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上海的方言有那些
上海方言源于苏沪两地俗语，在我国区域方言中属吴语范围。随着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内外交往中心，上海方言逐步成为吴语方言的代表语。它既受到全国各地方言及外来语的影响，形成了许多独特的词汇，丰富和发展了自身；同时，也有不少词汇被普通话所吸收而走向全国。这一趋势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上海方言今天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地方方言之一，不能不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年，上海属松江府所辖。其时，上海话如同现在的浦东及松江一带方言。开端口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上海方言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不断发展、变化。其中，以受苏州方言与宁波方言的影响为最大，其次还有广东、福建方言的影响。如“阿拉”、“小鬼”（音 jü）头”、“邪气’”等，便来自宁波方言；“阿是”、“阿曾”、“勿来讪”等等来自于苏州方言；“木佬佬”、“下作”等，则是来自于杭州方言，等等。这些词汇的出现，一方面使上海方言不断得以丰富，另一方面，也使上海方言显得相当“混杂”。往往是同一种东西有许多种不同的叫法，同一个意思，也有不同的表达。如北方话中的“饼子”，在上海方言中便有“大饼”“面饼”。“晶饼”、“羌饼”；又如，同样说“死”，有的称“弹老三”，有的为“翘辫子”，有的说“一脚去”，亦有称“上西天”、“上西宝兴路”；再如，同样说“很”，上海方言中就有“交关”、“邪气”、“穷”。“老”、“赫”等几种表达方式。
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上海方言中有不少词汇为泊来品。如“水门汀”、“派司”、“克罗米”等等。其中有许多词汇由外来语演变为沪语又流向全国，像形容钞票多的“麦克麦克”等词。至今，这些直接引进的词汇仍是沪城富有生命力的语言之一。
上海方言的变迁和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这反映了语言对城市的社会化进程的依附关系。有不少词汇往往只在某一年龄层的人中使用；老年人中流行的方言，不为壮年人所关注；壮年人中流行的方言，又不屑为具有新派色彩的青年人所一顾。方言的演变几乎代代人都有更新。如“很”字，上海的老年人往往多用“邪气”、“交关”等，而青年人则较多使用“老”、“赫”等词语。至于“大兴”、“憨脱”、“一张分”、“毛毛雨”、“持勿清”、“博一记”、“从山上下来的”。“扎台型”等词汇，都是青年人创造出来的。诸如此类的方言，几乎层出不穷。
一 生活、生产用语
如同上海人的衣、食、住、行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样，上海方言在衣、食、住、行方面同样有其鲜明的特点。
穿着类 上海人习惯地把衣服称为衣裳，穿衣服谓之“着（音：扎）衣裳”或“穿衣裳”。老年人中也有将衣服称作“布衫”的，但现在已极少听见。对各种款式的衣服称呼，与北方话大同小异，只是读、发音不同。但也有不同名称者，如上海方言中将长裤称为“长脚裤”，短裤称为“短脚裤”；有的还在名称之后加个“头”字，如被子称“被头”，手绢称“绢头”，布称“市头”等。洗衣服称作“汰（音大）衣裳”，如汰裤子，沈衬衫等。
饮食类 上海方言“吃”的概念，要比普通话“吃”的含义宽泛，往往把喝也一律称作吃，如喝茶、喝酒、喝牛奶等，均称为吃菜、吃酒、吃牛奶等。上海方言中的“吃饭”，除了广义的意义外，更多地是狭义地专指吃大米饭，以区别于吃面食。稀饭在当地谓之粥，喝稀饭就称为吃粥。菜肴在上海方言中被称作小菜，因此，菜场也称作小菜场。当地人见面还往往会问：“今天吃啥小菜？”与做饭相联系的灶，上海人称作灶头。锅子则称作镬子，如：铁锅即称作“铁镬子”，钢精祸称作钢盅锅子。
民居类 上海人称家为屋里，常常说：“我屋里如何如何”，“我屋里住在某处”等。在老式石库门房子中，接待客人的处所一般称作客堂，两旁的房间称厢房，房间内的过道则称为穿堂。在上海方言中，楼梯称作扶梯，直至今日在公寓住宅楼中仍沿用此称。用具类 上海人称家具为家生，称东西为么事，常常听到上海人说：“这套家生不错”、“你买啥么事？”等等。桌子称之为台子，如“吃饭台子”、“方台子”、“圆台子”等。方凳谓之首排凳。称柜子为橱，如碗柜称碗盏橱，大立柜称大柜，五斗柜称五斗橱。搬家谓之搬场。
生产类 干体力活，家务活称为做生活。经商谓之作生意。对职业，旧时一般称“饭碗”，亦称作事体，如人们谈起彼此职业时常问：“侬勒啥地方作事体？”“侬勒啥地方发财？”等。失业，在上海称为“敲脱（掉）饭碗”。买与卖，上海人读音相同，均发“ed”音，只不过表示卖的意思时，往往在“卖”之后加上一个“脱”字，即“卖脱”。表示货物便宜的意思称为“口强”，在上海街头经常可以见到生意人在货物旁边插一写有“口强”字的牌子，或者高喊“这种货色顶顶口强了！”
二 交往用语
上海方言中的交往用语，很难从字面上琢磨，有些用语的准确意思甚至很难用其他语言表达。
相互来往上海方言，不论是正式谈话还是闲聊闲扯，都称作“讲闲话”。对信口开河的话则称作瞎三话四。把张冠李戴的话称作瞎八搭八。对故作姿态的言行称作“象煞有介事”。对不负责任而把事情办糟称“拆烂污”。对故意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称作“搭架子”。对故意找他人差错的做法谓之“扳错头”。对调弄他人引为己乐的称作“寻开心”。对讨便宜的行为称作“塌便宜”或“揩油”。发怒称为“光火”。丢面子谓之“坍台”。故意拆台称作“拆棚脚”。
评价用语对处事精明者称其为“老门槛”。出类拔萃者谓之“大好佬”（有时也含讥讽之意）。无能者谓之“鸭无卵”、“死蟹”。“鸭吃死”等。傻瓜称为“憨大”。“寿头”、“阿木令”。对遇事受骗而又毫无察觉者称为“洋盘”。对不知好意，不识始举者称为“十三点”，“蜡烛”。对那些什么都懂一点，但又不精通者称“三脚猫”。对无正当社会职业，地位低下而游手好闲的人称之为“瘪三”。对有本事或干练泼辣的人称作“脚色”。全部、所有，在上海方言中称“一塌括”、“夯劫朗当”。形容可怕可恶之物称为“墨腾赤黑”。形容忙得不可开交称为“六乱三千”。形容理不清头绪为“七荤八素”。多用字 上海交往俗语中，有些字使用频率甚高，且能起到十分独特的作用。例如“吃”字便是如此。它的引伸意义很广。敢于碰硬谓之“吃硬”；被对方压倒谓之“吃瘪”；碰到十分棘手难处的事情称为“吃酸”；被迫接受对方的条件称作“吃进”；两头受气称“吃夹档”；受上司或长辈训斥称为“吃排头”；对没有把握的事称“吃勿准”；被花言巧语所迷惑谓之“吃花功”；讨人喜欢称“吃得开”，反之，不受欢迎称“吃勿开”；受责打谓之“吃生活”；受损失称“吃区”；司机开车时遇见红灯称‘吃红灯”；生活贫困，饥肠辘辘称“吃西北风”；遇到困难，对付不了称“吃勿消”；看中人的外貌称“吃卖相”；坐牢谓之“吃官司”；喜欢听奉承话谓之“吃马屁”；学习成绩得了一百分谓之“吃一百分”；所担负的责任艰巨称“吃重”；摸清情况称“吃准”；调戏、戏弄妇女称“吃豆腐”。
又如老、大、小等字，使用范围也很广。如对卖老资格者的举止称为“老三老四”；对非常在行的人称为“老刮采”；对知识浅薄却又自我卖弄者称为“老茄茄”；对老而奸滑的女人称为“老蟹”；对年纪较大的男子贬称为“老甲鱼”。对大人物称为“大好佬”；对冒牌货称为“大兴”；对为人处事豁达称为“大路”（亦称上路）。对平民百姓称为“小八腊子”；对无地位的人称为“小三子”，对纨绔弟子称为“小开”；自得其乐称为“小乐胃”；对小规模从事不正当活动行为称“小异异”或“小来来”。
在上海方言中，还有一些使用很广的数字、方位词，均被赋予了独特的涵义。如“一脚去”既指全部成交买卖，也可以指人去世。“一利两响”，指办事干脆利索。“三脚猫”指对什么事都略知一二但又不精通的人。“三吓头”指办事只靠头几下猛劲”；‘猎头三”。“弹老三”则都是对人的贬称、蔑称，前者骂人为畜牲，后者则咒人死去。“五斤喝六斤”指人非常凶狠、霸道。“逗五逗六”则指人慌慌张张，瞎忙一气。“搞七念三”，指胡乱折腾把事情搞糟。“七招人搭”指人信口雌黄或乱搞关系。至于方位词，在上海用得最广的大概要称“上只角”、“下只角”了，前者指居住条件较好的地区，后者指较差的地区，由此再引申到出身，上只角、下只角甚至变成了一个人有无教养的代名词了。
三 称谓用语
人称代词 上海人称我为“俄”；我们则称“阿拉”或“俄伲”。你称“侬”；你们称“作傩”。他称为伊，他（她）们则称伊拉。谁这个代词，当地称之为啥人。
称谓对母亲，过去称姆妈，现在青少年则呼妈妈，但中年以上人仍习惯称姆妈。至于父亲的称谓则较复杂，有的称父为爹爹，有的称之为爷爷，甚至沿用至今，但较多的是称父亲为阿爸。
祖父，一般称公公、阿公，也有称老爹的。对祖母，多称阿婆。阿奶，也有称亲妈的。对曾祖父母，则不分性别，统称太太、老太太。
沪俗，哥哥、姐姐称阿哥、阿姐，现在，青少年多呼哥哥、姐姐。对嫂子，多称嫂嫂、阿嫂。对姐夫，有称姐夫的，较多的称阿哥。
同族人中，父之兄长称伯伯，父之弟称爷叔、叔叔，对他们的配偶则称婶娘，当地土语中也有称其为妈妈的。对父之姐称为大大（音杜），父之妹称为娘娘，对她们的配偶均称姑夫。
亲戚中，对母之父称外公，母之母称外婆。母之兄弟统称娘舅，其配偶均称舅妈。母之姐妹称娘姨、姨妈，其配偶称姨夫。
对堂哥、堂姐，一般都称阿哥、阿姐，对表哥、表姐则称表阿哥、表阿姐。
另外，上海人称继父、继母为晚爷、晚娘（晚音ed）。上海有过继、过房的习俗，对过房认的父母，一般都称为过房爷、过房娘。
至于对社会上各类人员的称呼，一般都以其身份、年龄、职业的不同而称谓。现在，大多数场合对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称老板。旧时，对身份较高者统称为先生。对工人、匠人通称师傅。时至今日，师傅的称谓仍广泛使用。
对老年男子，一般多称老伯伯，老年女子则称为老妈妈。由于此类称呼含有尊敬之意，因此，在沪城如遇不相识老者帮忙，老伯伯、老妈妈之称呼是少不了的。对中年妇女可称阿姨，对小伙子、小姑娘则称小兄弟、小妹妹。
在指代称谓中，如果是泛指，如男人们的事，可称作男人家，泛指女性则有女人家之称，泛指年轻姑娘时有姑娘家、丫头家之称。
在背后谈论时，丈夫多称妻子为我老婆、我屋里厢；妻子则称丈夫为我男人，也有称阿拉老公者。父母称儿子为阿拉伲子，称女儿为阿拉囡唔。儿媳称婆婆为阿拉婆阿妈。称小叔子为阿拉阿叔，尚未定准的女婿称“毛脚女婿”。
沪城人称店员为“站柜台的”，称学徒为“学生意的”，对在商店。洋行中跑外收帐者称之为“跑街”。对有地位者，一般称“先生”，女士则按年龄或称“小姐”，或称“太太”。五十年代后，老板、先生、太太、小姐一类称谓已极少见，只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及私营个体经济的出现，这些称谓才又多了起来。
四 方言收集
小囡：小孩。阿里一位：哪一位。老门槛：精通某事物者。老居三：对某一事物不明言而听者领会。脚碰脚：不相上下。忒做人家：太节约。顶真：认真。不作兴：不能这样。作兴来，作兴不来：也许来，也许不来。发噱：滑稽有趣。苦脑子：可怜。哭出乌拉笑嘻嘻：哭笑不得，一付尴尬相。魂陶陶：被人捧得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哇里哇拉：说话嗓门很大。额骨头高：运气好。拎不清：搞不懂。有数：你知我知。吃区：吃亏。看好看：看热闹。拍胸部：一口答应。匆来事：不行。老好：很好。老早：很早。好白相：好玩。打棚：开玩笑取乐。不搭界：不相干。有几化：有多少。夯白郎当：完全包括在内。无啥啥：什么都没有。勿要拉倒：不要就算了。看豁边：看错了。交关崭：很好，又称“邪气灵光”。斜斜好：顶顶好。煞薄：厉害。结棍：同煞薄，又指人健壮有力。一眼眼：很少。一歇歇：一会儿。闹猛：热闹。毕挺：衣衫烫得很整齐。汰浴、忽浴：洗澡。这个礼拜：这个星期。上半日：上午。下半日：下午。日脚：日子。一天世界：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扦头皮：捅“伤疤”，老是把一个人的错误挂在嘴上说。推板：差劲，不好。不灵光：不好，不如人意。搭浆：对应尽的责任不尽力而把事办坏。勿来讪：不行，不可以。呀呀糊：糊里糊涂，随随便便。坍台：丢面子。热昏：头脑发昏，办事无理智。掼大派头：摆大架势。犟头白脑：脾气犟，不听劝告。老茄兮兮：老成，老练意。马里墨里：漆黑一团，搞不清底细。滴骨里圆：喻事圆满。假痴假呆：佯装糊涂。勿领市面：指言论或行动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与变化。连裆码子：同伙。野歪歪：说话，做事不着边际，胡来。悬空八只脚：意指相差很远，沾不上边。放侬一码：指饶恕对方，让他一步。的的刮刮：地地道道，实实在在。开大兴：说大话、空话而不能兑现。触壁脚：挑拔离间，说坏话。牵丝攀藤：办事拖拉。娘娘腔：男人说话办事不干脆，没有男子气派。豁令子：用眼色，动作或含蓄语言暗示别人。混腔势：混日子。摆噱头：开玩笑耍花招骗人。水门汀：水泥。水江：蒸汽。司必灵锁：弹簧锁。油汀：加热成气的油，勿三勿四：贬语指不成大器，德行不好的人。老三老四：斥人语，指目无尊长，好摆老资格的人。来三：好、行。表示对事物的赞同。黄泥膀：寡妇招赘的后夫。趣：漂亮。兴：多。铲少：极快。着港：到手了。肉曲：不愿意。扎作：结实。生藤：有出息。弄送：恶作剧。勾勒：办事细致。拆员：出乱子。出松：走了。念傲：羡慕。海威：又多又大。污脱：浪费。勿生势：没出息。孟鳃头：话多很健谈。约三河：约模，很差。眼绷绷：眼睁睁。掰雀丝：找差子。吼筋霍跳：十分卖力。义糊夹糟：混杂不清。牵嘴板脸：办事无分寸。密皱益皱：很密很密。呆勃弄冲：迟纯。脱头落攀：没头没脑。勒煞吊死：扣得很紧。死活溜秋：死样怪气。
姓氏暗语：走肖子：赵。金戈子：钱。十八子：李。匡吉子：周。口天子：吴。十二麻子：王。马二先生：冯。耳东子：陈。弓长子：张。水王八：汪。未撇儿：朱。尾巴子：姚。人则一：俞。
五 歇后语
老虎胡须——摸一不得。刺毛虫一一惹不得。没干的生漆——碰不得。过了时的皇历：翻不得。六月里的扇子——借不得。佛爷的眼珠儿——动不得。老鼠跳在米筐里：巴不得。说了半天算是江猪——白蹄（白提）。脚趾头上挂铃当——走一步，响（想）一步。老虎大转身——没有脖（驳）儿。属梅花鹿角的——叉（差）儿到不少。打着灯笼扬麦子——照场（常）。老坟后头撑摆渡——祖船（传）。老太太的拐杖——扶（福）人。豆腐卤作菜——不用盐（言）。晌午朝南走——没有前（钱）影。后锅里的水——响（想）不开。三九的萝卜——冻（动）了心。你是枪换炮——响（想）头越发大了。一分钱买烧酒——怎么撩（了）。拆了棉花当大褂穿——没有里（理）。玉米棒子挟在腰里——不啃（肯）。猴儿拿剪子——瞎铰（搅）。黄浦江里插稻秧——青浦。铁塔换柄一新装（辛庄）。牙齿里出血——红（虹）口。篱子倒脱河浜里——横泾。一刀劈脱夜明珠——切（七）宝。桥头上撞破头——红（虹）桥。丝网捉鱼——加锭（嘉定）。丝瓜不摘——大长（场）。拍板一响——价（嘉）定。骡子析脚——骡踮（罗店）。甜塌饼破肚——漏糖（娄塘）。两亲家公碰头——男（南）汇。烂船不补——舟破（周浦）。代人照电筒——送光（松江）。三斗米做粢饭——大团。额角头上摆跳板——头桥。菜苋不摘——心长（场）。梁新记牙刷——一毛不拔。海关的钟声——远近闻鸣（名）。九曲桥上散步——走弯路。“大世界”里照哈哈镜——面目全非。崇明的蟹——嘴上讲讲。墙根头绣花——戳壁脚。黄狗插角——装胡羊（装样子）。
Ⅱ 大家眼中的上海人是什么形象
实际上，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的豪爽，除部分出于天性外，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在外地人那里，当有人开口言借或有求于你时，即便自己心里不愿意或其实办不到，但为面子人情故，也得作豪爽状，否则你今后就别想做人。不过，由于豪爽已成为北方人的“文化无意识”，大家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做状”。然而即便是真豪爽，也要有条件。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主持人崔永元问一位东北嘉宾：节目做完后，我们几个一起去吃饭，谁买单？那个东北人说，当然我买单。主持人又问，如果在座的所有观众也一起去吃，您还买单吗？大家一所都笑了起来。可见豪爽也不是无条件的。既然有条件，不如先把条件讲清楚。否则，咱们豪爽起来虽然比上海人可爱，却未必比上海人的“小气”真实。
对于传统社会主张的木讷，同样也要进行分析。 有三种木讷。一种是天生愚钝，一种是憨厚谦和，还有一种是装傻卖呆。天生愚钝并不可取，当然也无可救药，可取的是憨厚谦和。中国传统社会是欣赏憨厚谦和的。一个憨厚谦和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会讨人喜欢受到欢迎，得到诸如忠厚、老实、容易相处等好评。上海人却很难给人这种印象。他们大多一脸的精明相，脑子转得飞快，眼珠还没转完就完成了若干个运算程序，得出了“合算不合算”的结论。他们说起话来也飞快，像打机关枪连珠炮似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精明。何况他们的话又那么多，正所谓“上海鸭子呱呱叫”。这些都让主张憨厚谦和，主张少说话多做事、“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反感，心里觉得不快。
可是，北京人话也很多呀！怎么北京人就不让人反感呢？的确，北京人的话是很多，而且比上海人更多。上海人一般只是在和上海人用上海话交谈时话才多，要他们用普通话和外地人交谈，有时反倒有点木讷，说不了多少话。北京人可不管谈话对象是谁，一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所以，在这方面，北京人也口碑不佳：夸夸其谈，言不及义，爱耍贫嘴。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北京人的“贫”，给人的感觉是“油”；上海人的“快”，给人的感觉却是“精”。精明写在脸上，露在话里，是不会让人赏心悦目的。油嘴滑舌虽然有些讨嫌，却不可怕。如果说的是闲话，则还有些喜剧性，就像听相声。再说，“大智若愚，大奸若忠”，耍贫嘴的人，一般都城府不深，没什么心眼，反倒有些缺心少肺的傻劲，让人觉得其实是另一种憨厚。
但，正如豪爽要有条件，憨厚谦和也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与世无争。大家都不争，也就容易憨厚谦和起来。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是有可能做到的。不过也得是在所谓“太平盛世”，在那些“民风淳朴”的地方。一旦超出这个条件，则所谓憨厚谦和，也就往往与装傻卖呆无异。装傻卖呆也有两种。一种是自我保护，免得名高招忌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另一种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装得傻呼呼的，其实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一旦大家都解除了戒备，他就会趁人不防悄然下手，为自己攫取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所以老百姓说：“门头鸡子啄白米，啄的颗颗都是好米”，或“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人”，也就是深知表面上的憨厚谦和，常常靠不住。
可见，传统社会中人，也并非都木讷，都不精明。那些表面木讷内心世故的人，其实比满脸精明样的上海人更可怕。然而憨厚既然被肯定并讨人喜欢，则精明也就必然会遭到批判并引起厌恶，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精在明处又有什么不对内容？精在明处，就等于公开不把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放在眼里，这就会引起公愤，而公愤因为是“公”，也就不论对错，都先有了三分道理。不信你看历史上那些满脸聪明相的人，几个有好下场？
上海人也是从传统社会过来的，他们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上海人却不能不精明。因为上海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未经算计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不会算计的人也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对于上海人来说，精明就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生存能力。生存能力是不能批评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批评上海人的精明。更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这总比精在暗处好。第一，他没有做假，他是公开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第二，你和他是完全对等的。他有权精明，你也有权精明。如果你和他一样精明，他就无损于你。如果你比他还要精明，他还会甘拜下风。也就是说，精明面前人人平等。这其实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和竞技，比传统社会的“无法之法”或“大智若愚”好对付多了。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非常单纯可爱的。他们崇拜精明，也只崇拜精明，因为精明是他们“部落”的图腾，所以他们看不起“反应慢”、“拎不清”的外地人。但如果你的反应比他们还快，算计比他们还精，他们就会睁大眼睛以欣赏的目光看着你，不再把你当“外地人”。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其实比外地人更豁达。他们更看重文化的认同，而非地缘的认同。这也正是一个现代社区人的特点。
那么，上海人的“自私”呢？也是现代社区人的特点么？是的。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确实不太“自私”。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原本是“公私不分”的（请参看拙着《闲话中国人》），也就无“私”可“自”。传统中国是“乡上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组织为本位的社会。家固然是“家”，国同样也是“家”。一家人，分什么公私分什么你我呢？然而市场经济却要求产权明晰，否则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一个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来管理的社会，必然极其看重个人权利。这个个人权利，既要靠法律来保护，也要靠自己来保护。上海人的“自私”，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自我保护，包括“关侬啥事体”的口头禅，也包括购物时的锱铢必较和挑三拣四。应该说，在这些场合被外地人视为小气、精明、自私的行为，其实表现了一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自觉。尽管上海人做得有些“可笑”（比如1分钱买1根针还要找两张草纸），然而权利再小也是权利。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你自己的），但你没有权利笑话别人的坚持和维护。难道因为权利太小就不该维护，放弃自己的权益就是大方、豪爽和大公无私？
当然，上海人也争名夺利。但，请问哪个地方的人又全都淡泊名利？更何况，除野心极大者（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有）外，上海人一般只争夺自己那一份，或他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比如挤公共汽车，或在地铁一开门时就飞快地进去抢座位。这时，他们确实不会顾忌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个人应得的那一份，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谦让。如果争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戆大”。你应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夺不来，别人又能怎么样？说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应得的，否则怎么夺不来？
所以，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一般账都算得很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于是，就会出现这样“可笑”的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都安一盏路灯，开关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咎由自取。这在外地人看来就是“自私”或“小气”，在上海人看来则是“大家清爽”，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这些小事徒起纠纷，既伤和气又费精神，是不合算的。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但因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更多的还是占公家的便宜。占公家便宜，也是咱们的“国情”，全国各地一样的，非特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即便占公家的便宜，也有分寸。比如用公费请客，也会精打细算，不会为无谓的面子铺张浪费。因为钱虽然是公家的，报账的人却是自己。自己报销的公款太多，又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也是不合算的。
事实上，上海人虽然精明，却并不主张占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们称为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却也鄙夷精明过头损人利己，对诸如掉包、掉枪花、耍滑头、损浪头、开大兴、捣浆糊、老门槛、不上路等等不以为然。上海社会的正面值是“精在明处”，是一利己不损人一，是“自私得合理”。这个“理”就是：你的权利是你的，我的权利是我的。你不愿意损害你的权利，我也不愿意损害我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别损害别人的权利。如果你能不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我也不能来干涉。但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权利，别人就会不答应，最后你自己也会倒霉。懂得这个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拎不清”，那么，哪怕他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或者显得很精明，上海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则是假精明。比如“吊车”就是。所谓“吊车”，就是当公共汽车上乘客已满，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自私”、不爱管闲事的上海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拎不清”。对于这种“拎不清”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这些关系，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仍以前举“吊车”一事为例。“吊车”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想走，我也想走。你们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在北京则是：“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着？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了。北京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走不了？我还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来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则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了。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不难看出，北京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不管这个‘闲事’，我就走不了。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结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乱时，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乱，则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样，上海人在于己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助人为乐。比方说，在公共汽车上为其他乘客和售票员传递钱票，上海人叫“摆渡”。在自动投币的制度形成之前，“摆渡”是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售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摆渡”也是属于“拎不清”一类的。因为“摆渡”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也拒绝，就太不像话。再说，谁都有需要别人“摆渡”的时候，大家都不肯“摆渡”，大家都没有车坐，其中也包括你。
上海人的这种“合理”有时也会变成“歪理”。杨东平谈到过程乃珊讲的一个故事：众人排队买法式面包，一人不排队入内购买。一排队者不服，找经理反映“走后门”问题。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一我认识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队；如果我认识你，你也可以不排队，可惜我不认识你。”这显然是“歪理”，但大家却可以接收。因为这种“不公平”后面也有“公平”：只要认识经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队。既然如此，与其谴责“走后门”，不如多认识几个经理。
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的某些东西就在上海留存了下来。但必须指出，它们是经过了上海文明的“包装”和“洗礼”的。洗礼成功的也许很精彩，包装失败则可能很尴尬。如果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么好的一面，就会糟糕透顶。上海小市民的毛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说，传统社会注重群体生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人情味很浓，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隐私；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反对干预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上海小市民便恰好集两方面缺陷于一身：既自私自利，小气吝啬，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该管的公共事务能躲就躲能赖就赖；却又爱窥人隐私，说人闲话，摇唇鼓舌，拨弄是非，你说讨厌不讨厌呢？这种人见人憎的“小市民气”，只怕是连上海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
总之，上海人是一群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着的“城市部落人”。他们的根在中国传统文化，枝叶却又沐浴着欧风美雨。这就使他们身上既有优势互补的精萃，又难免不伦不类的尴尬。于是，当别人议论他们时，一旦事涉敏感之处，就会演出戏剧性的冲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