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深圳为何可以走在全国创新的前列
据报道，在9月21日举办的“2017国是论坛”上，国务院参事王京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秉持工匠精神制造的产品及其背后的职业精神，与一个民族的尊严、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正是企业家精神让深圳走在全国创新的前列。
行业普遍认为，深圳是我国创新走在比较前面的地方，深圳创新资金和组织来源，90%是民间企业，90%的资本也来自于民间企业，90%的发明专利也是由企业直接提供的，而不是大专院校，因为没有一流的企业家，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团队，没有一流的团队就不可能有一流的产品。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向深圳的创新企业学习，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深圳大运会是如何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
深圳大运会 : 永久的文化遗产
青春飞扬的大运圣火已经熄灭,美轮美奂的大运村也于8月26日关闭;12000名运动员和技术官员在依依不舍中离开了深圳。然而,大运的激情仍在人们的心中涌动,大运精神将长久地造福深圳。
深圳人的精神品格悄然提升
大运后的“新深圳”,最让人动容的是市民的情怀与担当。
大运会期间,不强制单双号限行,而是倡导“绿色出行”,让市民自愿申报停驶。数十万人自愿停驶、满城飘扬的绿飘带,让世人触摸到深圳人的敢于担当和热爱家园的情怀。同时也开创了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带来公共管理和公共文明的改善。大运期间,97公里的大运专用通道没有一个行人走在上面,让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也禁不住“对深圳市民充满了敬意”!
127万志愿者在学校、企业、社区、公共场所服务,他们真诚的笑脸赢得了世界各国友人的高度赞赏,成为深圳街头一道道最靓丽的风景线。不少志愿者表示,此次参与志愿者服务的经历让他们的服务意识、社会责任感、城市主人翁意识更加强烈。
开闭幕式上,不放烟花,不请明星,以大学生为主体,但青春、欢乐、友谊的氛围更加浓烈。
首创运动会火炬虚拟传递与实体传递相结合、线上线下参与互动的新模式,覆盖了90%的中国各类高校,参与人数突破1000万人,经费却减少九成,节省了数千万元,而规模、影响扩大了数百倍。
大运会的创新,将作为深圳最鲜明的城市品格,在深圳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成为驱动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办赛事和惠民工程紧密结合,原先凌乱的“城中村”现在改造成了高档繁华的商业中心,旧建筑穿上了亮丽的欧式外衣;5条地铁线路同时开通,使深圳一举迎来“地铁时代”;市民切身感受到天更蓝了、水更清了、路更畅了、城更美了,先前因施工带来的烦躁、牢骚和埋怨,现在全都化成了赞美和喜悦。这种 “蝶变”使人们更加深深懂得:“以人为本,惠民为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执政者考虑问题处理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只有如此,建设和谐社会才有最牢固的基础。
把社会建设摆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让平等、尊严、尊重真正融入市民生活,以立法的形式鼓励社会组织成长,符合行政上的国际惯例;加快“廉洁城市”建设,体现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反腐败工作的坚定决心和态度,更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重大举措;加快“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以国际化城市为标杆,推进法治政府、公共服务性政府建设,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
诠释深圳个性,推进城市进步,加快融入国际化……因为大运,这一笔笔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让深圳更成熟了,更进步了!
深圳实现与世界零距离
31年前,深圳向世界打开了一扇“特区之窗”,以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忐忑心情,尝试着吸取外部世界的经验和智慧,以探索走出一条发展壮大自身的道路。
31年后,深圳大运会在独具创意的“春茧”——深圳湾体育中心,向世界打开了一扇宽达110米的大“门”,以表达自己敞开怀抱,接纳四海宾朋、五洲学子到来的友谊与热情。
如果说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和魂,那么国际化就是深圳的“眼”。深圳特区创立到现在,各项政策突破和制度创新的灵感,大多来自国际化镜面的“观照”。大运会之后,深圳的眼睛将更加明亮。
国际体育记者协会主席吉安尼·梅罗告诉记者:“我在这期国际体育记者协会杂志封面上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在世界地图上,特别标注出深圳这座城市。我在给青年记者讲授新闻报道角度时特别提到,要将深圳放在世界地图上,而不只是单纯报道一个比赛本身。”
同样,在深圳人的眼里,深圳大运会绝不仅仅是深圳建市以来举办的最大规模综合性国际赛事,更是深圳走向国际化的一个良好平台,是实现国际化梦想最好的“成人礼”,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会。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去年5月,我们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战略目标,但客观上深圳离这一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主要不是体现在“硬件”上,而是更多体现在“软件”上,特别是在城市的国际化氛围、国际知名度、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深圳与世界先进城市差距还比较明显。
大运会设立的国际化标杆,无疑为深圳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提供了重大机遇。
大运会虽然只有短短12天,但深圳在家门口展开了有史以来最为成功、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城市营销:科技之城、创业之城、文化之城、滨海之城……“印象深圳”系列活动,集中展示了深圳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魅力和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城市形象。
世界给了深圳一次机会,深圳必还世界一个惊喜。
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12000人的参赛阵容,3000多名媒体记者,数万名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聚集深圳,期间举办的全球青年联欢节、世界大学生沙滩音乐节和中欧青年论坛等多场主题活动,都充分说明了这个盛会已经远远超越体育本身,成为一场多元的文化交流互动大会。
这一刻,深圳在世界观众面前尽情挥洒自己的情怀;这一刻,世界又重新发现了这座南中国年轻的城市;这一刻,成为深圳迈向国际化城市的新的里程碑。
3. 深圳模式的形成与演变（未经本人同意不得转载与引用）
1、大力发展外源型经济
上世纪70年代未，香港工业面临产业转型，大部分劳动密集形产业因工资、土地成本上升难以为继，正在寻找新的投资空间。此时，恰逢中国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深圳被批准成为中国内陆最大的经济特区。深圳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理所当然成为了港资来大陆发展的首选地。
深圳建市之初，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种引进外资的形式具有形式灵活、投资少、时间短、见效快、风险小、成本低等特点，在解决劳动就业、增加外汇收入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是促进深圳早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据媒体披露，第一个来深圳投资办厂的香港商人是郑可明。郑可明本系广东鹤山人，客居香港多年，但仍然心系罗湖桥北岸的世界。1978年初，他听人说内地在搞改革开放，便召集几个兄弟找来几台旧机器，从香港步行走过罗湖桥来深圳开办手袋厂。来深圳后，郑很快与当地村、镇政府签订了合同。按合同规定，村里出地、出人，郑出钱建厂并提供机器；原料由郑从香港运进，加工后，产品仍由郑往香港销售。这就是所谓的“三来一补”的原始模式。
继郑可明来深办厂后，郑的多名旅港老乡也纷纷效仿。此后，成群结队的香港人抬着机器从罗湖桥上赶过来，在深圳盖起简易的厂房，或是生产手袋、皮具；或是生产布料、服装；或是生产五金、自行车等。这种被称之为“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模式被迅速复制。
据当地人回忆，当年从罗湖口岸铺开来，一大片的全是小矮房，走在厂区中间都分不清东南西北，尽管当时手袋厂、箱包厂已经有很多了，但是扛着机器、背着大麻袋原料经过罗湖桥的香港商人仍是络绎不绝。
此后，深圳的各个乡镇都迎来了“三来一补”生意的香港商人，1979年，仅宝安的石岩村就进驻了100多家加工贸易企业。
在“三来一补”效应的影响下，1979年，深圳市正式提出了特区要以发展“三资”企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泰国华侨谢国民率先来到深圳，拿到了深圳市“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成立了正大集团蛇口公司，此后，谢又与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康地集团合资组建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
到1979年底，深圳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200多家，到1981年底，深圳市的外资企业已达1800多家。到1985年底，深圳特区已与外商签订协议4696项，协议投资33.5亿美元，占当时全国直接利用外资的六分之一。至此，深圳市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已初见端倪。
2、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深圳建特区前，即1980年前，这里只有6户个体工商户，年营业额不足3万元。在上世纪80年代，当许多地方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尚处争论、观望阶段的时候，深圳市就明确提出了在注重发展“三资”企业的同时，也要注重培育本土民营经济的发展，并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民间科技企业登记注册办法》、《关于发展特区私营企业的若干观定》等重要政策法规。1980年以后，深圳按照“先繁荣后规矩，先活跃后有序”的的思路，在允许并支持本地居民发展个体经济的同时，大胆实行“打开城门，积极引进”的方针，允许邻县、外省的个体户进入特区经营。
到1985年底，全市个体户发展到2118户，其中一部分个体工商户无论在经营规模还是在雇工人数等方面，实际上都已突破个体经济的界限，开始向民营企业转变。
1987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件》，1988年国务院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深圳市在这期间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结合当地的实际，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励民营经济的政策法规，例如《深圳经济特区民间科技企业管理规定》、《深圳经济特区私营企业暂行规定》等等，提供了比内地更加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机关干部和科技人员来特区创办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型民营企业。在前一阶段积累了相当资金的个体工商户也正式注册为民营企业，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至1991年底全市民营企业已发展到1024户，总注册资金达15000万元。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的总方向。深圳市根据国家的总体改革目标，在国家尚未出台《公司法》之前，于1992年率先出台了《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合伙制条例》等，这些极具前瞻性的政策法规，再一次激起民间创业热潮。据工商部门反映，一时间，民营企业注册登记猛增，高峰时，每天要新增上百家民企。日后成为行业龙头的着名民企大都在这一期间筹备或延生。如通讯领域的华为、中心，网络领域的腾讯，软件领域的金蝶、金证等，生物工程领域的海王、海普瑞；新材料领域的比亚迪、长园、中金高能等。
由于深圳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拥有独立的立法权，一些在计划经济时期制订的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已基本废止。在深圳，凡是法律、法规未加禁止的行为，民营企业都可以进入。深圳民企涉足的领域既包括商业贸易、饮食服务、交通运输、建筑、加工制造等传统行业，也包括电子、通讯、生物工程、软件、激光等高新技术产业，还包括金融、物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甚至连一些垄断性行业，也向民企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才造就了如华为、中心、平安、比亚迪、万科等一批在世界举足轻重的民营企业。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实施科技创新，也是深圳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举措。截止2001年底，经深圳市科技局正式认定的民营科技企业有1130家，其中高科技企业有60家。民营科技企业的技工贸总收入282亿元，工业总产值270亿元。全市14家市级技术开发中心，其中有4家落户在民企，全市有4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民企。深圳民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占民企总数的64%，由自主知识产权创造的产值占深圳民营科技企业总产值的88%。
3、率先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
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按照中央“杀出一条血路来”和“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的指示精神，自建特区以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国内率先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创造了国内的多个第一。
一是积极探索以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1986年，深圳市率先撤销了大部分行政性主管局，实行大部制，走出了政企分开的第一步；1987年，深圳市率先在国家机关内建立公务员制度，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转变为公务员；1992年前后，着手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废止了计划经济时期旧的规章制度，取消了大部分行政性审批的项目，放宽了市场准入制度。
二是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86年深圳市率先进行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的试点，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取消了企业的行政级别，有6家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组。率先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管理人才，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2001年至200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推进竞争性领域劣势国有企业的整体改革，对5家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国际招标招募，对几家大型国企集团实行授权经营。
三是积极推进价格体制的改革。1987年，深圳市从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副食品价格改革入手，逐步扩展到工业品价格的改革，取消各类票证，下放了定价权限，实行浮动价格，把物资调拨价改为议购议销价。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又进一步调整价格改革的思路，由“以调为主”发展到“以放为主”，至此，深圳市97%的商品价格都由市场调节。
四是积极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早在1981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就率先向全国公开招聘干部、职工，并宣布在工业区内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1986年，深圳市率先在国有企业内部推行劳动合同制，打破“铁饭碗”，率先实行结构工资制、职位工资制。深圳市还在股份制企业中试行员工持股和股份期权制度，并规定技术发明、品牌、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可以作价入股。这些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创新活动。
五、是积极探索金融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对深圳的负责同志讲：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找，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市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银行、证卷、保险等多个领域进行积极探索，在新中国金融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
1982年，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开业，成为中国内地引进的第一家外资银行。
1985年，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为各地建立规范化的外汇市场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1986年11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深圳招商局出资人民币1亿元，组建了中国内地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
1987年12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成立，成为建国以来第一家向社会公开发售股票的商业银行业。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
2004年5月27日，深交所正式启动中小企业板块，同年6月25日，首批中小板8家新股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2009年9月，深交所正式启动创业板，同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正式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至此，深圳资本市场形成了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组成的梯形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
六是充分运用好立法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1992年7月，深圳市获得了全国人大授予的立法权。深圳市充分运用这一优势，为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供法律保障。在拥有立法权之后，深圳市先后在市场规划、市场秩序、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截止2000年，深圳市在所制定951项法规中，其中直接涉及经济改革方面的立法占立法总数的73%。目前，深圳已初步形成了适应特区市场经济需要的，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法律框架。这些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实施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也为国家的立法提供了鲜活的经验。
4、转变增长方式，实行产业转型升级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深圳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高新技术产业，市场体系较为健全和完善的金融产业、联通国际辐射内地的物流产业、与科技金融紧密结合的文化产业（后三者可称之为现代服务业）等四大支柱产业。
深圳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了探索的艰辛与转型的阵痛。大致来说，深圳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升级。
（1）第一次产业转型：由贸易向工业转型
深圳特区是在原宝安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保安县是一个农业县，既没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没工工业基础，留给大特区的只有“一穷二白”。如果说深圳在建特区之初还有什么优势的话，那无非是这么两条：其一是国家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例如，吸引外资减税、免税、出口退税政策，国有企业享有进出口自主权等等；其二是地理上毗邻港澳，与香港只一河之隔。因此，深圳最初的发展之路别无选择，只能走贸易或加工贸易的发展路径，来逐步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也符合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大都要经过贸、工、技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一般路径。
深圳通过贸易和加工贸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三个渠道或者说三大来源。
一是转口贸易。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人们尚未告别短缺时代，港澳和国外物美价廉的轻工业品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当时整个中国掀起了一股全民经商的潮流，而深圳既地处沿海地带，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享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在特区兴建之初，为满足其建设中的物资供给，中央给予深圳在物资进口和外汇使用上一些特殊政策。因此，深圳很快成为国内新兴的贸易中心。不仅一大批内地个体工商户或刚刚脱离体制下海经商者，纷纷来深圳淘金，通过各种渠道与深圳有关机构拉上关系，而且外省乃至中央各个部办委都纷纷在深圳设贸易公司，来钻这个政策空子，将原本用于深圳特区内的进口物资，倒卖到内地去，靠这种贸易赚取暴利。
二是走私贩私。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沿海一带，例如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兴起了一股走私贩私的热潮，有不少人通过这种灰黑色的贸易方式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深圳也不例外。深圳可以说是当时电子产品零部件最大的走私集散地，闻名全国的赛格电子市场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三是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加工贸易
如前所述，由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港澳台等地劳动密集行业因人工、土地成本上升难以为继，而且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而深圳又有天势、地利、人和的诸多优势，是承担这种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因此，加工贸易是深圳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在工业化初期，靠贸易打基础本无可厚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立市的弊端也逐步显露出来，前两种贸易本来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后一种加工贸易形式也浮现出不少问题。最先对此提出批评的是刚从国外回到香港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陈文鸿博士，他在香港出版的《广角镜》杂志（1985年5月号）上发表了名为《深圳特在那里》的文章，文章批评，深圳建特区5年来，表面上繁荣，但根基不稳，主要是利用国家优惠政策，通过贸易主要是通过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赚内地人的钱，这不应是深圳发展的方向。陈的文章激起了国内第一场关于深圳特区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大多数批评者认为，深圳工业的比重太低，而且指出，深圳要学会到国际市场上赚外国人的钱，而不应赚内地人的钱。
这一阶段，不仅理论界对深圳的发展路径颇有微词，中央也对深圳的政策进行了微调。1985年，中央决定拔掉给深圳输血的针头，加强对深圳进出口商品的控制。转眼间，几千家公司关门倒闭，深圳的经济亦陷入低谷。同年11月，国务院在深圳召开了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工业的座谈会，中央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明确要求，“经济特区要在积极引进技术的同时，逐步做到生产以外销为主，力争为国家多创外汇。”
深圳也根据国家的“七五”计划目标，制订本市的发展规划，提出在“七五”期间，要利用外资15亿美元，国内投资60亿元人民币，新建500家工厂，到1990年，工业总产值达90亿人民币，用三年时间，基本上形成外向型工业结构。
至此，深圳产业结构进入了第一个转型期，即由贸易转向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继续在关外发展，特区外沿107国道以及深惠公路布满了这类企业。特区内形成了以电子、轻工业为主的上步、八卦岭工业区，以机械加工为主的梅林工业区，以轻纺为主的莲塘工业区，以建材为主的龙井工业区。经过几年的调整和发展，深圳迅速成长为国内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到1994年，深圳GDP已经超越许多传统工业基地，上升到全国第6位。
（2）第二次产业转型：由一般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深圳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布局存在饥不择食的问题，尤其“三来一补”带来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整个经济结构较为粗放，产品的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与整个城市的定位和远期发展目标不相称；二是一大批以“三来一补”的主要形式的加工贸易企业挤占了深圳的发展空间；三是一部分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不利于深圳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深圳农村经济过分依赖“三来一补”，丧失了建立一个自有、自主、自营的经济体系的良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落后于温州地区也落后于珠三角的其他地区；五是“三来一补”企业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在外商，难以防范国际市场的风险。
上述问题引起了深圳市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上任不久的市长历有为更是力主产业转型升级，限制发展“三来一补”。1993年年底，深圳市出台一份调整产业结构的文件。文件规定，暂停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特区内已办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属于污染环境的，要坚决迁走。另在特区外划出9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大工业区（现在的坪山新区）。政策一出，港资企业一片哗然，大量“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纷纷迁往外地。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据统计，截止2008年，深圳已整体外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99家，涉及10个工业行业，涉及工业总产值达108亿元。
一般认为，深圳真正实施第二次产业转型升级并高调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在1995年前后，促成这一转型既来源于经济发展的困局，也部分来源于外界的质疑。1995年国内发生了关于深圳特区的第二次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历有为，论战的另一方是有“国情学者”之称的胡鞍钢博士。起因源于胡鞍钢发表了一篇关于《特区还要不要特下去》的文章。文章的中心论点是，特区不是特在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和全国人民的特别支持，而特在特区自身的创新。究竟谁是谁非，无法作出准确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关于特区的质疑，是向深圳特区敲了一次警钟，有利于调整发展战略和工作思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深圳市委市政府高调提出了深圳要第二次创业的口号。1995年，深圳市颁布了《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7年深圳市又出台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纲要》，1998年，深圳市制订了《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简称22条）。至此，深圳市初步完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布局。
经过几年的卧薪尝胆，深圳的第二次产业转型初见成效。
一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工贸易已初步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达到57.7%，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至12%以下；二是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业被淘汰。原布局在深圳南头、蛇口及东部沿海的印染厂、纺织厂等有的关停、有的迁移、有的转产；三是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崛起，如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医药、新材料产业布满关内外，成为深圳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四是物流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唯一拥有海、陆、空对外口岸的城市，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在全国排名连年跃升，直到2005年，雄居全球第四货柜港。
（3）第三次产业转型：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举
深圳第三产业转型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是政府主动为之，力图通过调整，在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由工业变为现代服务业，着力推进金融、会展、创意、文化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为此，深圳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2005年，深圳市出台《工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方案提高了企业进入的环保门槛。同年，深圳还出台了《2005——2010年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将文化产业列为第四大支柱产业。2007年1月，深圳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市高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还被认为是深圳向现代服务业进军的动员令。
另一方面，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三资企业”，因生存环境恶化，主动外迁，形成了继1993年之后的又一波外迁潮，已经并将持续影响深圳的经济总量。外资企业外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用地严重短缺，企业的扩张受到影响；二是政策优势弱化，国家调整了加工贸易政策，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并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品退税，并收缩了信贷等等；三是利润空间缩小，人工工资、土地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工业用水、电价上调等等。从外迁的路线看，一部分迁至东莞、惠州，以及省外的湖南、湖北、广西等地；也有一部企业则向越南、孟加拉、印度等生产成本更低、准入制度较为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正是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深圳的第三次产业转型。按深圳市的说法，第三次产业转型，就是要实现五大转变：一是实现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由物质性资源向软资源转变；二是第二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先进制造业转变；三是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四是第三产业由传统服务业向高端服务业转变；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由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变。
目前这次转型仍在继续，但已初见端倪。以福田区为例，近几年福田区在转型中探索出三个模式：即：“工改商模式”、“工改工模式”、“工改文模式”。一是以华强北商业街为代表的“工改商”模式，把华强北从原来以电子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的工商混合区发展的中国电子第一街；二是以上沙创新科技园为代表的“工改工”模式，将16栋“三来一补”的厂房进行整体改造，把原先的低端加工制造园区改造成为科技创新园区，现在这里聚集几十家通信、网络等高科技研发企业，年产值比改造前增长了17.25倍；三是以田面创意产业园为代表的“工改文”模式，把原先的汽车修配、服务生产的工业区改造成为集工业设计、平面设计、空间设计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今，在仅4.3平方公里的福田中央商务区，聚集着75家世界500强企业的124个研发中心、采购中心或分支机构，占深圳市80%的创投机构、65%的证券营业部、94%的基金公司、84%的保险机构，此外，还聚集 了100多家的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总部和区域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