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上海的方言有那些
上海方言源于苏沪两地俗语,在我国区域方言中属吴语范围。随着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内外交往中心,上海方言逐步成为吴语方言的代表语。它既受到全国各地方言及外来语的影响,形成了许多独特的词汇,丰富和发展了自身;同时,也有不少词汇被普通话所吸收而走向全国。这一趋势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上海方言今天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地方方言之一,不能不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年,上海属松江府所辖。其时,上海话如同现在的浦东及松江一带方言。开端口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上海方言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不断发展、变化。其中,以受苏州方言与宁波方言的影响为最大,其次还有广东、福建方言的影响。如“阿拉”、“小鬼”(音 jü)头”、“邪气’”等,便来自宁波方言;“阿是”、“阿曾”、“勿来讪”等等来自于苏州方言;“木佬佬”、“下作”等,则是来自于杭州方言,等等。这些词汇的出现,一方面使上海方言不断得以丰富,另一方面,也使上海方言显得相当“混杂”。往往是同一种东西有许多种不同的叫法,同一个意思,也有不同的表达。如北方话中的“饼子”,在上海方言中便有“大饼”“面饼”。“晶饼”、“羌饼”;又如,同样说“死”,有的称“弹老三”,有的为“翘辫子”,有的说“一脚去”,亦有称“上西天”、“上西宝兴路”;再如,同样说“很”,上海方言中就有“交关”、“邪气”、“穷”。“老”、“赫”等几种表达方式。
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上海方言中有不少词汇为泊来品。如“水门汀”、“派司”、“克罗米”等等。其中有许多词汇由外来语演变为沪语又流向全国,像形容钞票多的“麦克麦克”等词。至今,这些直接引进的词汇仍是沪城富有生命力的语言之一。
上海方言的变迁和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这反映了语言对城市的社会化进程的依附关系。有不少词汇往往只在某一年龄层的人中使用;老年人中流行的方言,不为壮年人所关注;壮年人中流行的方言,又不屑为具有新派色彩的青年人所一顾。方言的演变几乎代代人都有更新。如“很”字,上海的老年人往往多用“邪气”、“交关”等,而青年人则较多使用“老”、“赫”等词语。至于“大兴”、“憨脱”、“一张分”、“毛毛雨”、“持勿清”、“博一记”、“从山上下来的”。“扎台型”等词汇,都是青年人创造出来的。诸如此类的方言,几乎层出不穷。
一 生活、生产用语
如同上海人的衣、食、住、行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样,上海方言在衣、食、住、行方面同样有其鲜明的特点。
穿着类 上海人习惯地把衣服称为衣裳,穿衣服谓之“着(音:扎)衣裳”或“穿衣裳”。老年人中也有将衣服称作“布衫”的,但现在已极少听见。对各种款式的衣服称呼,与北方话大同小异,只是读、发音不同。但也有不同名称者,如上海方言中将长裤称为“长脚裤”,短裤称为“短脚裤”;有的还在名称之后加个“头”字,如被子称“被头”,手绢称“绢头”,布称“市头”等。洗衣服称作“汰(音大)衣裳”,如汰裤子,沈衬衫等。
饮食类 上海方言“吃”的概念,要比普通话“吃”的含义宽泛,往往把喝也一律称作吃,如喝茶、喝酒、喝牛奶等,均称为吃菜、吃酒、吃牛奶等。上海方言中的“吃饭”,除了广义的意义外,更多地是狭义地专指吃大米饭,以区别于吃面食。稀饭在当地谓之粥,喝稀饭就称为吃粥。菜肴在上海方言中被称作小菜,因此,菜场也称作小菜场。当地人见面还往往会问:“今天吃啥小菜?”与做饭相联系的灶,上海人称作灶头。锅子则称作镬子,如:铁锅即称作“铁镬子”,钢精祸称作钢盅锅子。
民居类 上海人称家为屋里,常常说:“我屋里如何如何”,“我屋里住在某处”等。在老式石库门房子中,接待客人的处所一般称作客堂,两旁的房间称厢房,房间内的过道则称为穿堂。在上海方言中,楼梯称作扶梯,直至今日在公寓住宅楼中仍沿用此称。用具类 上海人称家具为家生,称东西为么事,常常听到上海人说:“这套家生不错”、“你买啥么事?”等等。桌子称之为台子,如“吃饭台子”、“方台子”、“圆台子”等。方凳谓之首排凳。称柜子为橱,如碗柜称碗盏橱,大立柜称大柜,五斗柜称五斗橱。搬家谓之搬场。
生产类 干体力活,家务活称为做生活。经商谓之作生意。对职业,旧时一般称“饭碗”,亦称作事体,如人们谈起彼此职业时常问:“侬勒啥地方作事体?”“侬勒啥地方发财?”等。失业,在上海称为“敲脱(掉)饭碗”。买与卖,上海人读音相同,均发“ed”音,只不过表示卖的意思时,往往在“卖”之后加上一个“脱”字,即“卖脱”。表示货物便宜的意思称为“口强”,在上海街头经常可以见到生意人在货物旁边插一写有“口强”字的牌子,或者高喊“这种货色顶顶口强了!”
二 交往用语
上海方言中的交往用语,很难从字面上琢磨,有些用语的准确意思甚至很难用其他语言表达。
相互来往上海方言,不论是正式谈话还是闲聊闲扯,都称作“讲闲话”。对信口开河的话则称作瞎三话四。把张冠李戴的话称作瞎八搭八。对故作姿态的言行称作“象煞有介事”。对不负责任而把事情办糟称“拆烂污”。对故意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称作“搭架子”。对故意找他人差错的做法谓之“扳错头”。对调弄他人引为己乐的称作“寻开心”。对讨便宜的行为称作“塌便宜”或“揩油”。发怒称为“光火”。丢面子谓之“坍台”。故意拆台称作“拆棚脚”。
评价用语对处事精明者称其为“老门槛”。出类拔萃者谓之“大好佬”(有时也含讥讽之意)。无能者谓之“鸭无卵”、“死蟹”。“鸭吃死”等。傻瓜称为“憨大”。“寿头”、“阿木令”。对遇事受骗而又毫无察觉者称为“洋盘”。对不知好意,不识始举者称为“十三点”,“蜡烛”。对那些什么都懂一点,但又不精通者称“三脚猫”。对无正当社会职业,地位低下而游手好闲的人称之为“瘪三”。对有本事或干练泼辣的人称作“脚色”。全部、所有,在上海方言中称“一塌括”、“夯劫朗当”。形容可怕可恶之物称为“墨腾赤黑”。形容忙得不可开交称为“六乱三千”。形容理不清头绪为“七荤八素”。多用字 上海交往俗语中,有些字使用频率甚高,且能起到十分独特的作用。例如“吃”字便是如此。它的引伸意义很广。敢于碰硬谓之“吃硬”;被对方压倒谓之“吃瘪”;碰到十分棘手难处的事情称为“吃酸”;被迫接受对方的条件称作“吃进”;两头受气称“吃夹档”;受上司或长辈训斥称为“吃排头”;对没有把握的事称“吃勿准”;被花言巧语所迷惑谓之“吃花功”;讨人喜欢称“吃得开”,反之,不受欢迎称“吃勿开”;受责打谓之“吃生活”;受损失称“吃区”;司机开车时遇见红灯称‘吃红灯”;生活贫困,饥肠辘辘称“吃西北风”;遇到困难,对付不了称“吃勿消”;看中人的外貌称“吃卖相”;坐牢谓之“吃官司”;喜欢听奉承话谓之“吃马屁”;学习成绩得了一百分谓之“吃一百分”;所担负的责任艰巨称“吃重”;摸清情况称“吃准”;调戏、戏弄妇女称“吃豆腐”。
又如老、大、小等字,使用范围也很广。如对卖老资格者的举止称为“老三老四”;对非常在行的人称为“老刮采”;对知识浅薄却又自我卖弄者称为“老茄茄”;对老而奸滑的女人称为“老蟹”;对年纪较大的男子贬称为“老甲鱼”。对大人物称为“大好佬”;对冒牌货称为“大兴”;对为人处事豁达称为“大路”(亦称上路)。对平民百姓称为“小八腊子”;对无地位的人称为“小三子”,对纨绔弟子称为“小开”;自得其乐称为“小乐胃”;对小规模从事不正当活动行为称“小异异”或“小来来”。
在上海方言中,还有一些使用很广的数字、方位词,均被赋予了独特的涵义。如“一脚去”既指全部成交买卖,也可以指人去世。“一利两响”,指办事干脆利索。“三脚猫”指对什么事都略知一二但又不精通的人。“三吓头”指办事只靠头几下猛劲”;‘猎头三”。“弹老三”则都是对人的贬称、蔑称,前者骂人为畜牲,后者则咒人死去。“五斤喝六斤”指人非常凶狠、霸道。“逗五逗六”则指人慌慌张张,瞎忙一气。“搞七念三”,指胡乱折腾把事情搞糟。“七招人搭”指人信口雌黄或乱搞关系。至于方位词,在上海用得最广的大概要称“上只角”、“下只角”了,前者指居住条件较好的地区,后者指较差的地区,由此再引申到出身,上只角、下只角甚至变成了一个人有无教养的代名词了。
三 称谓用语
人称代词 上海人称我为“俄”;我们则称“阿拉”或“俄伲”。你称“侬”;你们称“作傩”。他称为伊,他(她)们则称伊拉。谁这个代词,当地称之为啥人。
称谓对母亲,过去称姆妈,现在青少年则呼妈妈,但中年以上人仍习惯称姆妈。至于父亲的称谓则较复杂,有的称父为爹爹,有的称之为爷爷,甚至沿用至今,但较多的是称父亲为阿爸。
祖父,一般称公公、阿公,也有称老爹的。对祖母,多称阿婆。阿奶,也有称亲妈的。对曾祖父母,则不分性别,统称太太、老太太。
沪俗,哥哥、姐姐称阿哥、阿姐,现在,青少年多呼哥哥、姐姐。对嫂子,多称嫂嫂、阿嫂。对姐夫,有称姐夫的,较多的称阿哥。
同族人中,父之兄长称伯伯,父之弟称爷叔、叔叔,对他们的配偶则称婶娘,当地土语中也有称其为妈妈的。对父之姐称为大大(音杜),父之妹称为娘娘,对她们的配偶均称姑夫。
亲戚中,对母之父称外公,母之母称外婆。母之兄弟统称娘舅,其配偶均称舅妈。母之姐妹称娘姨、姨妈,其配偶称姨夫。
对堂哥、堂姐,一般都称阿哥、阿姐,对表哥、表姐则称表阿哥、表阿姐。
另外,上海人称继父、继母为晚爷、晚娘(晚音ed)。上海有过继、过房的习俗,对过房认的父母,一般都称为过房爷、过房娘。
至于对社会上各类人员的称呼,一般都以其身份、年龄、职业的不同而称谓。现在,大多数场合对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称老板。旧时,对身份较高者统称为先生。对工人、匠人通称师傅。时至今日,师傅的称谓仍广泛使用。
对老年男子,一般多称老伯伯,老年女子则称为老妈妈。由于此类称呼含有尊敬之意,因此,在沪城如遇不相识老者帮忙,老伯伯、老妈妈之称呼是少不了的。对中年妇女可称阿姨,对小伙子、小姑娘则称小兄弟、小妹妹。
在指代称谓中,如果是泛指,如男人们的事,可称作男人家,泛指女性则有女人家之称,泛指年轻姑娘时有姑娘家、丫头家之称。
在背后谈论时,丈夫多称妻子为我老婆、我屋里厢;妻子则称丈夫为我男人,也有称阿拉老公者。父母称儿子为阿拉伲子,称女儿为阿拉囡唔。儿媳称婆婆为阿拉婆阿妈。称小叔子为阿拉阿叔,尚未定准的女婿称“毛脚女婿”。
沪城人称店员为“站柜台的”,称学徒为“学生意的”,对在商店。洋行中跑外收帐者称之为“跑街”。对有地位者,一般称“先生”,女士则按年龄或称“小姐”,或称“太太”。五十年代后,老板、先生、太太、小姐一类称谓已极少见,只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及私营个体经济的出现,这些称谓才又多了起来。
四 方言收集
小囡:小孩。阿里一位:哪一位。老门槛:精通某事物者。老居三:对某一事物不明言而听者领会。脚碰脚:不相上下。忒做人家:太节约。顶真:认真。不作兴:不能这样。作兴来,作兴不来:也许来,也许不来。发噱:滑稽有趣。苦脑子:可怜。哭出乌拉笑嘻嘻:哭笑不得,一付尴尬相。魂陶陶:被人捧得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哇里哇拉:说话嗓门很大。额骨头高:运气好。拎不清:搞不懂。有数:你知我知。吃区:吃亏。看好看:看热闹。拍胸部:一口答应。匆来事:不行。老好:很好。老早:很早。好白相:好玩。打棚:开玩笑取乐。不搭界:不相干。有几化:有多少。夯白郎当:完全包括在内。无啥啥:什么都没有。勿要拉倒:不要就算了。看豁边:看错了。交关崭:很好,又称“邪气灵光”。斜斜好:顶顶好。煞薄:厉害。结棍:同煞薄,又指人健壮有力。一眼眼:很少。一歇歇:一会儿。闹猛:热闹。毕挺:衣衫烫得很整齐。汰浴、忽浴:洗澡。这个礼拜:这个星期。上半日:上午。下半日:下午。日脚:日子。一天世界: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扦头皮:捅“伤疤”,老是把一个人的错误挂在嘴上说。推板:差劲,不好。不灵光:不好,不如人意。搭浆:对应尽的责任不尽力而把事办坏。勿来讪:不行,不可以。呀呀糊:糊里糊涂,随随便便。坍台:丢面子。热昏:头脑发昏,办事无理智。掼大派头:摆大架势。犟头白脑:脾气犟,不听劝告。老茄兮兮:老成,老练意。马里墨里:漆黑一团,搞不清底细。滴骨里圆:喻事圆满。假痴假呆:佯装糊涂。勿领市面:指言论或行动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与变化。连裆码子:同伙。野歪歪:说话,做事不着边际,胡来。悬空八只脚:意指相差很远,沾不上边。放侬一码:指饶恕对方,让他一步。的的刮刮:地地道道,实实在在。开大兴:说大话、空话而不能兑现。触壁脚:挑拔离间,说坏话。牵丝攀藤:办事拖拉。娘娘腔:男人说话办事不干脆,没有男子气派。豁令子:用眼色,动作或含蓄语言暗示别人。混腔势:混日子。摆噱头:开玩笑耍花招骗人。水门汀:水泥。水江:蒸汽。司必灵锁:弹簧锁。油汀:加热成气的油,勿三勿四:贬语指不成大器,德行不好的人。老三老四:斥人语,指目无尊长,好摆老资格的人。来三:好、行。表示对事物的赞同。黄泥膀:寡妇招赘的后夫。趣:漂亮。兴:多。铲少:极快。着港:到手了。肉曲:不愿意。扎作:结实。生藤:有出息。弄送:恶作剧。勾勒:办事细致。拆员:出乱子。出松:走了。念傲:羡慕。海威:又多又大。污脱:浪费。勿生势:没出息。孟鳃头:话多很健谈。约三河:约模,很差。眼绷绷:眼睁睁。掰雀丝:找差子。吼筋霍跳:十分卖力。义糊夹糟:混杂不清。牵嘴板脸:办事无分寸。密皱益皱:很密很密。呆勃弄冲:迟纯。脱头落攀:没头没脑。勒煞吊死:扣得很紧。死活溜秋:死样怪气。
姓氏暗语:走肖子:赵。金戈子:钱。十八子:李。匡吉子:周。口天子:吴。十二麻子:王。马二先生:冯。耳东子:陈。弓长子:张。水王八:汪。未撇儿:朱。尾巴子:姚。人则一:俞。
五 歇后语
老虎胡须——摸一不得。刺毛虫一一惹不得。没干的生漆——碰不得。过了时的皇历:翻不得。六月里的扇子——借不得。佛爷的眼珠儿——动不得。老鼠跳在米筐里:巴不得。说了半天算是江猪——白蹄(白提)。脚趾头上挂铃当——走一步,响(想)一步。老虎大转身——没有脖(驳)儿。属梅花鹿角的——叉(差)儿到不少。打着灯笼扬麦子——照场(常)。老坟后头撑摆渡——祖船(传)。老太太的拐杖——扶(福)人。豆腐卤作菜——不用盐(言)。晌午朝南走——没有前(钱)影。后锅里的水——响(想)不开。三九的萝卜——冻(动)了心。你是枪换炮——响(想)头越发大了。一分钱买烧酒——怎么撩(了)。拆了棉花当大褂穿——没有里(理)。玉米棒子挟在腰里——不啃(肯)。猴儿拿剪子——瞎铰(搅)。黄浦江里插稻秧——青浦。铁塔换柄一新装(辛庄)。牙齿里出血——红(虹)口。篱子倒脱河浜里——横泾。一刀劈脱夜明珠——切(七)宝。桥头上撞破头——红(虹)桥。丝网捉鱼——加锭(嘉定)。丝瓜不摘——大长(场)。拍板一响——价(嘉)定。骡子析脚——骡踮(罗店)。甜塌饼破肚——漏糖(娄塘)。两亲家公碰头——男(南)汇。烂船不补——舟破(周浦)。代人照电筒——送光(松江)。三斗米做粢饭——大团。额角头上摆跳板——头桥。菜苋不摘——心长(场)。梁新记牙刷——一毛不拔。海关的钟声——远近闻鸣(名)。九曲桥上散步——走弯路。“大世界”里照哈哈镜——面目全非。崇明的蟹——嘴上讲讲。墙根头绣花——戳壁脚。黄狗插角——装胡羊(装样子)。
Ⅱ 大家眼中的上海人是什么形象
实际上,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的豪爽,除部分出于天性外,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在外地人那里,当有人开口言借或有求于你时,即便自己心里不愿意或其实办不到,但为面子人情故,也得作豪爽状,否则你今后就别想做人。不过,由于豪爽已成为北方人的“文化无意识”,大家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做状”。然而即便是真豪爽,也要有条件。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主持人崔永元问一位东北嘉宾:节目做完后,我们几个一起去吃饭,谁买单?那个东北人说,当然我买单。主持人又问,如果在座的所有观众也一起去吃,您还买单吗?大家一所都笑了起来。可见豪爽也不是无条件的。既然有条件,不如先把条件讲清楚。否则,咱们豪爽起来虽然比上海人可爱,却未必比上海人的“小气”真实。
对于传统社会主张的木讷,同样也要进行分析。 有三种木讷。一种是天生愚钝,一种是憨厚谦和,还有一种是装傻卖呆。天生愚钝并不可取,当然也无可救药,可取的是憨厚谦和。中国传统社会是欣赏憨厚谦和的。一个憨厚谦和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会讨人喜欢受到欢迎,得到诸如忠厚、老实、容易相处等好评。上海人却很难给人这种印象。他们大多一脸的精明相,脑子转得飞快,眼珠还没转完就完成了若干个运算程序,得出了“合算不合算”的结论。他们说起话来也飞快,像打机关枪连珠炮似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精明。何况他们的话又那么多,正所谓“上海鸭子呱呱叫”。这些都让主张憨厚谦和,主张少说话多做事、“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反感,心里觉得不快。
可是,北京人话也很多呀!怎么北京人就不让人反感呢?的确,北京人的话是很多,而且比上海人更多。上海人一般只是在和上海人用上海话交谈时话才多,要他们用普通话和外地人交谈,有时反倒有点木讷,说不了多少话。北京人可不管谈话对象是谁,一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所以,在这方面,北京人也口碑不佳:夸夸其谈,言不及义,爱耍贫嘴。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北京人的“贫”,给人的感觉是“油”;上海人的“快”,给人的感觉却是“精”。精明写在脸上,露在话里,是不会让人赏心悦目的。油嘴滑舌虽然有些讨嫌,却不可怕。如果说的是闲话,则还有些喜剧性,就像听相声。再说,“大智若愚,大奸若忠”,耍贫嘴的人,一般都城府不深,没什么心眼,反倒有些缺心少肺的傻劲,让人觉得其实是另一种憨厚。
但,正如豪爽要有条件,憨厚谦和也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与世无争。大家都不争,也就容易憨厚谦和起来。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是有可能做到的。不过也得是在所谓“太平盛世”,在那些“民风淳朴”的地方。一旦超出这个条件,则所谓憨厚谦和,也就往往与装傻卖呆无异。装傻卖呆也有两种。一种是自我保护,免得名高招忌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另一种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装得傻呼呼的,其实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一旦大家都解除了戒备,他就会趁人不防悄然下手,为自己攫取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所以老百姓说:“门头鸡子啄白米,啄的颗颗都是好米”,或“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人”,也就是深知表面上的憨厚谦和,常常靠不住。
可见,传统社会中人,也并非都木讷,都不精明。那些表面木讷内心世故的人,其实比满脸精明样的上海人更可怕。然而憨厚既然被肯定并讨人喜欢,则精明也就必然会遭到批判并引起厌恶,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精在明处又有什么不对内容?精在明处,就等于公开不把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放在眼里,这就会引起公愤,而公愤因为是“公”,也就不论对错,都先有了三分道理。不信你看历史上那些满脸聪明相的人,几个有好下场?
上海人也是从传统社会过来的,他们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上海人却不能不精明。因为上海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未经算计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不会算计的人也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对于上海人来说,精明就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生存能力。生存能力是不能批评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批评上海人的精明。更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这总比精在暗处好。第一,他没有做假,他是公开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第二,你和他是完全对等的。他有权精明,你也有权精明。如果你和他一样精明,他就无损于你。如果你比他还要精明,他还会甘拜下风。也就是说,精明面前人人平等。这其实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和竞技,比传统社会的“无法之法”或“大智若愚”好对付多了。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非常单纯可爱的。他们崇拜精明,也只崇拜精明,因为精明是他们“部落”的图腾,所以他们看不起“反应慢”、“拎不清”的外地人。但如果你的反应比他们还快,算计比他们还精,他们就会睁大眼睛以欣赏的目光看着你,不再把你当“外地人”。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其实比外地人更豁达。他们更看重文化的认同,而非地缘的认同。这也正是一个现代社区人的特点。
那么,上海人的“自私”呢?也是现代社区人的特点么?是的。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确实不太“自私”。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原本是“公私不分”的(请参看拙着《闲话中国人》),也就无“私”可“自”。传统中国是“乡上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组织为本位的社会。家固然是“家”,国同样也是“家”。一家人,分什么公私分什么你我呢?然而市场经济却要求产权明晰,否则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一个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来管理的社会,必然极其看重个人权利。这个个人权利,既要靠法律来保护,也要靠自己来保护。上海人的“自私”,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自我保护,包括“关侬啥事体”的口头禅,也包括购物时的锱铢必较和挑三拣四。应该说,在这些场合被外地人视为小气、精明、自私的行为,其实表现了一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自觉。尽管上海人做得有些“可笑”(比如1分钱买1根针还要找两张草纸),然而权利再小也是权利。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你自己的),但你没有权利笑话别人的坚持和维护。难道因为权利太小就不该维护,放弃自己的权益就是大方、豪爽和大公无私?
当然,上海人也争名夺利。但,请问哪个地方的人又全都淡泊名利?更何况,除野心极大者(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有)外,上海人一般只争夺自己那一份,或他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比如挤公共汽车,或在地铁一开门时就飞快地进去抢座位。这时,他们确实不会顾忌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个人应得的那一份,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谦让。如果争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戆大”。你应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夺不来,别人又能怎么样?说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应得的,否则怎么夺不来?
所以,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一般账都算得很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于是,就会出现这样“可笑”的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都安一盏路灯,开关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咎由自取。这在外地人看来就是“自私”或“小气”,在上海人看来则是“大家清爽”,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这些小事徒起纠纷,既伤和气又费精神,是不合算的。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但因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更多的还是占公家的便宜。占公家便宜,也是咱们的“国情”,全国各地一样的,非特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即便占公家的便宜,也有分寸。比如用公费请客,也会精打细算,不会为无谓的面子铺张浪费。因为钱虽然是公家的,报账的人却是自己。自己报销的公款太多,又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也是不合算的。
事实上,上海人虽然精明,却并不主张占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们称为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却也鄙夷精明过头损人利己,对诸如掉包、掉枪花、耍滑头、损浪头、开大兴、捣浆糊、老门槛、不上路等等不以为然。上海社会的正面值是“精在明处”,是一利己不损人一,是“自私得合理”。这个“理”就是:你的权利是你的,我的权利是我的。你不愿意损害你的权利,我也不愿意损害我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别损害别人的权利。如果你能不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我也不能来干涉。但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权利,别人就会不答应,最后你自己也会倒霉。懂得这个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拎不清”,那么,哪怕他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或者显得很精明,上海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则是假精明。比如“吊车”就是。所谓“吊车”,就是当公共汽车上乘客已满,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自私”、不爱管闲事的上海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拎不清”。对于这种“拎不清”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这些关系,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仍以前举“吊车”一事为例。“吊车”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想走,我也想走。你们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在北京则是:“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着?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了。北京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走不了?我还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来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则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了。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不难看出,北京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不管这个‘闲事’,我就走不了。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结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乱时,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乱,则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样,上海人在于己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助人为乐。比方说,在公共汽车上为其他乘客和售票员传递钱票,上海人叫“摆渡”。在自动投币的制度形成之前,“摆渡”是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售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摆渡”也是属于“拎不清”一类的。因为“摆渡”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也拒绝,就太不像话。再说,谁都有需要别人“摆渡”的时候,大家都不肯“摆渡”,大家都没有车坐,其中也包括你。
上海人的这种“合理”有时也会变成“歪理”。杨东平谈到过程乃珊讲的一个故事:众人排队买法式面包,一人不排队入内购买。一排队者不服,找经理反映“走后门”问题。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一我认识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队;如果我认识你,你也可以不排队,可惜我不认识你。”这显然是“歪理”,但大家却可以接收。因为这种“不公平”后面也有“公平”:只要认识经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队。既然如此,与其谴责“走后门”,不如多认识几个经理。
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的某些东西就在上海留存了下来。但必须指出,它们是经过了上海文明的“包装”和“洗礼”的。洗礼成功的也许很精彩,包装失败则可能很尴尬。如果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么好的一面,就会糟糕透顶。上海小市民的毛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说,传统社会注重群体生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人情味很浓,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隐私;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反对干预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上海小市民便恰好集两方面缺陷于一身:既自私自利,小气吝啬,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该管的公共事务能躲就躲能赖就赖;却又爱窥人隐私,说人闲话,摇唇鼓舌,拨弄是非,你说讨厌不讨厌呢?这种人见人憎的“小市民气”,只怕是连上海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
总之,上海人是一群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着的“城市部落人”。他们的根在中国传统文化,枝叶却又沐浴着欧风美雨。这就使他们身上既有优势互补的精萃,又难免不伦不类的尴尬。于是,当别人议论他们时,一旦事涉敏感之处,就会演出戏剧性的冲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