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在民国时期，上海有船可以直接到香港吗
在民国时期，从上海到香港有很多游船，经营这条航线的主要有轮船招商局、英资的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日本的邮船株式会社等等。
这类班轮中许多都是国际航线，上海至香港只是其中一段旅程。
在钱钟书先生撰写的《围城》中，男女主角就是从法国乘坐轮船直到菲律宾，转到香港然后开往上海。后来又从上海坐轮船去往香港，再往重庆避难。
如果绕道的话，一般都是在广州停船。
(1)民国上海码头的船叫什么名字扩展阅读：
由于其绝佳的地理位置，民国时期途径香港的船只非常之多，该地区作为贸易中心蓬勃发展。香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民国时期位于香港岛南部香港仔的避风塘是一个浮动的中国帆船港口，香港仔是香港九大港口之一。在台风季节，它为当地渔民拥有的渔船提供避风场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成为继纽约、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不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亚洲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
⑵ 民国时期交通不便,主要是用船.有的是包下来的,这种当时叫什么船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0-05
⑶ 上海黄浦江上的游船有哪些，哪条游船的路线最好它的线路是什么在哪里买票谢谢！
摘要 ①东方明珠游船码头。码头在东方明珠这里，与东方明珠是套票，原价是180元的。
⑷ 1949年解放上海时,有一艘轮船被炮火击中沉没,伤亡惨重.想了解稍为具体点的情况.
1948年12月的上海十六铺码头，异乎寻常地繁乱、噪杂，旅客如梭，人流壅塞。
数百公里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给这座素有“东方巴黎”之美称的大都市，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同时，谣言也如飞蝗般四处蔓延。上海滩人心恓惶。一些宁波藉的阔佬坐不住了，纷纷抢购船票，怀揣金银细软，涌向扼据沪甬线要津的十六铺码头。庞杂的人流中，还有大量的升斗小民，他们或因不明真相而望风披靡，或为遵从祖先留下的习惯而须在冬至前赶回故里，例行祭祀……
12月3日下午4时整，担负沪甬线航行任务的“江亚号”客轮，自十六铺三号码头起碇赴甬。
坦荡如练的黄浦江水，一如以往那样雍容、驯顺。对于江亚轮上的众多旅客来说，罹难前的平静是宝贵的。
江亚轮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与“江静号”等为姐妹船。抗战期间，隶属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原名“兴亚丸”。船龄未及十年，总吨数3365吨，马力2500匹，航速每小时12里。抗战结束后为招商局所接收，重新装修，船上有特等餐厅、休息室等。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
按国民党交通部航政局规定，江亚轮额定的最大载容量为2250人。是日，据出口报告单所填，船上有乘客2607人，船长沈达才以下船员179人，载货175吨。仅凭这些记录在案、可资查证的数据，已大大超出了额定的最大运载能力。事后，据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委会调查统计，当时船上无票乘客及儿童甚众，实际载客达4千以上。以甬藉居多，占十之***。
罹难吴淞口外
岁月，至今仍铭记着海天浩淼间的这个座标:东经31.15°、北纬121.47°。
江亚轮中的幸存者及其罹难者的亲友后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个时刻:1948年12月3日晚6时45分。
几分钟前的江亚轮还是安宁的。尽管驶出吴淞口后，客轮出现了较明显的摇晃，蒙蒙暮色中可以感受到波涛渐趋汹涌，朔风更臻凛冽。然而这只是外海与内江的不同，船舱中除了部分旅客由于晕船而感不适外，大多数人依旧泰然处之，当晚膳的钟鸣奏响之后，舱内到处都是一片津津有味的咀嚼之声。
名副其实的“最后的晚餐”。
前大舱里，一个名叫裘乐华的奉化藉青年妇女，正在哺乳期内，她撩开衣襟，忘情地凝注着怀中嗷嗷咂乳的婴儿；沪上新闸路一带妇孺皆知的占卜瞽叟张海峰，前些日子因心躁难安而焚香起课，断语非避地不能免其厄，故紧急离沪，及踏上江亚轮甲板，始感稍安，乃啖大饼以充饥；四等舱茶房姚某，年逾五十，仍好胜心切，与一个无票的国民党大兵理论未果，遂强行将其逐出舱外，气哼哼地回到餐桌前，端起饭盒……
谁也不曾想到，巨大的灾难正在朝着这片漂移的陆地逼近。
6时45分，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江亚轮右舷后部，骤然传出炸雷似的一声巨响，船体随之发生剧烈震动，所有灯火倾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时坍塌，报务员被炸得尸肉横飞，收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船头驾驶仓内，求援汽笛也仅象征性地鸣响一声，就再也发不出音来。值班大副抛下他安顿在“大副室”内的边姓亲戚一母一子一女三人，顾自逃命。另有一名水手，窜出仓房，正想往水中跳，突然被他不会游泳的姐夫从身后抱牢，哀告救命，水手竟掏出小刀，猛刺姐夫的手指，脱身而逃……
船舱内漆黑如墨，但闻冰凉的海水哗哗涌入。男女老幼，惊惶万状，慌乱中群相挤轧，纷纷向船顶甲板夺路奔命。“骇叫悲啼，怆天呼地，如赴屠场，如临末日。老弱妇孺，践踏而死者甚多，凄惨景状，楮墨难罄。”
可怕的次生灾难
由于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三、四等舱的旅客。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已盖没甲板。下沉速度之快，可见船体受损程度之烈。由于失事地点恰为一浅滩，因此烟囱、桅杆、以及悬挂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面，然而慌乱中、加之天黑，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
爆炸发生的时候，白龙港附近水域有若干船只经过，其中不乏侠肝义胆、慨然援手者，如招商局茂利轮、中国渔业公司太孚1号2号渔轮等。据记载，当时路过此处水域的机帆船“金源利”号，在船主张翰庭先生的指挥下，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冒死相救，从死神手中夺回了 453人的性命。但也有一些船只或袖手旁观，或乘火打劫。世风颓败，人心不古，至于极端。
海天浩劫话生死
黄浦江失去了它以往雍容的笑脸。
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的阴魂所纠缠，它被三千余众罹难者家属的泪水所湮没。
由于罹难者大都为甬藉，宁波人旅沪同乡会旋于12月6日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据善委会统计，失事后仅9百余人得以生还，估计罹难者多达3千以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泰坦尼克号海难。
招商局于失事后派出90多名潜水员和十几艘船只前往失事地点打捞尸体，大多数已不知所踪，仅捞起尸体1336具，其中1龄童34人，2龄童41人，3龄童18人，4龄童38人……
饥饿的海浪，那么硬，那么凉，那么饕餮贪婪……古往今来吞设了无数生灵……吞没了再也不肯吐出……
尤其是儿童，面对不可抗拒的灭顶之灾，他们与大自然抗衡的能力较之成年人更为孱弱，命运更加悲惨。
从江亚轮驾驶台扶梯口打捞出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她的左右手各牵一个5、6岁的女孩，一望而知是三姐妹，小姐姐的双手紧紧地拉着妹妹，至死没有松开……
前大仓打捞出一个6岁左右的孩子，左手拿饭碗，右手捏着一只菱角，溺毙前的嘻戏进餐景状栩栩眼前……
一个名叫朱华光的孩子，失事时从轮首锚洞跳入海中，爬上了一捆漂浮着的铺盖，没想到一个成年男子游过来抢夺。天黑浪急，怕极了的孩子抓住捆铺盖的绳子不肯松手，那男子竟然用脚猛踹，把他掀人海中，幸好援救船只赶到，他才得救……
极端的自私心理，使人堕落成海难的帮凶。
桃源路停尸场，千余具尸体接踵运到，麇集场外的家属，焚香招魂，哭声震天。
刚出水的尸体大都面目正常，似入睡状，有些女尸脂粉蔻丹、宛若生前。可是出水后与空气接触，面貌陡变。尸体中，还有头颅挤碎的，腿骨砸断的，眼球脱落的，半边身躯炸飞的……
难以想象的惨况。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江亚轮失事之时，也有人因祸得福。
着名影星张翼，原藉宁波。12月3日，张托人买到一张江亚轮二等仓客票，送妻子回故里省亲。但当张翼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时，船已离岸。夫妇俩沮丧而归，途中互相埋怨对方耽搁太久。第二天，噩耗传来，两人冷气倒抽，深感庆幸。
一个姓张的老太太，本来买的是去宁波的江亚轮客票，可是忙中出错，误登了与江亚轮并泊的茂利轮，起碇后才知是开往浙东海门的，老太太懊丧万分。由于茂利轮开船比江亚轮稍迟，等它经过白龙港海面时，江亚轮已经爆炸沉没，老太太亲眼目睹了失事现场，惊吓之余窃喜死里逃生。
失事之谜
江亚轮失事原因，人言言殊，各执一词，迄无定论。据载，不外乎六种可能:
1.锅炉爆炸；2.触礁；3.定时炸弹；4.夹运爆炸物；5.遭受鱼雷袭击；6.误触水雷。
1948年12月7日，招商局特邀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总工程师朱天秉，上海轮渡公司副经理周启新，轮机师总会理事长陆良炳，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造船厂经理杨俊生，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叶在馥，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柴志明，美藉专家格莱登极博士等14位专家，及航政、监察等部门的代表，乘船前往失事地点勘察。事后又邀集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引水公会、船只碰撞委员会等部门的代表，多次举行调查审定会。专家们认为，该轮航线正确，不可能触礁，爆炸处距锅炉房尚有60英尺距离，也非锅炉爆炸所致。
12月14日上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派出检查官曹鸿、虞炳铨参与侦察，同行的还有夏功楷等四律师。
江亚轮被炸裂口长约30多英尺，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蹊跷，缘由莫辨。传讯生还的江亚轮理货员，查明仓载货物中并无爆炸物夹带，一般随身携带的小型定时炸弹，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爆炸当量。
经多方协查，最后的意见大都趋同于鱼雷袭击或误触水雷。海军方面认为，白龙港附近航线为本端口连接外海的咽喉，进出船只，日以百计，故不可能触定位水雷，惟漂雷随风势潮流而动，触船爆炸，亦未可知。至于鱼雷，发自飞机，还是军舰?推测殊觉幼稚，云云。中国渔***司副经理顾久宽，对《新闻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渠认为可能系一种----战时遗留下之水雷，因受波涛激荡过久，成为“漂雷”。若干月前，大西洋上曾有类似江亚轮所遇之海难事件发生……”
善后风波
江亚轮惨案的善后事宜，是一桩令国民党当局伤透脑筋的事。对于三千余众罹难者的家属、亲友来说，失事之谜能否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死去的亲人讨还一个公道。且不论其他，仅凭是日客轮严重超载这一点，就是足够追究招商局有关责任者的渎职之罪，况乎抚恤被难家属，也是市政当局不容推诿的责任。
但是，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提出的合理要求，却被当局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给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这种拖延，无疑于火上浇油。
1949年2月8日，距惨案发生已逾两月之久，当局方面仍迟迟不予表示，聚集在***路宁波人旅沪同乡会中的五百余名被难家属终于按捺不住了。下午五时许，他们在善委会联络组正副组长王震林、王耐寒的统一组织下，分别乘卡车前往广东路20号招商局请愿。招商局闻讯慌忙停止办公，将铁门拉上。被难家属不得其门而入，转而往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的家中寻找。两人躲避在先，众家属遍寻无着，只好暂且归去。
次日一早，被难家属增至六百余人，以二十人为一个小组，携带干粮，再度出现在招商局局本部大门口。要求给每位家属发放安家费食米125石，否则将占领全部办公室，不达目的不离开。
招商局大门紧闭，局内大小官僚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总经理徐学禹传出话去:“在此时局紧张之际，按诸戒严法令本不容聚众生事，况本局江亚轮之失事责任问题正由政府调查中。在责任判定之前，本局在法理上本无法谈及赔偿问题，但为顾念各家属生计起见，已迭次电呈交通部转呈行政院代请拨款救济，尚未奉复，”云云。
众家属闻言顿时大哗，广东路上哭喊声、叫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无奈招商局铁栅栏把门，欲进不能，于是部分家属便迁怨于邻近的招商局四川路售票处，一涌而上，将交通阻断，使售票业务被迫中止。
双方相持到下午二时许，王震林、王耐寒二人又出一招，用卡车装来空棺十具，堵在招商局三处大门口，然后焚香祝拜。刹时间老少妇孺，哭声一片。来往行人莫不为之掬一腔同情之泪，连在场的一些宪警也不免黯然神伤，为之动容，不忍强行驱赶。
延至傍晚六时许，在徐学禹的敦促下，警察局长俞叔平增派保警二中队及飞行堡垒前往驰援，施行弹压。招商局门口顿时警车呼啸，棍棒横飞。全体被难家属先被强行分割，然后再遭驱赶。一个小时后，难属均被押上卡车送返，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事后，招商局在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支持下，态度更趋强硬。声称在责任未明之前决不赔偿抚恤金，即使责任判定，也断无接受难属所提赔偿金额之可能。同时还倒打一耙地要求追究难属妨害公务、破坏航运之全责。被难家属的合法权益不仅没得到保障，还受到宪警当局的侦缉和迫害。
惊爆内幕
江亚轮惨案发生后，包括专家和亲历者在内，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触雷说，但均属推理、判断，无人能够提供确切佐证。失事责任究竟属谁，始终不能明断。一桩震惊世界的惨案久悬未决，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解放以后，原招商局经理胡时渊，于多年沉默之后，突然吐口，对失事原因作出另一种解释，爆出惊人内幕。
据称，1948年12月，国民党上海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飞往海州执行任务后，返回上海高昌海军基地，在吴淞口外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500磅炸弹，因安放欠妥而脱钩坠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炸弹坠入客轮右舷水中，被行驶中的客轮产生的引力吸向船体爆炸。
事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此视为绝密，严加封锁。直至1949年4月，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总经理徐学禹及胡时渊，诱劝他们去台湾时，才吐露了真相。
倘此说属实，招商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长期隐匿真情，则难脱欺骗视听、助纣为虐之嫌。然而，单面之词，终属孤证，信耶非耶，似乎仍然难以定论。
1956年，上海市政府为清浚航道，决定打捞江亚轮。打捞工程自5月13日开始，10月29日结束，历时160余天，终于使沉埋江底的江亚轮重见天日。打捞过程中，工作人员遵照市政府的指示，仔细搜寻罹难人员的遗骸和财物，将这些残骨和金条、项链、戒指等，一一清理出水面，登记造册。后来，市政府用那些无人认领的金银首饰，在西郊修建了一座公墓，用以安葬那些已无法分辨身份的死难者的遗骨。
1957年1月，出水后的江亚轮被送往江南造船厂，进行彻底修理。两年后的1959年2月4日上午，经修复后焕然一新的江亚轮出现在张灯结彩的十六铺码头。通体被漆成乳白色的客轮在阳光下烨烨生辉，船上满载当年罹难旅客的家属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上午9时整，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新生的江亚轮正式起碇试航。两个小时后，当客轮再次来到当年的蒙难地——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的里铜沙江面时，汽笛又一次鸣响，伴随着绵绵的哀思，浑厚的笛鸣声在茫茫海天间久久回荡。
由于江亚轮的罹难者大多为宁波籍，自1998年以来，宁波晚报每年都组织江亚轮幸存者聚会，至2004年已连续组织了9年。2003年12月，在纪念江亚轮罹难55周年的聚会中，原“金源利”号已故船主张翰庭先生的儿子、77岁高龄的浙医大退休教授张克劬特地从杭州赶到宁波，代表全家和江亚轮幸存者见面。2004年，张克劬先生的两个弟弟，67岁的张克勋先生和66岁的张克勖先生，也分别从成都和萧山专程赶到宁波，同那些与“金源利”有着不解之缘的老人们见面。
来自于网络
⑸ 红船的来历
相传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有一次朱元璋败退湖边，湖水挡住去路，湖边破舟，无舵难行。危急关头，忽有一只巨游来衔船为舵，搭救朱元璋渡湖。朱元璋夺得天下后，不忘旧恩，封巨为“元将军”，在湖边建“定江王庙”，百姓称为“老爷庙”。走进庙门，一只巨?趴地，四趾伸展，背负丈余高、三尺宽、一尺厚的千斤大石碑，上面朱元璋御笔书写“加封显应元将军”7个金字，熠熠生辉。古往今来，民间传说就是这只千斤?精兴妖作怪。为此，船只行经这里，船工们都要上岸焚香烧纸，杀牲畜祭奠。神殿前有一只小石，头嘴朝天，专喝被剁头砍颈的鸡鸭猪羊的鲜血，人们乞求元将军的保佑，想在神王爷的庇护下，上下行船顺风顺水。老爷庙香火很盛，然而悲剧照样发生。后来湖上出现了救生的红船。要知红船的来历还得从一位名叫周善人的身上说起。相传有一天晚上周善人做了一个梦，一觉醒来，便喜孜孜地告诉妻子，说是老爷庙里的定江王菩萨，要他在老爷庙里开设药店，解救那里经常翻船遇难的渔民。于是，夫妻俩在老爷庙边开起了一间药店。周善人刻苦钻研药理，精心配制了一种“济生水”，对落水不久的人灌下此水，就会起死回生。这里的渔民把“济生水”叫做“济仙水”，救治了不知多少穷苦渔民。有一次他救了一个老和尚，老和尚感激不尽，临别送他一双又结实又美观的草鞋，草鞋的鞋尖上缀了一对大红花球，老和尚对他说：“收下吧，你穿上它，会福寿双全。”原来，这位老和尚是位得道成仙的神人。自此，周善人出门治病都穿上这双草鞋。夏天穿上脚不热，冬天穿上脚不冷。有一天黄昏时分，周善人被人叫去出诊。他登上来人驾的小船，不一会，远处湖湾上空，忽然升起一朵乌云，接着电闪雷鸣，湖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个小山似的浪头向小船扑来，小船被巨浪推翻，两人落在汹涌的恶浪中挣扎。正在这危急时刻，周善人脚上的草鞋脱落了，变成了两只崭新的大木船，鞋上的红花球放射着红光，变成一对红灯，把黑暗的鄱阳湖照得通亮。落水的周善人和求诊的年轻人很快上船。这时鄱阳湖上被风迷航的船只一见红灯都欢呼着“红船红船”，红船使这些遭遇风险的船只转危为安。后来，清朝的康熙皇帝，经过鄱阳湖遇到了风险，红船前去救驾。皇帝对红船非常赞赏，赐封为“救生红船”，并下了一道圣旨：任何官府都不能动用。后来到了民国时期，蒋介石下令拨款维修红船。鄱阳湖上老爷庙水域的红船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留下来。迷信自然不可信。那么，这块神秘莫测的水域下面到底隐藏着什么？这引起了科技部门探秘的兴趣
⑹ 我想问50年前上海南码头是指浦东还是浦西上海南码头渡口在哪里
以前，上海南码头地区分成两块，一半在浦西，一半在浦东。
浦西的一半在南市区，现陆家浜路、中山南路交汇处以东一带。浦东的一半大概在浦东南路、南浦路一带。
后来，南浦大桥造好了，正好在南码头地区，而南市区又被黄浦区合并了，浦西这个南码头的地名逐渐就不用了。而浦东这一半，因为有南码头路，又有南码头路街道，所以一直延用了下来。
上海南码头渡口一直在浦东南码头路，这条轮渡线叫南陆线，浦东这边是南码头路，浦西这边是陆家浜路。
⑺ 民国当年黄浦江上的各国船只···求教后面那艘是什么
巴尔的摩(CA68)级重型巡洋舰，CA73 St. Paul圣保罗号···
⑻ 上海船厂的历史沿革
英联船厂是由祥生船厂、耶松船厂、瑞镕船厂、万隆铁工厂、和丰船坞、董家渡船坞等厂坞经过多次兼并和合并而成的。清同治元年（1862年），英商尼柯逊、包义德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开设祥生船厂，建厂初期制造军火，后来修造船舶，曾为清政府建造过2艘浮江炮艇及其他船舶。19世纪70年代，祥生船厂兼并了虹口的新船坞及浦东炼铁机器厂，并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耶松船厂是英商伟南于同治四年所建，位于虹口外虹桥，其规模比祥生船厂大，曾兼并过几家小厂，光绪十八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光绪二十六年又收购浦东陶家宅的和丰船坞和发昌机器厂。光绪二十七年祥生、耶松两厂合并，组成耶松船厂公司。两厂合并后实力大增，拥有6个大船坞，资本猛增至557万两白银。光绪三十一年，公司整顿财务，重新注册，改名耶松有限公司。
瑞镕船厂系德商企业，建于光绪二十六年，光绪二十九年开挖船坞，专造浅水船、拖船、驳船和游览船。光绪三十年德商万隆铁工厂成立，从事造船及海船修理业务。民国元年（1912年）瑞镕兼并了万隆铁工厂，统称瑞镕船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瑞镕厂主转入英国籍，船厂也成了英商企业。英商企业为了避免自相倾轧，决定联合起来，于民国25年正式签约合并，成立英联船厂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英联船厂）。合并后共占地30万平方米，职工近1000人，拥有4座大型船坞（杨树浦1号、2号船坞，董家渡船坞及和丰船坞）。民国21～30年，英联船厂及瑞镕船厂共承修中外舰船2248艘，其中包括英国军舰64艘、美国军舰21艘、日本军舰31艘、意大利军舰1艘，营业状况甚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英联船厂，其杨树浦总厂改称三菱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杨树浦工场。民国31～34年8月共修理舰船382艘，几乎全是日本的军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海军部接管英联船厂，民国34年9月16日归还英商，并恢复原来的厂名。
上海船厂的另一个源头是招商局机器造船厂，创建于民国3年。是年，招商局为扩大营业，把“招收民股”改为“官督商办”，并拨款37600余两白银，在浦东陆家嘴租地7亩，创办了招商局内河机厂，当时约有职工100人。民国17年，改名招商局机器造船厂。民国25年，奉命将机器、设备、材料迁至招商局汉口分局四号仓库装置开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几经变迁，直至民国28年在重庆龙门浩设厂，改名国营招商局机器厂，有职工约200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招商局迁回上海，工厂人员返沪，并接收闸北潘家湾内河造船厂、南市机厂街中央造船厂（前身为民办合兴机器制造厂）和浦东泰同栈黄浦造船所等3个小修理厂，分别改名国营招商局第一、第二、第三船舶修理所。民国36年10月，招商局将第一、第二两个修理所合并迁至浦东泰同栈第三船舶修理所，并改名国营招商局机器造船厂。
1949年5月29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航运管理处接管招商局机器造船厂，改名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船舶修造厂。当时全厂有职工699人，工厂总面积7.6万平方米，岸线413米，金属切削机床129台，锻压设备21台，焊接设备36台，厂房建筑面积3300余平方米。1951年11月，工厂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海运管理总局上海船舶修造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