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上海的街道为什么都是以别的地名作为名字
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对道路命名的一种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没有特别的指向，主要道路多采用主要的省市名。
这些路名，解放后变动也不大。
解放后，新政权要对上海的路名要进行改置，后来的大量全国地名路名就是这样出现了，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路名．－－如中华路就是原有的路名．
一般而言，上海道路的地名是与全国的省份的各大体方位大致相同，如我国的东北省份在东北方向，反映在上海的地名上也在上海的东北方向。松花江路，鞍山路等，在杨浦区--在上海的东北区。
还有上海地名的命名规则是，纵向（南北走向）是省的名称，横向（东西走向）则是省以下的市、地区、县的名称，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延安路等是横向；而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福建路，浙江路，贵州路，广西路，西藏路等－－纵向。当然也有特例，如广东路它是省名的路，但它却是横向。
这规则在后来的运用上，基本上是这样的，可能特例会比较多。如成都路它是纵向的，但按规则它应该用在横向的路名上。
上海：路名解读城市
□本报驻沪记者沈颖摄影李江松
“私人记忆档案”
一个熟悉的地名往往构成记忆的大海，而地名像珊瑚礁保存一个错综的秘密，在人和地名之间有一份默契。
有些说来还不无讽刺。周泽雄在他的上海回忆录里写道：“然我的初恋得以在花溪路展开算得一个好兆头，但正是在凯旋路，我陷入了爱情的滑铁卢。还有一次，当我自以为已经优哉游哉地把爱情从武宁路牵扯到富民路，继而又从市中心的襄阳公园大踏步地拓展到僻远的临江公园时，在一条大名叫‘团结’的路上，我和她又差点鸡飞蛋打。”
地名是有其象征意味的，但这份意味不可能得到人民币那样的共同流通和集体接受，亦即不可能是字面上的那种，它属于你，而你或许又无从向他人道及。
仇女士家在四川路边的一座小洋房，虽然是与六户人家合住。毕业于着名的复兴中学，在四川北路顶端。这条路上的每一寸沥青和水泥都见证了她20岁以前的青春，用她的话说：“这条街上每一爿店铺里面的每一个柜台卖什么，我都知道。”
但是她的领地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一次仇女士回娘家到四川路来转转，都会发现变化的东西。说到这里时她的眼角不住向上翘动，仿佛是一个王后在说后花园里，那个粗心的园丁没有按照她的意思修剪，结果“弄得一塌糊涂”。
她曾经是这条路当之无愧的主人，至少是主人之一。而她的丈夫周先生则不是。他出生于四川路不远的海拉尔路。两条路之间还有一条路，名叫四平路。在人口密集的虹口区，四平路一度是一个分界，它的东面是海拉尔路等地的棚户区，以苏北人为主，以西是四川北路、欧阳路等广东人的后裔。在1949年以后上海相对封闭的日子里，四平路两侧是两个街区，也是两个阶级，周先生为了打通这两个街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过年前周先生回到海拉尔路，看到自己爱之恨之的棚户区已经被推倒。这里成了新的住宅小区，均价达到7000元一平米。他说他感觉“一下子被呛住了”，只能把车停好悠悠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关于地名的私人档案袋，各种地名都已被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分别归档。
敲入城市的历史密码
而对于一座城市，地名就像一套密码，你只有了解这座城市的全部底蕴，才有可能一一破译。
上海的城区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路名规律变化的过程。最早的上海城区局限于现在黄浦区南部还被称为南市（以前这里是单独的南市区）的一个部分。聚集了一批“尚文路”、“蓬路”、“望云路”等一批并不规整的路名和以当地大姓为命名的很多弄堂，“翁家弄”、“吴家弄”等。也许当年的上海太小了，人口也不多，路名混杂不至于让人迷路。
随着上海的变化，马路在被拓宽、延长和对接，这些路名也正在逐渐消失。但这个地区作为上海核心的时间是最长的，有好几百年———对于年轻的上海来说，这个数字和史前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1840年以后，南市北面的一条小河“洋泾浜”开始引人注目，这条普通的小河成了英租界南缘的界河，同时也成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界河，“东方”和“西方”的界河。其两岸也成了标准的华洋混居地，于是一系列不中不洋的词汇被冠名为“洋泾浜英语”。
由于迅速膨胀的人口，租界之间的频繁往来，滨河被填平造路。取何路名，一番争论，最后成了以英王命名、以法文拼写的中国大马路：爱丽诗路。上海解放后更名延安路，革命圣地之路。改革开放之后，这里又建高架路，延安路高架桥。由一条河，变成一条马路，又变成一条空中通衢大道，这不仅是一条路的历史，而且是映照着城市成长的城市发展史。
“一直到今天，要是只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上海，‘洋泾浜’可能还是最合适的称谓，虽然这条小河已经不复存在近一个世纪了。”研究上海历史的老先生说。
上海若没有淮海路，上海人将失却很多精致和布尔乔亚式的生活热情，这条最初由法国人筹划的大街，最早在1901年时叫“宝昌路”，宝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位董事，一位“爱法国，也爱中国”的法国佬。他在法租界连续当了17年公董局董事，管理法租界的市政建设。1914年改为霞飞路。早在1885年，这个年轻的法国工兵士官乘船到上海游玩，除了法国的孩子们对其颇感兴趣以外，无人理会。但当欧洲大战爆发，霞飞在战场上屡建功劳，荣升法国东路军总司令后，法租界公董局的先生们立即想起这位霞飞将军曾经来过上海，尤其是玛纳之战，霞飞力挽狂澜，拯救了法国的危亡，法租界董事局的官员们欣喜若狂，立即决定从1914年开始将上海最繁盛的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霞飞路”叫了35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着名的三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的胜利，这条路改为淮海路。租界全部收回，霞飞路才改名为淮海中路。淮海路全长约6公里，现分为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
这是一条繁华而又高雅的大街，一条堪与巴黎的香榭丽舍、纽约的第五大道、东京的银座、新加坡的乌节路媲美的大街。尤其在行人稀少的晚上，读过几部法国小说的姑娘会自我感觉特好地把高跟鞋踩得跪响。
江湾五角场，它在国民政府时期一度倒是有希望成为上海的政治中心，所有东西走向的路都是以“政”字开头：政通路、政立路、政民路等等，而所有南北向的路都以“国”字开头：国定路、国和路、国顺路等等。还有一条小路的名字竟叫“国庠路”，这个“庠”字被用作路的名称，怕是全国鲜见。
结果，1949年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成为上海的西伯利亚，在疏离中感受流放。
以路的名义生长
随着上海城市的不断发展，市区面积扩大速度惊人。路名需求更加丰富，相应的规则就只能以一个大概的原则而行。这个原则就是尽量以国内的地名为路名，而且被命名的地区在全国的位置应该大致相当于这条路在上海的位置，同时不影响原有的主要道路。这也许是一种表达举国融融、四海一家的方式，并附带削弱上海人的本位意识。只是，在这份表达欲过于强烈时，地名应有的地域色彩也会剥离。东西向马路以城市命名，南北向马路以省份命名，遂使得南京路、延安路或福建路、山东路云云，不见得比纽约第五大街或第十六大街更具个性。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上海市区边缘出现了地区路名集群这样一个有趣状况，同省的地名在地图上被集中在一起。西南角上出现“钦州路”、“柳州路”等（分别都是广西地名），东北角则出现“鞍山路”、“双阳路”（东北地名），正北方则有“呼玛路”、“呼兰路”（黑龙江地名）。
事实上这一规则在上海沿用时间很长，但是随着城区范围的扩大该规律一直在起作用，同时新的命名又要考虑到不影响原有路名，因此有些地区在地图上离得很近，而在上海又离得很远，出现了多个东北集群等有趣状况。最典型的就是虹口区的赤峰路、多伦路等原上海市区的东北角，现在基本处于应该叫“上海路”或者“连云港路”的位置，非常有趣。
有安徽的好事者以此为据向上海市图书馆提问：为什么在上海没有一条安徽路呢？振振有词的。
这个问题让上海图书馆的同志有些为难，我的主观臆测是，在有可能命名“安徽路”的地方，一直没有出现一条需要命名的马路。要知道考证为什么没有“安徽路”，比考证为什么有条路叫“安徽路”更难。
实际上，起名字总是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没有哪条马路是生来就一定要叫某个名字不可的，而用来命名马路的省名，也不是只缺了安徽一个。
浦东开发后最受益的当属陆家嘴一带（陆家嘴相传为三国时东吴大将陆逊的原籍所在），一些并不出名，经济也不很发达的山东地名成了上海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比如博山、乳山等。
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突然让人们发现路名原来可以是一种无形财富。上海市地名办的负责人说，上海本没有宁夏路，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动申请命名的，宁夏的广夏集团、宁夏枸杞等着名品牌企业和特色产品也就顺理成章的进驻了宁夏路，为在上海市场大展手脚打开突破口。
在云南开远市的要求下，又有了开远路。市地名办的人士说，现在一套崭新的路名命名办法正在实施之中。一些路名开始披上炫目的时代色彩：如世纪大道、五洲大道等；而张江高科技园区出现了一批李时珍路、牛顿路等科学家的纪念路，似乎标志着这个地区的高科技含量。
路名无言，却几乎是我们政治、社会生活演变过程的显示卡。而任何一项试图穷尽地名意味的努力，也就难免成为美丽的愚蠢。
地名标识出一个个个体生命或城市生命的车站，不管我们曾作过逗留还是呼啸而过，我们都已进入了它珊瑚礁般的缠结之中。
‘贰’ 上海人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上海人的性格特征
精明：
“太精了!”这是各地生意人对上海商人最普遍的评价。
上海人因为精明，被人称为“门槛精”。上海人的精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更包括对个人权益、利益的维护，该得到的，他们一分也不让。这使得上海人常常为一点点小利益而斤斤计较。在生意场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又敢于和善于据理力争。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为此，韩国的一家报刊称：“上海人都是经济里手，……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口袋里掏出钱来。”
上海人精明源自商业传统的熏陶。其实，中国南方商人(如广东商人、江浙商人等)的精明也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整体上被人们认为精明之至，精明已经成为上海商人人格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上海商人的精明是骨子里的。
因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于太精明，上海商人大都十分谨慎小心，他们会注意到太多的细节。在做生意谈判之前，他们多半已事先调查了解好了市场行情、谈判对手情况等。他们的谈判多半是在有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才进行的。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常常会因个别小问题争论不休，时间拖得很长，使人们常会感到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与其做生意时必须要有充分的耐心。
自信自负：
上海人的自负是众人皆知的。
上海人的自负感，源自上海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地位。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像获得今天推行的银行金卡，将会获得众多优惠。这使得上海人以自己的身份为荣，不愿离开上海，人称的“恋沪癖”成为上海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特征。
上海人因为自信而生的自负，在生意场上，表现为他们对自己提出的做法坚信不移，认为自己的想法、主张是顺应自然，合乎逻辑的，所有的人都应赞同，不愿让步。
勇于竞争，精于商战：
上海具有商业竞争的传统。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场虽尚不成熟，此时的商业竞争却十分残酷。洋商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之间，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竞争手段、激烈程度都给人以震撼。上海，商家必争之地，谁能立足上海，谁就意味着拥有财富。上海是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在这熔炉里，培养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作为中国现代商业的精英，上海商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商业手段之繁杂、经营思想之宽阔，令各地商人惊叹。
中国近代商业精英云集上海，使他们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盘”，从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战十分残酷。上海商人个个都精于商战。
进入21世纪，上海的市场经济已经步入成熟之时，南京路每天客流量达300万人次，600多家商店比肩而立，各显风姿。徐家汇、淮海路大型商厦不断涌现，首尾相接，形成了独特的“圈状模式”。许多商家采取的竞争手段更加复杂多样，广告战、价格战、品牌战……硝烟弥漫，奇招百出；甚至不免出现非理性竞争，比如过分杀价、相互攻击谩骂等。但是，作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须大胆参与，进行竞争。
目的明确：
经济利益是惟一原则
受长期的商业传统影响，上海商人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讲求实惠，关心个人和家庭生活，在商界则体现只讲经济利益，重利润的商人风格。
上海在长期的工商业历史的影响下，实惠哲学成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追求实惠的上海人总是会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商业活动中，上海人较北方人较少地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素，而是明确地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北方人做生意可能考虑的因素还有人情关系、地位差别等，而在上海，商人们却很少考虑这些。上海人做生意，只把经济利益做为惟一原则和目的，只考虑赚钱不赚钱，只要有钱赚，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可以迅速组成一伙，而一旦经济利益目的达到或这个团体达不到经济目的，一伙人就迅速解体。
守法守纪，契约意识强：
长此以往，上海人形成了追求合理化、追求平等与规范的观念。上海人的这种观念，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为极具理性的城市。上海城市管理的特点之一就是热衷于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办法措施。如果遇到什么新情况，上海人的倾向是立即制定管理办法，而市民也基本服从管理。
守法守纪，遵守秩序是上海人的基本观念。上海人不做违法的生意，这虽不能说是绝对的，起码是大多数上海商人的共识。他们是生意场上的“正人君子”，不做“偷鸡摸狗”之事，甚至连“擦边球”都不打。与上海人做生意时，应该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否则你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和合作。
因为守法守纪，上海人是非常理性的，做事要求有理有据，他们契约意识强，重合同。这源自商业传统的熏陶。上海现代商业历史长，尤其是西方数百年商业传统对上海深刻影响，使得上海人形成了凡事讲求公平合理、追求合理的心理素质，因此，他们较为重视合同契约。
上海商人做生意时，认真履行合同，一旦签订了合同，如无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上海商人大多会严格按合同办事，决不含糊。签定合同有如下的一些特色：
(1)合同是做生意一般不能少的，签订合同是双方合作的法律依据。
(2)合同签订内容全面，表述精确。特别对双方的责任、义务有清楚的表述。
(3)签订合同时，对可能出现的意外尽可能考虑并有相应的对策条文。
(4)讲究合同的合法性，认为合同的签订必须符合国家、地方(合作双方所在地)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能够产生因可预见的主客观原因而使合同不能履行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