张謇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一生中最大的转变，毅然由推崇立宪转向拥护共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成立，任命张謇为实业部长。
1913年，张謇为实现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就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主持全国农林、工商政务，编订颁布有关工商矿业、农林水利、渔牧业、度量衡、银行证券、引用外资等法规条例20余个，以促进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1915年，袁世凯称帝阴谋渐露，张謇愤而辞职，返回南通。从此他倾注全部精力办实业、办教育、办社会文化慈善事业、推行地方自治。
1916年，张謇被推为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会长，1918年，“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在沪成立，张謇被推为会长。
1920年，张謇被推为中国矿学会及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并为中国科学社筹谋社址。1921年，被推为远东运动会名誉会长。1922年被推为交通银行总理。1926年8月24日因病逝世。
张謇一生经历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变，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一身兼有儒生、状元、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地方自治实践家、政府高级官员和资本主义企业创始者的身份与经历。
后半生，他投身实业，热心教育，坚持不懈地提倡、试验、推广实业教育。1917年5月6日，张謇还参与知名人士48人在上海签名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张謇为实业教育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财富，是近代中国企业家办实业教育的先驱，在实业教育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张謇
⑺ 清末张謇是什么阶级代表人物他主张政治改期吗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年(1894)应科举考试,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返回家乡兴办实业,并积极参与立宪事宜,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张謇与翁同龢
翁同龢于大红大紫之时赏拔张謇于布衣之中,这本身就是一部充满激情、令人感慨的传奇。戊戌前二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海内外人士撰述不少,笔者也曾在拙着《一代巨贾》中进行过描述,此处不再重复,着重想谈谈戊戌以后他们的患难之交。
张謇在戊戌年(1898)的闰三月进京参加散馆试。按照清朝的制度,殿试以后,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分别授予翰林院修撰及编修之职,另外的进士有一部分也被择优录选为庶吉士。经朝廷特派的翰林官教习,3年后进行考试,原为二甲的授编修,三甲的授检讨,次等的则委以主事及知县之职。因庶吉士学习之地名为庶常馆,考试为学习期满后大家解散的象征,故名为散馆试。一般来说,像张謇这种有状元身份的人是用不着参加考试的,他来参试另有原因。
清政府自甲午惨败,元气大伤。除割地以外,还得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对于财政收入早就捉襟见肘的中国来说,这笔钱是很难筹集的。清廷为此发行了中国的第一笔公债“昭信股票”,戊戌年初发行总额库平银一万万两,年息五厘,本息定为20年还清。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国穷民贫,银两又何从募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又传开了要征收“间架税”的消息。什么叫“间架税”?原来,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因军费不足,规定天下民房两架为一间,上等收税2000钱,中等收1000钱,下等收500钱,隐匿一间杖六十。此事后因举国反对、泾原发生兵变而中止。平心而论,“间架税”实乃历史上少有之苛税。
清朝副都统景棋见黄中元、思元奏准了“昭信股票”,惟恐错过了立功的机会,居然拾得千人咒、万人骂的“间架税”的余唾,上奏朝廷,建议依样画葫芦地征收,这一主张给国家带来的混乱可想而知。
作为新兴民族工业的代表,这时的张謇正在商海大潮中苦苦挣扎。他所办的纱厂已处于进退维谷之间,听说又要强买公债,强征苛税,不啻“屋漏偏遭连夜雨,船倾更遇顶头风”。他受商界同仁的委托,借赴散馆试的机会进京摸底,并向他的恩师,光绪帝的师傅、时任协办大学士的帝党领袖翁同龢反映民意,希望翁能给皇帝以积极影响,取消这两项措施。
张謇的活动相当成功。他三月十六日一到北京,即马不停蹄地四处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与翁同龢商谈如何取消这些弊政。二十八日光绪帝即颁旨中止昭信股票;只隔了两天,翁同龢又亲自出马,于四月初一正式通知户部停止征收间架税。张謇得知这一喜讯后,趁热打铁,请翁干脆电令各督抚立即停征。因为张謇自夺魁以后,为办实业,一直在民间活动,对各地州县衙役人等狐假虎威、借端发难、坑害百姓的劣迹有着深切的了解。翁相国听了他的建议,深以为然,当即予以采纳。
现在颂扬张謇的文章颇不少,惟独在请停“昭信股票”及“间架税”的问题上,他与翁同龢发挥关键作用、充当无名英雄的轶事却无人提及。翁同龢之所以被慈禧罢黜,一般认为与戊戌变法有关,这种看法自有一定道理,但推原论始,直接的原因却起于此次的免除“昭信股票”和“间架税”。慈禧是个穷奢极欲、巧取豪夺惯了的人,眼看从百姓身上榨取的巨额钱财失之交臂,其愤怒之情可以想见。于是,四月二十七日,有旨令翁开缺回籍。通缉康梁、捕杀戊戌六君子则是4个月以后发生的事。
翁同龢被免职,实际也是慈禧杀鸡儆猴的把戏,一时间正直的士大夫无不人心惶惶。张謇预言:“朝局自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
四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一批大臣,张謇也在其内。斯时百日维新刚刚拉开帷幕,翁同龢的免职无疑令皇帝极为惆怅,他心中的沉痛自不难想象。张謇因见圣颜凋索,退出宫门时,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第二天他送恩师回常熟,特写诗一首相赠,寄寓无限感慨。
回到常熟故里的翁同龢深知慈禧的阴毒狠辣,他对自己处境的危险十分清楚,干脆来个隐而不发,着着把握,步步慎重,连自己的故居“彩衣堂”也一步未曾踏入,一直借住在张姓朋友家中。自罢黜之日起,他即作出一副久有归隐之思,现蒙“圣恩”放归,正遂宿愿的样子,以“松禅老人”自号,迷惑慈禧及其他政敌。
张謇对恩师遭罢黜之事十分不满,心中倍觉痛苦。他与翁同龢之间信使往还不断,以这样的方式慰抚着老人痛苦的心灵。这年七月初四日张謇所作的《寄呈松禅老人》一诗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心情。
诗曰:
楼台无地相公归,
借住三峰接翠微。
济胜客输腰脚健,
忧时僧识鬓毛非。
尚湖鱼鸟堪寻侣,
大泽龙蛇未息机。
正可齐心观物变,
蒲团饱吃北山薇。
是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恢复垂帘听政。翁同龢此时正在南昌侄子处,得知这一噩耗后,知道今后更险恶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于是即刻乘轮返回常熟。途经九江,他心潮澎湃,写诗三首抒发自己对慈禧等人的愤懑,内中有句云:“寄语蛟龙休作剧,老夫惯听怒潮声。”
返回常熟以后,翁同龢即接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命令,随即被“削籍编管”起来。每月的初一、十五两日,即所谓的朔望日,他必须到管辖常熟的昭文县署去汇报自己的状况,接受训诫。好在时任昭文县知县的许桂祥是一个知书识礼通达时势的人,其父祖皆与翁家有通家之谊。他非但没有遵照上面的命令,对松禅老人有一丝一毫的刁难,还千方百计地给予关顾和帮助。为此翁松禅在感激之余曾书联相赠,以表谢意。联曰:“吴中续见新诗本,海内知尊古均楼”。据说许桂祥当时每逢朔望日接见翁时,为避人耳目只谈诗文,一言不及国家大事,二人彼此之间默契甚深,只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不久,许知县看出形势对松禅老人越来越不利,派心腹之人密告翁,叫他离城山居,作出徜徉林壑的归隐之态。翁接受劝告,立即移居西山白鸽峰墓庐,以避免清廷更进一步的迫害,偶而才回城小住,日常也不外出,只在黎明之时去“得意楼”茶楼品茗,日出即归家,暇时惟与山僧、野鹤、松涛、闲云为伴。为报茶楼主人对他的殷殷照拂之意,翁欣然挥毫,为“得意楼”书写了匾额。
第二年春天,张謇为自己创办的大生纱厂筹借营运资金,到上海去找洋人福开森,中途特意去常熟拜谒恩师。这一次,他们置烦恼于度外,在虞山一带痛痛快快地畅游了一番,虞山之兴福寺、连珠洞、三峰之清凉寺、翁家在老塔前的寓宅、白鸽峰的墓庐都走到了。师弟两人手摩三峰门外翁一直引
以为自豪的四株几十丈高的巨松,感慨万千,因为“松禅老人”的“松”即来源于此。
站在虞山之巅隔江北望,南通的狼山在江云缥缈之中显得那样的可爱和亲切。张謇见在宦海风涛中搏击了一生的恩师睁大着昏花的老眼,兀自隔江远眺个不停,崇敬与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一天他们徘徊了很久很久,直到酉时才回去吃饭。
后来翁同龢听到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开车运转的喜讯,兴奋之余,特将张謇所撰的一副对联书以相赠,联曰:“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光绪三十年(1904)翁同龢逝世后,张謇为铭记恩师的业绩及他对自己的知遇之恩,特在靠江最近的马鞍山上筑“望虞楼”,以为永久的怀念。
张謇与李鸿章
张謇与李鸿章相差整整30岁。
张謇26岁那年,清政府派崇厚与俄国谈判,崇厚自作主张,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卖国条约。张謇当即替江苏学政夏同善代草了“沥陈时事疏”,同时又替自己的幕主、庆军统领吴长庆拟写了“陈中俄战局疏”,一时间声名鹊起。这两份条陈虽为张謇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得罪了作为洋务派首领的李鸿章。
慈禧太后是个不学而有术的女人,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她眼见地方势力日渐坐大,对汉大臣极不放心。为了达到遏制汉臣的目的,她采用了以清议维大局的权术,鼓励培养一批正途出身、自视甚高的士大夫放胆专揭“洋务派”的短处,以使汉人互相牵制,从而便于自己驾驭那些靠“制械、练兵、筹饷”迅速扩张的实力派。
张謇在两疏中公开指责洋务派“岁糜百千万金钱,日日议自强,而有事曾不能一战,且捐数百万于仇敌,缓词而乞和”,可谓快人快语,一针见血。于是乎清流派的达官、名士无不为这位寄人篱下而无甚功名的青年才俊鼓劲叫好。
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里记述:“同光两朝,京师所谓清流者,奉李高阳为魁,而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皆其杰。友好中盛昱,王仁堪、仁东,张华奎,梁鼎芬,黄绍箕,文廷式皆预焉。”张謇这些志同道合的师友,除张之洞以外,自始至终几乎一直都是李鸿章的政敌。清流派指名道姓地说:“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若不能一战,安用重臣?”
李鸿章则反击道:“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又仅挑剔细故,专采谬悠无根之浮言”,“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他还公开讥讽清流派为“书生腐官”、“穷京官、烂名士”。
光绪八年(1882),朝鲜爱国军民因不满日本强加的“江华条约”,义愤填膺,群起攻击日本公使馆,酿成历史上着名的“壬午兵变”。清政府应朝鲜王室之请,派淮军大将、庆军统领吴长庆率所部出援朝鲜。吴长庆委派幕中年方三十的谋士张謇负责谋划前敌军事,张謇又任命时在庆军随营、跟从自己读书的学生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由于指挥得力,将士用命,有效地遏制了日军的气焰。
军书旁午之际,张謇写下了着名的《壬午东征事略》,同时向清廷呈递了名噪一时的《乘时规复琉球策》和《朝鲜善后六策》。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一方面欣赏张謇的才干,一方面又对张每遇重大国事都要给自己放几箭的行事极为不满,于是乘机指斥张的两策为“多事”,并因此而与自己的爱将吴长庆结怨。庆军进驻汉城之际,立下了盖世之功的吴长庆竟被李鸿章来了个杯酒释兵权,调往金州。再加上袁世凯“露才扬己”,经常向李鸿章打小报告,吴长庆雪上加霜,竟被活活地气死。
为此张謇对李鸿章极为痛恨,对官场的黑暗无比愤慨。尽管李鸿章摆出一副不与他计较,相反还欲请他人幕的宽宏之态,张謇却毫不领情,声称“南不拜张,北不拜李”,断然予以拒绝。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清廷增开恩科会试。张謇二月十一日启行,二十三日抵京,住在如奉会馆。四月二十二日殿试钦点第一名,两天后金榜题名,大魁天下。
就在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李鸿章一味避战求和,战局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举国上下一片愤慨。张謇旧仇新恨一同进发,他和大家一样切齿痛恨并斥责李鸿章的畏避行径。这一时期,他的日记甚为精彩,摘抄如下:
六月六日,闻朝鲜事,言人人殊。上常熟师书。
二十六日,卯刻诣太和殿恭行朝贺礼,晤叔衡、止潜、仲弢,知中国兵东渡,为日突击,坏二船。
八月十六日,随班人贺上皇太后加徽号礼,朝鲜正使李承纯、副使闵泳喆犹奉表而来也。为之感喟无已。
九月一日,芸谷领衔合翰林院五十七人上请恭邸秉政奏。是日,上召恭邸,太后延见六刻之久,有会办总理海军之命,人心为之一舒。芸谷入见,上甚忧劳,且谕北洋有心误事。北洋之肉其不足食也!
四日,叔衡领衔合翰林院三十五人上请罪北洋公折。余单衔亦上推原祸始防患将来请去北洋折。均由掌院代奏。
“北洋之肉其不足食也”,张謇对李鸿章的痛恨跃然纸上。
然而世上任何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戊戌(1898)以后,张謇对李鸿章的看法渐渐起了变化。李鸿章毕竟是一位不同凡响的政治家,在变法失败后,他并没有落井下石,对那些攻击过他的人进行陷害和报复,相反还冒着风险鼎力救下了维新派人士徐致靖的性命。
徐致靖是变法失败后被捕的重要人犯,慈禧亲拟的判罪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他,接下来才是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当时所有的有识之士都为徐的命运担忧,这就是为什么张謇日记中提及“有徐、杨六人已罹刑戮之谣”时徐排在杨锐之前的缘故。可以说若无李鸿章援救,“戊戌六君子”难免就要变成“戊戌七君子”了。
张謇与李鸿章的关系趋于平缓,应始于庚子年(1900)的“东南互保”。经过多年的宦海风波,将及知天命之年的张謇看人看事已十分老成练达。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之际,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定策:“乞公与南中将帅公推合肥总统各路勤王之师,入卫两宫。”
是年八月半,张謇复为刘坤一划策,请他与李鸿章、张之洞商量,联名上奏,请罢斥端王载漪及刚毅等祸首以谢天下。第二天刘即依计而行,发出电文。
这时候李鸿章的处境亦十分微妙。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深知慈禧对自己纯粹是在利用,内心里实际上一万个不放心。所以尽管慈禧一再命他赶快入京,他却以生病为由徘徊于香港、上海。这时又听说慈禧知道了英国有策动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拥戴他搞两广独立的企图,决心把他诱骗至京加以杀害,益发托故不行,
静观待变。
张謇不知其中内幕,一面指望李鸿章火速勤王,一面又指斥他老谋深算。在给刘坤一的信中,张謇写道:“私心窃计,以张魏公戡定苗刘之功望之合肥也。事会蹉跎,聂公死,敌歼我良将,诸军夺气。合肥驻节沪上,闻命徘徊。若以朝局兵机、敌情贼势合察统计,未遂无辞。然君父悬刀俎之上,生灵陷汤火之中,惟是逭暑避嚣,散服容与,虽充国之重臣,亦高克之逍遥,以云忠爱,未敢深信……”
但不管怎么说,由于李鸿章、张謇、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联手协作,“东南互保”得以定局,终使东南半壁河山免遭兵燹,这是值得欣慰的。
张謇在70岁时亲自编定了《啬翁自订年谱》,实际上此亦是他日记的缩简本。在自序中他说:“謇年二十有二,始有日记,至于七十,历四十有八年,视读古史殆易数姓。”这时的张謇已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回观往事,心境澄明,于是乎年谱中剔除了以前对李鸿章的痛斥之辞,除个别字句稍有訾议外,其余部分相当平和。斯时李鸿章已死多年,清朝亦已让位于民国,忆往追昔,啬翁的内心当别有感触吧!
张謇与郑孝胥
在张謇的一生中,郑孝胥和他有着很深的交谊。郑孝胥字苏戡、太夷,福建闽侯人,在科举场上的最高功名是举人。郑孝胥人很聪明,写得一笔好字,当时面对外侮日亟的局势,他与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有着变法图强的愿望。
在赴京赶考的日子里,家境同样贫寒的张謇与郑孝胥不得不依靠替寺庙抄经来维持生活。后来郑孝胥的字越写越好,官运也不错,在几个省当过按察使、布政使一类的三品大员,字也随着名贵起来,别人轻易求不到了。
郑孝胥在张謇筹办大生纱厂及预备立宪公会的成立等许多大事上,是自始至终跟着张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謇与盛宣怀签订“通沪(日后之大生纱厂)合办协约”时他即担任了见证。
光绪二十六年(1900)纱厂建成,只等开车,但因资金无法维持,原本答应帮忙的人又全都撒手而去,张謇一生中遇到了众叛亲离的最大险境。他后来回忆道:“上海之慰惜者,独何眉孙、郑苏堪二君。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命载泽等大臣“出洋考察一切政治制度,以期择善而从”,考察结束不久即颁布诏旨,表示要仿行宪政。张謇联络东南士绅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立宪政团,初推朱福洗为会长,继推郑孝胥为会长,张謇对郑表示了无比的信任。随后各省纷纷响应效尤,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立宪运动在全国各省展开。张謇一直是各省咨议局开展联合请愿行动的主持者,而郑孝胥则是他亲密的伙伴。
听活着的老辈讲,郑孝胥因系张謇密友,又为“大生”股董,以前常到南通访张,也爱与张一同到大生纱厂所在的唐闸闲住,一般都住在时属资生冶厂的一座典雅的二层楼上。早起用过餐后,郑即看张謇练字。一般来讲,郑孝胥是轻易不动笔的,他只是一只手托着水烟台,一只手拿着点火的媒子,时不时“咕噜噜”抽上一通,待看到他顺眼的字时,才站起身,带点老气横秋却又不乏真诚地夸上一句:“此字又有了进步!”
张謇在习字时,总是极重视郑孝胥的意见,虚心向他讨教,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确不一般。
张謇与袁世凯
张謇的一生由于种种机缘,曾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一些当时颇能呼风唤雨、左右干坤的人物,不过这当中来头最大的还得数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
袁世凯不但过足了大总统瘾,还当了八十多天的洪宪皇帝,但这都是后话,在此三十多年前,若没有张謇、吴长庆的慧眼识珠、破格提拔,他能不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还很难说呢。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氏。他比张謇小6岁,自小即喜欢骑马舞刀,坚信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的真谛,在家乡得了个秀才身份之后,感到再考这些劳什子不会有出头之日。尽管骑马射箭时曾从马上摔下来跛了腿,他还是在光绪七年(1881)兴冲冲投奔到淮军系统的庆军吴长庆处,寻找发展的机会。
张謇早在光绪元年(1875)经原任通州知州的孙云锦介绍,即认识了孙的安徽同乡、淮军提督吴长庆。吴时任长江下游的国防工程鹅鼻咀的总负责人,深得李鸿章的信任。
尽管吴长庆身为武职,但素来礼贤下士,对读书人十分敬重,军幕中容纳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对张謇的学识尤为敬服,光绪二年(1876)诚恳邀请张到他的幕中担任机要秘书,随部队驻在浦口。为了让张謇早日登科,吴长庆特地为张筑了五间冬暖夏凉的茅屋,让他专心攻读。月俸从优定为二十金,不久又增为二十四金,解除了张謇养家的后顾之忧。
光绪五年(1879)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很不平静的一年,清廷派崇厚向俄国索还被霸占的伊犁,结果崇厚反而与俄国签订了卖国条约十八款,消息传来,举朝震惊。接着日本又占领了时为中国藩属的琉球,对中国构成严重挑衅,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其时张謇的生母金太夫人不幸病故,处此国难家忧之中,张謇拍案而起,一气呵成地写下了两篇振聋发聩的疏文,让人眼目一新。这两疏一是代江苏学政夏同善拟的“沥陈时事疏”,一是代吴长庆拟的“陈中俄战局疏”。两文一出,朝野传诵,张謇的名字在士大夫中不胫而走。清流派首领李鸿藻和张之洞、张佩纶等人对他都十分器重,引以为同志。
应该说对时局的演变,当时担当朝廷大任的洋务派实权人物李鸿章等人还是洞若观火、有所警觉的。张謇倡导“储才”备战,指责洋务派十多年来“岁糜百千万金钱,日日议自强,而有事曾不能一战,且捐数百万于仇敌,缓词而乞和”,恳望朝廷能乾纲独断,以战为和,拒绝帝国主义的无耻要求。李鸿章一方面斥之为多事,一方面把淮军中能征善战的劲旅庆军派驻到与朝鲜隔海相望的山东登州,密切注视着时时觊觎中国的日军的动态。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张謇随军来到了登州,与一代袅雄袁世凯相遇,为波诡云谲的中国近代史添上了别有机趣的一笔。
袁世凯为何特地跑来投奔吴长庆呢?原来他的嗣父、曾做过江南巡盐道的袁保庆与吴长庆是结拜兄弟。袁保庆本是袁世凯的叔父,因无子而将袁世凯过继来承嗣。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本无功名,但他的叔祖父袁甲三却非等闲之辈,在洪杨金田起义、北方捻军崛起之时,他创立的毅军成为捻军的劲敌和淮军的友军。袁吴两家原就是世交,吴长庆为人忠厚,治军有方,是朝廷寄予厚望的统兵大员。袁世凯是十分精明的人,要不是看准行情的话,他又岂会到此来浪费时间?
也是袁世凯时来运转,不久朝鲜就发生了“壬午兵变”。自光绪二年(1876)日本逼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之后,日、俄、英、美诸国竞相攘夺朝鲜的利权,朝鲜人民义愤填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奋起反抗,部分军民向制造阴谋的日本公使馆发起攻击,日本巴不得事态扩大,好乘机干涉,它的胃口越来越大,不久又强迫朝鲜订立了“仁川条约”。
清政府对这次事件的严峻性、危险性还是清楚的,为了遏制日本向朝鲜进行更大的讹诈,命令驻守登州的吴长庆率部援朝。命令下达之际,正好是家家户户忙于过年的时节,作为统帅的吴长庆有事请假,恰巧不在营中。好在他办事例有规矩,委托了张謇代他料理营务,暂掌三军。但对一介书生的张謇来说,事起仓促,委实也太突然了。
初到登州的时候,吴长庆见袁世凯相貌不凡,喜欢阅读兵法、好以“知兵”自诩,还是很喜欢他的,但见他国学功底不深,做事浮夸,有点文不像秀才、武不像兵的样子,为把他培养成能上马杀贼、下马草檄的文武全才,决定首先帮他把文化功底打扎实,于是命他拜幕中的泰兴朱铭盘、通州张謇二人为师,好好地跟从学习,并要求他把老师布置的功课认真完成,由老师圈读评阅。因张謇兼任营务秘书,这项工作起先全由朱铭盘负责。
朱铭盘专治小学,学识渊博而与世无争,性好诗酒,为人坦诚。他阅人极多,看到袁世凯那种锋芒毕露的样子,知道他不是盏省油的灯。起先他还认真地指出袁世凯功课中的缺点,后来见袁越来越不耐烦,为了免得作对头、生闲气,索性把袁呈交的作业点上不少红点,故作赞许之态。
如此一来,连素来严肃的吴长庆也对朱老夫子这位好好先生的做法忍俊不禁,就不再难为他了,转而让张謇来负责督管袁的学业。张謇处世接物历来是一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派头,对人不苟言笑,再加上他文笔老辣,行事果断,待人从不过分亲昵,总是一副高低长幼分明的样子,所以袁世凯很买他的账,对他总是异常恭敬地以师礼待之。庆军的纪律比起清军的其他部队来要严明得多,但自同光中兴以来,内乱少了,也就缺了战争期间那种枕戈待旦的临战氛围。现在主帅不在营中,又逢年节将至,许多军官也都按太平时节的老例回家过年去了;加之第二年春天又逢大比,不少入营赞划、权充幕僚的秀才们也都请假回去准备八股文章,以为自己蟾宫折桂铺平道路,所以援朝之旨到达时竟是营中空空。当兵的一见此情,不免流露出茫然之色,大家的目光都盯在留守的张謇身上。
张謇没有辜负吴长庆和将士们对他的期望,年方三十的他手书口说,昼作夜继,运筹帷幄,充分发挥出指挥若定的干练长才。
袁世凯此时才24岁,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丈夫处世立功名的奋斗欲给了他一种挺身直前的勇气。张謇立即着手组建领导庆军入朝的营务处,任命袁世凯为该处帮办,袁也自告奋勇,愿当全军的开路先锋。其时吴长庆已回到部队,委派张謇筹划前敌军事,并任命袁世凯指挥前敌先锋营,带领部队首先入朝。
庆军刚进入朝鲜时,部分兵士把淮军的一些陋习也带了出来,有些兵油子不遵守纪律,聚众赌博,外出不请假,逾期不归队,甚而调戏妇女的事也间有发生。吴长庆听从张謇举荐,把维持部队秩序的执法大权交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率领执法队出营,没有多久便拎来七八颗鲜血淋淋的首级,交给吴长庆。原来袁世凯对部队的动态是时刻在关心着的,他知道有几位头素来难剃的老营棍子正公开在营中啸聚赌博,军官无人敢禁,当即带人赶去,将执法大令请出,不由分说,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亲手将他们的头颅砍下。庆军上下何曾见过这等声势,首级一经示众,将士无不畏惮,从此袁世凯一炮打响,大家都知道了他的厉害,吴长庆也连声称赞他不愧为将门虎子。
壬午援朝后,清廷对有功人员进行铨叙,由于吴长庆力荐,袁世凯被保举为五品同知衔,赏顶戴花翎,只花了一年的功夫,便功成名就,胜过了数十年的苦读。从此袁世凯变得目中无人,居然在李鸿章面前打恩公吴长庆的小报告,至于张謇等其他人那就更不在他的话下了。
光绪十年(1884)由于朝鲜局势表面趋于缓和,李鸿章命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金州,另有三营交袁世凯统带。从此吴长庆一直郁郁不得志,当年即不幸去世,明眼人都认为是袁世凯在李鸿章面前进谗所致。
出于义愤,张謇、朱铭盘、张督(张謇之兄)等人具名写信给袁世凯,责备他自结李鸿章,露才扬己,处处使吴长庆难堪,实属大不应该。
在这封切责信中,他们指责袁世凯忘恩负义,有三可笑处,所言颇耐人寻味。原信称:
仆等与司马虽非旧识,要亦贫贱之交,而往春初见,虽诩诩作公孙子阳见马文渊之状,一再规讽,不少愧悔,此一可笑;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此二可笑;詧司莜公(吴长庆字筱轩)支应所,司马既有领款,应具领结,辱因司马问领结格式,遂即开写,辄斥为何物支应所,敢尔诞妄,不知所谓诞妄者何在?勿论公事矣,辱与司马平日交情何如,而出此面孔,此三可笑。……愿司马息心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前劝读之《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莜公之知遇。……此信不照平日称谓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
此信一望便知出于张謇手笔,然而张謇等人却小觑了袁世凯。此时袁自觉羽翼已丰,再也不把这些从前的师友放在眼中,哪怕从此绝交,他也是在所不惜的。等到因母丧回籍守制的李鸿章复归北洋大臣任上,袁世凯认准了这棵大树往上攀,由此开始,多年直接与李打交道,凭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领,居然给自己弄来了钦差大臣会办朝鲜营务处的头衔。
也就在这一年,日军不断在朝寻衅闹事,袁世凯率领部下把侵入朝鲜宫廷的日军部队打败,将朝鲜国王李熙护送回宫,维护了朝鲜与中国的尊严,名声大震,李鸿章称赞他是智勇双全的将才。于是乎袁世凯益发有恃无恐,更不把曾经患难与共的张謇等师友当回事了。
从此张謇与袁世凯断绝交往长达20年。在这些年里张謇也由一介穷书生变成为甲午恩科状元,身价大增。随着人望的不断上升,张、袁二人各自的地位皆越来越高,俱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栋梁。虽说不通声气,但大家都是呵气成虹的人物,对方的一举一动彼此都是了然
于心。
光绪三十年(1904),张謇因为所办的大生纱厂经营得法,大获利市,对社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座新兴的工业与文化城市南通遂开始崛起于长江人海口的北岸。张謇成了当时中国杰出的实业巨子,为世界上不少着名人士所瞩目。
“戊戌变法”失败后,对康有为、梁启超深为同情的张謇等人对中国的立宪事宜由关心转为积极实施,他们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