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银元时代生活史的评价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众多作家、学者的鼎力推荐：
写老上海的书，这一本最好！——阿城
这样的书，让我这个当年上海的“小瘪三”大开眼界！——沈昌文
时代的写真，生活的侧影，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记忆的消失……——赵珩
该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物价的真实记录、对取缔中医案引发中医集会抗争的内幕的披露，均对后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⑵ 民国时的一块大洋相当于现在的多少人民币
从时间上来看，粮食价格越来越贵，大洋的购买能力也就越来越低，所以，不同时期的一块大洋，对应人民币的价格也就发生了变化。目前，最新大米的平均价格为4.82元／公斤，那么，购买1912年的60斤大米大概需要144元，也就是说，1912年的一块大洋，相当于现在的144元人民币。
如果按照1937年的大米价格来折算，这时的一块大洋，仅相当于现在38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但是，单单衡量一块大洋的购买力，不能光从大洋所能换算的人民币价格入手，还要结合当时的实际工资与社会背景，来衡量当时一块大洋的购买力。
(2)上海银元时代怎么样扩展阅读
民国时期的大洋种类极多，其中以“鹰洋”、“龙洋”、“袁大头”、“孙大头”流行最广，存量最多，这几种大洋也得到了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居民的认可。
而且，因为这4种银元的重量大约都在0.72两左右，因此，这几种银元购买力大体一致。比如拿着一枚“袁大头”，和拿着一枚“孙大头”、“龙洋”所买到的东西基本等价。因此，文中有关一块大洋在民国时期的购买力，主要就是讨论这4种银元的购买力。
据北京文献记载，在1912年的北京，拿着一块大洋能够买到60斤大米；据《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记载，在1914年的上海，一块大洋能够买到44斤大米。
根据《广州地方志》记载，在1931年的广州，一块大洋仅能买到25斤大米，又或者是20斤豆角。再来看看1937年的成都，这个时候一块大洋只能买16斤大米、40个鸡蛋、或者5斤白糖。
据1933年《文官等官俸表》记载，当时，南京的每斤大米需要大洋4分，也就相当于现在的60元人民币，那么蒋介石的工资就相当于现在每月的48,000元。上世纪30年代，如果担任广州市长一职，每月能都拿到560元大洋的俸禄。所以，广州市长的工资折合成人民币为16,800元。
⑶ 银元时代生活史怎么样
用了9个晚上，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了。 陈老先生不愧是着名中医，头脑灵活，记忆力惊人，几十年前的物价仍然记得那么清楚。小到一桌宴席、一套鞋袜、一次乘车、看病或游玩，大到买房买地、赴日本旅游，他用自己40多年的亲身经历说明了物价的变化，让我仿佛也在那个时代的上海生活了一番，对“一块银元”的价值有了切身的感受。 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他对故都北平的观感。 他到琉璃厂“富晋书社”搜访医书，掌柜满面笑容说：“您老人家不必一家家去跑，我们可以代您把各家的书都搬来，任凭您挑，价钱方面，照同行往来加五厘，我们万万不敢多收。”三天之后，“他们另外领我到一间精室之中，放着我目录中所没有的医书一千多种，而且还抄了一份新的目录，供我对照选购，目录之下还注明书坊铺的铺名，其中有八十种书是北平大名医萧龙友所藏的，这里面全是珍贵稀见的书。我看了这个目录真的发呆了，因为这些书都是我在上海求之不得的……” 我自己看到这里也发呆了，三十年代的琉璃厂，能访到这么多珍贵的书，书社掌柜简直是采访专家，还有这么周到和气的服务。这一切，想想都让人舒服，真是无限神往啊！ 陈先生这样形容故都北平：“当时见到市民日常生活，物品美好而价廉，与上海大不相同，每一个人都悠闲轻松而有礼貌，人情味极为浓厚，尤其是交际应酬时的谈吐，另有一种艺术。即以买卖而论，每一句话，总是说到你心头深处。我们江南人听了他们满口谦谦如也的道地京话，真有谏果回甘之感，这种情形，是全国各省所罕见的。”“那时的生活程度低廉非凡，一块钱可以兑到二百个铜元，所以各省的人，一到了故都，都喜欢常住下来。”——1928年首都南迁到1937年沦陷之间的几年，北平卸去政治中心的功能，留下深厚的文化沉积，那些美好的生活气氛，我辈也只能空怀想了。 作为开业医生，陈先生阅人无数，包括很多社会名流。这本书给章太炎、吴稚晖、于右任都写了专章，陈与他们密友般的交往，留下难得的珍闻，写出来就是一个个极富个性的形象。抄一段吴稚晖的俚歌，谈男女房事的日期问题： 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以后，如进佛殿；六十在望，像付房钿。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左右，解甲归田。 具体解释，读本书第七章便知，呵呵。 另：60页有个编辑错误，本应配章太炎的照片，配的却是蔡元培。
⑷ 《银元时代生活史》pdf下载在线阅读，求百度网盘云资源
《银元时代生活史》（陈存仁）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链接：https://pan..com/s/1NCzhbn6wP-iCOTN6ZtuC3A
书名：银元时代生活史
作者：陈存仁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7-5
页数：479
内容简介：
我童年时，是使用银元的时代。
“银元”早期在上海，叫做“银饼”，这是咸丰六年（1857）上海富商私家所铸造的。这些富商都是经营“沙船”生意的。所谓沙船，是十丈有余的木杆大帆船，由北方运盐到上海，由南方运黄沙到北方。这种黄沙混合了石子和泥土，叫做三合土，是建筑物的主要材料。这种沙船厂，雇用员工数以百计，每月发工资时，免得称量碎银引起争执，所以就由富商王永盛（即王信义沙船厂）、郁深盛（即郁子丰沙船厂）等自铸银饼，规定每一饼有白银五钱。银饼是用手工打成的。这种银饼，是咸丰五年（1856）所铸，我也见过。
后来墨西哥的银元（俗称墨银）流入中国，这是用机器铸造的，分量更准确。外国人到中国来购买物品，都使用这种银元。
作者简介：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
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
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
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
1949年，赴港行医。
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高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
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
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
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
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
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⑸ 民国时期普通工人工资一日多少(麻烦使用当时货币单位)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齤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齤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齤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齤安局，巡齤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齤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 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 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 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 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 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 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齤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 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 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齤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 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齤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 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 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 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 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⑹ 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简介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
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
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
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
1949年，赴港行医。
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高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
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
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
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
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
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⑺ 哪年的龙洋银元最值钱
民国人见过的钱，可比咱们现代人见过的钱多得多。
说民国人见的钱多，不是指他们富有，而是指他们见过的钱的种类非常多。
身为现代人，除了人民币，还能见到美元、英镑、欧元、港币、马克、卢布、新台币、越南盾……但是再见多识广的现代人，充其量只能见到十几种或者几十种钱。而在民国，根本不用出国，就能见到上百种钱。
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人为例，他们能见到印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袁大头”，能见到印着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孙大头’，能见到印着印着老鹰和蛇的墨西哥银元“鹰洋”、印着不列颠女神的英国银元“站洋”，以及写着“光绪元宝”字样的清末银元“龙洋”，甚至还能见到两广地区铸造的面值为两角或者一角的银元“毫洋”，还有四川军政府铸造的面值为一元的银元“厂洋”。除了这些白里透亮叮当作响的银元，在大宗交易如房地产买卖中还能见到五十两一锭或者十两一锭的元宝，在日用品买卖等小额交易中又能见到大量的铜钱。铜钱又分很多种，有康熙通宝和干隆通宝，有嘉庆通宝和同治通宝，有面值一文的制钱，也有面值十文和五十文的“大子儿”。银元、元宝和铜钱都是金属货币， 除了这些金属货币，还能见到纸质货币，例如各大钱庄发行的钱票、各大银号发行的银票、南方国民政府发行的“毫洋劵”、北方北洋政府发行的“大洋劵”、交通银行发行的“中交票”、农民银行发行的“新钞劵”、日本正金银行发行的“正金票”、香港汇丰银行发行的“汇丰票”……再加上当时军阀割据、诸侯林立，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发行的一套货币，从全国各地流入北京的纸币就有几十种！
由此可见，民国时代的货币体系实在太混乱了，那时候的货币种类实在是太繁杂了。但不管多么混乱和繁杂，像“袁大头”、“孙大头”、“龙洋”和“鹰洋”这四种银元，还是可以在种种货币中脱颖而出，可以被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居民所认可，而且不管后来纸币发行量有多大，它们的购买力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动，至始至终都是很“值钱”的货币，至始至终都被买家和卖家所欢迎。
在民国，这四种银元被亲切地称作“大洋”。
大洋的种类有别，造型各异，但是重量都在0.72两（晚清的两，每两37克）左右，含银量都在0.65两左右，所以购买力也大体一致，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方，拿一枚“袁大头”去买东西，跟用一枚“龙洋”或者一枚“鹰洋”所能买到的东西并没有区别。
那么好，一块大洋在民国时期都能买到哪些东西呢？
1912年的北京，一块大洋能买60斤普通大米（孟天培、甘博《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年版），也可以供6个人去东来顺吃一顿羊肉火锅（据《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14年的上海，一块大洋能买44斤大米，也可以供5个人去中档的西餐厅吃一顿西餐（据香港名医陈存仁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
1931年春天的广州近郊，一块大洋能买25斤大米或者20斤豆角（玉昆《广州近郊的生活》，收录于《农村生活丛谈》，申报馆1937年版）。
1937年夏天的成都市区，一块大洋能买16斤大米，或者17斤面粉，或者5斤猪肉，或者40个鸡蛋，或者45斤大葱，或者47斤包菜，或者5斤白糖（魏树东《成都地价与房租之研究》下编表1《成都市二十七年六月及七月出售物价表》，收录于《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77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
从地域上看，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粮价较高，大洋的购买力相对低一些，比如说鲁迅在北京定居时，一块大洋能买五六十斤大米，后来去了上海，一块大洋只能买20斤大米（据鲁迅日记）。
从时间上看，粮食价格越到后来越贵，大洋的购买力也就跟着越来越低。例如同样在北京，1915年一块大洋能买20斤面粉，到了1925年，就只能买12斤面粉了（据孟天培、甘博的调查报告《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
虽然大洋的购买力随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终归属于“值钱”的硬通货，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点，不管是谁，只要几十块大洋花出去，一定能买到一大堆好东西。以五四时期曾经跟鲁迅齐名的反礼教斗士吴虞为例，他有妻有妾，有几个女儿，有四个仆人和一个老妈子，一家十几口人，在成都市区过小康生活，一个月下来全家买肉买菜只花22块大洋就够了（据吴虞1914年6月20号日记）。后来他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做教授，请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稻孙等同事吃饭，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大摆宴席，鱼翅、鲍鱼等名贵菜品应有尽有，一顿饭也只花了25块大洋（据吴虞1922年2月26号日记）。再后来吴虞去上海旅游，晚上入住英租界最豪华的酒店“远东饭店”，要了一所高档套房，每天房费才5块大洋（据吴虞1924年6月24号日记）。
民国前期，北大的教授生活优裕，家家都雇听差、雇保姆，甚至还雇厨子、雇车夫，全部算下来，一个月无非只要花上30块大洋的工钱（仍据吴虞日记）。鲁迅在北京阜成门西三条胡同买下第二所四合院以后，把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都接过去住，并雇了三个老妈子侍候她们，每个老妈子除管吃管住以外，每个月的工钱只花两块大洋（详见拙着《民国房地产战争》第三章，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这说明大洋的购买力确实很强，也说明那时候老妈子的收入确实很低。
（来源：网络）
⑻ 民国时的一个大洋，换算成现在人民币值多少钱
民国时期的大洋种类极多，其中以“鹰洋”、“龙洋”、“袁大头”、“孙大头”流行最广，存量最多，这几种大洋也得到了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居民的认可。而且，因为这4种银元的重量大约都在0.72两左右，因此，这几种银元购买力大体一致。比如拿着一枚“袁大头”，和拿着一枚“孙大头”、“龙洋”所买到的东西基本等价。因此，文中有关一块大洋在民国时期的购买力，主要就是讨论这4种银元的购买力。
(8)上海银元时代怎么样扩展阅读
据1933年《文官等官俸表》记载，当时，南京的每斤大米需要大洋4分，也就相当于现在的60元人民币，那么蒋介石的工资就相当于现在每月的48,000元。上世纪30年代，如果担任广州市长一职，每月能都拿到560元大洋的俸禄。所以，广州市长的工资折合成人民币为16,800元。
⑼ 银元时代生活史的内容提要
《银元时代生活史》是一本传记，记载作者由清末至二次大战前居住在上海时候的生活回忆。全书以当时的一种货币“银元”为中心，透过个人经历，细致地刻划出上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变迁。作者将当时各国列强正忙于欧洲大战而无暇东顾，民族资本在夹缝中获得难得的喘息机会，上海出现空前繁荣这段时期称之为“银元时代”。
《银元时代生活史》内容简介 《银元时代生活史》以当时的一种货币“银元”为中心，以亲身经历为主要线索，描述了上海30年的物价变动；描摹了作者所接触到的各阶层人物生活、思想状况，比如章太炎的孤傲、吴稚晖的幽默、于右任的多情……作者从市民的视角出发揭示了这些人物普通生活的一面。书中，作者细致地刻画出了上海在那30年间，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变迁，对老上海的民情风俗、市井生活有着详细而真实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