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天津战役双方是怎么部署的 天津战役简介
天津战役为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1月平津战役中，人民 *** 东北野战军对 *** 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遵照中央军委及 *** 平津前线总前委命令，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指挥野战军主力5个纵队22个师和特种兵司令部之炮兵、坦克、工兵等，共34万人夺取天津。同时以1个纵队(2个师)位于军粮城地区监视塘沽，并准备截歼天津突围的 *** 军队。此役，人民 *** 以伤亡2.3万人的代价，取得歼灭 *** 军13万余人与占领天津的胜利，为和平解决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简介
天津战役是平津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放战争中最重要的攻坚战，由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指挥。 *** 中央军委关于平津战役最初的作战计划是，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在把50多万 *** 军队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和塘沽5个孤立点后，先打下塘沽，以阻止 *** 部队海上外逃，迫使平津守敌放下武器，避免平津两大城市遭战火破坏。但是经过侦察发现，塘沽周围不适于构筑工事和展开兵力，平津守敌又企图顽抗，于是中央军委改变原定计划，决定首先攻取天津。天津地形复杂，市内被河流切成若干地区，周围又是沿海洼地，易守难攻，而守敌达13万人，并且绕城构筑了现代化防御工事。根据这种情况，考虑到天津南北长、东西窄的特点，以及市内河流分布情况，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割后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按照这个方针，东北野战军遂以第 l、第2、第 7、第 8、第 9纵队全部和第 12、第 6纵队各一部共22个师 34万人，配属大口径火炮 538门、坦克 30辆、装甲车 16辆，由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指挥，发起攻城作战。从1949年1月3日至12日，用了10天时间，扫清了天津外围的18个据点，完成了攻城的准备工作。曾先后3次要求守敌放下武器，但都遭到拒绝。于是，中国人民 *** 于1月14日上午10时发起总攻，500多门大炮经40分钟火力急袭，在守军防御体系上打开缺口;工兵在护城河上架设浮桥，随后，各步兵纵队由天津最窄的东西两侧发起对攻，仅一个小时即突入市区，与守军展开巷战，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至当日 15时，战斗结束，歼敌13万多人，活捉 *** 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胜利占领天津。整个战役中，除中纺七厂因守敌顽抗而被毁外，全市工厂、学校、街道大都保持完好。
蒋傅军部署
总兵力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军队即于九月三十日在塘沽登陆，进驻天津、北平、唐山、秦皇岛等地区，接着空运国军第九十四军到天津和唐山一带。一九四六年九月，又海运第六十二军到秦皇岛登陆，接替第九十四军在天津和唐山的驻区。一九四七年春美军撤走后，又于八月调第九十二军接替第六十二军在天津的驻区。以上国军的活动，都是在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指挥下进行的。到一九四七年年底，华北“剿总”成立以后，即由“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
一九四八年十月，辽沈战役开始以后，傅作义将驻在天津的第九十二军一部调到葫芦岛，另一部调到唐山，增援锦西国军，其驻地又由第九十四军接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 向平绥线的张家口和新保安进攻，傅作义又将驻天津的九十四军两个师西调平绥线，将第八十六军由秦皇岛调驻天津。当张家口和新保安相继解放，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被歼后，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迫近平津，傅作义又于十二月十日急将第六十二军的两个师从北平、丰台凋到天津。
从此，天津战役前夕守卫天津的国军计有：第八十六军三个师，第六十二军两个师，第九十四军一个师，河北省两个保安师，天津市警备旅一个旅;临时增编的有第六十二军第三一七师和第九十四军第三0五师(人员武器不全)，加上宪兵第四团、汽车兵团、警察等，共约十三万余人。
动机
1948年夏，经过易县、涞水战役的失败后，时任 *** 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鉴于 *** 的野战威力，采取了集结部队于平绥、北宁铁道线区的措施;将张垣、北平、天津作为三个基点，连同平津张铁路线上的重要城镇，预行工事设施，以为依据，实现所谓“灵活机动、集中优势”的“依城决战”方略。
然而9月下旬济南解放，十月初东北完全解放，华北的 *** 军更为孤立暴露。无论华东、中原 *** 的北进或东北 *** 的入关，联合起华北 *** ，都要形成为绝对优势。(当时傅所指挥的连杂编的护路旅、保安团以及后勤部队，不逾五十万。)对此形势再不容排成一线，必须集结一头，策定根本动向。计有三条路线：
(一)傅内部属于察绥系，倾向西去，保察绥基地，但不能带动蒋嫡系中央军，尤其不能和马鸿逵合作，没有后路;
(二)蒋介石以徐(州)海(州)在危急中，想放弃平津，免蹈辽沈复辙，给傅以华东全责，依青岛为后路，以图挽救淮海危局;
(三)美国以司徒雷登通过胡适等人的呼喊，要以军火直接给傅，就须东靠，死踞津、沽海口，扰乱华北。
十月后，蒋介石与傅作义不断讨论，最终傅倾向于“依托美援保持津沽”的向东靠，以观望形势。其认为有能力保住平津，支撑华北(防止东野直驱徐蚌)，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依照此意图，陈长捷在天津构筑的大量工事，进行固守。
战略
天津市的碉堡工事始于日本侵占天津的时期。日军曾在天津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构筑红砖碉堡，有的高及一丈多，有的低及数尺，大大小小总共有几十个，并在碉堡周围架设一层铁丝网。在一九四五年间，美军接替日军，加筑一些铁丝网。国军接替美军后，更积极修筑碉堡工事。一九四六年间，第九十四军在高碉堡驻有部队，又加筑一些鹿砦的障碍物。而后于1947年，进一步完善了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线。此时，天津城防工事长达八十四华里。有一道宽五米、深三米的护城河。内墙顶到河底高达七米，墙内每隔三十米有一座碉堡。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和电网，沿着护城河有大型碉堡三百八十多个，连同市内纵深的碉堡先后完成共约一千多个。环绕天津市护城河放进运河河水和海河潮水，经常水深保持两三米左右。沿着环城碉堡工事线只留了八个门为出入交通，其余都围绕了铁丝网。每个大型碉堡部安装了电话，足够一班兵力的驻用。而且在护城河内墙各大型碉堡之间还构筑散兵坑掩蔽部和交通壕及马路，连贯一起，便于使用汽车运送人员、弹药、粮食的补给。原来天津市周围是广阔平坦的水网地带，可以四通八达的，自从构筑环市碉堡工事线以后，形成了天津城防形势。在战事尚未迫近天津市郊的时期，只有在八个门来往交通，每个门都驻有警察和宪兵，检查行人和车辆，入夜闭门。其余地段筑有铁丝网和护城河，不易通行。
但 *** 方面对解放战争的发展情势判断不足，认为将来主力作战会在天津外围一百里或几十里的地区，天津市为后方而不是前线，以一个师或两个师必要时一个军防守天津就足够了，故而当时环城碉堡工事过于靠近天津市区。1948年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再向天津市商民筹款几十亿元法币，加筑水泥钢筋碉堡几十个，分布在天津市郊的主要地区在战前又仓促修建了一些以红砖墙构成的工事。其将外围防御阵地前1000米以内的树林、房屋清除以利于射击视野，并布了4万颗地雷。同时还在市内各主要马路、胡同巷口等地筑了380多座大碉堡，此外，还将运河水引入护城河，使护城河的水深达3米。国军在天津连年构筑碉堡工事，是企图凭借坚强工事而作顽强抵抗。
部署
十二月十一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在平津交通被切断、北平形成孤立据点的情况下，依据北平、天津和塘沽的现存残余部队，最后对华北地区作出“防守”计划，将天津和塘沽为一个防守区，以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任司令，陈长捷兼任副司令，陈长捷兼任天津警备司令、天津防守司令，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涛和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兼任副司令。
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陈长捷根据傅作义对平、津、塘的整个部署，认为应固守天津，将强城防，又判断敌人主攻方向为天津北面宜兴端口、丁宁沽方向而来，那里没有河流，容易使用大兵团接近。其将天津市分为三个防守区，他并指定西北区以第六十二军担任，由林伟涛指挥;东北区以第八十六军担任，由刘云瀚指挥;南地区以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担任，由陈长捷兼任指挥;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在耀华中学附近。
共军部署
总兵力
东北野战军集中第三十八军(一纵)、第三十九军(二纵)、第四十四军(七纵)、第四十五军(八纵)、第四十六军(九纵)五个陆军军、第四十三军(六纵)第一二八师(十七师)、第四十九军(十二纵)第一四五师(三十四师)共二十二个步兵师及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大部(野炮四个营、十榴四个营、重炮五个营、重迫击炮三个营、高射炮五个连、坦克二十九辆、装甲车三十辆、工兵四个营)约三十四万人组成东西两个突击集团对天津 *** 守军发起总攻。西突击集团由第三十八军(一纵)、第三十九军(二纵)组成，自和平门南北两侧突破，向市区金钢桥、金汤桥及其以南地区(今解放桥以北)挺进;东突击集团由第四十四军(七纵)、第四十五军(八纵)组成，自民族门、民权门突破，也向市区金钢桥、金汤桥、胜利桥(今北安桥)及其以南地区(今解放桥以北)挺进;南集团由第四十六军(九纵)和第四十九军(十二纵)第一四五师(三十四师)组成，在前后尖山、黑牛城、纪家庄和灰堆地段进行辅助攻击。第四十三军(六纵)第一二八师(十七师)为总预备队。
部署
天津战役前，中央军委最初部署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出海口，从而防止傅作义逃跑。但刘亚楼通过观察地图发现先攻塘沽有诸多不利：塘沽以东、以北地形开阔，盐田连绵，冬季不结冰，不能构筑工事，不便大部队运动与迎敌，更不能对敌形成四面包围;敌17兵团司令部及防守司令部均设在军舰上，很容易逃脱……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想法，刘亚楼进行了实地勘查，并听取各纵队的意见，最终决定不打塘沽转而夺取天津。中央军委同意改打天津的决定，并任命刘亚楼担任天津前线司令员。
1949年1月2日， *** 天津前线指挥部根据天津地形特点和敌军布防情况，拟定了天津战役作战方针，即：“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1月6日至8日， *** 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决定首先打下天津，尽早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目标
在天津战役前，东北野战军总部在战役的部署中，东北野战军天津前线指挥部将主要攻击方向定在天津中部。
具体部署是：西线，由一纵、二纵配属特种兵纵队三分之二炮兵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从西向东攻击，由天津西南和平门(小西营门)南北地段突破,即从和平门两侧(在和平门、西营门、胜利门间)，以金汤桥为第一目标，迅速与东集团会合，然后会同南集团，歼灭南半城之敌，尔后视情况向北半城发展。
东线，由七纵、八纵配属特种兵纵队三分之一炮兵，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从东向西攻击，由天津城东之王串场(民权门)、民族门地段，从民权门(在民权门、民族门、中正门间)两侧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第一步到达金汤桥与西集团会合，然后七纵向南半城发展，以八纵向北半城攻击。
‘贰’ 天津以前是河北的省会吗
建国后河北省省会的变迁——
1949 年 7 月 , 华北地区大部解放 , 河北境内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 , 推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及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 , 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河北省建制 , 随后 , 华北人民政府发出了调整行政区划的一五0号通令。通令决定 , 撤销原各根据地性质的区划 , 恢复河北省建制 , 省会驻保定。7月12日、8月1日 , 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相继在保定成立。
从河北省恢复成立到现在，由于种种原因 , 省会经过了数次搬迁，最终长驻于石家庄。
一、1954 年 , 第一次省会迁石计划搁浅
建国伊始 , 新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 ,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 , 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中心。河北省省会驻地何处 , 也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中心工作而展开际酿、讨论的。从 1951年开始 , 河北省委就对省会驻地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讨论。1954 年 1 月 8 日 , 河北省民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请示 认为：河北省自建省以来 , 省会就设于保定市 ,该市虽经几年来的恢复与发展 , 但由于建设工业的条件缺乏 , 将来也很少可能成为工业城市。而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有计划建设时期 , 省的领导重心必须转向城市特别是转向工业城市 。省会设于保定 , 实难适应新的领导任务。我省石家庄市 , 地处平汉、正太两铁路干线的交点 , 工业比较发达 , 也将是全国重要工业城市之 一 , 且为军事要地 , 在国家建设发展中 , 该市势必成为全省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便于领导工业推动全省建设工作 , 特呈请将省会迁往石家庄市。同时提出：省会搬迁 , 势必要新建房舍 , 而石家庄系新兴城市，住房缺乏 , 所以要进行建设。按省级党政机关编制 3800 人（时实有3745人）计, 需建房 115950 平方米 ，投资 1522.55 亿元 ( 旧币 ) 。为不影响国家预算 , 资金可从年税收超额留成中解决 , 并采取逐年建设的方法 ,到 1957 年正式建成 。1954 年 , 经华北局和政务院批准 , 同意搬迁。
为省会搬迁 , 省委、省政府早在1953年就成立了河北省省会迁移筹备委员会 , 开始了前期准备工作。1954年 , 根据石家庄城市规划 , 确定省府建在桥西 , 并进行了部分的建设工作 , 如地基勘测、征地及部分的工程建设。后因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建筑工程部提出不同意见 , 认为车站、仓库、市中心聚在一起 , 形成三位一体的矛盾 , 于防空不利；铁路贯穿市中心 , 人声嘈杂 , 车马拥挤；炼焦厂、化学厂等有害工厂 , 对卫生影响很大等。于是 , 确定变更原计划 , 省府驻地由桥西改为桥东。
从 1953 年开始 , 全国进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5 年 7 月 ,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1953-1957 年 ). 河北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55年9月正式通过 , 此时距五年计划的完成只剩下两年的时间，省会迁石需占用经费、精力等问题，使得此事要重新考虑。1955 年 8 月 , 经省委多次研究 ,为贯彻中央“厉行全面节约 , 反对一切浪费”，集中一切力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精神 , 决定：河北省会暂缓迁石 , 停止迁建工程 , 节约出的资金用于粮棉增长。第一次省会迁移工作无果而终。河北省省会仍驻保定。
二、 1958年，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天津
1949-1958 年2 月，天津市是河北省境内的中央直辖市。但早在1956 年就有将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并以天津为河北省省会的建议 。
1958年2月 , 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 , 将天津划归河北省。4月18 日 , 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根据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决议 , 决定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其时，“大跃进”的狂涛席卷中国大地 , 河北省也不例外。省会搬迁也大打“大跃进”需要的旗号。天津市划归河北省后 , 河北省委就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召开了多次座谈会 , 成立了搬迁委员会 , 作出了搬迁的各项安排 , 指出了省会迁往天津的诸般好处：“（河北省）仅依靠中央调拨和我省现有工业 , 不能解决生产大跃进的需要 , 有天津这样一个大工业城市作为依托大有好处 ,1956 年春合作化后 , 没有省级大城市的依靠是很困难的；农业跃进 , 工业也要跃进 , 合并一处 , 工农业可以更好地同时并举”等等。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市迁往天津市。
三、1966年，因战备再次内迁保定
1966年 ,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 , 并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同时 ,中苏关系恶化 , 战争危险加剧。为此 , 毛主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战略指示。鉴于此 , 河北省委决定将省会出夭津迁回保定。因为天津市地处沿海 , 是国防第一线，一旦打起仗来 , 天津将有可能成为主战场 , 这样不利 于省委、省人委更好地掌握全局 , 指挥作战。迁回保定 , 也有利于更好地面向农村 ,尽快把粮食生产搞上去 , 以便于执行“备荒”的方针。所以 , 省会迁回保定 , 不是消极疏散 , 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积极措施。
1966年1月25日 , 河北省委决定将省委、省人委及所属机关由天津迁回保定市和京汉铁路一线。河北省委认为 , 这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备战措施 , 而且通过搬迁，要更好地解决面向基层 , 面向前线 , 实行精简 , 改进领导 , 促进省级机关进一步实现革命化这个问题。同时 , 通过搬迁 , 使省委、省人委逐步成为亦工亦农的机关 ,从而扎扎实实地领导好三大革命运动。这次制定的省会搬迁的原则是：大分散 , 小集中 , 省委的几个部 ,省人委的几个委 ( 办 ), 省军区搬保定市；部分厅局搬保定周围各县；部分厅局搬到所属的基层事业单位。搬迁时间从4月份开始。搬迁顺序： 省委、 省人委、省军区等领导机关先搬 , 其他单位根据实际陆续搬迁。同时 , 保定市的地直、市直的许多单位 , 也相继迁移到了农村 , 并先在新城、定兴、定县搞了三个试点。
1966年5月1日 , 省委、省人委及省直各机关等先后搬回保定。
四、1968年，河北省省会正式迁驻石家庄
河北省省会迁往保定市后不久 , 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 月 , 省人委被非法夺权 ,河北省地方政权进人了无政府状态。1968 年 1 月 , 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会议认为 ,“石家庄市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 , 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议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市迁至石家庄市。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委会。2月3日 , 河北省革委会在石家庄成 立 , 石家庄遂成为河北省新省会。实际上，省会迁石应该还有客观的因素： 一、省会刚从天津回迁保定才一两年 , 工作等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容易继续搬迁；二、到 1967年底 , 包括地、市委的保定两派矛盾激化 , 冲突四起 , 社会环境极其混乱 , 也严重影响了作为省会领导全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因此 , 才有了迁石之举。
省会迁石后 , 到1970 年后半年 , 河北省革委会又有迁回保定的动议。9月29日 , 毛泽东主席到南方视察路过石家庄 , 找省革委负责人李雪峰等谈话 , 问及河北省会设在石家庄好 , 还是设在保定或天津好 ? 李出于战备考虑 , 回答说石家庄离太行山近，太行山很深 , 认为还是在石家庄好。到 1971 年 1 月 , 当时的省革委会领导人刘子厚等向中共中央请示 , 认为何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为好。但这个问题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时 , 周恩来总理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于是，刘子厚在 3月24日的河北省批陈（陈伯达 ）整风会议上传达了河北省省会不再搬迁的决定。从此， 河北省省会便一直设在石家庄，直到今天。
‘叁’ 天津近代工业发展
天津近代工业，始于洋务运动中清朝政府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此后，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在海河北岸建设河北新区聚集了大量的近代工业企业。包括周学熙等实业家在天津创办了一批“官督商办”性质的大型产业。到20世纪初期，中国民间产业开始蓬勃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永利碱厂，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永利碱厂生产的纯碱获得了金奖和证书，证书中称其为“发展中华民国主要化学工业的象征”。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天津租界的建设促使天津在近代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以及中国第二大工业和金融商贸城市。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和日占时期等四个阶段。由于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繁荣，天津市在三岔河口修建了天津近代工业博物馆。x0dx0ax0dx0a萌芽期x0dx0a天津近代工业的萌芽期是开端口后的洋务运动时期。从1866年开始，受洋务运动影响，清政府在天津及周边地区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军工产业。为应付对外通商事务，清政府又于天津设置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天津成为李鸿章北洋基地的核心地区，这一时期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初期。x0dx0a洋务派创办的军工业x0dx0a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开始兴办近代以军工产业为代表的官办产业。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城东18里贾家沽道附近觅得土地22顷，在周围挖壕沟，建造长1500余丈的围墙，建成天津机器局东局，是天津机器局火药厂，俗称为“东局子”，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早、最大的军工产业。该局为北方诸省提供军需的枪支、弹药，在北洋水师建成后，又负责提供北洋舰队所需的军需物资。在崇厚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主持天津机器制造局，使其迅速发展成为机器制造、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基本化学、船舶修造等规模可观的大型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的东局子被称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机器局之一。x0dx0a清政府为加强海防，又于1880年由李鸿章在天津创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大沽船坞是近代中国北方第一座船坞，与旅顺军港、威海卫刘公岛并称北洋水师的三大基地，用于修理北洋水师的军舰，1890年始造军火。x0dx0a“官督商办”产业的创办x0dx0a为配合近代军工产业的发展，清政府在天津修建了最早的电报线和中国第一条自主型标准轨铁路，并创办开平铁路公司和开平矿务局，开平矿务局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大型煤矿，以保证军工产业所需要的能源物资。1878年由李鸿章委派买办唐廷枢创办开平矿务局，起初原拟官办，后因清政府财政支绌，才改为官督商办。1879年，以直隶总督府为起点，经天津机器局东局子及紫竹林租界和招商局，至大沽炮台及北塘兵营之间架设电线之间的电报线，是中国最早的电报线。此后又铺设了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后在天津设电报总局，下设电报东局、电报北局、电报南局三个分局。天津电报局虽是“官督商办”，但凡洋务、军务电报，均为“头等官报”，发报顺序又定为“先官后商”。x0dx0a而始建于1880年的唐胥铁路，后经李鸿章建议，延长至大沽及天津，主要用于开平煤炭的运输和北洋海防调兵运输军火。1887年李鸿章将开平铁路公司更名为中国天津铁路公司（又称津沽铁路公司）。津唐铁路建成后，李鸿章考虑到北洋防务，以天津为中心，修筑了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除上述为军工产业服务的“官督商办”近代产业，为方便南北贸易往来李鸿章早在1872年就创办了轮船招商局，总局在上海，设津局位于天津的紫竹林南。x0dx0a早期的外资企业x0dx0a外资在天津最早经营的近代企业是1874年英国的大沽驳船公司，但比李鸿章筹办的轮船招商局要稍迟一些。外国资本是在1871年才获准在天津经营驳船运输业务，须经清政府规定试办年限。1874年5月，英商集资兴办的大沽驳船公司成立了，资本为33000美元。1889年9月大沽驳船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50万两。”至1900年天津共19家外资企业，英、德两国占16家。在19家外资企业中，以对外贸易的企业为主，其中打包厂有11家。此外，其他早期的外国资本多为小型民用工业。x0dx0a民间资本产业的创办x0dx0a天津的民间资本产业较外资产业还晚，1878年由朱其昂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在1900年以前，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每年获利六七千两，此后又有民间资本添没三四家，每家每年仍可得利六七千两，足见销路日旺。这些在19世纪90年代新设的机器磨坊，缺乏具体的历史记载，目前可以明确考证的有大来生机器磨坊、天利和机器磨坊和南门外瑞和成机器磨坊3家。x0dx0a1884年，广东商人罗三佑创办的德泰机器厂是天津第一家民间资本创建的铁工厂。机器制造产业方面，天津还有1886年天津英租界内开办的万顺铁厂。此外，德泰机器厂、万顺铁厂都设在毗邻租界的海大道(今大沽路)一带。20世纪初，这里又设有炽昌铁工厂等。因此与当时天津租界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海大道一带是天津早期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的发源地。天津早期民间资本创建的机器加工产业，还有三条石大街1897年建成的金聚成铁厂。其他的产业则如1886年成立的天津自来水公司、1897年创办的北洋织绒厂、1898年创办的北洋硝皮厂，都是当时的着名买办吴懋鼎在天津投资兴办的，也是当时天津乃至北方同类行业中最早的。x0dx0a天津近代工业初始期重要产业有三十余家，十九家为外资企业。其余十七家家民族工业中，六家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产业，这六家产业多与军事相关，即使为官督商办性质，也多为官僚所控制。民间资本产业投资较晚，规模较小，类型也并不多。天津早期的近代工业主要以军工产业为主、规模较大，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具有开创性价值。如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火药厂——天津机器局东局；中国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第一条自主型标准轨铁路、第一条电报线——“北塘—大沽—天津”军用电报线；中国北方第一座船坞等都与天津息息相关。x0dx0ax0dx0a发展时期x0dx0a主条目：河北新区x0dx0a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期是从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至中华民国成立初年。1902年前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凯在天津大力推行“新政”，至中华民国成立前后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期，突出表现在河北新区的建设、近代工业教育的繁荣以及民间资本产业的发展。x0dx0a“官督商办”产业的发展x0dx0a20世纪初袁世凯在天津推行的“新政”为天津近代工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1902年，周学熙受袁世凯之托创办北洋银元局，取得成功后又于1906年创建了北洋劝业铁工厂等重要的官督商办产业，河北新区一度成为重要的工业区。同时，河北新区还创办了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考工厂、实习工场等教育机构，成为重要的工业教育基地。x0dx0a周学熙又于1906年接手唐山因产品质量差而倒闭启新洋灰公司，该公司前身为1889年唐廷枢创办的唐山细棉土厂，是李鸿章委派招募民间资金创办的。周学熙接手后引进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水泥生产设备——丹麦史密斯公司的干法水泥回转窑，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创了中国水泥工业的先河。x0dx0a军工业的转型x0dx0a主条目：大沽船坞x0dx0a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天津大型的官办军工产业受到侵略军的严重破坏。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局子被八国联军占领，后被用作法国兵营，天津机器制造局的西局子海光寺机器局则被完全破坏。在1901年被日军占领，西局子的旧址被作为日本兵营之用。北洋水师大沽船坞于1900至1902年被俄国占领达两年之久。1906年，大沽船坞作为北洋劝业铁工厂大沽分厂投入生产，并将原大沽船坞的炮厂划为宪兵学堂之用，大沽船坞此时已成为官助商办的产业。x0dx0a商办产业发展x0dx0a“新政”时期天津的民间资本得到了发展，河北新区的建设，天津造币总厂、直隶工艺总局、北洋劝业铁工厂等相继建成，加上天津的机器工业本身具备一定的基础，三条石大街一代逐渐发展成机器制造工业的中心。同时，工业区的范围由河北新区沿三条石大街向天津旧城西部蔓延。从1902至1911年，天津出现过的工业企业总计为139家，涉及矿业、水泥、机器制造、纺织、化工、食品等行业，其中纺织行业居首41家，化工行业（含火柴、皮革、化妆品、榨油）居次31家，食品加工行业（含烟草）居三20家，天津的支柱产业结构初步形成。着名产业如大红桥附近的天津造胰公司建于1905年，纪钜汾1908年创办卷烟公司。这一时期的稳步发展为辛亥革命后民间资本工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x0dx0ax0dx0a兴盛时期x0dx0a民国初至日军侵占这段时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兴盛期，这段时期主要表现在商办产业的兴盛。面粉、火柴、纺织、化学、制革等类型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天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工业中心，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x0dx0a纺织业x0dx0a自“北洋新政”期间起，周学熙作为北洋实业的奠基人，创办了直隶工艺总局，并倡导“大兴工艺”并大力开办工厂和工业教育。1904年，实习工场下设织机、染色、提花等科目，开始了机器织布工业。此后，天津及周边地区兴办了数十家机器织布工厂。1915年由周学熙创办的天津第一家机器纺纱厂直隶模范纺纱厂建成，1916年章瑞廷创办恒源帆布有限公司，后与直隶模范纺纱厂合并，改名为恒源纱厂。1916年，周学熙退出北洋政府后，致力于实业，创办新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18年建成天津华新纱厂，又在青岛、唐山、卫辉三地设分厂。1918年至1922年间，裕元、裕大、北洋、宝成等纱厂相继建成。六大纱厂初具规模。此外，天津市区还有单织厂87家。至此，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近代棉纺织业的中心。1931年仁立毛织厂在津建成，1934年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厂投产，天津近代毛纺织工业自此开始形成。仁立、东亚是天津驰名的两大毛纺厂。东亚毛呢纺织公司的取“抵制洋货”谐音的“抵羊牌”毛线成为中国第一个国产毛线着名品牌，也是当时实业救国的代表。x0dx0a粮油加工x0dx0a1878年，天津已经出现使用机器磨面的磨房。1915年，中日合资在天津意租界内创办寿星面粉公司，产品旺销。直到1919年，“抵制日货”活动兴起，该公司因有日资介入遭抵制而停产。1925年，该公司重组，更名为寿丰面粉公司，后逐渐发展成华北规模较大的面粉企业，下设三个分厂。大丰面粉公司建于1921年，为二分厂，民丰面粉公司建于1923年为三分厂。其他较为着名的面粉企业还有福星面粉公司，建于1919年，生产“蝙蝠牌”面粉，嘉瑞面粉公司建于1924年，生产“牧牛牌”面粉。x0dx0a海洋化工x0dx0a主条目：天津碱厂、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x0dx0a天津地区古代就有盐业，属“长芦盐”。但传统的食盐制作粗糙、质量较差，精盐制作已成必然趋势。1914年在北洋政府的允可下，在盐务专家景韬白的支持下，集资在塘沽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得到了众多社会名流的大力支持，发起及赞助人有梁启超、范源濂、李思浩、王家襄、景学钤、胡浚泰、刘揆一等。x0dx0a范旭东从日本采购机器，购地建厂。起初购盐为原料，后自置盐田，作为原料。使用重结晶法工艺生产出精盐，产品商标为五角形的海王星。纯碱和硫酸的生产水平是20世纪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指标之一。范旭东另一贡献就是创建了永利碱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进口碱的数量急剧下降，中国人民只能食用“土碱”，并且许多以纯碱为原料的工厂也被迫停工。范旭东等人决定采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苏尔维制碱技术生产纯碱，1917年着手创办永利制碱公司，于1923年完成碱厂基本建设，于1926年6月29日生产出雪白的纯碱，定名“红三角牌”。精盐和纯碱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填补了中国化学工业的空白。同时，“红三角牌”纯碱使中国生产的化工产品的首次出口海外。早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永利碱厂生产的纯碱获得了金奖和证书，证书中称永利碱厂为“发展中华民国主要化学工业之象征”。x0dx0a制革工业x0dx0a1898年吴懋鼎在天津创办北洋硝皮厂后各地纷纷设厂，到民国9年农商部统计全国有新式制革厂3l家。1931年统计天津有新式制革厂11家，以裕津为最大，华北、鸿记为次之。裕津厂虽为中日合资产业，但厂内主要权力归日本人，产量占天津皮产量半数以上，主要产品有花旗、法兰、箱皮、马具皮等。华北厂在天津是华商经营的最大皮革厂，初期以马皮为主，年产约2万张，后来专心研制花旗，法兰两种皮革。鸿记厂建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有花旗、法兰、鹿皮3种产品，是天津的名牌产品。利生厂是中国第一家皮革制球工厂，该厂从制革开始，自己缝制篮球、足球等皮制球类产品，后逐步增设木工部、制革部、制弦部、营业部，是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天津制皮作坊约有三、四十家，主要集中在西南城角、太平庄、南开大街、南大道、华家场一带。x0dx0a机器加工业x0dx0a清末机器加工业就开始萌芽的三条石地区经过“新政”时期的发展，到1914年这一地区有铁业作坊、工厂17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到1937年前，三条石地区从事铸铁和机器制造的工厂已达300家左右，成为当时有名的“铁厂街”。三条石地区鼎盛时期较为着名企业的有1918年建成的郭天祥机器厂，在当时已经注册了商标；以及1926年建成的福聚兴机械厂。x0dx0a其他工业x0dx0a主条目：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国电灯房x0dx0a天津近代民族资本产业在兴盛期除了纺织业、粮油加工、机器加工、海洋化工等的大型规模产业外，还有很多类型和着名产业品牌。如天津丹华火柴公司，是1917年华昌公司与北平丹凤火柴厂合并形立的，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火柴厂。丹华火柴公司与同时期的天津北洋、中华、荣兴等三家较大的火柴公司共同占领了国内各地主要市场。1921年周学熙创办的耀华玻璃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玻璃企业，董事会和总事务所设在天津，由中方出股本，由比利时方出专利权，工厂设在秦皇岛。1929年，陈调甫等人创办天津永明油漆厂，首先制成酚醛清漆“永明漆”；1931年以后，经研发陆续生产醛酸纤维素漆、硝基纤维素漆；1948年又研制成功醇酸树脂漆，即可刷、可喷、可烘的“三宝漆”。天津油漆工业长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仅1912至1928年，天津民营资本厂家就有2471家，总资本额约8242.7万元，涉及66个行业。其中，纺织1407家，总资本额为2687万元，占当时天津民族工业资本额的30%，无论是厂家数，还是资本额均居首位；化工企业有280余家，资本总额1100余万元；食品工业130余家，资本总额855万元。从1900至1937年间外资企业在天津也得到发展。1901至1928年，外商在天津设厂约90家，资本总额约3000万元。1928至1937年，共有11个国家在天津投资建厂217家。其中较为着名的外资企业有1904年建成的比利时的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法国电灯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x0dx0ax0dx0a抗日战争时期x0dx0a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及华北后，成立专门统筹华北地区内城市建设事务的华北建设总署，多次制订“华北开发计划”并强调资源的开发与交通运输事业建设两大原则。而天津在计划中被规划成向日本本国输送物资的交通枢纽。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华战略为适应战争需要发生了改变，天津除了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之外，也成为华北进行长期工业建设的城市之一。为此，日本先后在天津制订了《天津都市计划大纲》、《塘沽都市计划大纲》和《大天津都市计划》等规划。1939年华北建设总署都市局向天津特别市公署下达的《天津市都市计划大纲》，其方针是使天津成为华北贸易大港、商业都市和工业基地。x0dx0a在天津沦陷后，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启新洋灰公司等一大批工业企业被日本侵华军队占领。永利碱厂、久大精盐拒绝与侵华日军合作，永利公司总部被迫由天津暂迁香港，工厂便带领技职人员和工人技术骨干撤往四川。北洋水师大沽船坞被日军占领后，变成“军事劳工监狱”。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先后成立了塘沽运输公司、天津船舶运输会社等机构，其造船部在大沽有东、西两厂。东厂系新建，西厂即是大沽造船所，为军管工厂委托经营。天津六大纱厂先后被官僚资本和日资所兼并。恒源纱厂和北洋纱厂分别于1925年和1936年被官僚资本的诚孚信托公司接管。裕大纱厂和宝成纱厂先后于1933年和1935年被转卖给日资东洋拓殖会社和伊藤忠商事会社合组之大福公司。裕元纱厂和华新纱厂也于1936年被拍卖给日资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分别改为公大六厂和公大七厂。此外，日资在天津又新建成裕丰、上海、双喜、大康等4家纱厂。x0dx0a在抗日战争时期天津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为提供军事侵略所需物资，日本因此在天津建设了部分与军事相关的企业，如日商华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日商中山钢业所等6家钢铁企业。在此期间，日本设立的重要企业还有北支自动车株式会社、日商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厂等。侵华日军占领时期，天津机器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业结构，提高了技术构成。直到战争结束日本投降时，天津已有300余家机械厂。x0dx0a日后，这些工厂以及下属的研究机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日商中山钢业所解放后更名天津钢厂，日商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厂更名为天津化工厂，日商华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为今天的动力机车厂。原日本在华的纺织企业被接收后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永利制碱公司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日后，将社中一切财产和所有工作人员并归中国科学院，成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x0dx0a